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进攻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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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夜间普遍遭到了轰炸，现在又有了针对阿纳姆、奈梅亨和艾因霍温的空袭，但德国人却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整个指挥系统，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单一的威胁上：英军第二集团军，将从其在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上的桥头阵地再次发起攻势。

“指挥官们和部队、我本人，尤其是我的参谋班子，面对着困难，承担着过重的负担，过于焦虑，结果我们只想到有地面上的军事行动。”库尔特·施图登特大将回忆道。施图登特是德国杰出的空降专家，现在他的司令部在弗尔特附近的一个村舍里，大致是艾因霍温西北21英里的地方，他正在司令部里做“官样文章——堆积如山的文件，那些文件甚至跟着我进入了战场”。施图登特走了出去，来到一个阳台，朝着那些轰炸机注视了几分钟，然后，并没有放在心上，又回去做他的书面工作。

瓦尔特·哈策尔中校，是第九党卫军装甲师（霍亨施陶芬师）的指挥官，现在他已经把他打算移交出去的装备，全都移交给了他的竞争对手、第十党卫军装甲师（弗伦茨贝格师）的海因茨·哈梅尔将军。哈梅尔现在已经到了柏林，这是遵照比特里希的命令，而莫德尔又不知情。最后一批装载着哈策尔的“丧失能力的”装甲兵员运输车的平板车，准备由凌晨2点开的火车拉到德国。由于自诺曼底登陆以来一再受到轰炸，因而哈策尔“对飞机也就不怎么理会”。他认为，在荷兰上空的巨大轰炸机编队，并没有什么非同寻常之处。他和他富有战争经验的坦克手们知道：“轰炸机一天几次，向东飞往德国又返回，是家常便饭。我和我的部下由于不断遭到炮击和轰炸，已经变得麻木了。”埃贡·施卡尔卡少校是第九党卫军装甲师的首席医官，哈策尔与施卡尔卡一起，从位于贝克贝亨的司令部出发，前往霍恩德罗兵营，那是阿纳姆以北大约8英里的地方。在该师约有600名士兵的侦察营面前举行的一个仪式上，他将给营长保罗·格拉布讷上尉授予骑士十字勋章。授勋以后，将会有香槟酒和一顿特殊的午餐。

在位于杜廷赫姆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的司令部里，威廉·比特里希中将也同样没把空袭放在心上。对他来说，“这是家常便饭”。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在位于奥斯特贝克的塔弗尔贝格旅馆里，注视着这些轰炸机编队有一些时间了。司令部里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些“飞行堡垒”中队，是在夜间轰炸德国之后返回，而且别的飞行堡垒机群照常对德国进行永无休止的轰炸，他们正在向东飞行，前往别的目标。至于对当地的轰炸，轰炸机把没有使用的炸弹投弃在鲁尔河上，并且往往因此而投弃在荷兰本土，也并不是非同寻常的事情。莫德尔和他的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中将相信，这些轰炸和低空扫射是“削弱敌人力量的作战行动”——是英军开始地面攻势的前奏。

对于荷兰上空愈演愈烈的空袭活动，有一个军官不是完全不放在心上。大约120英里以外，在位于科布伦茨附近阿里姆贝格的西线总司令的司令部里，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尽管他仍然相信，空降部队只是在对鲁尔河地区发动进攻的时候才会使用——却想得到更多的信息。在9月17日上午的报告附件第2227号中，他的作战部局长记录，冯·伦德施泰特要求莫德尔调查一下，是否有海军和空降部队正在对荷兰北部进行入侵的可能性。记录上写道：“总的形势，以及敌人侦察活动的值得注意的增加……使得西线总司令要再次调查军舰进攻和机降作战行动的可能性……调查的结果要报告给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希特勒）。”

