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下)
风云突变。
***却不怕。20日，他在宴请邓宝珊的酒席间说：“胡宗南以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不过是挑了两筐鸡蛋叫卖而已，我们给他丢两块石头，就全部**了。”
胡宗南这次却在动真的了。7月2日，他电令各部于1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
此时，周思来、林彪、邓颖超一行一百多人正带着四卡车非军用品和两卡车药品走在川陕间那条简易公路上。7月4日，***不得不急电董必武：“蒋介石调集二十余师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战事有在数日内爆发的可能。形势极度紧张。请立即将上述情况向外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斐交涉制止，愈快愈好。”
真不愧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句名言的发明人。
7月6日，朱德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发以万万火急电报给蒋介石、何应钦、徐永昌要求下令撤兵。同日，肖劲光分电国民党方四个军长十四个师长，呼吁制止内战。当日晚。***再电董必武：“办事处一切秘密文件速即烧掉，以防突然查炒。”
就在这一天，中央通讯社又公开发表这样一条新闻：西安各文化团体曾于第三国际解散后举行座谈会，讨论国际局势。并经决议联名电延安***先生，促其自觉。及时解散共党组织，放弃边区割据。这条公开播送的消息，共产党方面听来，无疑等于战前的宣传战。延安的每根神经邱紧张起来了。
7月7日，***告知彭德怀：“不得已时恐须一战”。当日下午，胡宗南部的几发炮弹已落在陕甘宁关中分区驻军的前沿阵地上。
7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国民党可能的进攻。
7月9日，延安各界三万余人举行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紧急动员全边区人民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并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不巧的是，周恩来、林彪一行这一天到达了西安，***恐打起来一良臣一虎将有失，急电指示周、林：“请与胡谈后速来延，胡提意见勿与争辩，只说回延安会商，一切可以和平解决。判断彼方计划是陈兵边境，迫我作城下之盟，否则进击。我已进行全边区党政军民总动员，准备自卫。”同日，***又令彭德怀从速抽调十个团西开应变。
蒋介石在这关键时刻，再次犹豫了。他没想到这次军事进逼的计划会这么快地泄漏，他更没想到***竞能如此迅速地作出各方面的准备。眼下，已不能达到军事进逼迫中共作原则让步的目的了。整个重庆，已被延安动员大会的通电闹得沸沸扬扬了，如仍按计划发动进攻。中共必拼死一搏，三两个月根本无法解决。这样，政府威信和个人威信损失太大。这两天，英、美、苏三国大使轮番前来表示反对中国内战，这事已无任何机密可言了。娘希匹，中央社发那种新闻，事先怎么不报告呢！
蒋介石度过一个辗转反侧之夜，于7月10日，电令胡宗南取消进攻延安的计划。11日，蒋介石、胡宗南复朱德6日电，声明中央绝无进攻的意思。12日，胡宗南下令开始撤退一个师及两个军部。
7月l2日，***亲自撰写的《质问国民党》在《解放日报》以社论形式发表后，中共中央决定发动一场强大的政治攻势。7月13日，***亲自撰写这样内容的新闻稿：“英、美人士对中国政治黑暗，和蒋介石将英、美援助不用在前线打日本而用在补充后方部队，不大满意。最近熊式辉在纽约、华盛顿、伦敦的招待会上，都在这些方面受到英、美人士的质询。”同日，***电示董必武：“现在内战危机或可避免，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已于9日用万万火急电发蒋、胡及各方要人，故你处仍应密印散发，表示共产国际解散后我方之强硬态度，借以击退国民党之无耻反共宣传。”
走着瞧吧，这事没完！
7月18日，中共的宣传战火力开始指向蒋介石四个月前出版的《中国之命运》。这一天，《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今年3月，大后方出版了一本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经典’。这本‘经典’的中心思想，一句话说完，就是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共产党，以便实行法西斯主义。”
7月19日，***已经看完了陈伯达作为理论家的成名之作《评＜中国之命运＞》，写信给博古、陆定一：“陈伯达文章看过改过，送上请阅、请在今日或明日发表，以约5000字登在社论地位，其余接登第四版，一天登完。以两天或三天广播之，并请广播两次。另印一小册子，亦请在日内印出，印一万五千份。”
