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下)
“一大群中国人和外国人到机场为我们送行，其中有周恩来的夫人──我们讲英语时常常称她为‘夫人’。即登机时，我看见周恩来在吻她。这是我首次见到一位中国男子吻别人。中国人是不常用这种方式来表示感情的。”
包瑞德提供的这一珍贵的细节的真实性使人无法怀疑，因为他有着飞行员的视力，不可能看花眼。问题在于周恩来在以后的多次出访中，从未看见史料中关于他再次吻邓颖超的任何哪伯是花边新闻之类的记录。那么，这一吻是否也是为了政治和外交的需要呢？周恩来是否想借此行动向赫尔利和包瑞德证明延安是中国自由的王国？如果这种猜想可以成立，这一细节无疑可以汇入政治智慧大辞典里。
包瑞德还透露，在飞机上，他向周恩来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将军，你认为苏联和美国谁更**呢？”
周恩来稍加思索后回答：“包上校，我们认为苏联在世界上是最**的。但是上校，我们知道，也许还要过一百年我们才能获得这样的**。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享受你们在美国所享受的**，我们也将十分高兴。”
这一细节除了表明周恩来的外交智慧，还透露出了这样的消息：共产党这时尚没有决定走苏联的道路。按***的估计，这个时候，开始了国共两党势均力敌，共产党渐占上风的时代。他们不仅需要苏联，而且需要美国。
赫尔利在飞机上没有任何谈兴，因为他患了重感冒。
这次感冒真不是时候，它无疑是赫尔利外交事业的滑铁卢。因为感冒，赫尔利回到重庆后不得不卧*休息。按重感冒常常伴随发烧这一常识。可以确认在高烧中的赫尔利忘了周恩来在延安的忠告，没有直接把签订的协定交给蒋介石，而是派人于11月11日送给宋子文和政府小组的其它人，要求他们将文件译出后交给蒋介石。
当天下午或者晚上，赫尔利无法静养了，宋子文和王世杰气急败坏地找来了。
宋子文连寒喧都省略了，当然没有询问赫尔利的贵体安否，开门见山质问道：“将军阁下，你被共产党的旧货单子骗了。国民政府永远不会答应共产党的要求。”
赫尔利尚未反应过来。
宋子文接道：“你签的这份文件有太多的缺陷，共产党希望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实际上是要改变中国政府的名称。”
赫尔利不以为然地道：“这是细微末节的小问题，很容易得到纠正。我认为，共产党的建议至少已经提出了一个基础。在此之上完全可以达成协议。”
“不可能。”王世杰大声道：“在这样的基础上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
“为什么不能？”赫尔利忽然想起了什么，“你们把这份文件交给委员长没有？我认为他是可以接受这份文件的。”
宋子文道：“我们刚从委员长那里来，他认为，在他没有承认国民党被共产党彻底击败时，不能组成联合政府。如果这样，必然会导致中共控制政府的局面。”
“那你们说该怎么解决？”赫尔利火了，“你们谈了五年了。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你们不要骗共产党，你们说军队好，贪污腐化是敌人造谣，可是，***告诉我，贪污腐化的事，孙夫人、孙科都谈过，新闻记者也报道过，我看你们就是这样的人。你们说共产党不愿团结，我到延安看毛他们都是爱国分子，们是愿意团结的，我看你们才不愿团结。我不和你们谈，我要和委员长谈。”
以赫尔利美国总统特使的身分，想见蒋介石自然不难。大约在11月13日前后，赫尔利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单独对话。
蒋：你和***签定的东西我看到了。我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无法以这个东西作为谈判基础。
赫尔利：我想知道为什么！
蒋：这个五点建议与孙中山博士在遗嘱中为中国制订的程序相抵触。如果我接受这些建议，中国的形势就会雪上加霜。
赫尔利：我还是不能理解。
蒋：他们这是要搞垮我！我和他们打了多年交道，我比你更清楚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他们是一些极端危险的分子。
赫尔利：我不这么看。主席先生，他们要求团结比你们更加迫切。你们这么恐惧和他们合作，只能表示你们的虚弱。中国内部不统一，局势无法好转。难道这样一个协议没有它的合理性吗？
蒋：(据赫尔利回忆，此时蒋充满善意地解释)你和共产党签的这个协议，如果在华盛顿和伦敦，可作为同类争端的解决办法为双方接受。但是，由于中国人特殊的心理，这么做就意味着我和我的党彻底失败了。
赫尔利：这个建议你还可以修改，譬如采用两党、多党或党派代表组成政府，避免使用联合这个词，问题不就可以解决了？我认为，在现在的形势下，政府和共产党达成协议，将在政治上、道义上加强政府，而不是削弱它，这是防止崩溃的最有效办法。
蒋：中国不会崩溃的，我们虽然打得艰难，但我们坚持了八年。这个协议不能要。不过，我们还可以商量出更好的解决办法。
罗斯福总统此时考虑的只是如何防止战后美国再次陷入中国内战的泥沼。因此，他甚至还没了解赫尔利和***签的那份协定内容的情况下，就电示赫尔利打他的牌和苏联这张牌迫使蒋介石向共产党作出让步。
蒋介石在这种生死他关的地方，有着守财奴一般的精神，寸步不让。这样，赫尔利在两次拒绝(15日、17日)转交国民党的反建议之后，不得不作出让步。
