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章 越理越乱的大宋朝堂
订阅提示本章是过渡章节，基本都是北宋末年真实发生的事件稍加演义。王朝末年，各种作妖，作者写得都烦，读者估计看得更烦，不喜可跳过。
……
经历了同军差点攻破都城的强烈刺激后，大宋君臣终于意识到要想做出保住自己的利益，就必须在朝政上做出深入彻底的改变。
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了革除积弊向前走的路实在太难，还导致全国上下怨气冲天。
大宋现在这帮君臣无论心气还是能力都大不如道君朝，根本不敢继续在这条道路上撞个头破血流，便只能选择开历史倒车——恢复祖宗之法。
可即便如此，他们也没能精诚团结共度时艰，反而因为没了国灭在即的巨大威胁，各种内部矛盾开始集中爆发。
高坐于御塌之上的赵桓能够听到的，除了复旧都东京、还大宋河山之类明显无法实现的空洞口号外，便是对各类奸臣喊打喊杀就能振奋人心恢复国运的奇策。
杀奸臣振人心应该没错，至于能不能恢复国运，就只有赵官家的昊天祖父知道了。
大宋最大的奸臣，毫无疑问是蔡京、童贯等人。
这一点其实是朝野共识，而与已经被朝廷除名的伏阙之士陈东没有太大的关系。
有没有其人上书提出“六贼”之论，这些人也必须是最大的奸佞。
事实上，所谓“六贼”有失偏颇，也没有什么代表性，至少陈东漏掉了为道君执掌地上神国的蔡攸。
原因很简单蔡京、童贯、蔡攸等人为赵佶执掌文、武、神大权多年，党羽遍及天下，是真的能够左右大宋国运。
没有这些奸臣协调和督办，道君即便再轻佻，也没办法将自己的荒唐意志转化为祸害天下的具体行动。
大宋江山破败至此，蔡京、童贯、蔡攸等人必须承担绝大部分的罪责。
不彻底斗倒他们，不甘心做笼中鸟的太上皇便随时都有复辟的可能，所有依附于新君赵桓的臣子也难得安寝。
实际上，自道君禅位跑路以后，朝中便不断有臣子上书弹劾蔡京父子和童贯等人。
赵桓深恨蔡京等人，还在做太子时便想拿下这些奸贼。
但其人在此事上还算理智，清楚自己羽翼未丰，临安又危在旦夕，事有轻重缓急，一直忍着没有下手。
直到同军退兵后，赵桓才下诏
蔡京特责授中奉大夫、守秘书监、致仕，河南府居住，童贯特责授左卫上将军，致仕，池州居住，蔡攸特降授太中大夫、提举安陆州明道宫。
结果，便如石沉大海。
蔡京等人也不是傻子，当然知道自己离开道君将会是怎样的下场。
这些奸臣便以各种借口拒绝奉旨领罚，不肯离开已经回到江陵的太上皇身边半步。
有大臣担心夜长梦多，上书建议皇帝遣南阳府尹聂山为荆湖北路发运使，然后寻机“密图之”。
赵桓从其议，当即宣聂山进殿并付以此任。
聂山不敢辞，乃请捕贼诏书并南阳府使臣数十人以行，皇帝亦许之。
由此，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彼时还在尚书右丞任上的李纲得知此事，前来劝阻。
“使山之所图果成，惊动道君，此忧在陛下；使所图不成，为数人所觉，万一挟道君于东南，求剑南一道，陛下何以处之？”
赵桓也确实担心这样的局面出现，乃被李纲说动，并询问李相公对策，后者答
“不若罢聂山之行，只明着贬低童贯等人，乞道君去此数人者，早回銮舆，可以不劳而事定。”
李纲的建议其实是麻痹、分化这些奸臣，再逐步剪除道君的羽翼。
赵桓半信半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重新下旨。
旬日后，童贯等人果真相继而去，仅留下蔡京父子继续随驾扈从太上皇。
恢复祖制，惩处奸臣算是大宋朝臣们唯二能够达成共识的朝政大事。
可即便是要惩处奸臣，除了蔡京、童贯这等大奸“众望所归”没有疑问外，对其余奸臣的认定也难以形成一致意见。
大宋沦落到如今的地步，奸（位）臣（子）肯定不止蔡京、童贯等寥寥几人，除恶务尽，要做就做到底。
问题出在“谁是奸臣”的定义上。
很明显，不同的人对“奸臣”有不同的定义。
由是，每日的朝会便充斥着吵闹、攻讦、甚至谩骂，基本没有精力研究正事。