7月21日，陈伯达的评论见报了。陈文写得汪洋恣肆，笔锋尽刺蒋先生难言之隐。蒋介石在书中讲宁汉分裂之痛史时，一不留神，写下这样的话：“当时汪共同谋的内幕，我到了今天，还是不明不白，究竟是汪兆铭利用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利用汪兆铭？还是汪共互相利用呢？”陈伯达发现了这段话的好笑，笔锋一转写道：“汪兆铭在‘汪共同谋’的时期，并没有签订**协定，也没有跑出去当汉奸，但在汪蒋同谋时期就完全不同了。汪兆铭当了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提出了‘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政策，签订了《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又发表了‘睦邻宣言’，因此还和日本交换了大使。抗战后，蒋先生当了国民党总裁，汪兆铭当了国民党副总裁，并被国民党中央委任为参政会议长……而他竟从重庆逃往南京，当起天字第一号大汉奸来。这一切内幕，我们到了今天还是不明不白：究竟是蒋介石利用了汪兆铭呢？还是汪兆铭利用了蒋介石呢？还是蒋汪互相利用呢？”
不知蒋介石读了以上文字会有何感想。他确实打不出一个响亮的喷嚏！因为陈伯达列举的都是有铁证的事实，而他的文字只是猜测。如果一部书里出现这样的大漏洞，人们读它时还能有信任感吗？***作为一位伟大的语言学家，自然知道陈伯达是在朝蒋先生气门下刀子，喜不自禁。陈文见报的当日，他代中宣部起草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电：“各地收到此文后，除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外，应即印成小册子。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必修之教本，一切地方应注意散发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应乘此机会作一次对党内党外的广大宣传，切勿放过此种机会。”***此电一发，陈伯达立刻名噪全中国。
且慢：***这一天还有奇招。他电示重庆的董必武：“本日公布陈伯达驳斥蒋着《中国之命运》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英、美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南方局应即将陈文印译为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发，并搜集各方面对此文的反映。”
陈伯达竟在一夜之间走向了全世界。
事情还没有完。蒋介石一书的哲学基础还没有触动，必须再踏上一只脚，才能把它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另外，还应从历史学的角度去找一找蒋文的毛病。哲学家、历史学家范文澜随即写了《谁革命？革谁的命？》。范文从历史走向现实，最后披露这样一件新鲜事，日本同盟社曾就蒋介石大作发表声明：“蒋介石所着《中国之命运》一书，其论述之方向，那是没有错误的。但由日本人观之，它只是重复了已为帝国声明说尽了的大东亚新秩序论，迎合大亚细亚主义，抄袭汪精卫之和平建国论。范文澜叹道：“天平冤哉！一个堂堂中国国民党总裁，抗日六年的领袖，反法西斯同盟四大强国的领袖之一所着的一本自认为革命到了顶点的书，却被我们的敌人誉为‘方向没有错误’，认为不过是‘重复帝国的声明’，与‘抄袭汪精卫’，即使作者不害羞，国民党人不知耻，中国人民是不能饶恕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侮辱的。”
范文发表十日，哲学家艾思奇再撰一文《＜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艾文指出：“《中国之命运》里宣传着反理性的唯心论哲学。在‘诚’的名义下，蒋介石提高了信仰和迷信，贬低了科学的客观知识。”
至此，蒋介石大作的可取之处几乎等于零。据费正清《美国与中国》披露：“蒋于1943年出版了一部限于官方阅读的着作，书名为《中国经济理论》。在这本书里，他从古代哲学家中得到国家控制经济生活的根据。这本着作反对西方的自由企业，要求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儒家极权思想。”
一个即便尊贵为帝王将相人，并不是想当什么家就能当成的。李后主成为婉约派词人的泰山北斗，宋微宗成就了大画家的名声，都是以破家破国为代价的。清康乾盛世，乾隆帝写了千处碑铭文，写了四万余首诗词，最后也没成就哪怕二流的书法家和诗人。蒋介石显然没在这方面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把梦做得太多大过了。清朝也是儒学盛兴的朝代，刚刚完蛋了，蒋介石在五四运动后，仍企图复活忠孝爱仁礼义廉耻之儒学，以此作为立国之基石，显然犯了历史性的选择错误。综观中国两千年封建史，每次朝代更替则必换一哲学基石。秦以法家思想治国，汉便“罢础百家独尊儒术”，魏晋则效春秋战国搞百家争鸣，唐引进佛学搞儒道佛互补，宋则又一次弘儒，明倡佛而抑其它，清则再次宣儒。
自鸦片战争后，治理中国单靠一个国学己此路不通。共产党从外国引进马列主义，其中无疑暗合了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擅变规律。这也是共产党这次反击国民党能大获全胜的文化基础。
