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致谢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快30年了，尽管同盟国和德国的记载卷帙浩繁，但对寻找幸存者的当代历史学家来说，踪迹正在变得模糊。许多最重要的人物已经死去，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的答案也随着他们消失。在诺曼底进攻之后的所有重大计划和战役当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市场花园行动了。然而，除了一些个人回忆以及在官方和半官方的史书中的几个章节之外，这个悲惨的故事在美国实际上无人知晓。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和第一〇一空降师，在这场战役中所起的卓有成效的作用——尤其加文的部队渡过瓦尔河——在英国人的叙述中很少占有超过一两个段落的篇幅。

英军第一空降师在阿纳姆的奋力抵抗，仍然是二战军事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壮举之一，但它也是一个重大的失败——是英国的第二个敦刻尔克。由于官僚们往往会掩盖他们的失败，所以不论是在美国的还是英国的档案中，用于证实的文件也就经常是不足而且难以获得的。为了解读一些费解之事，也是为了从所有的参与者——盟军、德国人、荷兰地下组织以及荷兰平民——的立场，对这次由空降部队和地面部队联合进行的攻击行动，提交出我所认为的第一个完整的描述，我用了7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在那个阶段，有时，尤其是我身患重病的时候，我对这本书能否出版都不抱希望了。

正如我先前有关二战的著作——《最长的一天》（1959）以及《最后一役》（1966）——一样，信息的基础来自参与者：盟军的官兵，与他们作战的德国人，以及勇敢的荷兰平民。总共有大约1200人为《遥远的桥》的写作提供了信息。这些军事人员、前军人以及平民，他们无私而且毫不吝啬地无偿付出他们的时间，接受采访，带领我参观战场，从日记、信件、军事专著、电话记录、仔细保存下来的战后报告、地图和照片中，提供证据和细节。如果没有这些提供信息的人的帮助，这本书是不可能写出来的。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内容完全一样、缺少确证或者数量太大，因此并非每一个人的故事或者经历都能够被包括进来。在这1200位提供了信息的人当中，一半以上的人受到了采访，而且这些叙述中的大约400份被使用了。但过了30年以后，记忆并非绝对可靠。某些严格的指导方针，与我以前的书所使用的研究过程相类似，也就不得不予以遵循。这本书中的每一个陈述或者引语，都得到了文件证据的支持，或者得到了那些听说过或者目睹过所描述事件的人的确证。传闻、谣言或者第三方的叙述，都不能被写进来。我的卷宗包含了几百个故事，它们可能是完全精确的，但又无法得到别的参与者的支持。出于历史真实的原因，它们并没有被使用。我希望那些众多的提供信息者能够理解。

在重现市场花园行动那可怕的9个昼夜的过程中，有这么多的人帮助了我，以至于竟不知该从哪里开始提出他们的名字。首先，我尤其想感谢伯恩哈德亲王殿下，他花费了时间，提供了帮助，找到并提出应该采访的人，并让我得以接触到荷兰和英国的档案。我也热忱感谢《读者文摘》的德威特和莉拉·华莱士。他们不仅报销了写这本史书的大量费用，而且还让我受到他们在美国和欧洲的办事处记者和研究人员的接待。在这些人当中，我尤其想感谢以下各位：纽约的希瑟·查普曼；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朱莉亚·摩根；伦敦的迈克尔·伦道夫；巴黎的约翰·d·潘尼策、约翰·弗林特、厄休拉

·纳卡谢、吉泽尔·凯泽；斯图加特已故的阿尔诺·亚力克西；阿姆斯特丹的阿尔德·范·莱伊文、扬·海因、莱斯贝斯·施蒂曼，以及扬·范·奥斯。

一个特别的段落，必须献给弗雷德里克·凯利孜孜不倦、勤恳精心的工作，他做了我两年的助手。他在英格兰、荷兰和美国所做的研究、采访和优秀的新闻写作，被证明是极有价值的，他为参与者拍摄的照片，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也都被证明是极有价值的。

必须向美国国防部的军事史主任办公室表达谢忱。在我进行研究的时候，办公室主任是哈尔·c·帕蒂森准将，也必须感谢帮助我制定出军事框架的帕蒂森准将的助手们——尤其是迪特马·m·芬克和汉娜·蔡德里克。另外一个其帮助和鼓励必须提及的人，是军事史主任办公室的查尔斯·b·麦克唐纳，他的内容详尽的《齐格菲防线战役》（the siegfried line campaign）一书，包含了对市场花园行动的优秀而又精确的叙述。我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马丁·布卢门森的《突围与追击》（breakout and pursuit），他的这本书是军事史主任办公室的正式史书系列之一。而且我要再次表达对福里斯特·c·波格博士的谢意，感谢他在军事史主任办公室的《最高统帅部》（the supreme command）一书中详尽介绍的指挥结构。

我必须对美国国防部书刊部的官员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帮助我在美国和欧洲各地找到老兵并安排了采访，这些官员是：美国空军的部主任小格罗弗·g·海曼上校（已退休）、美国陆军副主任的小查尔斯·w·伯蒂克中校、美国空军的罗伯特·a·韦布中校、安娜·c·厄班德小姐，以及副官署署长办公室里的西摩·j·波姆伦茨。

