教会背景及发展史
wed jul 20 21:06:22 cst 2016
本文纯属虚构。
部分内容取材于《圣经》和基督教背景及其发展史，教会名称、人物、战争等名字可能会有雷同，与真实史实有所出入，但绝非是扭曲历史、诋毁教会。
基督教产生、背景及其发展
公元四世纪，古罗马诞生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在他的庇护下，基督教由屡受迫害的异教变成了正统国教。当徒手的耶稣战胜了持剑的恺撒之后，基督教逐渐征服了西方人的精神，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
一、驯化野蛮人的基督教
从人性进化的角度讲，特别是在精神及其伦理层面上，基督教在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之外，提供了统一的持久的超验信仰，对天堂的期待安抚着地上的苦难，信徒的良知反抗着世俗权力的蛮横，并通过圣徒的殉道和忏悔为人们提供道德典范（比如，耶稣殉难之后，又有圣彼得和圣保罗的殉教，圣・奥古斯丁的忏悔）。
这信仰，这典范，提升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也作为在道德上凝聚社会的纽带连接起世世代代的伦理传承。由基督教和古希腊形而上学的结合而形成的超验伦理，在西方文明中具有超越世俗功利的绝对价值，并逐渐演变为普遍有效的公德标准。
来自上天的超自然的恩惠和制裁，许给为善者入天堂的万世至福，降给作恶者下地狱的永生惩罚，又通过忏悔的途径给人以赎罪和自新的机会。上帝之子耶稣用甘愿上十字架的代价，背负起人的“原罪”，以绝对的非暴力对抗暴力，以绝对的爱与宽恕降恩于所有罪人。
生而有罪的人类，唯有终生向上帝祈祷和忏悔，在行为上不断行善积德，才能在无限的赎罪之路上接近天国。正是这种恩罚并重、忏悔赎罪和良知反抗的超验伦理，逐渐把凶悍的野蛮人和贪婪的惟利是图之徒，驯化为平和、节制和反省的文明人，也就是把本能人提升为具有信仰的理性人。
从历史进程的角度讲，基督教兴盛于大一统的罗马帝国开始走向衰败之时。
北方蛮族的入侵、内部的暴虐统治、腐败奢侈、权争阴谋和底层反抗，已经失去道德方向的罗马帝国，强大的武力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幸运的在于，罗马帝国在武力上败给了蛮族，基督教却在精神上驯服了野蛮人，使之逐渐变成文明人。
古罗马帝国的统一传统与北方蛮族的分离势力发生武力冲突，在世俗意义上，促成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和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但在属灵意义上，教权之下的信仰及教会的统一，等于在另类意义上延续着昔日的罗马帝国统一。
正如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领袖温斯顿・邱吉尔所言：“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获胜的野蛮人也同样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虽然他们并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克制自己的邪欲，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教义和神灵的启示。一条联接着欧洲各个民族。一个世界性机构遍布所有国家，它无比强大，而且是罗马时代幸存下来的惟一成为系统的机构。这一机构的首脑是罗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职的形式，恢复了罗马皇帝已经丧失的权威。”
正是凭借着圣徒的榜样激励、教会的超然权威、教义的普世正义、教士之布道安慰、仪式之**魅力、信徒之坚定虔诚……才培育出互助、慈善、克制、苦行等社会公德。僧侣们的开荒拓土，教堂和修道院对弱势者的庇护、对穷人的赈济、收养鲧寡孤独、安顿迷途旅客，教会医院救死扶伤，特别是救助那些被遗弃的罪犯和传染病人……等等，宗教场所不仅成为施善育德和救死扶伤之地，也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源泉，交战双方不得进入宗教场所，已经成为世界通则。
二、改变社会结构的基督教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发展具有三大功能。
1，教会成为凝聚社会大家庭的组织纽带和自治权威，也成为秩序与和平之源。