8月22日，***在董必武报来的《质问国民党》等文发表后的反映材料上，不无得意地写道：“过去宣传总是不痛不痒。唯独此次打到了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派气势。”
8月23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之比较》、《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两个重要文件。新华社评论道：“蒋先生在其所着《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曾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今观此二项材料，究竟真如蒋先生所说呢？还是相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凡属国人，必须明辩之矣。”
这次大规模的政治攻势，虽然还没在动摇国民党统治方面作文章，但其上层精英人物还是受到了强有力的震慑。《***年谱》披露，胡宗南等对《解放日报》发表的批判《中国之命运》的文章争相阅读、读后都表现沉默。胡宗南作为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读了中共方面的批判文章哑口无言，并不因为他有默尔而息的雅量，恐怕是缺乏反击的信心。
蒋介石在这一见不到硝烟的战争中招架不住，只好鸣金收兵。8月下旬，他只好下令停止取消中共的宣传。9月13日，他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不得不再次公开表示：“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谁知蒋的部下体味不出他的难处，9月22日，董必武在参政会会场因反对何应钦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诬蔑，受到cc派的起哄围攻。董必武愤然退出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五天后，刚刚归顺蒋介石不久的盛世才，在新疆杀害了陈潭秋和***的胞弟毛泽民。
10月5日，蒋介石派王世杰去找董必武，商谈寻求缓和双方冲突的办法。当日，***下令停止刊登揭露国民党的稿件，以创造和谈的气氛。
至此，长达三个月的国共宣传大战才降下了帐幕。
四11月12日，在宪政实施筹备会开幕时，蒋介石遇到了董必武。机会难得，蒋介石自然要向中共以示友好。
蒋介石道：“上月你和王世杰有过接触。事情还是谈一谈的好。这些事应该由恩来出面，如请他出来，什么都好谈些。”
董必武答称：“如果边区周围的军事状况不能恢复到六月以前，谁谈都谈不出什么结果。”
蒋介石笑道：“这点请你放心，我可以以人格向你们担保决不会在国内动武的。”
***对蒋介石的“友好”表示不以为然，13日，他在董必武的报告电上批示道：“拟答：周三年在渝无事可做，在国民党未真想合理解决问题以前，不拟出来，各事可经董谈判。如至真能合理解决问题时，周可以出来。”
***写出以上批示，一方面表明他对国共谈判没有兴趣。一方面表明他想让周恩来在延安多呆上一段，感受感受延安的新气象。
刘少奇此时在党内的地位如日中天，周恩来面对这一现实都思索了些什么呢？
6月底，中共中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抗战六周年宣言草案，刘少奇提议在宣言末段增加“全体共产党员必能巩固地团结在以***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一语。***同意了。
***是很干脆地表示同意。还是经过推辞才表示同意，史科没有披露。可以公开的原因是：共产国际解散了，这种提法可以增加全党的凝聚力。这件事至少传递出这样一个消息：在现今的形势下，***不再反对对他作适度的宣传。
7月6日，刘少奇撰写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刊登在《解放日报》醒目的位置上。刘少奇写道：“斯大林听说的两种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内历来也是存在的。前一种假马克思主义者，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孟什维主义者。后一种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就是***同志以及团结在***同志周围的其他许多同志。他们历来所坚持、所奋斗的路线，他们的工作方法，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
历史没有留下***是否审读过这篇文章的任何证明。历史只负责这样告诉未来：***思想这一提法。刘少奇享有第一次公开的专利权。熟悉毛、刘解放后恩恩怨怨史的人，一般都认为刘少奇死于六十年代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而对他们两人亲密无间的合作史所知甚少。1943年以前，***很少与刘少奇共事，促膝谈心的机会自然少有。然而，刘少奇却在到延安几个月后，进入政治局书记处了。这种突变定有重大缘故。可以肯定：刘少奇来延安这几个月，***感到和他合作很愉快。