在对德国进行研究方面，我感谢美国国防部二战档案部的下述各位：部主任罗伯特·w·克劳斯科普夫博士、赫尔曼·g·戈德贝克、托马斯·e·霍尔曼、洛伊丝·c·奥尔德里奇、约瑟夫·a·埃弗里、黑兹尔·e·沃德、卡罗琳·v·穆尔，以及希尔德雷德·f·利文斯顿。如果没有对所提供出来的德国战争日记和专著的完全理解，我就几乎不可能精确地采访德国的参与者，尤其是党卫军的指挥官们——威廉·比特里希中将、海因茨·哈梅尔少将以及瓦尔特·哈策尔中校——他们是首次把他们对市场花园行动的描述告诉给了一个美国人。

在荷兰，我与我的助手们从荷兰档案当局接受了最亲切的合作。我十分感激国家战争文献资料研究所所长、教授、路易斯·德容博士，档案保管员雅各布·兹瓦恩，阿纳姆空降博物馆馆长b·g·j·德弗里斯先生，以及爱德华博士和埃米·格罗威尔德太太。在荷兰皇家陆军的军事史部，许多人让我的助手们使用了相关的研究，在那些人当中有格里特·范·奥伊恩中校、奥古斯特·克尼普肯斯中校、吉尔伯特·弗拉克斯上尉、亨德里克·希尔克马上尉。荷兰人的帮助非常详尽，我甚至被提供了市场花园行动中所涉及的各个桥梁的比例地图、绘图和照片。尤其帮忙的是路易斯·艾恩特霍芬，他是战后荷兰的安全和情报局局长，他帮助弄清楚了科尼利厄斯笔下的荷兰间谍“金刚”林德曼斯的故事。

阿纳姆、奈梅亨、费赫尔和艾因霍温各市的市档案馆是极其重要的，大量背景材料在那些档案馆里找到了发生地点，得到了验证。我十分感谢在这些中心里的下述各位：克

拉斯·施哈普、安东·施坦弗、皮特·范·伊德金格博士（阿纳姆档案馆）、艾尔伯特·尤金和彼得鲁斯·施利彭贝克（奈梅亨档案馆）、扬·容格内尔（费赫尔档案馆）、弗朗斯·科尔蒂（艾因霍温档案馆）。

在荷兰，有许多人提供了信息，其中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奥斯特贝克的扬和凯特·特尔霍斯特夫妇，以及扬和伯莎·沃斯奎尔夫妇，他们花费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同我在一起，回顾了英军第一空降师在他们村子里受磨难的最后几天的每一个细节。扬·沃斯奎尔带我去了战场，特尔霍斯特夫妇则第一次解释清楚了德里尔渡口的神秘环境。在德里尔，巴尔图森一家让我进行了几个小时的详尽采访，那些采访被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在核对和阐释来自荷兰的采访记录方面，我也必须向一位杰出的记者表达我的感谢，他就是阿姆斯特丹《电讯报》（telegraaf）的a·胡格诺特·范·德林顿。如果没有他的留意，我很有可能会出许多错误。我也要感谢海军少校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他后来是鹿特丹的警察局长，他几乎是逐分钟地给我讲述了在厄克特将军司令部里发生的事情。在奥斯特贝克，马尔南一家提供了非同寻常的日记和采访，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也是如此，她一丝不苟的记录，就像马尔南家的日记一样，给伤亡人员收容站里的形势一个清晰的画面。他们生动的记载和非同寻常的帮助，使得我能够再现那种氛围。我对他们所有人深表感谢。

许多军方人士提供了信息，在他们当中，必须特别提出感谢的是詹姆斯·m·加文将军、马克斯韦尔·d·泰勒将军、罗伊·厄克特将军和查尔斯·麦肯齐上校——他们全都耐心地接受了数不尽的采访。还有的人帮助极大，他们是约翰·d·弗罗斯特少将、埃里克·m·麦凯上校、菲利浦·w·希克斯准将、约翰·哈克特上将、乔治·s·查特顿准将、戈登·沃尔什准将、布赖恩·厄克特先生，已故的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以及随军牧师g·a·佩尔，他的笔记是一个难忘的、令人伤心的文件。布朗宁夫人（达夫妮·杜莫里埃），用她的机智和常识，证明她是一位令人愉快的通信者，并搞清楚了阿纳姆的一些谜团的真相。

在德国，我在追踪幸存者和找到背景材料、专著和战争日记方面，得到了下述各位的巨大帮助，他们是波恩新闻信息局的布里斯讷博士、国防部的西格尔中校、军事史研究部的沃尔夫冈·冯·格鲁特博士和福里克少校，以及联邦档案局的中校、施塔尔博士。

还有许多许多的人，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使得这本书成为可能。我必须再次感谢我的妻子凯瑟琳，她本人就是一位作家，她对研究工作进行了组织和整理，进行了编辑，并留意我笔下的垂悬分词。而且，我衷心感谢我的好朋友帕特里克·内利根医生与威利特·惠特莫尔医生，当我病情最为严重的时候，他们一起对我进行了护理，神奇地让我康复起来，让我能继续工作下去。而且，我还要感谢杰里·科恩，他是我主要的“吹毛求疵者”；苏珊娜·格利弗斯和约翰·托尔，他们非常仔细地阅读了手稿；安妮·巴登哈根，她是我尊重的朋友和助手；朱迪·缪斯和波利·杰克逊，她们在各个时期担任过秘书。我还要感谢我的代理人保罗·吉特林；感谢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的彼得·施威德和迈克尔·科达，感谢他们提出的建议；感谢《读者文摘》的总裁霍巴特·刘易斯，在这个非常累人的工作的始终，他都在耐心地等待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