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围困_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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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与库克少校的第一拨伞兵开始强渡瓦尔河的同一时刻，埃里克·m·麦凯上尉下达了命令，从阿纳姆的那座校舍里撤离，他的士兵们在那里坚守了60多个小时——那是从9月17日的傍晚开始的。现在，从70码之外的地方，一辆虎式坦克把一枚枚炮弹发射进了大楼的南墙。“那幢房子现在在燃烧，”麦凯记得，“而且我听见，留在楼上的我的那点炸药也爆炸了。”在仍然能够移动的13个人当中，每一个人都只剩下了一个弹夹的子弹。麦凯在地下室里一瘸一拐地走着，做出了决定，让他的部队突围，战斗到底。

他无意把伤员留在后面。由丹尼斯·辛普森中尉带路，麦凯与两名士兵殿后，伞兵们把伤亡人员抬出了地下室。在辛普森为他们打掩护的时候，伤员被送进了旁边的一个花园里。“然后，就在辛普森朝隔壁的房子走去的时候，迫击炮的又一轮炮轰开始了，我听见他喊道：‘又有6个人负伤了。’我知道，”麦凯回忆说，“我们将被大规模屠杀掉——或者不管怎样，伤员将被大规模屠杀掉——如果我们试图带着他们一起逃脱的话。我朝辛普森叫喊，要他投降。”

麦凯把剩下的5个人集合起来，每一个人都配一只布伦式轻机枪，朝东边奔去——他相信，德国人不会料到他会走那个方向。他的计划是“在夜里隐匿起来，并试图再回到西边，与主力部队会合”。麦凯率领他的士兵越过马路，穿过马路对面已成为废墟的房子，来到了下一条街道。在那里，他们与两辆坦克撞了个面对面，伴随着坦克的有五六十名士兵。这6位伞兵迅速并排前进，一起朝那群大吃一惊的德国人扫射。“我们只有每人发射一个弹匣的时间，”麦凯回忆说，“两三分钟之后就全部结束了。德国人就像装得半满的谷子口袋一样倒下了。”当麦凯朝他的小组喊着前往附近的一幢房子的时候，又有一名士兵被杀死了，另一人受伤。在到达临时掩蔽处后，麦凯告诉剩下的3个士兵：“这场战斗结束了。”他提议，伞兵们单独行动。“要是走运的话，”他说道，“今天晚上我们可能全都在大桥边再次相遇。”

士兵们一个个地走开了。麦凯躲进一个花园，在一个玫瑰丛的下面趴着。在那里，他取下他的军衔徽章，把它们扔掉。“我认为，我可以睡点觉了，”他回忆说，“我刚刚闭上眼睛，到达昏昏欲睡的阶段，便听见了德国人的说话声。我尽力轻声呼吸，而且由于我的衣服焦黑，满是血污，我认为我可以令人信服地显得就像死去一样”。突然“他的肋骨被狠狠地踢了一下”，他柔软地接受了这一踢，“就像刚刚死去的尸体一样”。然后他“感到，一把刺刀刺进了我的屁股，颠簸了一下卡在了我的骨盆上”。麦凯回忆说，奇怪的是，“那并不疼痛，只是在碰到骨盆的时候让我震惊。在刺刀拔出来的时候，我才感到疼痛”。这激起了麦凯的愤怒。他费力地站了起来，拔出他的科尔特左轮手枪。“你把刺刀刺进一名英国军官，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叫嚷道。那些德国人对麦凯的爆发毫无准备，向后移动了，麦凯意识到：“要是还有子弹的话，他就能射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他们无法还击，”他记得，“因为他们围着我成了一个圈。要是还击的话，他们就会击中自己人。他们的形势太滑稽了，结果我笑了起来。”当德国人盯着他的时候，麦凯轻蔑地把他的科尔特左轮手枪扔出了花园的墙，“这样他们就不能取来留作纪念”。

那些德国人强迫麦凯靠墙站着，开始搜他的身。他的手表以及他父亲留给他的一个空的银质瓶子被拿走，但在他胸部口袋里的一张逃跑地图却被忽略了。一位军官把瓶子还给了他。当麦凯问手表的时候，他被告知：“在你要去的地方不会需要它了，而我们又相当缺少手表。”他手举在头上，被押送到了一个关押英军俘虏的大楼里。麦凯从一群人走到另外一群人那里，提醒他们，他们的任务就是逃跑。突然，麦凯，这位在场的唯一一位军官，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审问。“我决定采取攻势，”他回忆说，“有一位德国中尉能说完美的英语，我告诉他，坚定但又客气地告诉他，对德国人来说一切全都结束了，我将欣然接受他们的投降。”麦凯记得，那位中尉惊讶地盯着他，但“这就是审问的结束”。

快到傍晚的时候，俘虏们被赶了出来，上了卡车，卡车载着他们向东前往德国。“他们在车后面放了一个警卫，这使得试图逃跑更加困难，”麦凯说道，“但我告诉小伙子们，蹲下来挤他