7月8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王稼样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王稼样写道：“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同志的思想，就是***同志在其着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
7月16日，周恩来、林彪一行抵达延安。受到***、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张闻天等人的热烈欢迎。次日，毛、刘、任三人决定：向政治局提议在八至九个月内召开七大；由中央办公厅召集一次干部晚会欢迎周恩来、林彪回到延安。
令人费解的是，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召开的一个欢迎会，竟没决定哪天晚上开。此时，国民党进攻延安的危机已经过去，时间的选择并不困难。作为欢迎会，照常理，应该在周、林抵达后二五天内召开。然而，这个会三五天内并没有开成。
***需要周恩来熟悉熟悉延安。不可以吗？他已有三年没回延安了。他作为党内一直享有很高威望的领导人，对中央的工作应该发言。不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还是留点时间让他看看再说吧。
周恩来都看到些什么呢？
延安呈现出的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使他这个刚从雾都重庆归来的高级领导感到了震惊和欣喜。同在抗战时期的中国，延安是一片乐观和温暖，而重庆则是阴沉而忧郁。这种惊人的变化竟发生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年分，真是匪夷所思！周恩来对***的钦佩无形中又增加了几分。周恩来得知“***思想体系”这种说法，很可能在他回到延安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当天没有人有工夫对他提说，而在西安只能读到一周前的《解放日报》。他读了刘少奇、王稼祥的文章是何感想，如今已无从探究了。
接着他便嗅到了另外的气氛，这种气氛有个名字叫恐怖。《周恩来传》这样写道：“这时，延安的审查干部工作也已开始。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学委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的康生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使这个运动离开了正常的审查干部工作的轨道。7月15日，他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长篇报告。他强调：“这次大会是在国民党反共**这样紧急时期的会议，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他极端地夸大党内和边区内部的敌情，认为特务多如牛毛，要把这些失足者‘抢救’出来，号召‘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他的报告后。延安的各机关、学校普遍地开展‘抢救运动’，造成浓厚的恐怖气氛，出现严重的逼供信现象。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员更是普遍地成为被怀疑对象。康生等在中央机关一些单位搞出了所谓‘红旗党’(意思是说伪装红旗的假共产党)，说甘肃、四川、河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陕西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都是国民党特务控制的‘红旗党’。周恩来正好在这时回到延安。这些省的地下党组织都是由他领导的，使他的处境也相当困难。”
按照时间推断，康生说周恩来领导的十多个省的地下党都是“红旗党”的时候，周恩来已经回到了延安。作为一位已经成熟了的政治家，周恩来当然明白康生放出这种风，矛头是针对他的。他当然也明白，康生说这番话是有来头的。要不然。康生吃了豹子胆，也没力量说出这一番狂言。可是，***为什么能默许康生搞这种诽谤呢？
周恩来迷惑起来。三年来，他在重庆始终站在***一边。没出什么大的闪失。那又是为什么呢？工作上出现─点小争执，譬如一年前的参政会风波，是很容易谅解的。***几7欠电召他回延安，他没回来。可这并不是他的错呀！蒋介石不让走，他就走不成。***能弄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态度，真让人费解。
