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 魏武挥鞭

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祖父曹腾在汉桓帝时担任官职，封为费亭侯。据说父亲曹嵩本姓夏侯，后成为曹腾养子并改姓继承侯爵，官至太尉。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与袁绍“英俊威武、折节下士”的显赫名声不同，曹操自幼任性好侠、**不羁，不修品行、不究学业，年少时并未看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然而，曹操的机智警敏、富于权谋，却赢得了梁国桥玄和南阳何颙两位名士的赏识，桥玄曾对其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并将自己的妻子儿女托付给了曹操，古时候这种做法是给与一个人最高的肯定，不仅包含了对于其能力的认同，更是对于其人品的信任。《魏书》也曾记载过，以知人著称的名士许劭评论曹操为“君清平之能臣，乱世之英雄”，这句评论到了《三国演义》中就变成了“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由此足见，历史上的曹操应该是一位异于世俗而具有独特魅力的英雄人物，“演义”中为了弘扬汉室正统，而对曹操个人的评价是明显偏颇的。

灵帝熹平三年（174年），二十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入洛阳为郎。不久，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洛阳为东汉都城，聚居的皇亲贵势很多，难于治理。曹操到职后，立刻申明禁令、严肃法纪，造五色大棒十余根，悬于衙门左右，“有犯禁者，皆棒杀之”。皇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蹇图违禁夜行，曹操毫不留情，将蹇图用五色棒处死。此后，“京师敛迹，无敢犯者”。可见，曹操是一个重视法纪、深明治道的人物，这类人身在于治世可能成为一代名臣，也可能会得罪权贵；但是如果遇上乱世，一旦取得时机，定会大有作为，前途不可限量，绝非打家劫舍、鱼肉百姓的世俗军阀所能企及的。

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军起义爆发，曹操被拜为骑都尉，受命与卢植等人合力进攻颍川的黄巾军，结果大破黄巾军，斩首数万级，随之迁为济南相。济南相任内，曹操治事如初，致使“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后来，朝廷又封曹操为议郎，但因曹操不肯迎合权贵，遂托病回归乡里，春夏读书，秋冬弋猎，暂时隐居了。这一时期，曹操博览群书，抄集诸家兵法，通过静心地研读，对古代兵学思想有了更为深彻的认识，为其日后的指挥作战（如，官渡之战）与军事思想的形成（如，《魏武帝注孙子兵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平五年（188年），汉灵帝在国都洛阳招募壮丁组建了一支新军，借此分散外戚大将军何进的兵权，抑制外戚势力。新军统帅部共设八校尉，因统帅部位于西园，史称“西园八校尉”，由深得灵帝信任的宦官蹇硕统领，曹操被任命为“典军校尉”，同时被任命为校尉的还有袁绍和淳于琼等人。宦官势力的极具上升引起了以何进为代表的外戚与士族集团的强烈不满，在灵帝去世后，原来掌控中央政权的宦官与外戚发生火拼，爆发了“十常侍之乱”，致使两股势力同归于尽，造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给了西凉董卓的外镇兵马可乘之机。中平六年（189年），西凉刺史董卓进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刘协，后又杀太后及少帝，自称太师，专擅朝政。曹操见董卓倒行逆施，不愿与其合作，遂改易姓名逃出洛阳。曹操到陈留后，“散家财，合义兵”，组织起一支五千人的军队，准备*董卓。

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推举袁绍为盟主，曹操与济北相鲍信、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屯酸枣，豫州刺史孔伷屯颍川，后将军袁术屯鲁阳，河内太守王匡屯河内，韩馥留邺，供给军粮，“演义”中称为“十八路诸侯讨董卓”。同年二月，迫于联军的军事压力，董卓胁迫献帝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自己则焚毁宫室，挖开王陵，劫掠人民，造成洛阳方圆二百里荒芜凋敝，无复人烟，使得中原生产力遭到毁灭性破坏。此时，山东各路诸侯因惧怕董卓的凉州精锐，无人敢向关西推进，全都屯兵于酸枣（今河南延津北）一带。唯独曹操认为董卓“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应趁机与之决战，遂独自引军西进。曹操行至荥阳汴水（今河南荥阳西南），与董卓麾下大将徐荣交锋，由于士兵数量相差很大，曹操大败，士卒死伤大半，自己也被流矢所伤。回至酸枣，曹操见各路军马十馀万，每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遂提议：袁绍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术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各路军马皆高垒深壁，勿与西凉军交战，益为疑兵，示其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平定天下。关东诸侯们名为讨董卓，实际各自心怀鬼胎，意在伺机扩大自身影响、发展自己势力，自然不会听从曹操的建议。不久，诸侯之间发生摩擦，相互火拼。“反董联盟”就此解散，各路诸侯回到自身的势力范围，开始了地方势力间的相互兼并。