11月21日，赫尔利将国民党苦心营造、屡作修改的三点建议接了下来。不过，他当场向王世杰说道：“我只同意转交这个建议。你刚才说这个建议是由我准备的，代表了我公平解决问题的思想，这是不对的。反建议中，没有一个字可以认为是我的，也没有一个字是作为我的公平调解思想而转送的。”
这天上午，周恩来在赫尔利的办公室，听到了国民党的反建议：一、国民政府为达成中国境内军事力量之集中与统一，以期实现迅速击溃日本，及战后建国之目的，允将中国共产党军队加以整编，列为正规国军，其军队饷项军械及其他补给，及其他部队受同等待遇，并承认中国共产党之合法地位。二、中国共产党应在抗战建国方面竭诚拥护国民政府，并经由军事委员会将其所有部队，交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国民政府愿就中国共产党之高级军官中，选员参加军事委员会。三、国民政府愿遵孙中山所倡导并经中国共产党表示拥护之三**义，创设一民治、民享、民有之中国政府。国民政府并愿采取政策，以策进步而促进政府之**程序。兹依《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以及其他公民自由权利于以保障。各该自由权利，仅受抗战期间军事安全需要之限制公正地说，早在一年前，甚至半年前，这可都是共产党梦寐以求的东西。现在不成了，这倒不是由于可爱的赫尔利吊起了中共的胃口，是因为双方的实力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经在考虑宣布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了。
赫尔利读完三项反建议，忙解释说：“蒋委员长现在还是只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不愿承认其它党派的合法地位。他们开始也不愿你们参加中枢机构，我也说服他们接受了。至于联合政府，他们是怕你们插进一个脚趾，会把他们挤掉！我叫他们不用怕，他们却说我帮你们说话。不过，蒋告诉我说，他允许你们参加政府，但不愿写在这个建议上。现在看来，也许他们这个建议才是谈判的基础。”
周恩来苦笑道：“将军，你不了解情况，共产党只参加军委会而不参加政府，结果仍然不能参加决策。再说，军委会的委员都是挂名的，不但没实权，而且从不开会。”
赫尔利当然不明白中国政治这种奥妙，耸耸肩表示不可理解。
下午，周恩来与董必武再次拜见赫尔利，探究进一步商谈的可能性。
周恩来问：“参加政府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处于观察者的地位，而不能有实权？”
赫尔利答：“恐怕是这么回事，不过，事在人为，你们可由此求得政策的改革。”
周恩来问：“参加军委会怎样才能行使委员的权力？”
赫尔利答：“这次的委员能够行使权力，因为军委会将成为最高统率机关，有国民党参加，有共产党参加，也有美国方面参加，最好设置一个同盟国的统帅，你们双方都听统帅的。总之，我劝你们赶快参加政府，你们一步一步地干，咬东西不能一口咬掉，要一口一口才能咬掉。”
周恩来说：“我要把这个方案带回延安商量商量。”
赫尔利要求周恩来在走之前先和国民党代表大概谈一谈。
于是，历史便为赫尔利提供了一次认识中国政治谈判艺术的良机。
当周恩来问其他党派是否也允许合法时，王世杰答道：“其他党派也包括在内。”
赫尔利听糊涂了，立即按美国方式率直地说道：“你前两天不是说过，不承认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吗？”
王世杰这样解释：“我的意思是说，不放在国共之间的协定里考虑。”
共产党提出这个问题是拉盟友，国民党当然不答应。如果共产党在这个协定上签了字，按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别的小党派就会认为共产党出卖了他们。这时候，国民政府再下令承认别的党派合法，就达到了孤立共产党的目的。赫尔利根本不会这样思维。如果他明白了这个民族发明了太极拳，大概就不会常常感到被中国人耍弄了。
周恩来问：“如果邀请中共代表参加政府，请问这种代表是观察者，还是权力者？”
王世杰含糊其辞道：“我不能具体答复，因为没有讨论。但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要依据法律，再说蒋先生和毛先生见面后，这个问题不是没有办法解决。”
赫尔利听得目瞪口呆，这种根本问题怎么一会说无法解决，一会说可以解决，前几天还听他们叫着怕共产党挤掉他们，现在怎么又说可以商量，忍不住喊道：“子文，你听见没有！这可是代表性质的问题，到底有权无权？”
宋子文答道：“知道了。”
“知道了”是个什么意思？赫尔利今天碰到的疑点全是中国的国粹。“知道了”和“莫须有”在中国政界同样有名。“知道了”在近代慈禧太后手里才臻登峰造极，在老人家炉火纯青的晚年，不知是不是为了保护嗓子，她连“知道了”都不愿说了。用长长的指甲在奏折上轻轻一划，便表示她“知道了”。“知道了”可是可非，到底是是非非，你们去猜去吧。宋子文作为执政党的外交部长，当然明白“知道了”的妙用，所以他就说“知道了”。令赫尔利惊诧莫名的是，周恩来听到这个“知道了”之后仿佛也真的知道了有权无权，竟不再追问这件事了！
神奇，神秘，太神奇，太神秘！
周恩来又问：“过去有许多军委会委员，只是挂名的，不但没有职权，而且从不开会，如果共产党代表参加军委会，其实际职权如何?”