众臣们为了分辨谁是奸臣而斗志昂扬，只想清净的赵官家却是一个头两个大。
赵桓是真的想早日结束朝堂乌烟瘴气的状态，以安心做个“好皇帝”，再不用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却因天赋实在有限而无能为力。
其人根本没办法分辨相互攻讦的臣子究竟哪个是忠臣，哪个又是奸臣，只能任由他们这样吵闹下去。
或许，嗓门最响，得到他人支持最多的臣子应该是忠臣吧？
但太学生陈东就是因为嗓门最大，也最能得人支持。
结果，这贼子却鼓动民众暴动，杀了朕的内侍！
在赵桓的纠结中，前往开封府迎接中宫和皇长子的首相赵野总算回来了。
可其人却因为被众言官弹劾而只能待罪府中，无法主持朝务为皇帝分担政事。
这种形势下，趁着天下兵马勤王而擅自攻击黄州守军的淮南东路军头李成、聚众抗税的荆湖北路妖人钟相等人造成的地方危机，则几乎无人关注。
相关路、州的急奏接连送来，全淹没在一堆弹劾奏章之中。
即便偶尔有人提起，也不及其他的事务重要，很快就会被带偏题。
幸好这些乱臣贼子还知道畏惧朝廷天威，尚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李成、钟相等人得知同宋两国已经媾和，朝廷有余力平靖地方后，便以各自的实际控制区为界，相继停止了主动扩张。
如此一来，朝中就更没有人再关注这些其实并不远的危险了。
反正大宋的主要矛盾永远在朝廷，只要能够解决朝中的分歧，地方上的些许动乱都不是大问——
咳！
至少，现在不可能再出现第二个徐泽了。
赵桓遵祖制用贤臣，是希望四海升平，朝中和睦，努力做个“好皇帝”。
现在的情况显然没法让他如愿，其人担心再这么折腾下去，不用正乾皇帝再率大军前来，大宋王朝就会把自己玩死。
于是，心力憔悴的赵桓只能顺应人心，罢免了上下都不满意的太宰赵野。
而以“都人倾望”的中书侍郎范致虚出任首相，期望其人对得起偌大的名声，能够有所建明。
可惜，范太宰人如其名，致虚而不务实，坐而论道的水平极高，做实事的能力却还不如其前任赵相公。
无论对大同关系问题，还是大宋内部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抑或亟待解决的各种危机，范致虚都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真被皇帝问急了，范相公便以是“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之类的扯淡话敷衍天子，听得赵桓肝火直冒。
而且，此公还与年轻的次相吴敏政见不合，双方颇多冲突。
一日，诸宰执于政事堂议事。
首相与次相针对一道奏章的批阅意见相左，争执不下。
范致虚抖起首相的威风，决定不理次相，提笔就准备直接签署意见。
吴敏见状，讥讽其人是“明德相公”，只需签署“明德”二字即可。
范致虚当然知道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遇事不决以“明德慎罚”之类的万金油屁话做遮掩，并非其人不知道这样做很窝囊，怎奈不说这个，又能说啥？
吴敏偏要打人打脸，范致虚如何能忍？
其人当即以笔掷之，正中吴敏面额，致其额鼻皆黑。
首相与次相二人闹得如此不像话，堂中的同僚们也坐不住了，赶紧寻个借口开溜。
吴敏虽然年轻气盛，却忍下了此事，并没有对范致虚饱以老拳。
但到次日朝会，其人却向皇帝奏明此事，算是彻底与首相撕破了脸皮。
赵桓罢赵野而以范致虚为首相，为的是求耳根清净，现在却落得更加难受，也对“明德相公”范致虚失望透顶。
两日后，天子下诏罢太宰范致虚，并以少宰吴敏代之。
又以户部侍郎唐恪进拜尚书右臣兼中书侍郎。
吴敏在政事堂和枢密院转了一圈后，终于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文臣之首，其人政治上的盟友李纲便不能再留在知枢密院事如此敏感的位置上。
御史中丞陈过庭趁机上奏，言大同已经退兵多日，上皇却仍滞留江陵，建议皇帝再派干臣前往江陵，迎上皇归京。