真的这么费解吗？能不能把分析的笔触小心伸入***那深不可测的内心呢？在那里我们将会发现些什么呢？开创一个新时代，不是一件易事。人心的向背固然重要，可得力的辅佐者就不重要吗？恩来志向高远、目光如炬、心纳百川而尚不嫌拥挤、思虑万事而一丝不乱，其心仁慈、待人厚道，显然是一罕遇之治世良才，如能得其全力辅之，则大事定矣！抗战之前，恩来少年得志，不免有些书生意气，近年屡经打磨，其锋芒日渐内敛，已得陈平、武侯、曾文正之三味。观其在重庆之表现，对党绝对忠诚，如不然，其倒入蒋氏阵营，其位也定列极品。如今内已平定，如得恩来之心，可再无忧矣。达此目的，恐需些时日，最好是让他自己省悟，兵法云攻心为上是也。遵义会议以降，我已等他八年，还可以再等他一等。观国内外形势，今后几个月，料无大变，如能借此良机巩固内部统一成果，亦是大功一件。蒋先生风头正健，对内部顽疾视若无物。大祸近矣。孰不知，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康生阴气过重，做事狭而狠，不堪大任，然可用其狰狞，作吓鬼之钟馗，也算量才使之。如其太过，再纠之不迟。眼下，恩来需要看一看狰狞。恩来绝顶聪明，不会不知吾之苦心，我不说破。让他自悟为上。这真的是***的心音吗？或许他什么也没有想。只是感觉到应该这么做。
翻遍现在已经公开的史料，没见到周恩来回延安半个月里有没有和***促膝谈心的记载。据很多当多人回忆，此时的***，接待党内人士已很随意。常半卧在土炕上听人汇报，且从不送客至窑门外，而对党外人士则倍加礼仪，常使客人感到受之有愧。7月底的几天里，周恩来肯定和***有过单独交淡。既然会有好心人对张闻天说：“你该找主席单独谈谈”，肯定也有好心人对周恩来说：“你该找主席单独谈谈。”若真如康生所言，周恩来的手下出现那么多的“红旗党”，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周恩来一定会去向***说明、申辩、解释。苦于没有依据，这里只能把毛、周的谈话作为疑团和迷雾留下。
8月2日晚，欢迎周恩来、林彪等从重庆归来的干部晚会终于召开了。周恩来在晚会上发表即兴演说：“我这三年在外，做的事实在太少了。可是，在这三年中间，国际的国内的变化，我们党的进步，却特别的多，特别的大，我们在外边也看得格外分明。……有了***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i***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耐人寻味的是，两天后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说：“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告一段落。”
9月7日至10月6日，***主持召开了为期一个月的政治局会议，会议主要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发言中说：“1937年洛川会议通过的决议，实际上有人是不同意的，在形势估计、国共关系、战略方针这三个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现在党内主要的危险是闹独立性，我们要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六届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是克服了，但未作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说，目的是希望犯错误的同志慢慢觉悟。到了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6月后编了党书《六大以来》，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1941年9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1941年9月会议是一个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
从这些文字里，可以看出***整理内部的艰辛。现在，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了。又经三个月的整风，中国共产党终于迈进了成熟的中年。
周恩来说：“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我对***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
五毛涕东在1943年的11月里，统一内部思想的工作即将完成，当然不会让周恩来去重庆和蒋介石进行什么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谈判。
蒋介石见请不到周恩来，并不感到落寞，因为这时。他已接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的邀请。准备前注埃及首都开罗参加四巨头会议。作为世界同盟国四强的元首之一，在世界性政治舞台上行走，这种荣光百年不遇，蒋介石还用把共产党放在眼里吗？1943年11月18日，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率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商震、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驻美大使馆武官朱世明等一行二十人，离开重庆，浩浩荡荡奔赴开罗。
11月21日上午，蒋介石的专机飞抵开罗机场。此时，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都还没有露面。、午餐吃过后。蒋介石从埃及官方听到这样一个消息：斯大林将不来参加开罗会议。《中苏外交关系》载，斯大林极力反对中国进入四强，罗斯福力主中国进入四强，相持不下，本来是四巨头的会议便分成了两个三巨头会议。斯大林开始时答应派外交部长前去开罗装装门面，临到会期逼近，又变势了。