王世杰答道：“现在军委会每星期至少开一次会，有时两次。”
周恩来强调道：“这里汇报，不是开会。”
王世杰解释说：“汇报与开会相差无几，汇报做了决议，不就等于开会了？军委会人数少，是权力机关，又是作战机构，不是参政会，并不由多少票数来决定。意见提出后，只要委员长裁可，就可实行。我可以负责地说，如果中共参加军委会，其职权不会比其他委员少。”周恩来不屈不挠道：“汇报不是开会，譬如冯玉祥、李济深将军就从未参加过开会。”
王世杰又说：“汇报仍然是会议。一两个委员缺席，不能说不是开会。同时，军委会委员被派为战区司令长官的也不来开会。”
赫尔利惊叫道：“天呢！做了前线司令长官，不是丧失了军委会委员的权力？他们更应该有发言权呢。”他没有听出王世杰和周恩来争论的本质：是否还是蒋介石一人说了算。周恩来听明白了，接着又问了成立统帅部的问题。王世杰来个一问三不知。
当王世杰间中共的意见时。周恩来答道：“我们主张联合政府，也就是**政府，我们仍要为这个**政府而奋斗。你们目前尚不能接受这个主张，我们需要商量商量，希望能从我们双方的建议中，找出共同点，求得初步解决**政府问题。***很愿意出来，但出来必须解决问题，而不是出来聊聊。如今**政府问题无法解决，他就无法出来。”
这些话赫尔利听来，以为中央拒绝了继续谈判。让他吃惊的是，国民党方面竟从中听出了中共还有解决问题的愿望。
于是，蒋介石忙于当天下午召见了周恩来和董必武。
周恩来开门见山道：“我们对于联合政府仍是坚持的，并愿为它奋斗到底。”话锋一转，又留下了余地：“**联合政府是指它的性质，并非要改它的名称。”
蒋介石摆出一副君王的面孔说：“好，我们革命党就是为买现**的，我做的就是**，不要要求，我自会做的。如果要以要求来给我做，那就不好了。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
实际上是蒋介石的绝对权威不能动摇。朕即国家，朕即**，朕即中国的一切，你们想要干什么？你们上个奏折，我高兴了就实行，不高兴就对你们说个“知道了”，再闹……周恩来当然明白蒋介石已经不是能下旨抄斩某某满门的皇帝，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回答道：“我要声明：对三**义国家及实行三**义的元首是应该尊重的，但政府并非国家，政府是内阁，政府不称职，是应当调换的改组的。提到要求，一个政党总有自己的要求，如果不能向政府直接要求时，只有向人民公开说话。”
蒋介石暗暗咬着牙，嘴里却不由自主地含糊答道：“是的，是的。”这天晚上，他对参加他设的晚宴的参政员道：“中共要求联合政府，我不能接受。国民政府不是波兰的流亡政府。”
因为延安下了雪，加上飞行员病倒，周恩来无法回延安。这样，历史又留下了这样一些不容忽视的花絮。
11月27日，赫尔利在大使馆的会客室里接见了前来拜访的周恩来。
这一段时间，中国西南战局继续恶化。11月10日后，日11军与日21军在十来天内相继攻占了广西桂林、柳州、南宁。接着，又制定了以十四个师团进攻昆明和贵阳的计划。蒋介石不得不催赫尔利加快调停国共关系。这一天，赫尔利对周恩来说出这样一番知心话：“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中国人心里赞成什么，口里却说不得。我是共和党、罗斯福总统是**党，我却是他的私人代表，我有什么不同意见就向他提出，我赞成什么，我反对什么，让他作决定。一个领袖在作出决定之前，必须要有争辩，争辩出来的决定，大家才拥护。我服从罗斯福的意见，因为他是被选举出来的领袖，无论多数少数，都要服从，有时罗斯福也接受我的意见。我觉得你们中国也要实行这种制度。如果一位领袖决定得不好，四年一满，我们就请他走路。”
这种政体，中国人大陌生了。三十六年前，一个三岁的男孩坐在一张被称作龙椅的东西上，接受百官的朝拜，从此主宰中国达三年之久。生理学常识告诉我们：人在三岁时，大脑只有成年人的百分之七十。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例子：一个三岁的孩子，有时候口齿尚不清楚。中国在这种政体里走过了两干多年。
周恩来没有和赫尔利探讨这个问题。他感兴趣的是赫尔利说的这番话：“我已向蒋委员长提出，要以物资给共产党军队。魏德迈将军还和我谈过，他很迫切地说，只要得到国民政府允许，他就去组织共产党的军队。别的军队还要供给粮食，你们的军队就只要供给军火。我们希望供给你们的轻武器，德制机关*、子弹和手榴弹。将来再派两百个美国军官，不是大的，是上尉阶级的，训练你们使用。不过，蒋委员长对我的提议，既未拒绝，也末答应，他说考虑一下。魏德迈将军说，可以拿出五十架运输机给你们运送军火。”
在这几天里，罗斯福总统得到报告说：苏联已在中国新疆占领一个城市。罗斯福绝对不愿中国落入苏联之手，命令赫尔利赶紧完成国共合作，不让俄国人进来。
12月2日，赫尔利再次告诉周恩来：“请你告诉毛主席，务必参加进政府，你们是同我们美国政府合作，只要我们合作，我们就能逐步改组政府。”
12月4日，周恩来应邀与赫尔利、魏德迈、魏德迈的参谋长麦克鲁再次举行会谈。
赫尔利再次提出让中共“先插进一只脚”，周恩来坦诚答道：“关于参加政府问题，我们素有经验。先拿别人的经验而言，白崇棺不止参加政府，而且是军训部长，结果毫无实权。我自己从西安事变以来，八年之中近七年时间是留在国民政府所在地。我做政治部副部长时，每星期有三次参加军事汇报，有意见也无法讨论，即令提出，蒋委员长也不过说好好而已。老实说。我对这样做客，实在疲倦了。”