不仅是罗马教廷提供了西方属灵世界的统一权威，而且各地方教会也成为社区自治的组织核心。这种以教会为组织核心而形成的秩序，对结束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来说，具有着远比世俗政府更强大的功能。怪不得有人戏称：“梵蒂冈的世界性权威就是宗教领域的‘联合国总部’。”但与现在的联合国相比，梵蒂冈的统一权威具有悠久的传统，而联合国的权威仅仅是二战后的产物，所以，梵蒂冈对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的权威之有效，远非纽约联合国总部对各成员国的权威所能比拟。梵蒂冈训令对全世界的教徒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而联合国决议却难以真正约束各主权国家的行为。
2，基督教信仰，逐渐凝聚起整个西方教徒的信仰共识，从而形成了相对于世俗权力及其利益的超验良知，随着教会的普及和日渐扩张，这种独立于世俗王权之外的道德的或精神的普遍共识，逐渐变成了高度组织化的宗教权威，在世俗政权本身无法形成对最高权力的内部制度化制约的情况下，基督教作为社会性的精神权威，发挥着从外部制约世俗王权的作用。
由此，基督教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整体结构，即在世俗政府的权威之外，造就了另一个独立的属灵权威，构成了两种权威、两套法律、两种责任的并存。神权的确立及其教会财产的合法化，在使西方人的宗教信仰由多神教变成一神教的同时，也使古希腊遗留下来的一元社会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西方社会的权力结构逐渐由一元变成二元，神权与王权、教会与政府、僧侣与俗人、宗教法与世俗法……的并存，构成了古罗马社会结构的二元化：一是僧俗并存并日趋走向政教分离，二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并存。正是在两种不相上下的社会力量及其制度的相互对抗中，西方社会才能逐渐形成两种统治力量相互制约的权威均衡，为西方制度向自由宪政的演变提供了成熟的社会条件。
3，为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提供超验基础。
在基督教成为古罗马的国教之后，不仅教会法在技术上为世俗法提供了可资效仿的对象，而且对来自超验正义的教会法为法治秩序的超验基础，于是，西方人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法治思想：法律如若要形成稳定的普遍的规则，首先，法律来上帝的意志，乃善法而非恶法，《摩西五经》是法律的原型；而法律如果仅仅来自恺撒，就很容易变成主要服务于统治者意志的恶法。
其次，法律只有被信仰，才会被尊重、被自愿服从，整个社会才能具有以遵纪守法为荣的公共意愿。否则的话，法律要么变成“恶法”，只服务于统治者的意志；要么形同虚设、被法律之外的潜规则代替。
三、培育西方人文精神的基督教
从人文精神的特质和文化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为西方文化提供了精神、制度和物质的伟大贡献。
1，基督教的教义及其神学思想，对西方的人文学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教义提供普世道义，拉丁文提供统一文字，自耶稣殉难以来的西方，没有基督教背景的一流精神产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神学、哲学、文学，还是绘画、音乐、建筑，只要是人文和艺术的创造，无一不打上鲜明的基督教印迹。
不要说神权时代的人文精神被基督教信仰所左右，即便是在理性化世俗化的近、现代西方，基督精神也为人文创造提供深层的滋养，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非理性主义运动之中诞生的文化巨人们，尽管以复兴古希腊的理性精神来对抗神权主宰的中世纪，但是从但丁的《神曲》到意大利三杰的绘画，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歌德的《浮士德》再到贝多芬等人的交响曲，从康德的绝对律令到尼采的超人，人们都能看到基督受难的形象和听到天国的钟声。可以说，基督教已经渗入了西方文化的血肉之中。特别是那种指向绝对价值的超越精神，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最醒目的标志。
2，基督教教会和神职人员在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方面贡献卓著，不仅是与基督教传承直接相关的古典遗产，还有大量异教和异端的文献资料。
经院神学家对古典哲学做出的独特性解释，对古典精神的传承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教会开办的神学院为西方高等教育体制奠基，是西方的近、现代的大学及其研究制度的母体。教会、修道院和神学院训练出大量的教师、学者、法官、外交官和内阁大臣。