22日。罗斯福和丘吉尔相继抵达开罗。当然，他们都以外交辞今解释了斯大林为什么不能到会：开罗会议只讨论对日作战问题，与斯大林关系不大。
蒋介石虽心存疑窦，却也不便再问。
23日，三巨头会议开始。上午，东南亚战区统帅英国的蒙巴顿报告了近期战况。下午，丘吉尔和蒋介石先后对照地图发表了对战局的意见。
恰在此时，中日常德会战正酣，中国守军两天内打死日军两个联队长，蒋介石讲起话来也有了底气，很有点大国国君的风范。
23日晚，罗斯福设晚宴招待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酒席间，罗斯福对户国军队在常德地区的作战表示满意，并特地为正在与日军作战的中国将士干了杯。这次晚宴和晚宴后，为后人留下了─份咀嚼不尽的谈话备忘录。
罗斯福：由于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杰出表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我以为，中国应以平等列入四强。参加四强组织的机构及各项决策。关于这一点。我已和斯大林和丘吉尔交换过意见。不知蒋先生意为如何？
蒋介石：我同意。
虽然不能说这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但也差不太多。战前，中国经历了二十来年的内战，国力早已变微。中日全面战争已历六年，突然间被人宣布为四强，感情上真还转不过弯。
罗斯褐：日本国之所以能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足因为他们不**。如今，日本战败已成定局。战后的日本应该是**的日本，我主张战后废除日本现存的天皇制度。蒋先生对此有何看法？
蒋介石：这次日本战争祸首，实在是他们的几个军阀。我们先要把他们的军阀打倒再说。至于日本国体问题，应该等战后让日本人民自己去解决。
罗斯福：听尊夫人说你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这样做，对日本是不是太仁慈了？
蒋介石：我以为，在这次大战中。总不要造成民族间永久的错误。
罗斯福：(深感意外地)这件事那就留在以后讨论吧。
蒋介石：(有些莫名其妙地说)我想，你们在下一个三强会议中最好不正式讨论这个问题。
难道蒋介石对废除日本天皇制度的看法“有名其妙”吗？你蒋介石管不了的事，为什么不保持沉默？作为正在率领三军与敌作战的统帅，这么说话就不怕罗斯福笑你有的只是妇人之仁，妇人之仁只能产生妇人之见。战后日本的国体是保存下来了，但这并不能证明蒋介石有先见之明。日本同意《波茨坦公告》投降盟国的条件就是保存国体，为此，他们制订了一亿人玉碎的计划。如美国一定要废除天皇制，最起码要损失三百万精锐部队。蒋介石确实没有秦皇汉武的气魄。
罗斯福：日本投降后，盟军必然要进入日本本土，中国应为盟国军事占领日本的主体。
蒋介石：(面有难色)这件事应该有美国主持。如需要中国派兵援助，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罗斯福：作为四强之一，中国必须承担这一义务。美国需要和英苏合力解决德国。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战线太长，我们在占领日本时只能协助。
蒋介石：我们没有海军。武汉战役后，我们的海军已全军覆没了。没有海军根本无法进行登陆作战。
罗斯福：占领日本本土、自然是消灭了日本军队后的事情。前提是日本已经投降，没有什么风险的，我们可以用强大的海军帮助你。这也牵扯到战后中国在日本的利益。
蒋介石：(再无退路)此事可待将来根据事实与形势发展再蒋介石为什么不敢答应承担占领日本的责任呢？实在令人费解！罗斯福说的是日本投降后军事占领日本的问题，能得到的只是利益！后来，日本被美军占领，至今美国尚以占领者身分从日本获取巨额利益。日本人现在也恨美国，据《参考消息》报道：日本有百分之二十的老人有生之年的愿望就是看到美国人跪倒在他们面前。他们恨得有道理！1945年8月30日，美军骑一师在横滨登陆，当日，即有315名日本女人遭美国大兵**。如果蒋介石在开罗答应了罗斯福，中国兵隔了近两百年又一次在敌国土地上以胜利者的姿态行走，那才真叫扬眉吐气呢！若是中国占领军稍稍违反点纪律，扳倒哪怕十名日本少女“伏羲伏羲”，南京大屠杀中死去的三十万中国人九泉有知也算死得其所了。可惜蒋先生没有为历史提供这样的机会！他的深埋心理层面的懦弱，在开罗会议上暴露无遗。他的这些表现，哪里还有半点大国之君的风仪？他在这里只是为六年后在中国大陆的总崩溃提供必然的铁证。
罗斯福：关于战后中国领土恢复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东北四省、台湾岛、澎湖列岛，当然也包括旅顺口和大连湾一带，都必须归还中国。
蒋介石：(喜出望外)对此项，我也是这个意思。
罗斯福：还没完呢！琉球群岛呢2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里原先是你们中国的属地，中国是否需要重新对这一地区行使主权？
蒋介石：(木呆呆地，如在梦中)中国同意中、美两国共同占领琉球，最后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两国担负琉球的行政事宜。