五年后，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当了代总统，结果又是谁说五年后，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当了代总统，结果又是谁说了算呢？白崇禧后来在台湾做寓公也不能，三次躲过暗杀，最终死于军统调换过的一个壮阳药方上。中国的政治家们，对现代中国政治的残酷体味太深了。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这样反省美国自1944年开始到中国全面内战爆发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我们对于自己在东亚所需要的和平，只有一种模模糊糊的见解。像战后的任何**国家一样，我们一心一意想复员，想回到正常状态。我们对政策的决策人被局限于这种诚意的但是包藏着祸机的假定的范围之内。美国的调停终究会成功吗？在历史的演变中，很难证实某一件事也会发生。中国的国共两党互不信任，而且谁也不愿放弃最后控制全国的希望。他们各有敌对的军队和组织，以及二十年互相残杀的苦痛回忆。”
是的，仇恨是最不容易消解的人类情感。赫尔利等人此时显然没有把中国的现状和美国南北战争放在一起加以考察。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仅是一场民族合力御侮的战争，更主要的是选择全民族未来道路的一场搏杀。
赫尔利说：“如果你们在不满意的条件下，竟能参加政府，那就表示你们是最大的爱国者。”
周恩来答道：“我们参加政府，就要替人民负责。这样的政府，我要参加，我就是不信上帝，我的良心也过不去。譬如政府要我参加，我党要我考虑，我个人都要拒绝。”
国共和谈陷入了僵局。周恩来带着国民党的复案回了延安。
四12月7日晚，***主持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听取刚从重庆飞回来的周恩来、董必武报告此次国共谈判情况。会议认为：国民党所提三条明显地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因此无法求得双方提案的基本共同点。为了答复各方询问，准备早日公布五条协定，以引起舆论注意和督促国民党政府改变态度。会议决定：暂时终止谈判；电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起，筹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
这一决定标志着中共准备公开否定重庆政府存在的合理性。从后来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此举，在这样一个特定情况下，其意义更多地在于增加中共在和谈中的分量。
12月8日，***、周恩来与包瑞德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指出：“赫尔利、魏德迈、麦克鲁将军都曾对周恩来将军说过，美国愿意与我们进行军事合作。但是，我们在接受这一我们非常乐于接受的合作之前，先要接受委员长的条件。美国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吗？我们无法相信委员长的诚意。凡是不带偏见地研究过国共关系的历史的人，都会通情达理地认为，我们不能对他寄予任何希望。”
“我们被告知，我们牺牲自己以挽救局势，将是高尚之举。我们不明白，将我们置于听凭蒋介石摆布的境地，如何能有助于解救当前的危机。我们如果被委员长捆住手脚，世界的赞扬对我们毫无用处。要求我们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对目前的危机负有重大责任的委员长却没有被要求作出什么让步。这对于我们是太不公平了。”
“美国认为，蒋介石一定会不借一切代价来保住他的权力。我们不反对这一政策。只要他同日本作战，我们就完全拥护他继续做领袖。如果美国愿意继续支持他，那是美国的权力。但是我们相信，尽管美国尽其一切努力。蒋介石也注定会失败。让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直到他把昆明、贵阳、重庆、西安、成都等部丢掉，那时美国也许会明白，支持蒋介石有多么无用。”
“我们不像蒋介石，我们并非需要别国的支持。我们能够挺立着，靠我们的双脚，象自由的人们一样行走。我们承认，委员长尽管有那么多的缺点，但是他还没有与日本人讲和，我们为此非常感谢他。另一方面，也只有王八蛋才拒绝同日本人作战。”
“在五点建议的前提下，我们相信，有美国的帮助，我们能够为挽救目前局势作出一定的贡献。如果美国放弃我们，我们会万分遗憾，但这不会损害我们对你们的友好情谊。无论何时，现在或是将来，我们都会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你们的帮助。我们会在美国将军的指挥下，放手和不附带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履行义务。如果你们在中国沿海登陆，我们会在那里与你们会合，并将听从你们的指挥。如果美国不给我们一支*、一粒子弹，我们仍会继续与日本人作战，而且我们还是美国的朋友。在没有任何外部援助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同日本人打了七年。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会继续与日本人打下去。”
