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 城濮之役

飞刀史评杂论 春秋篇 第十九 城濮之役

春秋中前期，位于南方的楚国，乘齐桓公病故、齐国内乱之际，伺机向中原扩展势力，在泓水之战中大败宋襄公，并使江淮之间的众多小国臣服。正当楚国势力急剧北上之时，地处黄河北岸的晋国在晋文公的治理下，对内修明政治，任贤用能，发展农耕，整顿武备；对外打出“尊王”的旗帜，与秦共入襄王，平定周乱，大得中原诸侯的信赖，从而具备了争夺中原霸权的实力。晋国的崛起引起了楚国的不安，两国间矛盾日趋激化。晋文公四年，鲁国因与曹、卫结盟，招致齐国的征伐，遂向楚求援，而泓水之战后被迫服楚的宋国，见文公势大，且尊王有德，故转而依附。楚国为巩固其在中原的固有地位，决定兴师以伐齐、宋，借以遏制晋国的南下、东进之势。晋国亦看出若想定霸中原，必先破强楚，故而文公亲率三军，挥师南下，晋楚之战，一触即发。

战役之初，楚国在征讨齐国的同时，亦率陈、蔡等诸国联军围困宋国，宋向晋求援。对于晋国而言，如不救宋，其必不敌而降楚，晋之图霸大业也就无从谈起；若救宋，而晋宋相距甚远，又有曹、卫两国为阻，此二国皆为楚之下邦，晋若远道救宋，恐受曹、卫与楚之夹击。大夫狐偃审时度势，向文公献上一条妙计，即晋军不径直援宋，而就近攻击与楚相亲的曹、卫，调动楚军北上驰援，则齐、宋两国可保。此计高明之处在于：既可让晋军摆脱自身长线突击而背腹受敌的窘境，又可迫使楚军北上，晋军则以逸待劳，反客为主，可谓是“致人而不至于人”的好计。晋文公旋即采纳此计，并一举攻破曹、卫，但楚军竟不为所动，仍旧全力攻宋，宋国眼见不支。文公见此情形，自觉一场恶战在所难免，但晋国仅凭一己之力与楚相敌并无必胜把握。就在此时，中军元帅先轸提出一策，让宋国以重宝赂秦、齐，邀两国说楚释宋，而晋反执曹、卫二君，且分其与宋，楚怨宋而绝秦、齐，秦、齐怒，必助晋而伐楚。文公依计而行，秦、齐果出师助晋。楚成王见形势不利，又恐秦乘机以袭其后，故自退至申邑，并令围攻宋都商丘的楚军回撤。但楚主将子玉，骄傲自负，执意与晋一决。成王蛇鼠两端，虽同意子玉出战，但又不肯起倾国之兵增援，仅派宗人六百为助。子玉见兵力不济，故派出使者宛春休战求和，前提是晋许曹、卫复国，楚亦释宋之围。此举使得文公颇为为难，若允和，三国可存，而德在楚；若不允和，三国俱亡，而怨在晋。为争取主动，先轸谏文公，先使曹、卫绝楚，而后复两国，再拘楚使以激怒子玉，使其自来寻战。先轸妙算不差，子玉见使者被拘，又失曹、卫两二国，果然暴怒，挥军杀向次于曹国的晋军。文公见楚军北上，遂令三军退避三舍（九十里），名义上，是为了兑现其亡楚时许下的承诺；实际上，却是为了争取舆论，避楚锋芒，诱敌深入，使轻狂的子玉更加的轻狂，使疲惫的楚军愈加的不堪，在于晋有利之地，会合秦、齐主力，与楚决战。子玉刚而乏谋，穷追不弃，两军对阵与城濮之地。此时，晋军针对楚军远道行军，思想准备不足的缺点，早已定下战法。大战之初，晋左翼下军佐将胥臣以虎皮蒙马，出其不意地向由陈、蔡军组成相对较弱的楚军右翼发起猛冲。陈、蔡军准备不足，人马皆惊，战阵崩解。晋军顺势攻杀，利落地解决了陈、蔡联军。之后，先轸命晋国右翼上军佯退，下军于阵后拖柴扬尘，亦造撤退假象。子玉不知是计，下令全军追击。楚左军立功心切，推进过猛，致使侧翼暴露。晋军主将先轸见楚军中计，立即变阵，以最为精锐的中军横击楚军之左军，同时诱敌的上军乘机回师，夹击楚军。楚左军顿时崩溃，子玉见势不妙，慌忙收兵，退出战场，方才未全军覆没，但事后自觉罪重难逃，引咎自尽。城濮之战后，文公于践土朝觐天子，会盟诸侯，向周王献俘，实现了其既定的“取胜定霸”之目的，晋国至此雄霸中原。

城濮之役，晋军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定霸中原，其原因是多层次的。首先，从静态上看，晋文公虚怀若谷，广泛征求并勇于采纳先轸、狐偃等谋臣的意见。主将先轸，一代名将，胆略超群，是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军事指挥家之一，尤其擅长大兵团会战。反观楚军，楚成王举棋不定，屡屡延误战机，战而不愿倾国决战，退而又不舍中原霸权。主将子玉，狂妄轻敌，刚愎不仁，又无良策奇谋，虽得帅位，实是庸才。其二，从动态上看，自战役之初，晋军主将先轸不就楚军之便，准确选择邻晋的曹、卫二国为突破口，大胆切入，进而将之作为日后与楚作战的基点。接着其又运用高超的外交谋略争得秦、齐两大强援，战略上孤立楚国，营造有利于己的态势。随后又主动“退避三舍”，避开楚军锋芒，以争取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主动，诱敌深入，与秦、齐主力会合，集中优势兵力，伺机决战。同时，在战术上，先轸大胆“示形动敌”，将“避实击虚、分割围歼”等战法演绎得淋漓尽致，令人叹服。相比之下，楚军子玉的临战指挥则显笨拙，军情判断失当，直接导致此役楚军的败亡。其三，从军事思想上看，晋军始终以“诡诈”作为其指导思想，积极运用谋略，欺敌误敌。这与齐桓公、宋襄公的传统作战理念大相径庭，代表了当时军事指挥学的发展潮流。春秋末年兵圣孙武在此基础上加以深化，提出了“兵者，诡道也”的著名命题。其核心思想可以理解为：战争是敌我双方为了一定利益和政治目的而进行地暴力对抗，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胜利。军事指挥者的任务就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采用一切可以采用的手段，去夺取战争的胜利。战争固然是交战双方兵力物力的较量，更是双方指挥者智谋韬略的较量。该命题彻底否定了以“尚礼”为特色的商周军事思想，将仁义与军事相剥离，政治必须注重仁义，而战争只对胜负负责，这与如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不谋而合。为辅助这一作战思路，孙子结合前代战史，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诡道十二法”，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前四法，以主动示形为主，使对手产生错觉；而后八法，注重因敌变化，欺敌误敌，从而到达“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目的。“兵者诡道”命题的提出以及“诡道十二法”的形成标志着中**事学的发展进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而城濮之役的案例积累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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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成王（?~前628年），芈姓，名頵（一作恽），春秋时期楚国国君，楚文王少子。前672年杀其兄楚王堵敖而自立，前628年为太子商臣所困，自杀。

成得臣（?~前632），芈姓，成氏，名得臣，字子玉，若敖氏后裔，春秋时楚令尹。城濮（今山东鄄城临濮集）之役中败于晋军，引咎自杀于归途中。

胥臣（生卒年不详），晋军将领。

作者题外话：该文章于2010年2月21日，被收录到，飞刀在此感谢博导老师和的指点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