教会的慈善事业也包括资助艺术创作，西方的音乐、绘画和建筑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没有教会所提供的精神资源和物质支持，也是难以想象的。
近、现代以来，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和优越的制度，基督教的信仰征服已经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扩展，而且一直持续到当代世界。基督教及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先后造就了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二战后的美利坚新帝国，并由武力的征服和占领的殖民扩张演变为资本的扩张和福音的扩张（道义扩张），基督教为西方文明的扩张意识注入了“传播上帝福音”的道义动力，其世俗化进程表现为经济上的自由市场的全球化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的全球化。在“资本”为了利润而进行的无远弗界的扩张中，虔诚而富于献身精神的传教士，也不惜历尽千难万险地传播福音，甚至于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西方传教士的足迹。
进入20世纪之后，人类历史富于戏剧性的发展证明：自发形成于特定地区的基督教、市场经济和自由宪政，之所以具有难以抗拒的扩张性，就在于它们具有其他文明所缺乏的与人性的内在契合性――善待人性、确立人的尊严、鼓励自由竞争、确保和平秩序和激发人的首创精神。所以，西方文明逐渐显露出其普世性品质，被越来越多的其他地区和其他文明所接受，甚至演变成难以抗拒的历史大势，顺治者昌而逆之者亡。
然而，基督教对西方的伟大贡献并不能掩饰其制造的灾难。在基督教主宰西方精神的漫长历史上，教会犯下的最大罪恶便是迫害异教和异端。这样的迫害史，从公元4世纪初一直延续到20世纪后期。
四、初为国教时期的迫害异端
非常讽刺的是，基督教由异教变成正统之后，也变成了制造并迫害其他异端的信仰独裁者。从此，作为国教的基督教忘记了自己作为异教徒被迫害的伤疤，开始了在权力的支撑下的漫长的迫害异教徒的过程。君士坦丁大帝在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之后，就开始迫害其他宗教信仰和基督教内部的异端。他就针对异教颁布严格的禁令：禁止在新首都敬拜任何偶像，禁止任何异教的集会并焚毁其会堂。
四世纪的最后20年，狂热的基督徒在罗马各城市里不断地制造骚乱，摧毁异教的古老神庙，清除所有偶像和异教徒，禁止异教的祭祀和仪式。异教派别主要源自古希腊的精神遗产，如，新柏拉图派、斯多葛派、犬儒派和密斯拉教派，其中尤以新柏拉图派和斯多葛派的影响最大，并通过圣・奥古斯丁的神学而融入基督教之中。
虽然，在基督教的扩张中，由于战功赫赫并喜欢希腊哲学的朱利安皇帝信奉异教，导致了基督教正统地位的暂时动摇，但这位皇帝被一个基督徒刺死之后，无数基督徒公开庆祝这位异教皇帝死去，基督教也随之再次控制了政府，大规模的迫害异教运动再次展开。
4世纪末期，罗马城中还矗立着700多座异教庙宇，但是，从公元380年开始，在信奉“尼西亚信条”的正统派格雷先皇帝的大迫害下，异教遭到了严重摧毁，驱赶异教的神职人员、拆毁异教的庙宇和僧院并没收其土地。最过分的是，罗马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奥古斯都（屋大维）建立在元老院中的胜利女神像，也作为异教象征物而被拆除。要知道，这座雕像建于公元前29年，至此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曾经有十二代元老在此像前宣誓效忠帝国及其皇帝。
公元393年，意大利的异教徒们冒险发动革命，这也是他们反抗宗教迫害的最后一次努力，但以失败告终。394年，东罗马帝国的皇帝西奥多西一世率军进入罗马城，强迫元老院下令废止所有异教信仰。及至5世纪中叶，罗马城市中的异教徒已经所剩无几，但基督徒却越来越多，遍及整个帝国。
同时，基督教从被立为罗马国教之日起，基督教内部的派别之争就从未停止过，正统对异端的迫害也从未中止过。
君士坦丁大帝在尼西亚公会议上确立了“三位一体”的正统之后，也开始对基督教内的异端进行迫害，他下令：凡是不符合正统教条的主张全是异端，异端的书籍一经发现必须焚毁，私藏者将被处死。而且，基督教内部的派别之争，还演变为血腥的暴乱。从325年的尼西亚公会议开始，正统的三位一体教义与不承认三位一体的阿莱亚斯派之间的争论一直持续。君士坦丁死后，在亚历山大城和君士坦丁堡等城市，两派之间的暴力冲突持续了长达一年时间，双方共有3000多基督徒丧生。
之后，基督教教会的最为重要、也最为繁琐的任务之一，便是尽力阻止异端邪说的繁衍，迫害异端也就成为贯穿于正统基督教史的组成部分。
罗马教廷决不会容忍对正统教义的任何挑战，极端敌视基信仰上的个人主义的宗教自由。在教廷眼中，异端教派的罪恶是双重的：既分裂教会的同一性，也有分裂国家的潜在危险。特别是在政教合一的统治时期，由国家支持的正统教派就特别反对由民族主义支持的异端教派。确实，在很多情况下，异端思想来自某一试图脱离帝国统治的“叛乱地区”，异端思想是叛乱者们的道义旗帜。
