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百人百态(上)
第十一章 百人百态（上）
一
九月十八日当晚，中华民国陆海空军上将副总司令、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私人秘书赵一荻，在北平前门外的中和剧院观看京剧名旦梅兰芳主演的《宇宙锋》。
张学良五月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时感染了伤寒，返回北京后，病情有所加重。经德国医生诊治，建议他入院治疗。从六月一日住进协和医院，一直治疗到九月初病才基本上治愈。本来是打算回沈阳，但有情报说，日本特务正在策划要暗杀他，加上身体还虚弱无力，所以仍在医院疗养恢复。今晚他精神还不错，不时指指点点，和英国驻华武官蓝博森一起评论戏中的人物唱腔。
张学良平时并不怎么喜欢京剧，他和他父亲一样，喜欢听京韵大鼓，特别是“鼓王”刘宝全唱的京韵大鼓。但这一次是为水灾灾民筹款义演，他是地方长官，不好不来。而且久在病房，烦闷得很，也想出来散散心。
侍卫长谭海正守在包廂门口，看见宋承武从外面匆匆走来，他沉下脸，低声喝问道：“宋承武，今晚不是你值班吗，怎么跑到这来？”
“出事了，荣参谋长从沈阳打电话来，说日军攻击我北大营。我知道事情重大，已经把在医院的全部人都叫起来了，在外面的也派人去叫了。”
“是这样啊，你做得不错。”谭海点点头，“我马上向副司令报告。”
谭海走进包廂，在张学良耳边轻轻报告说：“副司令，老荣从沈阳打来电话，说日军攻击我北大营，他要向你报告情况。”
张学良一听，一颗心猛然格达往下一沉：如果只是一般的小冲突，电话不会追到剧院来。他扭过头，和夫人悄悄说了几句，向蓝博森打了一个招呼，一行人便轻轻地离开了剧院，乘车返回协和医院。
尽管心理已是早有准备，听了荣臻的报告，张学良还是感到吃惊。他思索了一会，便叫荣臻忍辱负重，不要作无谓的牺牲进行抵抗，一切从外交解决。放下电话，叫来副官长，要他通知在北平的高级军官马上来开会商议。
刚才还说说笑笑，显得蛮有精神的张学良，骤然感到身心十分疲劳，进到休息室，他颓然坐和靠在沙发上。这一段时间的事情，象幻灯一样在他脑海里闪过。
日本人图谋东北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近几个月来特别严重。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频繁发生，他不断接到日本人在东北挑衅，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报告。尽管在病中，他并没有忽视这事，一面不断地指示在东北的军政大员，要他们尽力避免和日军的冲突，处理各种事件要慎重求稳，妥协退让；一面召集有关人员分析整理各种材料，派人将东北面临的危险报告总司令蒋介石，请求指示。
但是，他的总司令盟兄蒋介石总是对他说：“中国的力量太弱，还不是日本的对手。而且**猖獗，西南不稳，国内未安，何以御外！”并且告诫他：“无论日军如何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不要给日本人开战的口实。一切都要忍让，切不可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利益不顾。”等等
张学良，字汉卿，乳名小六子，辽宁海城人，刚好而立之年。张学良是张作霖原配夫人赵氏所生，在八个同母异母兄弟中为长。张作霖是由一个土匪爬到“东北王”这个宝座的，虽然权势极大，但没有什么文化，出身门第低贱。自古只有马上打天下，没有马上治天下的。张作霖知道，要治理天下，光靠一帮打打杀杀的武将是不行的。所以他平时很重视招揽人才，注重听取谋士意见。他对儿女的学业也是极为关注的，尤其对张学良，特请名师进行教授，决心把这个长子培养成文武全才，以便将来继位，光宗耀祖。
张学良受父亲的精心栽培和名师指导，所学既杂又多：既学经书子集，又学政经时事；既懂诗词歌赋，又能讲英语、德语、法语；既受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又参加基督青年教会的活动。他还会开汽车、飞机，会跳舞、打高尔夫球，至于游泳打猎等等无所不通，甚至抽大烟的恶习都沾上了。在民国初期，好事者将他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之子孙科、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之子段宏业、浙江督军卢永祥之子卢小嘉合称为“四大公子”，他名列榜首。