这个电报到达莫德尔司令部的时候，大致就是那个庞大机群的第一批飞机越海岸线的时候。

上午11点半，在阿纳姆上空，黑色的烟柱升到天空，烈火在整个城市燃烧，这是3个小时近乎饱和的轰炸所带来的后果。在沃尔夫黑策、奥斯特贝克、奈梅亨和艾因霍温，一座座建筑被整个夷为平地，街道被炸得坑坑洼洼，瓦砾和玻璃随处都是，伤亡每一分钟都在增加。甚至就是现在，低空飞行的战斗机也正在扫射各个地方的机枪和高射炮阵地。荷兰人或者是在教堂、家里、地下室和庇护所里挤作一团，或者鼓起鲁莽的勇气，在街上骑自行车或者从屋顶上张望，他们的情绪在恐惧和欢欣鼓舞之间交替。谁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也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在南边，距离奈梅亨83英里的地方，就是马斯特里赫特，它是第一个被解放的荷兰城市，美军第一集团军是9月14日入城的。许多荷兰人预料，美国步兵随时都会来到他们自己的城镇和村庄。从伦敦进行广播的橘子无线电台，在一个个忙乱的新闻快报中，加深了这种印象：“时间几乎到了。我们一直等待的事情终于就要发生了……由于盟军进军迅速……有可能部队还没有带荷兰钞票。如果我们的盟友拿出法国或者比利时钞票……望予以合作，在卖东西收款的时候接受这个钱……农民应该把庄稼收割完，把收成交出来……”伯恩哈德亲王在一次电台讲话中，敦促荷兰人：“当盟军解放荷兰领土的时候，不要用献花或者献水果来表示欢乐……过去，敌人曾在献给解放者的东西当中藏有炸弹。”大多数荷兰人头脑中最主要的想法，就是确信这些密集轰炸是盟军入侵的前奏——地面攻势的开始。就像他们的德国征服者一样，荷兰人对即将发生的空降进攻也一无所知。

扬·沃斯奎尔和伯莎·沃斯奎尔，正在位于奥斯特贝克的岳父家里躲避。他们夫妇认为，在他们地区里的轰炸目标，是塔弗尔贝格旅馆里莫德尔的司令部。沃斯奎尔记得，那个晴朗的日子“是完美的轰炸天气”。然而他却发现，难以“把正在到来的战争，与成熟的甜菜香味和成百棵向日葵的景象扯在一起，向日葵的梗被它们沉甸甸的头压弯了。似乎不可能出现人们死亡、房屋燃烧的可能性”。沃斯奎尔自己平静得奇怪。从他岳父家的前阳台，他注视着战斗机从头顶掠过，确信它们是要去低空扫射那个旅馆。突然，一个德国士兵出现在花园里，没有戴钢盔，也没有带步枪，只穿着衬衫和裤子，他客气地问道：“我可以在这里躲一躲吗？”沃斯奎尔盯着那个人。“为什么？”他问道，“你们有战壕啊。”那个德国人微笑了。“我知道，”他回答说，“不过战壕里面满了。”那个士兵走向前，来到阳台。“这是猛烈的轰炸，”他告诉沃斯奎尔，“不过我认为奥斯特贝克并不是目标。他们似乎更集中在村子的东边和西边。”

沃斯奎尔听见，屋子里有说话的声音。这个家庭的一个朋友刚刚从沃尔夫黑策地区赶来。她告诉他们，那里遭到了猛烈的轰炸，许多人死了。“恐怕，”她颤抖着说，“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沃斯奎尔看着那个德国人。“也许他们是因为莫德尔而轰炸塔弗尔贝格旅馆的。”他

婉转地说道。那个德国人神情木然。“不，”他告诉沃斯奎尔，“我不这么认为。那里没有落下炸弹。”后来，那个士兵离开以后，沃斯奎尔出去调查伤亡的情况。谣传各种各样。他听说，阿纳姆遭到了猛烈的轰炸，沃尔夫黑策几乎被夷为平地了。他想，毫无疑问盟军正在行进，随时都会到达。他既欢欣鼓舞，又感到悲伤。他记得，在诺曼底进攻的过程中，位于诺曼底的康城就成了一片瓦砾。他确信，他和他的家人找到躲藏处的奥斯特贝克，将是一个变成废墟的村庄。

在沃尔夫黑策四周，树林里隐藏的德国人的弹药正在爆炸，那座著名的精神病院遭受了直接的打击。行政楼周围的4个分馆式病房被炸平了，45名病人死亡（之后死亡人数将增加到80人以上），还有更多人受了伤。60个吓坏了的住院者，大多是妇女，正在毗邻的树林里无目的地走动。由于停电，副院长马里乌斯·范·德贝克医生就无法召集别人帮忙。他不耐烦地等着医生们从奥斯特贝克和阿纳姆赶来，他知道他们一定会听到消息，也一定会来的。他需要尽可能快地与外科小组建起两个手术室。

其中的一位“住院者”，亨德里克·沃伊堡，实际上是在这家精神病院隐藏起来的地下组织成员。“当时，”他回忆说，“实际上德国人并没有在这家医院里面，尽管他们确实在附近有阵地，在树林里存放着大炮和弹药。”在轰炸的过程中，当军火存放处被击中的时候，正在一座楼的阳台上的沃伊堡被击倒在地板上。“发生了巨大的爆炸，”他记得。“从军火存放处飞来的炮弹嗖嗖地落进医院，杀死杀伤了许多人。”沃伊堡狼狈地站起来，在低空扫射进攻达到**的时候，帮助护士们在草地上展开白床单，组成一个巨大的十字。整个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在他看来，好像“这个地方将很快满地都是死人和濒临死亡的人”。

