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 谋形
“形”字的原义是“器”，指物质，也就是客观实在。该字被引入到军事学领域后代表“实力”的意思，包括经济实力、矿产资源实力、军事实力等，这种实力主要在发动战争前进行蓄积，而作战是这种力量的集中释放过程，战后的胜利所得则是对这种力量的一种补充。“军形”的强弱通常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砝码，著名军事家孙子在其兵法中用了整整一篇的内容，阐发其对于“军形”的理解，提出了著名的“以镒称铢”的“称胜”理论。飞刀认为：该理论主要涵盖了两个层次，其一，重视备战谋形，即通过具有针对性的军事准备和经济建设提高自身的综合实力，使自己手中的“牌”变多变好，为日后的伐谋、用兵奠定坚实的基础；其二，在作战中，讲求集中自身的实力，重点突破，造成局部上的绝对优势力量。具体如何达到局部上的绝对优势，这就涉及到了“造势”的问题，我们将在日后进行介绍。今天，飞刀首先来谈一下自己对于战前“谋形”的理解。
《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是我国最为普及的两本兵书，很多朋友都喜欢将其混为一谈，但从根本上讲，二者的主旨是不同的，《孙子兵法》主要讲的是军事规律、用兵原则以及战略的预测和决断，讲的是“常法”；而《三十六计》主要讲的是对于一些常用计策的诠释，讲的是“变法”。其中，孙子“重备战、重谋形”的理念则是两者最为鲜明的不同之处之一。事实上，任何的奇谋妙策都应该是以谋划者自身实力为基础的，实力越强，成功的可能性越大；实力越弱，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一切成功谋略的最终结果只有两个——迫使对手心理崩溃和在局部上形成我方以强打弱、以多打少的局面。正如无产阶级军事家毛泽东所说：“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左传》之中记载的郑国与南燕之间的“北制之战”是比较著名的战备例子，左氏由此提炼出“不备不虞，不可以师”的重要军事原则，即不对意外情况有所预料和准备，就不能出兵作战。我们可以认识到：军队在作战之前必须进行充足的准备，不只是物质准备，更重要的是思想和战术上的准备。指挥者在战场上若想获得主动，战前必须具有充足的和有针对性的准备，这种针对性体现了战备与其他社会活动的鲜明区别。因此，“我们的潜在对手是谁，其自身特点是什么”就成为了我们进行战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比如，古代中原王朝作为典型的大陆国家，其主要敌人来源于北方草原的游牧部落，故储备马匹、发展克制骑兵的战术则成为了备战的重点；作为岛国代表的英国，资源相对匮乏，为了确保其全球利益和海上生命线，因此海军的发展和海上联合作战也就成为了英军所要研究的主要课题。
在解决了针对性后，我们通常将备战谋形的工作分为治军体制的完善（治军）、信息网的建立（谍情）、兵器研制和战术演练（武备）三个主要部分。此外，物资储备、后勤补给等诸多因素也在战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内容相对简单，在这里就不累述了。
首先，我们来看“治军体制的完善”。“治军”是一个国家军事领域的首要话题，也军队战斗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古今良将统兵都把治军作为制胜的基石。那么如何才能够治理好军队呢？飞刀认为，最为关键的在于注重“号令严明”和“激励有效”这两大原则。《三略》中讲：“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而维护号令的权威不过赏、罚二法。诚有功，虽疏贱必赏；诚有过，虽近爱必诛。赏罚信，则令行禁止，三军如一；赏罚不信，则军心涣散，士不用命。可见，赏罚操作的公平性是最最重要的，无原则的赏罚不如没有，是军队败亡的征兆。故而，孙子将“法令孰行”、“赏罚孰明”列为“决胜七计”中的两项，一同成为战前量化决胜的重要参数。同时，对于军士的激励应综合“利”与“名”两种手段。《韩非子》中讲：“利之所在，民归之；明之所彰，士死之。”因此，有精神追求的人，则应利用思想感召他；有财富向往的人，则当通过金钱驱使他。战国时期秦军所向无敌，就是源于人们对封妻荫子、富贵荣华的渴求，而法国大革命中拿破仑军队的出色表现也正是体现了民众对革命的要求和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军队的作战，不是江湖斗狠，靠的是整体的力量。千人同心，则胜千人力；万人离心，则无一人用。古来兵家一贯非常重视“齐勇”的概念，而其最基本的要求，便是通过令行禁止来树立将帅的绝对权威。主帅威立而令行，士卒心一而力齐，使勇者不能独进，令怯者不能独退，并辅以物质和精神的刺激，激发部众的作战士气，从而做到兵锋所指，不惧生死；剑之所向，无往不利。拥有此等的精锐之师，才可以谈得上去争雄天下。