曹操和袁绍在讨伐董卓时是友军。天下大乱之初，各个地方势力的实力和兵力都不足以开展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因而总想多拉帮手，不是涉及到切身利害、生死存亡的问题，最好多用外交手段，互相利用，逐步发展壮大自身势力。袁绍和曹操初时的互相提携与支持也是如此。初平二年（191年），兖州北境适有乱事，地方官员不能控制，曹操借机率军将其平定。袁绍就表荐他做东郡太守（今山东省莘县）。次年，青州黄巾军大获发展，攻入兖州，连破兖州诸多郡县，阵斩兖州刺史刘岱。济北相鲍信非常赏识曹操，借机就劝刘岱手下共迎曹操为兖州牧。此时，黄巾军声势浩大，曹操和鲍信进兵讨伐，鲍信力战而死。曹操“设奇伏，昼夜会战”，终于将黄巾击败，获降卒三十余万，人口百余万。曹操收其精锐，组成军队，号“青州兵”。这些招降的黄巾军士个个身经百战，战斗力极强，至此曹操不但得到了兖州这块属于自己的地盘，而且麾下的军队也形成了很强的战斗力。

当时天下的兼并形势非常复杂：徐州和兖州是相接境的，徐州可以吞并兖州，兖州也可以吞并徐州。兖州牧曹操和徐州牧陶谦自然也就成为了一对死敌。在讨伐董卓中战功显赫的孙坚也因没有自身的势力范围，暂时屯扎在河南鲁山县境内。袁术就表荐他做豫州刺史，和他互相联结，要想夺取荆州刺史刘表的地盘。青州刺史田楷，本是公孙瓒的人，而以讨黄巾起兵的刘备经公孙瓒推荐做了平原（今山东平原县）相，平原属于青州，常做田楷的帮手。而公孙瓒与袁绍在冀州的争夺中已然势成水火。因此，冀州的袁绍、兖州的曹操、荆州的刘表站在了一条战线上，而幽州有实权的公孙瓒、寄居荆州境内的袁术和豫州的孙坚、徐州的陶谦站在了另一条线上，由此在山东地区形成了两大战略联盟，天下大争就此拉开。

曹操出身宦官家庭，虽说在朝中具有一定的势力，但总归为士大夫所不齿。正因为如此，曹操进入仕途以后，格外地注重自己的表现，两次出任地方官，不畏权贵、执法如山，与当时东汉朝廷的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百姓中留下很好的口碑，尽显其执政能力。正逢“黄巾之乱”，曹操披坚执锐、屡建奇功，又彰显了他特有的军事才能，客观上讲，曹操的军事学修养远远胜过与其同时代的各路诸侯。“董卓之乱”中，诸侯们犹豫不前，而曹操建议各路人马各据要地，再分兵西入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围困董卓，先定关东，再迎天子。可惜关东诸侯见汉室凌迟，各怀鬼胎，无人听从。曹操为此心中愤恨不已，遂做了《蒿里行》一诗。“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寥寥八十字，写尽了曹操心中“恢复国家统一、重塑太平盛世”的渴望，这与孔明先生在《出师表》所表现出的“济世救民、再造太平盛世”的凌云壮志可谓异曲同工，断不是一般的军阀土匪所能比拟的。也正是讨伐董卓中的亲身经历，让曹操领教了诸侯之间的“精诚团结”，认清了士大夫们的“忠君体国”，从而意识到东汉王朝的皇权统治已然连根拔起，再无匡救之可能。故而，与孔明先生不同，曹操在力求重塑太平盛世之时已不再拘泥于东汉王朝这个腐朽不堪的政治躯壳了。难怪孔明先生也曾给与曹操有很高的评价：“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於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这不仅仅是两位英雄间的惺惺相惜，也反映出曹操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地位。据此而言，《三国演义》确实是看低了曹操的影响力和为人了。因此，我们在欣赏“演义”中的精彩谋略与动人故事的同时，也要明白历史与小说之间终究是存在一些差别的，在心目中还英雄一个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