张学良的生活道路不取决于他本人，而是由他父亲所决定。十七岁就任卫队旅少校营长，几个月后进入东北讲武堂一期学习。从讲武堂毕业后，他成了上校。他的晋升比火箭还要快：十九岁任旅长，授少将。二十三岁任军长，授中将。二十六岁任军团长，授上将。如果还有更高的军衔，他父亲也一定会授给他。
虽说张学良是在父亲的福荫下一帆风顺，但他也并不是只会吃喝玩乐、扶不起的阿斗。他有新思想，很注意军队的素质，大胆起用受到系统教育的新式军官，他所带领的军队是东北军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父亲皇姑屯被炸升天后，张学良二十七岁主政东北，既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又果断刚毅，杀了怀有异心的高级官员杨宇霆、常荫槐，稳定了内部。并且还顶住了内外压力，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使中国从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中获得了名义上的统一。尔后他又看准时机，以武装调停之名进兵关内，结束了中原大战，几乎是不费一枪一弹就占据了华北各省。细数中国古今，而立之年做到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实权在握，三分天下有其一，能有几人！
就事论事，就张学良本人而言，正是血气方刚之时，而且又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可谓不共戴天，无时不想报此深仇大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作为东北军的主帅，这句千古名言张学良并非不懂。东北虽然已经易帜听命于中央，但事实上，东北军与其他各军阀的军队一样，独立性是相当大的，当家的是他张学良。但是，如果仅以东北军的力量与日军作战，没有中央的支持，能打胜吗？说实话，他连三分把握也没有。如果中央支持他，出钱出兵，以全国的力量作靠山，他倒愿意率东北军与日本人决一雌雄，毕竟东北是老家。但中央的态度，正如监察院长于右任在七月份电告他的那样：“中央政府把平定内乱视为其头等职责，东北的同仁必须理解这一国策。”
东北易帜，使张学良成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爱国将领。他被荣誉冲昏了头脑，还想再“爱国”一把，把中东铁路强行夺回来。他自以为东北军兵强马壮，有中央“革命外交”的支持，虚弱的苏联不足畏。而且“根据多方情况，苏联决不能在远东作战，收回中东会马到成功的”，因而他不惜与苏联开战。
结果，中央的“支持”仅仅是二百万元，兵强马壮东北军一战下来，死伤千余人，被俘八千余人，哈尔滨也被苏军占领，同时也让日本人把东北军的底摸透了。对此，张学良后悔不已。
现在情况更甚过去，没有中央的支持，日军更强于苏军，更熟悉东北军。一旦作战失利，与他有宿仇的阎锡山、冯玉祥等人难道不会坐收渔人之利，趁机收拾他吗？到时候，平津不保，东北老家也丢了。蒋介石是他所敬佩的人，对他的告诫，他不仅听进耳了，并深以为然。“逞一时之愤，置整个东北军不顾”，这个险他真是不敢冒。
虽然是在住院，但张学良不是一个普通人，许多重大事情都要他作出决定，他住的这栋楼也几乎成了他的司令部。凌晨二点后，在北平的高级将领陆续到达。张学良在里屋打了一针玛啡，提起精神，走进会议室。和大家点头打个招呼，他把刚才荣臻在电话里报告情况转述了一遍，然后说：“日本人图谋东北已久，这次挑衅行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更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是一个联队，他的全国兵力可以源源开来，绝非我一军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的。现在我们既然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体的问题，我们只应送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当然是主张抗战的，但必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战斗，这当然是义不容辞的。”