“由于蒋介石已经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定不再让步。我们已经决定采取“一个决定性的步骤，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组成这个委员会，将是组成独立政府的初步步骤。包上校说我们现在的立场是关住谈判大门。我们关住了大门，不过窗户还敞开着，五点建议就是窗户。我们愿意在今天、明天、甚至后天，进入联合政府。但是，到了大后天，等到重庆、昆明、贵阳、成都、西安都丢掉了，我们就不会再按照我们最初提出的条件参加进去下。”
作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名言的发明者。***的这次发言充分体现出了他的个性。翻阅由他一生叠成的厚厚的大书，从首页到尾章，竟看不出一个“屈服”的同义词！同时，他又不是一个过分刚愎自用的伟人。他在晚年取得的一系列外交胜利，都可以从这次谈话里找到有力的证明。
再看一看这一天他和包瑞德的另一种方式的答问吧。
包：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进而导致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的作法，会给蒋介石一个绝好的机会去宣称，他关于共产党是叛乱分子的一切说法，已经被无可置疑地证明了。
毛：他一直叫喊说我们是叛乱分子，时间太长以致我们都习以为常了。他高兴怎么说就让他说去。
包：你们会给委员长一个机会，说你们已经与日本人勾结一起了。
毛：他早就多次这样诬蔑我们了。我们继续抵抗日本，这会证明我们不是与日本人勾结。
包：谈判失败及你们将与国民党破裂的消息，会使日本人感到高兴。
毛：不论我们做什么，日本人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都要歪曲事实，这与我们要做的事情无关。即使他们高兴也不要紧。
包：如果你们与国民党破裂，不仅蒋介石。而且美国的大多数舆论或许也会认为你们是叛乱分子。
毛：时间会向美国人民证明，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包：在这次危机中，你们不进入政府，可能会在美国引起非常不利的反应。
毛：等到真相大白──真相终会大白，美国人民会赞成我们所做的事情。
包：如果日本人在昆明和贵阳被国民党军队和美国军队击退，你们将会十分难堪。
毛：果真如此，我们会比任何人都要兴高采烈。
包：如果委员长被打败，而你们没有在他需要的时候帮助他，美国或许会从中国撤走它的全部军队毛：美国不可能放弃中国。
包瑞德在这份备忘录里写道“：“在全部会谈中，毛主席的态度极其强硬。他对我没有失礼，但有几次大发雷霍。他不断地高喊：‘我们不再作任何让步了！如果蒋介石在这里，我要当面痛骂他。’我说。我以为。在蒋介石看来，五点建议是逼他下台的手段。这句话使***特别地愤怒。他呼地一下站起来，大声说道：‘他早就应该下台了！’周将军从不动怒，而且特别冷静，他以平静的语言支持***讲的每一个观点。会谈使我感到，对于这两位聪明、无情、坚定、并绝对相信他们的地位具有力量的领袖，我所说的都是白费口舌。”***的强硬很有分寸。
第二天，***立即主持会议讨论关于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问题。他说：“在目前情况下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也要从反面考虑一下。虽然不叫政府而叫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但是要想到美国不帮助，蒋介石取消八路军，中间派不赞成，我们是否会孤立。”11日，王若飞转达赫尔利的意见：不同意公开发表“五点建议”，我不认为谈判已经结束，除非你们希望结束。
12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明确提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暂缓成立，报上也不宣传，可放口头空气。现在全国的总任务是建立统一中国一切力量的**联合政府，其他的不提，七大也要采取这种态度。”
同日，***同周恩来复电王若飞：“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五条协定草案可以不发表。牺牲联合政府，牺牲**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奸商量的。”
实际上，这时候国共谈判的本身已不再重要，它只是成了国共两党争夺美国的一个舞台，作为被争夺的焦点人物赫尔利，在这次争夺**尽了风头。12月20日，他收到***的亲笔信后，立即盛情邀请周恩来再去重庆谈判。
1945年元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公告，说他准备还政于民，准备在战争结束前召开国民大会，讨论实行宪政。年初，蒋介石约五院院长商讨战时行政问题。这次会议决定在国民党原来的三点反建议基础上，再提三项办法：一、在行政院设置战时内阁，中共和其他党派人士参加其组成；二、关于中共军队编制及补给等问题，军委会将指派美、国、共三方三位高级将领拟具办法，请委员长核定；三、在对日作战期间，委员长将指派本国军官两人(其中一人为中共将领)和美国将领一人，以美国将领为总指挥官，组成临时指挥机构，负责全部作战指挥，该总指挥官对委员长直接负责。
赫尔利当然很高兴，于元月7日写信给***和周恩来，告诉毛、周：“我已确信国民政府将赞成如下建议：一、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将在王世杰博士、张治中将军和我的陪同下，对延安作短期访问，与你们私下讨论一些事情。二、如果在原则上达成协议。毛主席和周将军与我们一同返回重庆，签署协议。如果你们能仔细考虑这项建议，并通过递送这封信的人带回答复。我将非常高兴。”