比如，否定基督的人神二性的“基督一性说教派”，就极力鼓动叙利亚和埃及脱离君士坦丁堡；“道纳杜斯派”（由迦太基主教道纳杜斯创立）鼓动非洲脱离罗马；在罗马受到压制的阿莱亚斯派却在蛮族中赢得了众多信徒。
公元4－5世纪，由于蛮族入侵，异端教派也纷纷出现，决不下于几十派，举其大者就有：阿莱亚斯派、犹诺米乌斯派、马其顿派、萨伯流派、诺瓦千派、普里西连派、还有最著名的摩尼教。
各教派反对正统教派的斗争，其深层动力是争取地方教会独立于罗马教会的自治权力。所以，所有这些教派都遭遇过数位罗马皇帝的残酷镇压，特别是对摩尼教的镇压最为凶狠。公元385年，一位西班牙主教被指控为摩尼教徒，并与数位同伴一起被烧死。对其他异端派别，他们的领袖大都被逐出教堂，信徒被没收财产。然而，由于西罗马帝国的日渐衰落，罗马教会也无力控制各地的、特别是东方的教会，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也使基督教陷于了事实上的分裂状态。受迫害的异端派对正统派的怨恨之深，甚至达到了有你无我的程度，以至于，当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纪征服埃及和近东之时，这些地区的一半以上的人将入侵者视为解放者，期望阿拉伯人让他们在宗教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得以摆脱拜占庭的残酷统治。
基督教的正统地位，开始改变西方人的时空观念，时间和空间同时被基督教化了。在时间上，主耶稣一生中的核心事件――圣诞节、复活节和星期日（主日）――成为记年的标志。比如，长期以来关于基督诞生日的争论，在公元354年也有了最终的结论，包括罗马教会在内的西方教会，一致把基督诞辰确定为12月25日，也就是现在通行于全世界的“圣诞节”。
在空间上，以纪念基督教的殉道者为核心的建筑矗立起来，指向天国的高耸尖顶与世俗的皇宫和民宅的低矮形成鲜明的对比。以殉道者的名字命名的大教堂逐渐占据了西方各大城市的中心，遍布城乡各地的教堂也自然成为社区生活的中心。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拜占庭（“新罗马”）就是基督之城的最好象征。
在时间和空间的基督教化的背后，是西方的社会秩序的基督教化。这一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君士坦丁时代到公元6世纪末，大致经历了近300年时间。这是作为国教的基督教向所有异教宣战的时代，也是皇权对基督教具有支配权的时期。在清除异教影响的过程中，核心的问题是身份甄别：“什么样的人才算基督徒？”圣・奥古斯丁等教父的神学，不仅对此做了系统的回答，而且对各异端派进行了系统的驳斥。
公元533年公布的《查士丁尼法典》，也把信奉“三位一体”作为基督教正统，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罗马教会的领导地位：所有基督教团体皆要服从罗马教会的权威，为各大都会的各主教、各修道院院长以及其他神职人员都要服从教皇，为神职人权的行为立下规矩，禁止神职人员赌博、看戏和看竞技等。
当然，异端派也必然成为该法典的禁止对象：首先是财产上的惩罚，比如，道纳杜斯派、一性论者和其他反国教派别，统统没收其财产，判处其无买卖能力，没有继承权和遗赠权，更无资格向正统基督徒借债。其次是参与公共事务的限制，异端派不得集会，不准担任公职。最后是肉体灭绝，特别是对摩尼教徒和再次信奉异端者，统统处死。
由于正统基督教对各异端的迫害，必须借助于皇权的支持，所以，教会也就自然听命于皇权。《查士丁尼法典》规定了皇帝对教会的统治权。就这样，基督教正统教父们的神学与基督教皇帝制定的《查士丁尼法典》相结合，奠定了以基督教为道义正当性的法治秩序。
第二阶段开始于6世纪末的“大格利高里时代”，结束于11世纪，经历了大约400年的时间。
这是拜占庭东方被***化的时代，也是西方逐渐皈依基督教的时代，即已经普及之后的基督教建立自身的标准和秩序的时期，核心问题是如何提升基督教的地位和品质：“具有怎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举止才算一个好基督徒？”这是一个秩序建立和完善的阶段。
在此阶段，殉道先知的行迹和著名教父的教诲不再具有主宰作用，教会制度和主教布道成为建立秩序的主角，他们制定了一套基督徒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也制定了辨别何为“异教徒”的标准，有权威裁定基督徒生活中的是非善恶、高尚和低俗，逐渐形成了有别于世俗国家秩序的属灵王国秩序。
这种秩序，其内在权威是靠罗马教廷及其颁布的一系列通谕建立起来的，进而形成了教会法和宗教法庭；其外在权威是靠对异端的文攻武吓及其迫害建立起来的，所以才有中世纪的几次十字军东征和大规模迫害异端运动。
本文纯属虚构。