罗斯福没表示反对。他自然很高兴蒋介石有此高姿态，位于日本九州岛和中国台湾岛之间的琉球群岛，面积四千六百平方公里，是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要津，早在元朝末年，即成中国的属地，明中叶以降，日本人开始向这一带蚕食。该岛成为中、日双重属地，1875年，日本派兵控制了琉球群岛，1879年，明治天皇正式宣布吞并该群岛，规定日语为官方语言，派出知事取代冲绳王。中国要求恢复行使对琉球的主权，理所当然。蒋介石感激罗斯福提携他进入大国之君的行伍中，送出一半琉球主权给美国，落个皆大欢喜。美国白白拣了两干多平方公里的战略要地，蒋介石也有了收复失地的美名，岂不妙哉？若蒋介石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大国之君，怎会不敢问津近代历史上被外国侵割的领土？若他真有实力和斯大林平起平坐，完全可以拍桌子瞪眼睛要求苏联归还远东原来属于中国的上百万平方公里领土。
他没有力量，心理深层缺乏一种支撑。
罗斯福：(显然没认识到蒋介石出让一半琉球岛的一半主权是其本质的软弱，以为蒋是在与他作交易)委员长先生，香港问题你打算如何解决？
蒋介石：(错锷地望着罗斯福，支吾着)这个，这个问题应先和英国当局商谈后再谈。
罗斯福满意地笑了。丘吉尔和斯大林都是很不好说话的人。关于先打日本还是先打德国，他们三人之间已争吵多次。从利益出发，美国如考虑得长远些，自然也应力主先打败希特勒，但是，此时美国有几十万部队正在太平洋地区与日军作战。美国人民自然希望早一点打败日本，罗斯福当然也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提出过先与英、中合力打败日本的方案。斯大林和丘吉尔当然希望先解决欧洲，罗斯福只好让步。他提出香港问题，是想让蒋介石暴露一下腹案。如蒋强硬地要求战后即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他就要设法让丘吉尔作出让步。不过，丘吉尔恐怕不能轻易答应，他这个中人就不好当了。如今，蒋介石不敢指染香港问题，腹案只是取回“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中国领土，罗斯福就会轻松许多。轻松过后，罗斯福对蒋介石生出了失望。如果蒋介石借此良机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战后美国在亚洲就可独霸。正义或者非正义的战争。最后起作用的只能是利益。强食弱肉的法则亘古不变。罗斯福和蒋介石谈的领土问题，全部发生于1898年。这一年，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租借”99年；俄国强占辽宁旅顺、大连，“租借”25年；法国强占广东广州湾，“租借”99年；英国强占山东威海，“租借”25年；英国强占香港新界，“租借”99年。到了1943年的11月。旅顺、大连和威海早已到了租借期，英、俄按理不应该再说什么话了，然而在一年后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仍提出了旅顺、大连港口国际化的要求。德国战败了，法国几年前已经投降了德国，胶州湾和广州湾回到了中国怀抱。英国也是四大列强之一，所以战后仍要把香港新界“借”下去。让人不可理喻的是蒋介石作为“平等”的大国之君，竟也认为英国“借香港”理所当然。于是。所有的炎黄子孙必须等到1997年才能看到香港回归中国。
开罗会议，完全可以看出蒋介石不过是个二等的大国之君，屁股后还夹有香港这一条殖民地的尾巴。11月27日，蒋介石率大小官员回到重庆，自然是很兴奋了。不过。鉴于前次废约后大吹大擂的经验教训，他没有对从开罗领回的“支票”大加宣扬。
事实证明他这次谨慎实属上策。
11月28日，另一个三巨头会议在波斯的德黑兰拉开了帐幕。斯大林开出这样一个支票：在德国溃败后，苏联将增加西伯利亚的兵力，协同打击日军。英美这次付的是现金：在法国西部和南部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罗斯福讲到美国正努力训练装备中国军队，准备反攻缅甸时，斯大林毫不客气地说：“中国人对日军作战非常坏，这是因为领导阶层的错误！”30日，三巨头聚餐，斯大林傲慢地说：“我同意中国东北四省及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但中国人必须努力作战，过去的表现太差了！”
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没有实现促使盟国尽快在太平洋反攻的设想，却收到了德黑兰会议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决定，加之罗斯福又没答应他要求的十亿美元贷款。统算下来，中国在这两次会议竟没得到一点实际利益。
12月3日。日军第11军攻陷常德城。罗斯福大为吃惊。12月6日，他在开罗召见了时任中缅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中将：罗斯福问：“你看蒋委员长能够支持多久？”’史迪威答道：”如果日军仍像这次和上次鄂西那样全力攻击。则蒋政权可能垮台。”
罗斯福：“如此。我们就要寻找别人或别的派别继续和我们合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