他停了片刻，望了望众人，继续说道，“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在柳条湖制造炸破铁路的事件，诬称是我军官兵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破柳条湖路轨之理。总期这次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祸连结，波及全国。”
听了张学良的这一番话，东北军第一集团军军长、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慢吞吞地说：“副司令说的极是。不过日军寻衅多次，民众不满已久，就连官兵对此也多有怨言。如果这次全然不抵抗，任其所为，不仅民众指责，恐怕会使军心动摇，士气涣散。”
航空司令张焕相不同意于学忠的说法：“当年大帅皇姑屯不幸受害，我们强忍悲痛，以大局为重，没有贸然行事。纵使日本人想出兵动武，正因为我们冷静慎重，才使他们无机可趁，避免了一场战祸。敌强我弱，现在我们更应该冷静慎重，沉着忍让，把一切交由中央外交解决，不给日本人任何借口。”
“对，对，”张学良马上接过话说，“我们是遵照中央的命令行事的，民众要指责也应该对中央，更无责下不责上之理。至于军队，还望各部队长官说明，我们并非不抗战，只是听从中央的统一指挥，将来中央叫我们打，我们一定打。”
张学良是当家人，又打出中央的牌子，其他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众人附合地议论了一番后，决定将荣臻报告的情况电报南京中央。
会议结束时，已经快拂晓了。张学良抓紧时间睡了三个小时，又召集东北外交委员会的委员们开会，咨询他们对目前东北外交问题的意见。这些学富五车的文人比军人将领镇定得多了，而且都比较乐观。在巴黎和会上大出风头的外交官顾维钧献计说：“东北的外交必须先请国联迫使日本撤兵，再谈其他问题。”
“可是，”张学良问，“如果国联不愿意出面，或无法解决怎么办？”
“不会的，”顾维钧微笑地摇摇头，自信地说，“国联是不愿日本势力坐大，有碍机会均等原则的。国联如果对东北的问题无法解决，将来世界各国如何对待国联盟约、凯洛格非战公约和华盛顿九国公约呢？因此，无论如何，国联是绝不能坐视这些条约成为废纸，必定会出面制止日本的。”
“有道理，”张学良点头赞同，“特别是欧美大国，面子要紧得很。”
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问道：“日本此次来势汹汹，志在必得，对国联的干涉是否能听从？如果不从，那又将如何呢？”
“是啊，弱国无外交，日本会不会想把东北变成第二个朝鲜？”
“不可能。”刚从日本回来的汤尔和摇头晃脑地说，“日本内阁和军部意见不合，矛盾很大。根据我的观察，日本内阁现在正想抑制军部的势力，不愿使东北的事态扩大。我在日本和币原外相会晤时，他告诉我，日本若并吞满蒙，等于吞下一颗炸弹。所以，如果我们用国联的力量来抑制日本，正可使日本内阁便于对付军部。”
张学良对此深信不移，因为他出了巨资收买日本政要，也派了人刺探日本国内情况，如果说日本方面有重大的行动，他不会不知情。既然日本政府并没有全面开战的打算，只不过是关东军的狂妄行动，想借此要求更多的权益而已。为了和平，那就暂时吃点亏，不与他们计较，把事情交由国联处理吧！
张学良得到高级将领的支持，又有外交行家的指点，再有中央的旨意，一颗心终于平静下来了。只要不鲁莽冲动，能忍辱负重，就能与以往一样，又一次避过战祸。此时此刻，他认为自己已经非常成熟了。
二
十九日下午，南京接到张学良从北平转发荣臻的电报：