部分内容取材于《圣经》和基督教背景及其发展史，教会名称、人物、战争等名字可能会有雷同，与真实史实有所出入，但绝非是扭曲历史、诋毁教会。
基督教产生、背景及其发展
公元四世纪，古罗马诞生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在他的庇护下，基督教由屡受迫害的异教变成了正统国教。当徒手的耶稣战胜了持剑的恺撒之后，基督教逐渐征服了西方人的精神，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
一、驯化野蛮人的基督教
从人性进化的角度讲，特别是在精神及其伦理层面上，基督教在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之外，提供了统一的持久的超验信仰，对天堂的期待安抚着地上的苦难，信徒的良知反抗着世俗权力的蛮横，并通过圣徒的殉道和忏悔为人们提供道德典范（比如，耶稣殉难之后，又有圣彼得和圣保罗的殉教，圣・奥古斯丁的忏悔）。
这信仰，这典范，提升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也作为在道德上凝聚社会的纽带连接起世世代代的伦理传承。由基督教和古希腊形而上学的结合而形成的超验伦理，在西方文明中具有超越世俗功利的绝对价值，并逐渐演变为普遍有效的公德标准。
来自上天的超自然的恩惠和制裁，许给为善者入天堂的万世至福，降给作恶者下地狱的永生惩罚，又通过忏悔的途径给人以赎罪和自新的机会。上帝之子耶稣用甘愿上十字架的代价，背负起人的“原罪”，以绝对的非暴力对抗暴力，以绝对的爱与宽恕降恩于所有罪人。
生而有罪的人类，唯有终生向上帝祈祷和忏悔，在行为上不断行善积德，才能在无限的赎罪之路上接近天国。正是这种恩罚并重、忏悔赎罪和良知反抗的超验伦理，逐渐把凶悍的野蛮人和贪婪的惟利是图之徒，驯化为平和、节制和反省的文明人，也就是把本能人提升为具有信仰的理性人。
从历史进程的角度讲，基督教兴盛于大一统的罗马帝国开始走向衰败之时。
北方蛮族的入侵、内部的暴虐统治、腐败奢侈、权争阴谋和底层反抗，已经失去道德方向的罗马帝国，强大的武力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幸运的在于，罗马帝国在武力上败给了蛮族，基督教却在精神上驯服了野蛮人，使之逐渐变成文明人。
古罗马帝国的统一传统与北方蛮族的分离势力发生武力冲突，在世俗意义上，促成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和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但在属灵意义上，教权之下的信仰及教会的统一，等于在另类意义上延续着昔日的罗马帝国统一。
正如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领袖温斯顿・邱吉尔所言：“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获胜的野蛮人也同样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虽然他们并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克制自己的邪欲，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教义和神灵的启示。一条联接着欧洲各个民族。一个世界性机构遍布所有国家，它无比强大，而且是罗马时代幸存下来的惟一成为系统的机构。这一机构的首脑是罗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职的形式，恢复了罗马皇帝已经丧失的权威。”
正是凭借着圣徒的榜样激励、教会的超然权威、教义的普世正义、教士之布道安慰、仪式之**魅力、信徒之坚定虔诚……才培育出互助、慈善、克制、苦行等社会公德。僧侣们的开荒拓土，教堂和修道院对弱势者的庇护、对穷人的赈济、收养鲧寡孤独、安顿迷途旅客，教会医院救死扶伤，特别是救助那些被遗弃的罪犯和传染病人……等等，宗教场所不仅成为施善育德和救死扶伤之地，也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源泉，交战双方不得进入宗教场所，已经成为世界通则。
二、改变社会结构的基督教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发展具有三大功能。
1，教会成为凝聚社会大家庭的组织纽带和自治权威，也成为秩序与和平之源。