1月11日，***致函赫尔利：“今接阁下来信，提议在延安开两党会议，并有阁下参加，盛意可感。但是鄙人仍恐此会议得不到任何结果，徒劳阁下等之往返。”
***此时已不想再和这个赫尔利大使打笔墨官司和嘴官司了。他发现了另外一种和美国政府接触的途径。
1944年年底，在魏德迈不在司令部期间，参谋长麦克鲁将军主持制订了一项在共产党控制区使用中国军队的计划。这项计划规定，在游击战争中使用由美国人领导的共产党部队。准备避开中国的国民政府，同共产党达成一项协议，直接向中共部队提供美国的给养，并把中共军队置于美军军官指挥之下。
这一计划是如何泄漏到延安的，有这样两种说法：一、魏德迈曾向赫尔利暗示可能是通过陈诚与宋子文泄漏的；二、美军包瑞德上校和伯德上校泄漏的。纠缠这些毫无意义，只用认定这样一个事实就够了：1945年元月初，***、周恩来得悉了这个计划的详情。
1月9日，***、周恩来通过军队电台，打电报给魏德迈将军，提出如下两个建议：“一、延安政府派遣一个非官方组织去美国，向有关的美国官员和公众介绍并解释中国问题；二、如果总统表示希望将毛和周作为反对党的领袖。在白宫接见他们。他们可以立刻启程赴华盛顿，举行一个考察性的会议。如果罗斯福不是马上就发出邀请，毛和周特别要求，对他们去华盛顿的愿望保密，以便保护他们反蒋的政治地位。”
众所周知，***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二十七年后握手了。如果这次握手在1945年初能够实现，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它无疑将导致二十世纪后半个世纪世界沧海良田的巨变。***想和罗斯福握手的愿望很可能在元月10日晨，就由魏德迈泄漏给了赫尔利。魏德迈还补充说：“***和周恩来要求我对他们想访问华盛顿一事向国民政府和你保密，因为他们怀疑你的判断力。”
从这一时刻起，赫尔利对于延安显得温和可爱的形象定格了，下一个镜头，他开始了不遗余力使美国对华政策倾斜于国民党的工作。说我没有判断力？我就判断一次给你***看看！你拿我赫尔利当成什么人呀？就我们美国利益来讲，管你们中国是谁执政，只要听我们美国的指挥，蒋介石、王介石、***、刘泽东，都一个样！这么大的举措，想绕过我，一旦罗斯福那根神经短路了，向***发出了邀请，不是恰恰证明我这个大使无能吗？当然，罗斯福很可能会对***的请求一笑了之。但是，这件事我不能一笑了之。
三天后，他在给罗斯福的一份报告里这样写道：“我的任务理所当然是阻止国民政府垮台，维护蒋的领导地位，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同时尽可能地帮助政府的自由化进程，促成产生一个自由、统一和**中国的条件。已为共产党所知的军事计划，向他们提出了他们正需要的东西，给予承认并提供租借物资，摧毁国民政府。如果作为一个武装政党的共产党能成功地与美军实现这种安排，那么我们为挽救中国国民政府所作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依靠魏德迈将军强有力的帮助，我们正在澄清这个问题。但我们还没告知共产党，我已经获悉这一军事计划和他们想绕过国民政府和我直接找你的企图。”2月7日上午，赫尔利又给国务卿写道：“如果美国批准包瑞德和伯德在麦克鲁指示下交给共产党的计划，如果美国接受上述***和周恩来的要求，结果将是承认中共是一个武装交战国。所有上述行动都是基于麦克鲁所坚持的主张，即美国不论在何时何地发现敌人，都有权以任何有效手段与之战斗。这项计划中的行动与政府的政策相抵触，这将破坏美国扶持国民政府的政策。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们军队承认共产党为武装交战国，立刻会在中国引起混乱和内战。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我一意识到这种情况，我之反对，更甚于侵略者。”
在这些不像从一个老牌外交家笔端流出的文字里，我们直到今天还能嗅出一种报复的**。美国在抗战以后的几十年里，并不是没有出卖过华民国的利益。1972年，美国重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赫尔利在这两封报告里，唯有表现出对中国共产党的愤懑经得起历史的打磨。感情用事、权力**，彻底毁掉了赫尔利在中国的事业。不过，在1945年底以前，他也曾饱享了成功者的风光。大约在元月下旬，赫尔利通过各种手段让麦克鲁将军和包瑞德上校从中国战区滚蛋了。从此他完全控制了美国和中国联系的各个部门。
共产党和国民党此时对美国在华人员的权力之争，尚且一无所知。
1月下旬，魏德迈将军还直接从延安方面得到了二十二份文件。这些文件很快在赫尔利于里变成胶卷，收入大使馆档案。其中有中共提供给美军的关于国民政府与日本人谈判的证明；有1945年中共摧毁和瓦解汪伪军队的详细计划和预算……五从当年的秘密卷宗里，可以找出许多赫尔利刚愎自用从而导致美国对华政策迅速偏向国民党一方的证据。
1月10日，一个名叫埃文斯的美国上尉从延安发给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一份只供魏德迈一人过目的电报。埃文斯声明：这份来自周恩来那里的重要情报，是一份关于国民政府与日本谈判，出卖美国利益的情报，其中部分事实已被高级负责人之间的通信的副本所证实。埃文斯电报中引用了周恩来的特别声明：“一定不能让赫尔利将军得到这个情报，因为我们不相信他的判断力。”
赫尔利很快从魏德迈手里看到了它。