在阿纳姆，消防队拼命要把蔓延的火势控制下来。迪尔克·希丁克是一个由15个人组成的老式消防队的队长（他手下的人推着两辆大车，一辆装着卷好的水龙带，另一辆装着梯子），他接到命令，前往德国人占据的威廉斯兵营，该兵营遭受了低空飞行的蚊子型飞机的直接打击。尽管兵营在熊熊燃烧，但希丁克从阿纳姆消防队总部得到的指示却非同寻常：他被告知，让兵营烧掉，但要保护周围的房屋。当消防队到达的时候，希丁克看见，要拯救兵营，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火势太猛烈了！

从父亲在威廉广场28号的公寓套间里，格尔哈杜斯·吉斯伯斯看见，周围的一切都被烈火吞没了，不仅兵营在燃烧，而且附近的中学和中学对面的皇家餐厅也在燃烧。热气非常强烈，吉斯伯斯记得，“我们窗子上的玻璃突然波动起来，接着就完全融化了”。一家人立即从大楼里撤离，爬过砖瓦木料来到广场。吉斯伯斯看见，德国人从兵营的爆炸瓦砾中跌跌撞撞走了出来，鼻子和耳朵里流着血。有轨电车司机亨德里克·卡雷尔来到威廉大街并不是出于故意。由于轰炸造成电力短路，卡雷尔的淡黄色有轨电车靠惯性滑行，稍微倾斜了一下，在广场上停了下来。在那里，他发现还有一堆有轨电车，那些电车同他的车一样，也是靠惯性滑行进入了广场，无法离开。透过烟雾、人群和瓦砾，卡雷尔看见，皇家餐厅的服务员们从燃烧的房屋里逃出来，服务员们顾不上管那几个朝大门跑去的就餐者，而自己直接从窗户跳了出来。

在位于阿纳姆大桥东南的市煤气厂里，技工尼古拉斯·翁克对投弹手的技巧感到钦佩。他朝莱茵河的对面望去，看见有12个防空阵地被摧毁了，只剩下一门炮，但炮管是扭曲的。现在城市没有了电，翁克也就面临着自己的问题——再也不能制造煤气了。那3个巨大的储气罐里剩余的燃料用完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了。除了煤和柴火之外，阿纳姆现在没有电，没有供暖，也没有做饭的燃料。

成千上万的人在堂里与外界隔绝。教堂司事扬·迈恩哈特记得，单是在那个巨大的荷兰归正会大教堂里，就有1200人。“即使我们已经清楚地听见炸弹在外面爆炸，”他说，“约翰·格里森牧师大人也仍然平静地继续讲道。断电的时候，风琴停下了。会众当中有一个人走向前来，开始用手拉着风琴的风箱。”然后，在汽笛、爆炸和隆隆的飞机声中，风琴发出了响亮的声音，全体会众站立起来，唱起荷兰国歌《威廉颂》。

一个加尔文教派的教堂位于阿纳姆火车站附近，抵抗组织成员盖伊斯伯特·纽曼在这里听多米尼·伯特讲道。纽曼感到，甚至这剧烈的轰炸也不足以威慑住德国人，使他们不敢把他们的威胁付诸现实，那威胁就是：为了对抵抗组织对高架铁路的进攻进行报复，他们将在这一天的某个时间，处决平民人质。当他听到多米尼·伯特有关“你的行为对上帝和你的同胞所负有的责任”的布道的时候，他的良心让他不安了，他决定，礼拜一结束，他就向德国人自首。离开教堂以后，纽曼走过杂物满地的街道，来到一个电话前，在那里，他给皮特·克鲁伊夫打了电话，把他的决定告诉了这位地区指挥官。克鲁伊夫直言不讳，而且十分果断。“拒绝，”他告诉纽曼，“继续你的工作。”不过克鲁伊夫的话不会成为最终的决定，市场花园行动将会拯救那些人质。