不仅是罗马教廷提供了西方属灵世界的统一权威，而且各地方教会也成为社区自治的组织核心。这种以教会为组织核心而形成的秩序，对结束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来说，具有着远比世俗政府更强大的功能。怪不得有人戏称：“梵蒂冈的世界性权威就是宗教领域的‘联合国总部’。”但与现在的联合国相比，梵蒂冈的统一权威具有悠久的传统，而联合国的权威仅仅是二战后的产物，所以，梵蒂冈对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的权威之有效，远非纽约联合国总部对各成员国的权威所能比拟。梵蒂冈训令对全世界的教徒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而联合国决议却难以真正约束各主权国家的行为。
2，基督教信仰，逐渐凝聚起整个西方教徒的信仰共识，从而形成了相对于世俗权力及其利益的超验良知，随着教会的普及和日渐扩张，这种独立于世俗王权之外的道德的或精神的普遍共识，逐渐变成了高度组织化的宗教权威，在世俗政权本身无法形成对最高权力的内部制度化制约的情况下，基督教作为社会性的精神权威，发挥着从外部制约世俗王权的作用。
由此，基督教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整体结构，即在世俗政府的权威之外，造就了另一个独立的属灵权威，构成了两种权威、两套法律、两种责任的并存。神权的确立及其教会财产的合法化，在使西方人的宗教信仰由多神教变成一神教的同时，也使古希腊遗留下来的一元社会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西方社会的权力结构逐渐由一元变成二元，神权与王权、教会与政府、僧侣与俗人、宗教法与世俗法……的并存，构成了古罗马社会结构的二元化：一是僧俗并存并日趋走向政教分离，二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并存。正是在两种不相上下的社会力量及其制度的相互对抗中，西方社会才能逐渐形成两种统治力量相互制约的权威均衡，为西方制度向自由宪政的演变提供了成熟的社会条件。
3，为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提供超验基础。
在基督教成为古罗马的国教之后，不仅教会法在技术上为世俗法提供了可资效仿的对象，而且对来自超验正义的教会法为法治秩序的超验基础，于是，西方人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法治思想：法律如若要形成稳定的普遍的规则，首先，法律来上帝的意志，乃善法而非恶法，《摩西五经》是法律的原型；而法律如果仅仅来自恺撒，就很容易变成主要服务于统治者意志的恶法。
其次，法律只有被信仰，才会被尊重、被自愿服从，整个社会才能具有以遵纪守法为荣的公共意愿。否则的话，法律要么变成“恶法”，只服务于统治者的意志；要么形同虚设、被法律之外的潜规则代替。
三、培育西方人文精神的基督教
从人文精神的特质和文化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为西方文化提供了精神、制度和物质的伟大贡献。
1，基督教的教义及其神学思想，对西方的人文学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教义提供普世道义，拉丁文提供统一文字，自耶稣殉难以来的西方，没有基督教背景的一流精神产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神学、哲学、文学，还是绘画、音乐、建筑，只要是人文和艺术的创造，无一不打上鲜明的基督教印迹。
不要说神权时代的人文精神被基督教信仰所左右，即便是在理性化世俗化的近、现代西方，基督精神也为人文创造提供深层的滋养，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非理性主义运动之中诞生的文化巨人们，尽管以复兴古希腊的理性精神来对抗神权主宰的中世纪，但是从但丁的《神曲》到意大利三杰的绘画，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歌德的《浮士德》再到贝多芬等人的交响曲，从康德的绝对律令到尼采的超人，人们都能看到基督受难的形象和听到天国的钟声。可以说，基督教已经渗入了西方文化的血肉之中。特别是那种指向绝对价值的超越精神，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最醒目的标志。
2，基督教教会和神职人员在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方面贡献卓著，不仅是与基督教传承直接相关的古典遗产，还有大量异教和异端的文献资料。
经院神学家对古典哲学做出的独特性解释，对古典精神的传承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教会开办的神学院为西方高等教育体制奠基，是西方的近、现代的大学及其研究制度的母体。教会、修道院和神学院训练出大量的教师、学者、法官、外交官和内阁大臣。
教会的慈善事业也包括资助艺术创作，西方的音乐、绘画和建筑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没有教会所提供的精神资源和物质支持，也是难以想象的。