赵桓从其请，以知枢密院事李纲为奉迎使，务必要迎上皇归来。
其实，迎接太上皇返京的事早就再做了。
赵桓率诸臣“打赢”临安保卫战，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声望后，便改撷景园为宁德宫，准备给自己的老子居住。
其人随即派遣徽猷阁待制宋焕（实际是“日奂”两字连为一字，打不出来〉奉表道君皇帝行宫，迎赵佶返回临安。
随后，又遣尚书右丞李邺为道君行宫奉迎使，继续催促太上皇北上。
但赵佶大略是清楚自己回到临安将会面对怎样的命运，死赖着不愿回来。
其人并不是一个人在外逍遥，为了养活庞大的随从队伍并继续维持自己的奢靡生活，只能截夺本地财赋。
甚至，在同宋两国大战临安朝廷无暇顾及自己期间，赵佶还擅自任命了一些官员，以方便控制地方，调度物资。
正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君。
赵佶已经交出权柄，便不再是一言九鼎的皇帝，没有了生杀予夺的特权。
任其长期滞留在外，就有再立朝廷分裂大宋的风险。
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危害可就要远远超过大同帝国的讨伐了。
陈过庭这个建议合情合理，赵桓的安排也无可挑剔。
李纲乃是为大宋江山不顾己身的社稷之臣。
当初国家危难，就是他将太上皇赶下了皇位，并扶今上上位。
赵桓再派其人将道君迎回京师关起来，也是朝中能够想到的最佳人选。
自杨世可兵败，种师道顶锅被罢后，李枢密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结局。
知枢密院事后，其人便极少对朝堂之事发表意见，算是已经做好了淡出大宋政坛的各方面准备。
李纲受领任务后，只是请皇帝御笔书写就《迎道君表》后，便收拾收拾行装义无反顾地赶往江陵，前去硬刚满朝文武皆不敢直接面对的道君赵佶。
而在其人离开临安的次日，监察御史余应便在朝会上面奏天子，言
“臣闻舜既受命诛四凶，而天下服者，何也？以其用刑轻重当於人心也。
……今彦、安中、师成或殄或窜，而京、贯、攸尚从轻典，罚之不同如此，此军民之所以愤怨，士论之所以喧沸，而陛下有刑失之讥，大臣有庇奸之谤也。
伏望睿慈，大正典刑，放京、攸于南荒，枭贯于东市，以慰宗社之灵，以决天下之望……”
左司谏陈公辅也出列求奏，言蔡京父子“邪佞奸险，能为身谋，则举朝公卿，无出其右者。若使其迟留畿甸，他日奸谋复肆，群臣皆乐附之。”
其人言毕，其余朝臣大多也尽皆附和，大谈“攸果入都城，则百姓必致生变。万一惊犯上皇属车之尘，则坐不预言之罪”。
众臣不约而同地选在同一天向依附道君的蔡京等人发难，极尽危言耸听之能，想以言语煽动皇帝对这些奸佞做出最狠的惩罚。
赵桓不清楚这些臣子私下有没有串联，却发自本能地对他们的话持怀疑态度。
其人想到了当初陈东以惩处奸臣之言煽动市民暴动之事，总觉这些臣子对奸臣如此卖力喊打喊杀暗藏祸心。
当然，一片喊打喊杀中，也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
太宰吴敏便认为太上皇尚滞留在外，朝廷就急着处置其身边的宠臣，担心这些奸佞会狗急跳墙，行那不测之事。
吴敏的本意其实是害怕朝廷仓促行事，会导致与自己一条绳上的李纲遭遇不测。
但传入皇帝的耳中，却是另一层意思。
赵桓原本还有些犹豫，听了吴相公“不测之事”的言论，反而有了异样心思。
大宋天子乃制曰
“蔡京可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德安府安置；攸先已降大中大夫，为劝上皇北归，特依已降指挥，令前去侍省。”
事实证明，李纲不愧为道君克星。
其人南下不足半月，太上皇赵佶便老实随其返回了临安。
天子乃赏李纲功，任命其人为淮南东、西两路宣抚使，并以御史中丞许翰代其职。
许枢密上任后，接连上了两道奏疏
其一，不当解种师道兵柄。