其二，信息网的建立。“间谍”是指从事秘密侦探工作，从敌对方或竞争对手那里刺探机密情报或是进行破坏活动，以此来使其所效力的一方有利的情报工作人员。我国古代很早就重视对于间谍的利用，著名军事家孙武在总结前人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对于“谍战”做出了科学的判断，认为将帅打仗必须事先了解敌方的情况，而要准确掌握敌方的情况，不可靠鬼神，不可靠经验，“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并将间谍的有效使用看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基础。同时，孙子还在其兵法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其“用间”的具体方法与策略，并且将间谍分为五种，即“因间”、“内间”、“死间”、“生间”、“反间”。而这五种间谍中，又以“反间”最为直接有效，是“五间并入”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互联网、无线通信、间谍卫星等高科技手段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信息来源，随着科技的发展，搜集信息的竞争将进入更为深刻的层次，国家的竞争中信息资源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敌对双方围绕争取信息的获取权、控制权而进行的信息战也必将愈演愈烈。因此，为了配合信息战的开展，我们必须重视信息网的建立，着力培养自身的信息搜集团队，发掘可靠的信息渠道，实现对周边重大事件的早知道、早准备、早谋划，如此才谈得上从容应对、力争主动。
其三，兵器研制和战术演练。随着高技术装备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现代战争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现代战争中高技术兵器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技术上的优势对战争的结局有重要影响，必须对高技术的新型兵器的发展必须给与足够的重视。一场战争当中，交战双方的实力可以有强弱的差距，但如果彼此的装备已经不再处在一个层次，弱者此时是很难通过计谋而争取胜利的。清末的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都可称得上是不世出的良将帅才，但最终没能改变清廷屡受外辱的状况，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众所周知，战略和武器之间存在着被我们称为“道器”的关系，战略属于形而上者，谓之道，武器属于形而下者，谓之器。战术可以解释为一种基于作战武器的战斗规律，是战略和武器之间的有效衔接，是指挥者通过作战武器实现其战略意图的根本途径。而有效的战术根源于战术发明者对所使用武器优劣势的透彻理解和作战性能的深入把握，旨在发挥兵器在战斗中的最大作用。实用性、简单性和灵活性是实战中战术发挥效用的有力保证，故而战术的实际演练显得尤为重要。又因为战术与作战武器的密切关系，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技术的进步，其变化发展也将更加频繁、更加迅速。历史上每一种新兴武器的出现必将带动军事指挥领域的革命，而对先进兵器的合理运用，新兴战法战术的成熟将大大提升兵器的作战效果，甚至会引导国际军事格局的改变，因此，针对潜在对手的武器研制以及相关战术研究也将被提升到国家安危的战略高度。“闪击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首先并且经常使用的一种战术，该战术充分利用飞机、坦克的快捷优势，针对德国在欧陆的主要对手法国缺乏战略纵深的缺点，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制敌取胜。坦克集群的集中使用是该战法的显著特点之一，德军凭此将坦克这一新兴兵器的突击能力和破坏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在短短39天的时间内征服了号称当时欧洲最强的法国陆军。不难看出，再完美的谋略也须有相应的战术作为支撑方可发挥实效，再完备的战术也要有缜密的谋略作为指导才能有的放矢，战略和战术是断不可割裂来看的。
总之，“治军”、“谍情”和“武备”可以称得上是我们备战谋形的三大要素，“谍情”是信息的来源、知彼的关键，“治军”、“武备”则分别代表了军队软实力和硬实力，这种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统一是军队战斗力强弱的决定性因素。而自身的实力也将作为日后指挥者任何军事谋略的根本出发点，伐谋和用兵的具体策略也将由此产生。因此，谋略必须以实力和信息作为支点才能具有实际意义，否则就是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