1月23日，朱德写信给魏德迈，要求美军为中共军队完成摧毁汪精卫部队计划提供两千万美元贷款，声明这笔钱由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战胜日本后负责偿还。
这封信很快也到了赫尔利手里。
赫尔利是怎么向国务卿报告的？他认为埃文斯从周恩来那里得到的情报是共产党的阴谋，“这种谣传非常不真实，不可相信”，目的在于“共产党希望撇开大使馆和国民政府”，从美国军队那里得两千万贷款。
实际上，蒋介石本人于1945年元月初密令在上海居住的袁良设法向冈村宁次司令官带去如下口信：“中国与美国不可分离，但我认为中、日合作对大东亚至关重要；因此，拟于适当时机为日本人讲话，拯救日本非我莫属，然日本人误解我的本意，实为憾事；望互相尽力克制。”因事关重大，袁良未敢贸然递出这一口信。2月14日，冈村宁次专程去上海听了这一口信。后来，冈村宁次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时我以为这一口信相当可靠，但因我对开罗会议的决定毫无所知，加之长期身居战地，对正在衰落的国内情况亦不清楚，因而以蒋介石口出狂言，竟末予理睬！”
即便周恩来告诉埃文斯的情报是一种政治家的谋略，也并没有冤枉蒋介石。赫尔利硬要得出共产党在算计美国的结论，只能证明他人高马大却小肚鸡肠。
然而，以他总统特使、驻华大使的身分，很容易影响罗斯福的决策。于是，一切都无法再更改了。
元月20日，赫尔利致信***，说国民政府现在准备为达成真正切实可行的协议，作出重要和实在的让步，认为对政府采取如此步骤的建议，未加考虑便予反对，是非常遗憾的，建议周恩来到重庆谈一谈。
***没听到魏德迈的回音，又见赫尔利热烈邀请，自然想见见国民党到底做了什么样的让步。22日，他电告赫尔利：决定派周恩来赴重庆重开谈判。
24日，周恩来临上飞机前，***对这次谈判作了三项指示：一、争取联合政府，与**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参加；三、要求国民党先办到以下各项──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
这天晚上，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设宴为周恩来洗尘。周恩来吃了宋子文的饭菜，喝了茅台酒，嘴一点也不软。他说：“今天国民党主张在行政院之下设立一个新机构，但是整个系统不变。这个系统，就是一党专政。新机构属于行政院，行政院属于国防最高委员会管辖，国防最高委员会又届国民党中常委管辖。蒋主席也不是人民选举的，是国民党中常会推选的。这一套系统不改变，我们也无法参加政府。”
第二天，周恩来去了赫尔利寓所。赫尔利仿佛完完全全忘记了***和周恩来想绕过他直接找罗斯福这件事，依然十分热情，当即道：“行政院下面的新机构，就等于西方人常说的战时内阁，另外，蒋先生已同意成立三方联合统帅部，一个司令，两个副司令，司令由美国人当，副司令国民党一个，你们一个。统帅部直属蒋委员长一个人。”
周恩来当即答道：“这个办法我们不同意。党治不结束，这种统帅部只能是蒋控制我们军队的一种手段。”
赫尔利似乎早明白周恩来会持这种态度，耸耸肩道：“我为你拒绝美国统帅一事感到十分遗憾。不过，你们不接受三条是对的，我到任何时候都愿意赞助你们的五条。我要是蒋委员长，只要将五条中联合政府名义改为联合行政院或联合内阁，便可签字。”
如果说赫尔利这番话完全言不由衷，也确实冤枉了他。五条建议上，签有他的大名，又与他认定的对华政策不抵触，他自然也愿意坚持。然而，他又很清楚国民党方面的态度，话锋一转，兄说道：“周将军，你既然来了，总要谈一谈的，你认为先从哪个问题谈起呢？”
周恩来答道：“要先解决党治问题。”
27日，周恩来向***报告了第一轮会谈的情况。次日，***复电道：“你拒绝了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如果谈到国民大会问题时，应表示：我们不赞成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的国大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不可能。即在联合政府成立后也是如此，何况没有联合政府。”
因这次谈判一个照面中共就占了主动，蒋介石不得不出面为各个方面鼓劲。29日，他召集中常委元老、五院院长及党团负责人座谈。他说：“国共谈判，赫尔利上次由延安带回之五条，完全上了中共的当。中共后来又提四条，又让我们让步。这次局恩来来渝，更无诚意，要价更高，又提出结束党治问题，与我党为难。我受总理之命，以党建国，只能还政于民，决不能还于其他党派，决不能把政权让给别人。赫尔利糊涂，完全以为他们有道理，为他们说话。美国人不懂中国情形，完全说不通。”
宋子文道：“我已经发现赫尔利正在变化。他开始明白中国的事情了。中共的真正目的不是废除所谓我党一党专政。他们全部的策略表明，他们是想推翻我们，实现他们的一党专政。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党都有责任在长期的混乱阶段领导中国。”
蒋介石很自信地说道：“是的，美国人最近好了一步，对中共也有点不满了。因为他们本来承认美国人任统帅，现在又不承认了。我们不要怕共产党，我们一定能消灭他们。等美国人与中共谈不通了，也就会讨厌共党的。不要急、就和他们谈吧。”
半个多月来，日军开始收缩兵力，再向中国西南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可能不大了。蒋介石也就有了回旋的余地，八个多月来，第一次感到气出顺了。
他不会放弃以党建国的方针，决不会结束党治。