其二，闻东京军民不肯割地，愿输租赋，代割地之约。
。
……
经历了同军差点攻破都城的强烈刺激后，大宋君臣终于意识到要想做出保住自己的利益，就必须在朝政上做出深入彻底的改变。
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了革除积弊向前走的路实在太难，还导致全国上下怨气冲天。
大宋现在这帮君臣无论心气还是能力都大不如道君朝，根本不敢继续在这条道路上撞个头破血流，便只能选择开历史倒车——恢复祖宗之法。
可即便如此，他们也没能精诚团结共度时艰，反而因为没了国灭在即的巨大威胁，各种内部矛盾开始集中爆发。
高坐于御塌之上的赵桓能够听到的，除了复旧都东京、还大宋河山之类明显无法实现的空洞口号外，便是对各类奸臣喊打喊杀就能振奋人心恢复国运的奇策。
杀奸臣振人心应该没错，至于能不能恢复国运，就只有赵官家的昊天祖父知道了。
大宋最大的奸臣，毫无疑问是蔡京、童贯等人。
这一点其实是朝野共识，而与已经被朝廷除名的伏阙之士陈东没有太大的关系。
有没有其人上书提出“六贼”之论，这些人也必须是最大的奸佞。
事实上，所谓“六贼”有失偏颇，也没有什么代表性，至少陈东漏掉了为道君执掌地上神国的蔡攸。
原因很简单蔡京、童贯、蔡攸等人为赵佶执掌文、武、神大权多年，党羽遍及天下，是真的能够左右大宋国运。
没有这些奸臣协调和督办，道君即便再轻佻，也没办法将自己的荒唐意志转化为祸害天下的具体行动。
大宋江山破败至此，蔡京、童贯、蔡攸等人必须承担绝大部分的罪责。
不彻底斗倒他们，不甘心做笼中鸟的太上皇便随时都有复辟的可能，所有依附于新君赵桓的臣子也难得安寝。
实际上，自道君禅位跑路以后，朝中便不断有臣子上书弹劾蔡京父子和童贯等人。
赵桓深恨蔡京等人，还在做太子时便想拿下这些奸贼。
但其人在此事上还算理智，清楚自己羽翼未丰，临安又危在旦夕，事有轻重缓急，一直忍着没有下手。
直到同军退兵后，赵桓才下诏
蔡京特责授中奉大夫、守秘书监、致仕，河南府居住，童贯特责授左卫上将军，致仕，池州居住，蔡攸特降授太中大夫、提举安陆州明道宫。
结果，便如石沉大海。
蔡京等人也不是傻子，当然知道自己离开道君将会是怎样的下场。
这些奸臣便以各种借口拒绝奉旨领罚，不肯离开已经回到江陵的太上皇身边半步。
有大臣担心夜长梦多，上书建议皇帝遣南阳府尹聂山为荆湖北路发运使，然后寻机“密图之”。
赵桓从其议，当即宣聂山进殿并付以此任。
聂山不敢辞，乃请捕贼诏书并南阳府使臣数十人以行，皇帝亦许之。
由此，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彼时还在尚书右丞任上的李纲得知此事，前来劝阻。
“使山之所图果成，惊动道君，此忧在陛下；使所图不成，为数人所觉，万一挟道君于东南，求剑南一道，陛下何以处之？”
赵桓也确实担心这样的局面出现，乃被李纲说动，并询问李相公对策，后者答
“不若罢聂山之行，只明着贬低童贯等人，乞道君去此数人者，早回銮舆，可以不劳而事定。”
李纲的建议其实是麻痹、分化这些奸臣，再逐步剪除道君的羽翼。
赵桓半信半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重新下旨。
旬日后，童贯等人果真相继而去，仅留下蔡京父子继续随驾扈从太上皇。
恢复祖制，惩处奸臣算是大宋朝臣们唯二能够达成共识的朝政大事。
可即便是要惩处奸臣，除了蔡京、童贯这等大奸“众望所归”没有疑问外，对其余奸臣的认定也难以形成一致意见。
大宋沦落到如今的地步，奸（位）臣（子）肯定不止蔡京、童贯等寥寥几人，除恶务尽，要做就做到底。
问题出在“谁是奸臣”的定义上。
很明显，不同的人对“奸臣”有不同的定义。
由是，每日的朝会便充斥着吵闹、攻讦、甚至谩骂，基本没有精力研究正事。
众臣们为了分辨谁是奸臣而斗志昂扬，只想清净的赵官家却是一个头两个大。
赵桓是真的想早日结束朝堂乌烟瘴气的状态，以安心做个“好皇帝”，再不用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却因天赋实在有限而无能为力。