近、现代以来，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和优越的制度，基督教的信仰征服已经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扩展，而且一直持续到当代世界。基督教及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先后造就了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二战后的美利坚新帝国，并由武力的征服和占领的殖民扩张演变为资本的扩张和福音的扩张（道义扩张），基督教为西方文明的扩张意识注入了“传播上帝福音”的道义动力，其世俗化进程表现为经济上的自由市场的全球化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的全球化。在“资本”为了利润而进行的无远弗界的扩张中，虔诚而富于献身精神的传教士，也不惜历尽千难万险地传播福音，甚至于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西方传教士的足迹。
进入20世纪之后，人类历史富于戏剧性的发展证明：自发形成于特定地区的基督教、市场经济和自由宪政，之所以具有难以抗拒的扩张性，就在于它们具有其他文明所缺乏的与人性的内在契合性――善待人性、确立人的尊严、鼓励自由竞争、确保和平秩序和激发人的首创精神。所以，西方文明逐渐显露出其普世性品质，被越来越多的其他地区和其他文明所接受，甚至演变成难以抗拒的历史大势，顺治者昌而逆之者亡。
然而，基督教对西方的伟大贡献并不能掩饰其制造的灾难。在基督教主宰西方精神的漫长历史上，教会犯下的最大罪恶便是迫害异教和异端。这样的迫害史，从公元4世纪初一直延续到20世纪后期。
四、初为国教时期的迫害异端
非常讽刺的是，基督教由异教变成正统之后，也变成了制造并迫害其他异端的信仰独裁者。从此，作为国教的基督教忘记了自己作为异教徒被迫害的伤疤，开始了在权力的支撑下的漫长的迫害异教徒的过程。君士坦丁大帝在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之后，就开始迫害其他宗教信仰和基督教内部的异端。他就针对异教颁布严格的禁令：禁止在新首都敬拜任何偶像，禁止任何异教的集会并焚毁其会堂。
四世纪的最后20年，狂热的基督徒在罗马各城市里不断地制造骚乱，摧毁异教的古老神庙，清除所有偶像和异教徒，禁止异教的祭祀和仪式。异教派别主要源自古希腊的精神遗产，如，新柏拉图派、斯多葛派、犬儒派和密斯拉教派，其中尤以新柏拉图派和斯多葛派的影响最大，并通过圣・奥古斯丁的神学而融入基督教之中。
虽然，在基督教的扩张中，由于战功赫赫并喜欢希腊哲学的朱利安皇帝信奉异教，导致了基督教正统地位的暂时动摇，但这位皇帝被一个基督徒刺死之后，无数基督徒公开庆祝这位异教皇帝死去，基督教也随之再次控制了政府，大规模的迫害异教运动再次展开。
4世纪末期，罗马城中还矗立着700多座异教庙宇，但是，从公元380年开始，在信奉“尼西亚信条”的正统派格雷先皇帝的大迫害下，异教遭到了严重摧毁，驱赶异教的神职人员、拆毁异教的庙宇和僧院并没收其土地。最过分的是，罗马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奥古斯都（屋大维）建立在元老院中的胜利女神像，也作为异教象征物而被拆除。要知道，这座雕像建于公元前29年，至此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曾经有十二代元老在此像前宣誓效忠帝国及其皇帝。
公元393年，意大利的异教徒们冒险发动革命，这也是他们反抗宗教迫害的最后一次努力，但以失败告终。394年，东罗马帝国的皇帝西奥多西一世率军进入罗马城，强迫元老院下令废止所有异教信仰。及至5世纪中叶，罗马城市中的异教徒已经所剩无几，但基督徒却越来越多，遍及整个帝国。
同时，基督教从被立为罗马国教之日起，基督教内部的派别之争就从未停止过，正统对异端的迫害也从未中止过。
君士坦丁大帝在尼西亚公会议上确立了“三位一体”的正统之后，也开始对基督教内的异端进行迫害，他下令：凡是不符合正统教条的主张全是异端，异端的书籍一经发现必须焚毁，私藏者将被处死。而且，基督教内部的派别之争，还演变为血腥的暴乱。从325年的尼西亚公会议开始，正统的三位一体教义与不承认三位一体的阿莱亚斯派之间的争论一直持续。君士坦丁死后，在亚历山大城和君士坦丁堡等城市，两派之间的暴力冲突持续了长达一年时间，双方共有3000多基督徒丧生。
之后，基督教教会的最为重要、也最为繁琐的任务之一，便是尽力阻止异端邪说的繁衍，迫害异端也就成为贯穿于正统基督教史的组成部分。
罗马教廷决不会容忍对正统教义的任何挑战，极端敌视基信仰上的个人主义的宗教自由。在教廷眼中，异端教派的罪恶是双重的：既分裂教会的同一性，也有分裂国家的潜在危险。特别是在政教合一的统治时期，由国家支持的正统教派就特别反对由民族主义支持的异端教派。确实，在很多情况下，异端思想来自某一试图脱离帝国统治的“叛乱地区”，异端思想是叛乱者们的道义旗帜。