《***年谱》记载，蒋介石给各界打气的第二天，林伯渠、李维汉在向***汇报了陕甘宁党外人士提的这样的意见：他们认为他们有职无权，作为非党员受到歧视。***说：“议论和批评对我们总是有帮助的。说党包办，总是有原因的，我们要研究解决。凡是正确的意见都要研究解决。”十二年后，储安平因写了《一团烂污和党天下》被打成右派。几十年过去后。这些事是是非非大抵可以看清楚了。谁都没有错。一个政权的建立，必须要能一统全体臣民的精神支柱。西方国家依靠基督教。中东地区依靠伊斯兰教，印度等国依靠佛教完成这种精神的统一。封建时代的中国，依靠皇帝完成这种统─。辛亥革命后，三**义肩负起统一民族精神的使命，新中国成立后，自然是共产主义负责这一宏大的工程。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争夺，实际上就是统一全民精神权力的争夺。
1月30日，被赫尔利称作“学院式的辩论”继续进行。
宋子文说：“国民党是中国改革的党，是孙中山的党，是自由主义的党，是有法律根据而非人为的执政党；在经历革命和坚持抗战期间，坚定不移地维护它的主义；它现在对政府负有历史性责任；没有国民党，中国将陷于混乱，这种混乱将由国民政府崩溃引起。”
周恩来道：“我同意你的大部分论点，不过，现在时代变了。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指导政府的唯一办法就是大党领袖们的彼此信任；组成临时性联盟，支撑政府度过训政时期。如果你们能作出适当让步，中央政府会得到共产党无限的支持。”
又经几轮舌战，周恩来知道国民党绝对不会在结束党治、联合政府等要害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决定以“回延讨论”为理由，结束这次无望的谈判。
蒋介石当然也不挽留，2月13日，他当着赫尔利的面，十分傲慢地说道：“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三天后，周恩来飞回延安。
3月1日，蒋介石公开宣称：不能结束党治；不能同意成立联合政府；预定于本年11月12日，国父八十诞辰时召集国民大会，以实现宪政。
3月9日，周恩来复函王世杰：“忽得蒋先生3月1日之公开演说，一切希望，均已断绝”。“此实表示政府方面一意孤行，使国内团结问题之商谈再无转固余地。”
二十天后，***在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上这样表明了中共的态度：“联合政府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坏的可能性，那就是要我们交出军队，国民党给我们官做。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政府还是**的，我们去不去做官呢？我们要准备这种可能性，不应完全拒绝去做官，这是委曲求全为了团结抗战，好处是可以进行宣传。第二种可能性是形式上废止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加若干**。第三种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的军队发展到一百五十万以上、人口一亿五干万以上时，政府设在我们的地方。在蒋介石发展到无联合的可能时，就应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但是现在还没有，所以我只写了不管多少迂回曲折。前途是光明的。”
***要率领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天下？且慢，这只是他提出的一种可能，跟下要做的是忍耐。因为日本人还没投降。4月1日，***对即将离开延安的谢伟思说：“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实现**和在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对于国民党，我们不打第一拳，不放第一*。但是蒋介石现在计划召开的国民大会一定会带来内战。一旦受到攻击。我们将予以反击。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不插手的风度不属于有“国际警察”雅称的美国。谢伟思在延安的窑洞里又睡了一夜，美国政府已在中国**了。4月2日，回国述职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先生迫不及待地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向美外记者宣布：美国的军事援助只给国民党政府。他很干脆地说：“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阻碍了中国的统一。”历史没有为罗斯福总统留下时间，让他检验这一决策的成功与失败，因为十天后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一百天后，***在《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文中，给赫尔利的调停工作下了一个结论：赫尔利老命替蒋介石撑了腰。至此，赫尔利的中国之行台一段落了。
为什么***没给赫尔利一个盖棺定论？因为他在中国这个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还有一场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