其人根本没办法分辨相互攻讦的臣子究竟哪个是忠臣，哪个又是奸臣，只能任由他们这样吵闹下去。
或许，嗓门最响，得到他人支持最多的臣子应该是忠臣吧？
但太学生陈东就是因为嗓门最大，也最能得人支持。
结果，这贼子却鼓动民众暴动，杀了朕的内侍！
在赵桓的纠结中，前往开封府迎接中宫和皇长子的首相赵野总算回来了。
可其人却因为被众言官弹劾而只能待罪府中，无法主持朝务为皇帝分担政事。
这种形势下，趁着天下兵马勤王而擅自攻击黄州守军的淮南东路军头李成、聚众抗税的荆湖北路妖人钟相等人造成的地方危机，则几乎无人关注。
相关路、州的急奏接连送来，全淹没在一堆弹劾奏章之中。
即便偶尔有人提起，也不及其他的事务重要，很快就会被带偏题。
幸好这些乱臣贼子还知道畏惧朝廷天威，尚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李成、钟相等人得知同宋两国已经媾和，朝廷有余力平靖地方后，便以各自的实际控制区为界，相继停止了主动扩张。
如此一来，朝中就更没有人再关注这些其实并不远的危险了。
反正大宋的主要矛盾永远在朝廷，只要能够解决朝中的分歧，地方上的些许动乱都不是大问——
咳！
至少，现在不可能再出现第二个徐泽了。
赵桓遵祖制用贤臣，是希望四海升平，朝中和睦，努力做个“好皇帝”。
现在的情况显然没法让他如愿，其人担心再这么折腾下去，不用正乾皇帝再率大军前来，大宋王朝就会把自己玩死。
于是，心力憔悴的赵桓只能顺应人心，罢免了上下都不满意的太宰赵野。
而以“都人倾望”的中书侍郎范致虚出任首相，期望其人对得起偌大的名声，能够有所建明。
可惜，范太宰人如其名，致虚而不务实，坐而论道的水平极高，做实事的能力却还不如其前任赵相公。
无论对大同关系问题，还是大宋内部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抑或亟待解决的各种危机，范致虚都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真被皇帝问急了，范相公便以是“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之类的扯淡话敷衍天子，听得赵桓肝火直冒。
而且，此公还与年轻的次相吴敏政见不合，双方颇多冲突。
一日，诸宰执于政事堂议事。
首相与次相针对一道奏章的批阅意见相左，争执不下。
范致虚抖起首相的威风，决定不理次相，提笔就准备直接签署意见。
吴敏见状，讥讽其人是“明德相公”，只需签署“明德”二字即可。
范致虚当然知道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遇事不决以“明德慎罚”之类的万金油屁话做遮掩，并非其人不知道这样做很窝囊，怎奈不说这个，又能说啥？
吴敏偏要打人打脸，范致虚如何能忍？
其人当即以笔掷之，正中吴敏面额，致其额鼻皆黑。
首相与次相二人闹得如此不像话，堂中的同僚们也坐不住了，赶紧寻个借口开溜。
吴敏虽然年轻气盛，却忍下了此事，并没有对范致虚饱以老拳。
但到次日朝会，其人却向皇帝奏明此事，算是彻底与首相撕破了脸皮。
赵桓罢赵野而以范致虚为首相，为的是求耳根清净，现在却落得更加难受，也对“明德相公”范致虚失望透顶。
两日后，天子下诏罢太宰范致虚，并以少宰吴敏代之。
又以户部侍郎唐恪进拜尚书右臣兼中书侍郎。
吴敏在政事堂和枢密院转了一圈后，终于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文臣之首，其人政治上的盟友李纲便不能再留在知枢密院事如此敏感的位置上。
御史中丞陈过庭趁机上奏，言大同已经退兵多日，上皇却仍滞留江陵，建议皇帝再派干臣前往江陵，迎上皇归京。
赵桓从其请，以知枢密院事李纲为奉迎使，务必要迎上皇归来。
其实，迎接太上皇返京的事早就再做了。
赵桓率诸臣“打赢”临安保卫战，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声望后，便改撷景园为宁德宫，准备给自己的老子居住。