，这样他就无法开枪了。”当他乘坐的卡车在马路上缓慢拐弯的时候，麦凯跳了下来，试图逃跑。“不幸的是，我选择的可能是最糟糕的地方，”他回忆说，“我落在距离一名哨兵不到三英尺的地方。我突然袭击他，试图扭断他的脖子。就在这时别的德国人来了，他们打得我失去了知觉。”麦凯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和别的俘虏挤在一起，那是在一家荷兰小旅馆的房间里。他费了好大的劲才爬起身来，靠着一面墙坐着，接着，在90个小时里第一次，这位年轻的军官熟睡了过去。

傍晚时分，在弗罗斯特上校的司令部大楼四周，在坡道边上。大约有100个士兵，分成小组，仍然在凶猛地战斗着、坚持着。司令部的屋顶在燃烧，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只剩下最后几发子弹了。然而伞兵们似乎还是那么精神饱满。弗雷迪·高夫少校认为：“即使是现在，如果我们能够再坚持几个小时的话，我们就得救了。”

下午7点钟前后，第二营负了伤的指挥官醒了过来，因为发现自己居然睡了一觉而恼火。弗罗斯特听见，在黑暗的地下室里，“有一些显示出患有战斗疲劳症的胡言乱语”。德国人仍然在轰击这座大楼，弗罗斯特意识到，地下室里现在塞满了200多名伤员，里面一派酷热。他试图挪动时，感到疼痛的冲击穿过了他的双腿。他派人把高夫叫来。“你将替我指挥，”弗罗斯特告诉少校，“但在做出关键性的决定之前必须先找我商量。”到现在，弗罗斯特开始意识到，他最惧怕的事情开始出现了：大楼正在烧倒，伤员有“被活活烤死”的危险。在黑暗屋子的各个地方，人们由于吸入了刺激性的烟而咳嗽。营的首席医官詹姆斯·洛根医生在弗罗斯特的旁边跪了下来。洛根说到了该把伤员搬出去的时候了。“我们得与德国人安排一次休战，长官，”洛根坚决要求，“我们再也不能等了。”弗罗斯特转向高夫，命令他去安排，“但要把作战的士兵们带到别的大楼里，继续战斗。我感到了，即使大桥丢失了，我们仍然能够控制入口一段时间，也许能控制足够长的时间，让我们的坦克部队上来”。

高夫和洛根离开，去为休战作安排。洛根提议，打开大楼沉重的前门，打着一面红十字会的旗帜出去。高夫对这个主意持怀疑态度。他并不信任党卫军，党卫军很有可能在对方举着红十字会旗帜的情况下开火。洛根又回到弗罗斯特那里，得到了如此进行的许可。当医生朝门口走去的时候，弗罗斯特取下了他的军衔徽章。他希望“能消失在士兵们当中，也许以后能逃脱”。他的勤务兵威克斯，则出去找担架。

在不远处，伤员之一列兵詹姆斯·西姆斯，闷闷不乐地听见正在制订撤退计划。从逻辑上，他知道别无选择。“我们的阵地显然毫无希望了，”他后来回忆说，“弹药几乎用完了，几乎所有的军官和军士都死去或者负伤了，而且大楼正在熊熊燃烧，烟雾几乎让每一个人窒息。”他听见，弗罗斯特让体格健全的人和能行走的伤员“出去，突然逃跑”。西姆斯知道，那是“唯一明智的做法，但我们要被留在后面这个消息，却不怎么被人接受”。

在楼上，洛根医生打开了前门。在两名勤务兵的陪同下，洛根举着一面红十字会的旗帜走了出去，与德国人见面。战斗的喧闹声停止了。“我看见，有一些德国人跑到大楼的后面，那里停放着我们的吉普车和运兵车，”高夫记得，“他们需要用那些车辆来搬运伤员，我在脑子里向我们的剩余运输工具永远地挥手道别了。”

在地下室里，人们听见，走廊里传来了德国人说话的声音。西姆斯注意到，“德国人的纳粹军靴重重地踏在楼梯上”。地下室突然安静了下来。西姆斯抬起头，看见一名德国军官出现在门口。令他非常恐惧的是，“一名负了重伤的伞兵举起了他的斯特恩式轻机枪，但他迅速被制伏了”。西姆斯记得，那位军官“对形势做出了判断，于是厉声发出了一些命令。德国士兵鱼贯走进来，开始把伤员抬到楼上”。他们几乎是太晚了。当西姆斯被搬动时，“一块巨大的燃烧着的大梁几乎落在我们上面”。他敏锐地意识到，那些德国人是“神经紧张的，随便就会开枪，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配备的是英国步枪和斯特恩式轻机枪”。