在南边11英里外的奈梅亨，轰炸机以极高的精确性击中了德国人的防空阵地，结果只剩下一个阵地仍然在开炮。那个巨大的、高耸的pgem发电站，为整个海尔德兰省提供电力，它只受到皮毛的损坏，不过高压线断了，整个地区断了电。pgem发电站附近的一个人造丝工厂受到严重损坏，成了一片火海。这个城市的许多房屋被直接击中了。炸弹落在一个女子学校和一个大的天主教联谊中心上。在瓦尔河对岸的伦特村，一家工厂被摧毁，德军弹药存放处爆炸了。

在城市的空袭指挥部，工作人员点着蜡烛工作，他们被蜂拥而来的报告弄得越来越糊涂了。半黑暗中，阿尔贝图斯·乌尔扬伏案工作，给送来的报告登记，发现自己每过一分钟就多一分困惑。分布广泛的轰炸，并没有清楚说明发生了什么事情，只不过在奈梅亨周边的所有德国阵地都遭到了进攻。进入城市的主要通道——瓦尔布鲁赫路、圣安那斯特拉特路、格鲁斯贝克路——现在被封闭了。看来是要努力把这座城市孤立起来。

就像在阿纳姆一样，奈梅亨的大多数人也在躲避那些正继续低空扫射街道的战斗机，但住在离瓦尔河大桥不远的伊莱亚斯·布罗克坎普却爬上了屋顶，以便看得更清楚一些。让布罗克坎普吃惊的是，德国人的市长办公室的人员也爬上了屋顶，市长办公室与布罗克坎普的家隔着5幢房子。布罗克坎普记得，那些德国人“显得非常焦虑。我明显是高兴极了。我甚至说，天气好极了”。

护士约翰娜·布雷曼看到，

在飞机低空扫射过程中，德国人惊慌失措。从瓦尔河大桥南边的一幢公寓大楼二层楼的窗户上，布雷曼护士朝下看，只见“德军伤兵互相搀扶着往前走。有一些伤兵瘸得相当厉害，我可以看到，许多人扎着绷带。他们的紧身短上衣是敞开的，大多数人甚至都懒得戴上钢盔。紧随其后的是德国步兵。当他们朝大桥走去的时候，一看见有荷兰人从窗户朝外窥视，便朝窗户开枪”。当这些德国人来到大桥通道时，就马上开始挖掘散兵坑。“他们到处挖，”布雷曼小姐记得，“在通往大桥的街道旁边挖，在附近长满草的地方和树下面挖。我确信，进攻开始了，我记得，我当时想，‘从这里我们将看到一个多么美丽的作战景象啊。’我有着一种期待的感觉。”布雷曼小姐当时的期待，并没有包括几个月之后她的婚姻——几个月之后，她将嫁给第八十二空降师的军士长查尔斯·梅森，而现在，梅森将乘坐第13号滑翔机，在她的公寓套间西南2英里的格鲁斯贝克高地着陆。

在市场花园行动主要出击目标边缘上的一些城镇和村庄，蒙受了同主要目标一样严重的毁坏，而救援服务，即使有的话也是微乎其微。在艾因霍温西边大致5英里处没有教堂的小村子策尔斯特附近，热拉尔杜·德维特躲在一块甜菜地里，并没有听见空袭警报。他看见高空中有飞机，突然间炸弹就像雨点般落了下来。德维特正要去拜访费尔德霍芬村的兄弟，费尔德霍芬村在南边4英里处，现在，他转过身来离开马路，一头钻进田边的一个沟里。此时此刻，他发疯似的急于回到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11个儿女身边。

尽管飞机在低空扫射，但德维特还是决定冒险回去。他抬起头来，朝田地对面望去，看见“甚至树叶也烧焦了”。他把他的自行车留在后面，从沟里爬出来，跑过那片开阔地。当靠近村子的时候，他注意到，本来应该落在艾因霍温城外韦尔斯哈普机场的炸弹，却直接落在小小的策尔斯特村上了。德维特能看到的只是废墟。有几幢房屋在燃烧，还有些房屋倒塌了，人们四下站着，神情茫然，哭泣着。德维特所认识的范·海尔蒙特太太是一位寡妇，她认出了他，于是求他与她一起，用一块床单盖住一个死去的男孩。她满脸泪水，解释说她无法自己做。这个孩子的头被削掉了，但德维特还是认出，这是邻居的儿子的尸体。他迅速盖住了尸体。“我什么也不再看了，”他记得，“我只是试图尽可能快地回家。”当他接近自己家的时候，住在对面的一个邻居试图把他留住。“我的血都快要流干了，”那个人大声说道，“我被炮弹碎片击中了。”