“万急。副总司令均鉴：日兵自昨晚十时许，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日兵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同时用野炮轰击北大营及兵工厂，该厂至即时止，尚无损失。北大营迫击炮库被毁，迫击炮厂亦被占领，死伤官兵待查。城内外警察各分所，均被日兵射击，警士被驱退出，无线电发报台亦被侵入，向日领迭次交涉，乃以军队之行动，外交官不能直接制止等语相告，显系支吾，并云由我军破坏南满路之桥梁而起，实属捏词，截至本日午前五时，尚未停止枪炮。以上等情，均经通知各国领事，伊等尚无表示，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糜烂，余续电，并乞转南京。谨陈。臧式毅、荣臻叩皓卯印”。
张学良在后面还加上他得到的最新消息：“最后复得沈电台报告，日军已于今晨六时三十分入省城，占据各衙署各通讯机关，驱逐我警察，遮断我北宁路站，此后消息完全阻断，情况不明。日方宣传，因我军袭击南满路，故日军施行追击。但事实上我方绝无此事，即日军犯我北大营时，亦毫未与之抵抗。”
沈阳被日军占领，事关重大，必须马上开会讨论。于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立即派人通知相关人员，于当晚八时举行临时中央常务会议。
中国国民党中央的机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负责党务和监察，由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两个机构，一是中央常务委员会，由中央执行委员选举产生，为党务的最高决策机关；一是中央政治会议，由部份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组成，是最高政治指导机关。
此时，在九个常委中，蒋介石南昌指挥剿匪，胡汉民二月遭蒋软禁，孙科被开除党藉，在广州另立中央。叶楚伧和陈果夫似乎也不在南京。在南京的四个常委中，只有戴季陶来参加会议。
按规定，中央委员（即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及候补委员可以列席中政会和中常会。不过，虽说中常会是党的最高决策机构，但在具体分工上，中常会只管党务，中政会主管政治（即管政府）。由于中常会不涉及人事安排，因此，中央委员对出席、列席中政会比较积极，对列席中常会则兴趣不大。所以，连常委戴季陶，参加这次临时中常会的中央委员只有十四个人。
看了张学良的电报和最新的消息通报，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不抵抗应该是不先向对方开火攻击，”立法院副院长邵元冲不满地说，“这个张汉卿，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到包围缴械时，怎么能把束手交械称为不抵抗主义！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难怪敌人**如无人之境！”
“不抵抗是不先开火攻击，你这个说法倒是新鲜。”看到邵元冲一副大义凛然、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主持会议的戴季陶冲着他笑了笑，问道，“三年前的济南惨案你忘了。”
邵元冲虽出身秀才，但也当过粤军总司令部少将秘书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给戴季陶这么一说，不禁感到有点脸红。因为这段历史，人人都知道。
一九二八年四月，北伐军逼近山东。为了阻挠北伐军北伐，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再次派兵进驻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北伐军于五月一日克复济南。五月三日清晨，日军在济南向北伐军攻击。面对日军只有六百多人先头部队的挑衅和凶杀，总司令蒋介石严令北伐军不许还击“禁止冲突，各军立回”。国民党中常委、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和国民政府委员张静江、蔡元培代表中央致电蒋介石：“日兵挑衅，意欲逼我于无可忍心，资为口实，无堕奸计，前敌武装同志，力持镇静，……”结果日军将北伐军七千多人全部缴械，屠杀外交人员，连前去谈判的外交部长黄郛及其卫士也被缴械。