其人随即派遣徽猷阁待制宋焕（实际是“日奂”两字连为一字，打不出来〉奉表道君皇帝行宫，迎赵佶返回临安。
随后，又遣尚书右丞李邺为道君行宫奉迎使，继续催促太上皇北上。
但赵佶大略是清楚自己回到临安将会面对怎样的命运，死赖着不愿回来。
其人并不是一个人在外逍遥，为了养活庞大的随从队伍并继续维持自己的奢靡生活，只能截夺本地财赋。
甚至，在同宋两国大战临安朝廷无暇顾及自己期间，赵佶还擅自任命了一些官员，以方便控制地方，调度物资。
正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君。
赵佶已经交出权柄，便不再是一言九鼎的皇帝，没有了生杀予夺的特权。
任其长期滞留在外，就有再立朝廷分裂大宋的风险。
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危害可就要远远超过大同帝国的讨伐了。
陈过庭这个建议合情合理，赵桓的安排也无可挑剔。
李纲乃是为大宋江山不顾己身的社稷之臣。
当初国家危难，就是他将太上皇赶下了皇位，并扶今上上位。
赵桓再派其人将道君迎回京师关起来，也是朝中能够想到的最佳人选。
自杨世可兵败，种师道顶锅被罢后，李枢密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结局。
知枢密院事后，其人便极少对朝堂之事发表意见，算是已经做好了淡出大宋政坛的各方面准备。
李纲受领任务后，只是请皇帝御笔书写就《迎道君表》后，便收拾收拾行装义无反顾地赶往江陵，前去硬刚满朝文武皆不敢直接面对的道君赵佶。
而在其人离开临安的次日，监察御史余应便在朝会上面奏天子，言
“臣闻舜既受命诛四凶，而天下服者，何也？以其用刑轻重当於人心也。
……今彦、安中、师成或殄或窜，而京、贯、攸尚从轻典，罚之不同如此，此军民之所以愤怨，士论之所以喧沸，而陛下有刑失之讥，大臣有庇奸之谤也。
伏望睿慈，大正典刑，放京、攸于南荒，枭贯于东市，以慰宗社之灵，以决天下之望……”
左司谏陈公辅也出列求奏，言蔡京父子“邪佞奸险，能为身谋，则举朝公卿，无出其右者。若使其迟留畿甸，他日奸谋复肆，群臣皆乐附之。”
其人言毕，其余朝臣大多也尽皆附和，大谈“攸果入都城，则百姓必致生变。万一惊犯上皇属车之尘，则坐不预言之罪”。
众臣不约而同地选在同一天向依附道君的蔡京等人发难，极尽危言耸听之能，想以言语煽动皇帝对这些奸佞做出最狠的惩罚。
赵桓不清楚这些臣子私下有没有串联，却发自本能地对他们的话持怀疑态度。
其人想到了当初陈东以惩处奸臣之言煽动市民暴动之事，总觉这些臣子对奸臣如此卖力喊打喊杀暗藏祸心。
当然，一片喊打喊杀中，也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
太宰吴敏便认为太上皇尚滞留在外，朝廷就急着处置其身边的宠臣，担心这些奸佞会狗急跳墙，行那不测之事。
吴敏的本意其实是害怕朝廷仓促行事，会导致与自己一条绳上的李纲遭遇不测。
但传入皇帝的耳中，却是另一层意思。
赵桓原本还有些犹豫，听了吴相公“不测之事”的言论，反而有了异样心思。
大宋天子乃制曰
“蔡京可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德安府安置；攸先已降大中大夫，为劝上皇北归，特依已降指挥，令前去侍省。”
事实证明，李纲不愧为道君克星。
其人南下不足半月，太上皇赵佶便老实随其返回了临安。
天子乃赏李纲功，任命其人为淮南东、西两路宣抚使，并以御史中丞许翰代其职。
许枢密上任后，接连上了两道奏疏
其一，不当解种师道兵柄。
其二，闻东京军民不肯割地，愿输租赋，代割地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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