这时，德维特看见他的妻子阿德里安娜，正站在街上哭。她朝他跑去。“我以为你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她告诉他，“快来。我们的蒂尼被炸到了。”德维特从受伤的邻居身边走了过去。“除了我的儿子我什么也不想。当我走到我儿子面前的时候，我看到，他右边的身子被炸开了，右腿几乎被炸掉。他仍然完全清醒，要水喝。他的右臂已经不见了。他问我他的右臂怎么样了，我为了安慰他，便说‘你正躺在你的右臂上面。’”当德维特在孩子身边跪下来时，一个医生到了。他告诉我，不要再抱任何希望，德维特记得，“因为我们的儿子要死了”。德维特把孩子抱在怀里，朝杜克·乔治雪茄厂走去，那里建了一个红十字站。但在他到达工厂之前，他14岁的儿子就在他的怀里死去了。

在这片恐怖、混乱和希望之中，没有几个荷兰人看见盟军空降部队的先头部队。大约中午12点40分，12架英军斯特林型轰炸机飞到阿纳姆地区的上空。中午12点47分，4架美军c—47型飞机在艾因霍温以北的荒野上空出现，而另外两架则在奈梅亨西南的旷野上空飞过，那片旷野靠近上拉瑟尔特镇。飞机里是英军和美军的伞降信号员。

扬·彭宁斯的农场毗邻伦库姆荒原，距离沃尔夫黑策不到2英里，他在返回农场的时候，看见飞机从西边飞来，而且是低空飞行。他以为他们是回来轰炸铁路线的，于是小心翼翼地注视着，准备如果飞机扔炸弹的话，他就钻进一个地方隐蔽起来。当飞机来到伦库姆荒原的上空时，感到愕然的彭宁斯看见：“一个个包裹落了下来，接着伞兵出现了。我知道，在诺曼底盟军就使用了伞兵，我确信，这就是我们进攻的开始。”

几分钟以后，扬骑着自行车来到他的农场，朝他的妻子喊道：“出来呀！我们自由了！”然后，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伞兵走进了他的农家宅院。彭宁斯既茫然又敬畏，与他们握了手。他们告诉他，不出半个小时，“我们将还有几百个人来到”。

汽车司机扬·佩伦也看见伞降信号员在伦库姆荒原着陆。他回忆说：“他们几乎是无声地落了下来。他们纪律严明，立即开始在荒原上钉木桩。”就像在铁路线北边的别的伞降信号员一样，他们正在标明着陆区域和空投场。

南边15英里处，在上拉瑟尔特镇附近，19岁的特奥多鲁斯·罗洛夫斯在躲避德国人的时候，突然被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伞降信号员解放了，那些伞降信号员是在他家农场附近着陆的。他记得，那些美国人是“侦察兵，我非常害怕这几位勇士会轻易被干掉”。那些伞降信号员没有浪费时间。他们发现这个年轻的荷兰人会说英语，便迅速招募了罗洛夫斯，让他当向导和翻译。罗洛夫斯确认了他们地图上的阵地，便给他们指路，来到选定的着陆地点。罗洛夫斯着迷地注视着那些伞兵用“彩条和烟火炉”给这个地区标明位置。没出3分钟，一个镶在黄色镶板上的“o”形字和蓝紫色的烟，就给这个地区清晰地标出了轮廓。

那4架运送第一〇一师伞降信号员前往艾因霍温以北区域的c—47型飞机，遭遇到了猛烈的防空炮火。一架飞机在烈火中被击落了，只有4位幸存者。另外3架飞机继续飞行，伞降信号员们在第一〇一师的两个区域精确地进行了伞投。到中午12点54分，市场花园行动整个地区的空投场和着陆区域都被确定和标明出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德国人还是没有发出警报。

在霍恩德罗兵营，霍亨施陶芬师的师长瓦尔特·哈策尔中校，为刚刚被授勋的保罗·格拉布讷上尉祝酒。几分钟以前，哈策尔看见有几个降落伞落在阿纳姆以西的地方。但他并不感到吃惊，他认为，那是跳伞逃脱的轰炸机机组成员。在奥斯特贝克，塔弗尔贝格旅馆，陆军元帅莫德尔正在喝午餐前的开胃酒——一杯冰过的摩泽尔白葡萄酒，与他一起喝酒的是他的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中将、作战处军官汉斯·冯·滕珀尔霍夫上校，以及司令部的副官莱昂德加德·弗莱贝格上校。行政军官古斯塔夫·赛德尔豪泽尔中尉记得：“每当陆军元帅待在司令部时，都是过分地准时。我们总是在13点整的时候下来吃午餐。”而这正是市场行动部队的进攻发起时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