“革命军为避免糜乱地方，决不与日军冲突。”蒋介石下令退出济南城，绕道北上。令人惊异的是，蒋介石还命令留下两个团，等日军来攻击，日军不来不准退，要用牺牲来“证明”日军的残暴侵略。以至后来日军攻入济南后，对济南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造成军民死伤过万。
过后蒋介石说道：“……我之国土彼占领之，而不许我居住与通过也；我之人民，彼屠戮之，我瞠目直视而无知如之何也；我之军队，彼侮辱之，虐杀之，我欲采自卫之手段而不可能也。彼为戎首，乃谓其曲在我，我欲玉碎，又非环境所许，国尚未亡，而痛苦实逾于亡国之民也！中正从事革命以来，饱经忧患，奇耻大辱，无若今兹。”
“奇耻大辱，为了北伐的胜利，蒋公都忍了。”戴季陶说，“不抵抗，不作无谓的牺牲，张汉卿有什么错？中东路一战，张汉卿没有丧失民族主义，但过后多少人指责他鲁莽……!”他倒也不是针对邵元冲说事，是怕邵元冲一开了头，大家都指责张学良不抵抗，会议就不好定调了。
“是啊，敌强我弱之时，不作无谓的牺牲，这不能说丧失了民族主义和国民精神吧。”
“当时如果不是避开了与日本人的纠缠，北伐能成功吗？”
“还是蒋公说得对，老老实实的认识我们不良的地位，危险的环境，只有忍了声，吞了气，埋了头，一点不作声的用苦工来做事，等到有了时机，有了力量，再来同他们说话。”
“如果逞一时之……”
戴季陶摆摆手：“得了，别扯远了，回到议题上来吧。现在东北情势危急，怎么办？”
“事已至此，急也不在一时，还得从长计议。”
“日本人就是想挑衅，要我们开仗，我们不能上当。”
“我认为张汉卿做得对，现在**猖獗，党内叛逆分裂，还有能力与日军开战吗？”
“现在没有能力，不能和日军开战。仿照济南案前例，我们应诉之国际联盟，请其主持公道。”
“对，有九国公约，有非战公约，日本想图谋我东北是一定不会成功的。”
“此时应发扬民族主义和国民精神，全党全国团结起来，同心同德。”
“此时此刻，首先本党同志要牺牲成见，一致联合，共同对敌。”
“应向日方提出抗议，对此侵略行径强烈谴责，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听到这一句，外交部长王正廷忙说：“我们已经向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提出了抗议，要求他立即电告日本政府，迅令关东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将日军撤回原防。”说着从公文包拿出抗议照会。
大家拿起抗议照会一看：“据报，日军侵入沈阳,与我驻沈阳北大营王以哲旅发生冲突，我军寡不敌众，北大营已被日军占领……”
“嗨，嗨，怎么能这么说呢？”大家都不满地说，“日军是突然袭击我军，我军未予抵抗，怎么成了两军发生冲突？”
“是啊，这是日军是侵略行为，不是两军发生军事冲突。”
“王部长，你这样提抗议，那岂不是授人以柄吗？”
……
七嘴八舌议论了几个小时，也没有提出什么实质的东西。只有一个常委在，他们也作不了主。不过，程序还是比较熟悉的。最后决定：
一.由常务委员电请蒋主席回京。
二.根据正式报告，继续对日方提出抗议，并电令驻外代表向国际间宣布。
三.即日发出对各级党部的训令。
四.从明日起每日开中央委员谈话会一次。
按会议的决定，会后立刻急电蒋介石：“急。限即到。南昌蒋主席介石勋鉴：密。日军强据辽宁，情势急迫，内外应付，诸待裁决，顷经商定，擬请蒋同志即日返京，以便共议方策。如何之处。祈酌电复。敬恒、右任、传贤、惟汾、培德、效亥印。”
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各级党部发出训令：“日本谋占我东三省，进而图我全国，已非一日，数十年来其一切政策，皆集中于此，我国民妇孺皆知，无须更述。如今乘我内忧正急，天灾突起，遍地灾民死亡枕藉，举国上下正在救死扶伤不上暇之日，空出重兵，占我沈阳、长春、安东、营口等地，其蛮横至何程度尚不可知。此种野蛮暴虐之行动，在世界历史上几无先例。本党同志在此时只有全体一心，立决死之志，唤起全国国民，努力救国：
除危害民族生存之**，须根本铲除外，必须一心一德，巩固国家基础，充实政府实力。
一切人民团体，必须一心一德，努力于救灾与御侮工作。
本党同志必须抛弃一切意见，造成强因之大团结，以为全国一致之表率。