在一名患战斗疲劳症的伞兵帮助下，弗罗斯特被抬了上去，放在他曾拼命想守住的那座大桥边的堤岸上。在四周，他看到楼房在猛烈燃烧着。他看到，德国人和英国人“以最快的速度工作着，把我们抬出来，与此同时，

整个场面被火焰照得明亮极了”。最后一名伤员被抬上来后没过几分钟，突然发出了一声轰鸣，大楼倒塌了，成了一堆火红的瓦砾。道格拉斯·克劳利少校正躺在他旁边的担架上，弗罗斯特转向克劳利，疲倦地说道：“唔，道格，这一次我们没有能够逃脱，是吗？”克劳利摇了摇头。“是的，长官，”他说道，“不过我们也让他们够受的了。”

当英军伤员又小心又惊讶地注视的时候，德国人以非同寻常的友好在他们当中走动着，分发着香烟、巧克力和白兰地。伞兵们辛酸地注意到，这些补给品大多是他们自己的，显然是从落入德国人手中的空投补给品中拿来的。当这些饥饿、口渴的士兵们开始吃的时候，德国士兵们在他们旁边跪着，为这场战役而向他们表示祝贺。列兵西姆斯盯着一行马克ⅳ型坦克，那些坦克沿着马路向后延伸。有一个德国人看见了他的表情，便点了点头。“是的，英国兵，”他告诉西姆斯，“要是你们没有投降的话，到上午时那些坦克就是对付你们的了。”

但弗罗斯特顽强而又体格健全的士兵们，却并没有放弃。当最后一名伤员被抬出地下室的时候，战斗又再次开始了，就像一个小时以前那样猛烈。“那是个噩梦，”高夫回忆说，“不论你转到哪个方向，都是德国人——在前面，背后，以及两边。在休战期间，他们设法把一支大的兵力渗透进了这个地区。他们现在实际上占据着每一幢房子。我们实际上被打垮了。”

高夫命令伞兵们散开，躲藏起来过夜。他希望，在黎明的时候，能把兵力集中在河岸边一部分被毁的建筑里。甚至现在他仍然预料，到上午的时候就能得到解救，而且“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们能够坚持到那个时候”。当士兵们出去进入黑暗之中时，高夫在他的无线电旁边蹲了下来。他把话筒紧放在嘴前，说道：“这是第一伞兵旅。我们不能坚守多久了。我们的阵地情形危急。请赶快。请赶快。”

德国人知道，战斗结束了，现在所剩下的，就是一次肃清行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桥上有坦克，但坦克却无法通过。正如哈梅尔将军所预料的那样，积聚起来的车辆残骸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才能清理掉。直到9月21日，星期四的一大早，才最终清理出了一条单行通道，过桥的行动才得以开始。

星期四天刚亮，高夫和仍然待在环形防线里散开的士兵们，从他们的躲藏处出现了。救援并没有来到。德国人系统地占领了阵地，迫使现在已没有弹药的士兵们投降。幸存者们三三两两，未被察觉，他们分散开来试图逃跑。英国人的最后抵抗缓慢地、不服气地结束了。

高夫少校向自来水厂走去，他希望能躲藏和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尝试一路向西，走向厄克特指挥下的主力部队。就在自来水厂大楼的外面，他听见了德国人的说话声。高夫全速朝一堆柴火跑去，试图在柴火下面钻过去。他靴子的后跟露了出来，一个德国人一把抓住后跟，把高夫拽了出来。“我累死了，我只是抬头看着他们，笑了。”高夫说道。他的双手举在头上，被带走了。

在满满一屋子俘虏当中，一位德国少校叫高夫出来。他向这位英国军官行了一个希特勒式的敬礼。“我听说你是指挥官。”那个德国人说道。高夫警惕地看着他。“是的。”他说道。“我想向你和你的士兵们表示祝贺，”那个德国人告诉他，“你们是英勇的军人。我在斯大林格勒打过仗，显然你们英国人有许多巷战的经验。”高夫盯着这位敌军军官。“不，”他说道，“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巷战。下一次我们会好得多。”

在这最后几个小时当中的某个时刻，一条最后的信息由大桥附近的某个人用无线电发出了。不论是厄克特的司令部，还是英军第二集团军，都没有接收到，但在第九党卫军装甲师（霍亨施陶芬师）的司令部里，哈策尔中校的监听员们却清楚地听到了。多年以后，哈策尔已不能回忆起信息的全部，但最后的两句话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没有弹药了。上帝保佑我王。”

在北边几英里处，在阿珀尔多伦的附近，列兵詹姆斯·西姆斯躺在一家德国部队医院外面的草地上，周围是负伤的伞兵，等待处理和治疗。这些士兵是安静的，在沉思。“我自然想到，我们白白地打了一仗，”西姆斯写道，“但我却不能不想到主力部队，主力部队是那么强大，然而却无法走上那最后的几英里来到我们这里。最难以忍受的事情，就是感到人家决定要把我们忘掉。”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