比如，否定基督的人神二性的“基督一性说教派”，就极力鼓动叙利亚和埃及脱离君士坦丁堡；“道纳杜斯派”（由迦太基主教道纳杜斯创立）鼓动非洲脱离罗马；在罗马受到压制的阿莱亚斯派却在蛮族中赢得了众多信徒。
公元4－5世纪，由于蛮族入侵，异端教派也纷纷出现，决不下于几十派，举其大者就有：阿莱亚斯派、犹诺米乌斯派、马其顿派、萨伯流派、诺瓦千派、普里西连派、还有最著名的摩尼教。
各教派反对正统教派的斗争，其深层动力是争取地方教会独立于罗马教会的自治权力。所以，所有这些教派都遭遇过数位罗马皇帝的残酷镇压，特别是对摩尼教的镇压最为凶狠。公元385年，一位西班牙主教被指控为摩尼教徒，并与数位同伴一起被烧死。对其他异端派别，他们的领袖大都被逐出教堂，信徒被没收财产。然而，由于西罗马帝国的日渐衰落，罗马教会也无力控制各地的、特别是东方的教会，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也使基督教陷于了事实上的分裂状态。受迫害的异端派对正统派的怨恨之深，甚至达到了有你无我的程度，以至于，当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纪征服埃及和近东之时，这些地区的一半以上的人将入侵者视为解放者，期望阿拉伯人让他们在宗教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得以摆脱拜占庭的残酷统治。
基督教的正统地位，开始改变西方人的时空观念，时间和空间同时被基督教化了。在时间上，主耶稣一生中的核心事件――圣诞节、复活节和星期日（主日）――成为记年的标志。比如，长期以来关于基督诞生日的争论，在公元354年也有了最终的结论，包括罗马教会在内的西方教会，一致把基督诞辰确定为12月25日，也就是现在通行于全世界的“圣诞节”。
在空间上，以纪念基督教的殉道者为核心的建筑矗立起来，指向天国的高耸尖顶与世俗的皇宫和民宅的低矮形成鲜明的对比。以殉道者的名字命名的大教堂逐渐占据了西方各大城市的中心，遍布城乡各地的教堂也自然成为社区生活的中心。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拜占庭（“新罗马”）就是基督之城的最好象征。
在时间和空间的基督教化的背后，是西方的社会秩序的基督教化。这一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君士坦丁时代到公元6世纪末，大致经历了近300年时间。这是作为国教的基督教向所有异教宣战的时代，也是皇权对基督教具有支配权的时期。在清除异教影响的过程中，核心的问题是身份甄别：“什么样的人才算基督徒？”圣・奥古斯丁等教父的神学，不仅对此做了系统的回答，而且对各异端派进行了系统的驳斥。
公元533年公布的《查士丁尼法典》，也把信奉“三位一体”作为基督教正统，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罗马教会的领导地位：所有基督教团体皆要服从罗马教会的权威，为各大都会的各主教、各修道院院长以及其他神职人员都要服从教皇，为神职人权的行为立下规矩，禁止神职人员赌博、看戏和看竞技等。
当然，异端派也必然成为该法典的禁止对象：首先是财产上的惩罚，比如，道纳杜斯派、一性论者和其他反国教派别，统统没收其财产，判处其无买卖能力，没有继承权和遗赠权，更无资格向正统基督徒借债。其次是参与公共事务的限制，异端派不得集会，不准担任公职。最后是肉体灭绝，特别是对摩尼教徒和再次信奉异端者，统统处死。
由于正统基督教对各异端的迫害，必须借助于皇权的支持，所以，教会也就自然听命于皇权。《查士丁尼法典》规定了皇帝对教会的统治权。就这样，基督教正统教父们的神学与基督教皇帝制定的《查士丁尼法典》相结合，奠定了以基督教为道义正当性的法治秩序。
第二阶段开始于6世纪末的“大格利高里时代”，结束于11世纪，经历了大约400年的时间。
这是拜占庭东方被***化的时代，也是西方逐渐皈依基督教的时代，即已经普及之后的基督教建立自身的标准和秩序的时期，核心问题是如何提升基督教的地位和品质：“具有怎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举止才算一个好基督徒？”这是一个秩序建立和完善的阶段。
在此阶段，殉道先知的行迹和著名教父的教诲不再具有主宰作用，教会制度和主教布道成为建立秩序的主角，他们制定了一套基督徒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也制定了辨别何为“异教徒”的标准，有权威裁定基督徒生活中的是非善恶、高尚和低俗，逐渐形成了有别于世俗国家秩序的属灵王国秩序。
这种秩序，其内在权威是靠罗马教廷及其颁布的一系列通谕建立起来的，进而形成了教会法和宗教法庭；其外在权威是靠对异端的文攻武吓及其迫害建立起来的，所以才有中世纪的几次十字军东征和大规模迫害异端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