上述三点，各地党部必须团结同志，唤起国民，切实工作，天助自助之国，人类不能灭亡，则公理不能消灭，蛮横之日本，其必受世界公理之制裁，可以断言。中央正以全力为最善之努力，国家存亡，民族成败，在此一时？切望同志同同胞，奋起图之。急电驰告，余俟再布。”
二十日下午三时，“中央委员谈话会”召开。这次会议来了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朱培德四个常委，委员也多了几个。又是几个小时的讨论，最后决议：
致电粤方促共谋团结御侮。
定二十三日全国下半旗纪念国耻并停止娱乐一天。
推定戴季陶、邵元冲、陈布雷、王正廷、陈立夫起草《告全国国民书》及《告各国国民书》，以唤起世界民众之同情，求人道公理之裁判。”
与此同时，外交部又向重光葵提出第二次抗议，要求日军立即退出占领区，恢复原状，并保留进一步提出正当要求之权。
三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华民国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三军上将总司令蒋介石，要亲自指挥三十万大军围剿共产党红军，十九日下午，乘永绥号军舰到达南昌行营。
“东湖，郡城东，周回十里，与江通。”南昌东湖自唐代以来即为著名风景湖，湖内有三座小岛，合称“百花洲”。在宋代明代，百花洲上蜂蝶飞游，花草繁盛，楼阁亭台，湖光洲景，名扬天下。
在东湖之畔，矗立着一幢砖混五层欧式建筑，这就是“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它原为江西省国立图书馆，一年前才竣工建成。中原大战后，为围剿红军，蒋介石亲临南昌指挥，将行营设于此。
待一切安顿下来时，已经是黄昏了。来到书房坐下，一摞日军攻击沈阳的特急电报摆在他的眼前。一一看完了电报，蒋介石操着浓浓的奉化口音恨恨地骂了一句：“娘希匹，日本人真不是个东西，偏偏这个时候来捣乱！”
南昌的九月仍十分闷热，几只讨厌的蚊虫四下乱飞，令人心烦。他叫侍卫拉上窗帘，闭上灯，身着半旧的单袍在黑暗中陷入了沉思。
蒋介石名中正，字介石，一八八七年十月生于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家世代务农，一介平民。直到他祖父蒋斯千成为盐商后，家庭经济和社会地位才逐渐提高。到了蒋介石的父亲蒋肇聪接替家政时，蒋家财势已颇大，俨俨成了一个大家。
蒋介石八岁丧父，由母亲王采玉抚养成人，幼年入塾，诵读经史。二十岁时考入了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二年他就成了一批派往日本深造的四人之一。在日本振武军事学校学习期间，蒋介石参加了同盟会，并且在这一年面见了孙中山，算是正式介入政治。其后参加辛亥革命、永丰舰侍护孙中山，出任大本营参谋长、赴苏考察团团长、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闯过无数险风恶浪，几度生死一线。历经近二十年的艰难奋斗，他终于成了中国一人，党政军三权一把抓。
对于沈阳事变的发生，蒋介石并不感到特别震惊。因为早已经从许多渠道得到的情报表明，日本人要在东北采取军事行动。他也多次命令、奉劝张学良要克制、要忍让，不要让日本人有什么借口动武。但这决不是说他蒋介石是个软弱可欺之人，是个甘心情愿受日本这个恶邻欺辱的人，他有他的打算。
自从张学良率东北军易帜归顺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在实际上，各地军阀仍各自为政，独霸一方：张学良占有东北；冯玉祥拥有河南、西北；阎锡山占据华北、平津；桂系的势力从广西扩展到了两湖，前锋竟达到河北唐山；李济深统制着广东；云南有龙云；贵州有王家烈；四川是刘文辉、刘湘的地盘。更令烦恼的是在这些其中还有共产党的红军也占据了一些地盘，蒋介石虽代表中央，但他能直接发号司令的也只是江、浙、沪、宁华东一带。全国诸候分割，他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罢了。
为了削弱各路军阀的势力，把权力集中于手，然后再剿灭红军，真正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一九二九年一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队“编遣会议”，宣称全国已经统一，不需要这么多军队，要减轻国民负担，发展经济。决定将现有近二百万军队，缩减到八十万，各军阀要“奉还大政，归命中央”。当然，中央军基本保留，主要淘汰的是地方军阀部队。
没有了军队就没有了一切，这是多少年，多少代，多少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在炮火中拼杀出头的军阀们自然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因此在会议上，各路军阀都主张多裁别人的军队，多保留自己的军队。在会议上互相指责，吵吵嚷嚷，自然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爆发，争吵到最后只能是以武力来解决。
历经蒋桂大战、蒋冯大战、中原大战，在还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蒋介石依靠江浙财团的经济支持、新式军队—中央军为根基，利用各派的矛盾，使用金钱收买、封官许愿的分化瓦解政策，打败了众多对手，迫使他们俯首称臣，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高超政治技巧。
不料当他加紧围剿共产党红军和巩固他的成果之时，遇到了大麻烦。借助以江浙财团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及西化派知识分子的支持，蒋介石主张制定约法，进行“政治刷新”。这个《训政时期约法》，要实行总统集权制之下五院制。但实际上，蒋介石是要摆脱国民党中央对他的约束。而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长胡汉民不肯买他的帐，四处发表讲话，坚持以党治国。说他要独裁，反对他当大总统。一怒之下，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把胡汉民扣留了。
胡汉民被扣，使与胡汉民关系密切的党政大员极为震怒，也使得人人自危。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等人发表通电弹劾他目无国法，以行政院长之职扣留立法院长。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唐生智、汪精卫、孙科等一大批中央要员通电响应。五月底，他们一起组织了反蒋的国民党中央—非常会议，并且还另组了广州国民政府。他们公开申明要北伐讨蒋，“四·一二”之后的事再次重演。
在剿共方面，时近一年，对中共各根据地的围剿，都未能奏效。不仅没有消灭一帮乞丐般的红军，反而累计丧师十万有余，中将师长张辉瓒遭俘被杀。此事极为令他烦心，连续几天睡不好。
粤桂造反，**猖獗，加上长时间的降雨，使得南方北方都洪水泛滥，十六个省受灾，武汉三镇顿成泽国，难民遍地。偏偏在这个诸事不顺的时候，日本人也来捣乱，可谓是雪上加霜了。
对于东北，蒋介石还是很关心的。知道东北局势紧张，他在七月间曾发电张学良，告诫他：“在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之时，恐被共产党利用，呈共产党之跋扈，同时对中日之纷争，更要寻入一层纷乱。因此官民必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
本月初，担心东北因中村事件发生中日军事冲突，打乱他的剿共计划，一再告诫张学良：“东北的问题，我考虑到我们力量还不足，不能打，要从外交解决。我们只有提交国联，请国联主持正义，和平解决。要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挑衅，一律不准开枪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他们先开衅的，却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们的。他们嘴大，我们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如果发生问题，要保持克制。”
日本人在沈阳动手了，其意欲如何虽还不太清楚，但总归是不会善罢干休。张学良也遵照他的话忍了、让了，没有进行抵抗，但问题也出来了。如果日本人步步紧逼，事态进一步扩大，甚至要占领整个东北，那怎么办？作为党政军第一人，战与不战之间，他必须要作出决策。
战！他何尝不想战？这个决定容易下，而且此举肯定会获得举国一致的欢呼。可是，枪不如人，炮不如人，兵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凭什么与日本人战呢？中国几万吨钢铁产量，不要说制造枪炮，连制作铁钉、铁锤、铁锅还嫌不够。中国经济实力本来就弱，再加上连年的战争、水灾、蝗灾、旱灾，老百姓连糠菜都吃不上，怎么与东方强国日本较量？要是真的打起来，恐怕用不了三个月，中国就要完蛋了！如果战败了再谈，那损失岂不更大，还不如不战。
不战又如何？在自己的国土上，百万军队面对敌人攻城占地而不抵抗，可想而知，各地军阀、广东政敌、共产党、全国的老百姓肯定要指着鼻子骂他。
不能打，幽暗中蒋介石轻轻摇摇头；第一，执掌东北军的张学良年轻，政治经验不足，通过进一步工作，东北军是可以掌握在手中的，把东北军打光了太可惜。再说，就算他下令让东北军打，中央军不出动，张学良肯吗？第二，若是调中央军和东北军一起打，不论胜负如何，共产党和其他各军阀必然会趁机发展。这不是前功尽弃，为他人作嫁装吗？决不可考虑！第三，调其他军队去东北？且不说不会去、或开口要这要那讲条件，就是能到东北，也必然会保存实力，趁机发展，说不定还会勾结日本人反过来咬一口！近代中国的一幕幕悲剧，终其原因，无非是满清的吏治腐败和国家的分裂。国家要复兴，必须统一军令、政令，决不可因一时之难而毁了自己的兴国方针。
现在面临的敌人有三个；一是日本人，二是广东方面的政敌，三是共产党。对于日本，恐怕还得用以夷制夷的方针。日本是想吞下东北，想了几十年了，这不是什么秘密。但东北不是朝鲜，日本还没有这么大的胃口，它吞不下。美、英、法等国在中国都有利益，当然不会看着日本的势力在中国步步扩大，损害他们的利益，“三国还辽”就是个明显的例子。不过，日本若不占点便宜，事情也是不会了的。那就等他们开出价码后，和他们慢慢磨，慢慢谈，不用太急。
对于广东方面的政敌，可以用以退为进的策略。这几年他太急于求成，把这些人逼得过紧，使得他们害怕了。正所谓狗急跳墙，为了自保，不得不联合起来反对他。既然是这样，那么不妨退让一下，缓和缓和。料想这批乌合之众没有什么大作为，成不了气候。与四年前一样，过不了多久，他们便会互相攻讦，四分五裂，到那时再一个一个地收拾掉。
至于共产党，那是要特别注意，现在已经是生死仇敌，如果让共产党得势，那就完了，没有可能再上台了。当年来不及收拾他们，竟让他们拼凑出十万军队，割地盘踞。这才是心腹之患，必须紧盯不放，要穷追猛打，万不可掉以轻心。决不能让他们趁日本人捣乱之际得以喘息、壮大，弄成象苏俄一样，那可真是死无葬身之地！
攘外必须安内，抗日必先剿共；以退为进，分化政敌；以夷制夷，求助国联。方针决定后，蒋介石觉得心头一轻。他缓缓起身，走到书桌前坐下，打开灯，拿出他的笔记本，提笔蘸墨要写日记。
虽然说日记不是给别人看的，但他知道，象他这样的人，这本笔记迟早是要让世人所见，并且要由世人所评论的。他思索了一会，提笔写道：“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省矣，呜呼，痛哉！”写到这，联想到现在乱糟糟的全国，他不觉动了怒气，“夫我内乱不止，叛逆既无悔祸之意，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停下笔，看了看，觉得不太妥，于是想了想，提笔又写道，“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呜呼，痛哉！虽然，余所恃者，唯此一片爱国丹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拼以一身，报我总理，报我民族，毋忝我之所生而已。”停下笔来看了看，觉得还满意，颇有逆流滚滚，我乃中流抵柱之豪气。
走到窗子边，拉开窗帘向外面望去，那远近的点点灯火，仿佛是镶嵌在漆黑的夜空中一般，与天幕混然一体。行营四周静悄悄的，即使是发生了如此大事，侍卫和副官们也不敢惊扰他这位总司令，走路尽是放轻脚步。不远处依稀看到湖水微动，树叶轻摇，虫蛙鸣叫。一切都显得非常平静、安宁。但他知道，此时此刻，首都南京肯定是一片慌乱，急切地等待他回去作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