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上)
一
我们先来猜一猜毛泽东12月5日写信的心事。
笔触在进入这种被文学家称作“历史的迷雾”或“历史的盲点”地域之前，让我们先遁去身形走进毛泽东那间烟雾弥漫的窑洞，为这位后来开创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巨子，画一幅外在的和心理的肖像吧。贺子珍不在房内。据史沫特莱提供的资料，毛泽东和贺子珍半年来争吵不断。有一次贺子珍竟抄起了棍棒自卫，因为毛泽东已经把一只小板凳举过了头顶。必须洗去那些为数众多的，以世俗的道德评判标准对毛泽东私人生活描画的文字在我们脑海里留下的缕缕印痕。毛泽东一年多后的婚变，与道德的关系不大。原因存在毛泽东深不可测的内心里。在很多时候，毛泽东并不像他的诗词给我们的形象。他也有悲伤烦躁的时候，他也需要女人细致入微的温情。他和贺子珍的争吵，毋宁把它们看成毛泽东无处倾诉的内心郁闷的排泄渠道。如果贺子珍在家，毛泽东得知蒋介石已抵西安的消息。他很可能不会写信，而是找个由头和贺子珍大吵一顿了事。可以确认，他写这两封信是对刚刚获悉的消息的本能反应。他的浓密的长发显得凌乱。脸颊清瘦，眼睛里的血丝是熬夜的时光留在心灵窗里的痕迹，一身棉衣显得不大合身，使得让旁观者随即感觉到寒冷。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一鼻子便可嗅出蒋介石此行的目的。怎么办？有形的工作该做的都已经做过。抽烟吗？蒋介石尽管最怕烟味，可谁都知道烟昧、哪怕是劣质烟昧也熏不走几十万大军。总该做点什么？血战在即，最容易想到的自然是分化敌人。
毛泽东最先想到给冯玉样写信。冯玉祥如真的登高一呼，而他从前的部将又有反响，整个中国的局面肯定为之改观。处在和日军对峙地位的，几乎都是冯的旧部：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石友三。现在西安的杨虎城，也曾是冯玉祥的积极追随者。冯玉祥若扯出反蒋抗日的大旗，他的这些旧部很可能会起兵响应。
写给孙科的信，就不好贸然评判了。孙科从来没有叱□风云过，如今正在搞一部《五五宪法草案》，无兵权，又无深厚的政治资本。毛泽东却在给孙科的信中写道：“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属望国民抗日，然国民党中如不战胜其降日派与妥协派则抗日不可能，因此天下之人莫不属望于国民党中抗日派能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向着降日妥协之辈进行坚决斗争。进行此种斗争，非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领袖不可，因此天下之人又莫不属望于哲生先生。”这很可能是孙科一生所得到的最有意味也最值得珍视的一次恭维，因为它出自后来入主中国的毛泽东之手。毛泽东希望国民党内部爱国抗日力量聚合成气候，这一点很好理解。然而他为什么愿意推举孙科为国民党的反对派领袖呢？难道他也竟是看到了孙科的血管里流的是孙中山的血？
恐怕再无别的更合理的解释了。清兵入关后，反清复明的仁人志士最早遇到的难题就是寻找大明的皇子皇孙。这些事件透出的是一种文化的延续。
时势竟逼得毛泽东的笔端露出了民族集体无意识，可见红军当时处境的凶险。
历史在这些日子里留下了很多很多迷雾。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无疑是最浓最大的一团。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得国共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机。在许多严谨的史学着作里，西安事变的历史必然已经分析得够多了！它的历史意义已成中国人熟知的常识。
但是，那些简略得几乎有些枯燥的文字中，历史的丰富性究竟丧失了几成，谁能回答呢？
发生在近两年的一个小插曲值得重视。进入九十年代第三个年头，张学良结束了近六十年的幽居生涯，恢复了人身自由。大陆各大报小报竞相登载这一消息，有关部门盛情相邀张将军回大陆探亲。张学良从美国回到台湾后，却对当年发起兵谏表示忏侮。
张学良老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常”之举？他的自责的依据是什么呢？
没人会天真地认为张学良的一声忏悔能使西安事变这段历史需重新写过。然而，这件事起码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历史有多个进入的通道。
以后的历史确凿地证明：西安事变大大地改变了共产党和红军的生存环境。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联盟帮助红军支撑过了一次劫难。
我们还是走进那段扑朔迷离的历史中观赏吧！
在一个“文死谏武死战”的文化传统很深蒂固的国度里，以御侮为目的，在封疆大吏的辖区对出巡的“皇帝”实行兵谏，还是一个破天荒。
事件最后的不可避免。当家人所必然经历的心路历程尤应引起后人的珍视。事实证明，蒋介石事先对自己这次厄运毫无察觉。顺利解决两广事变后，蒋介石所获得的只是自己的威望和统治已固若金汤这一错觉。李宗仁、陈济棠这些脑后长有反骨，并有“前科”的人尚不能丝毫改变时局，其他人又能奈何了他！这种错觉甚至抑制了他的多疑。
其实、蒋介石早在9月下旬就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报警情报。
9月20日，心腹爱将陈诚已向他密报了张学良的苦闷心情。张学良通过冯庸向陈诚作了如下陈述：“余近曾亲赴前方视察，遍询官兵，深感不抗日无以维军心，且将酿成巨变，故余殊觉痛心，决意统帅所部，抗日图存，此种苦衷，不求人谅。成败利钝，所不计也。如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外传种种，不能动摇我心。况余自赞助统一后，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无一事不效忠委座。深仇不能报，奇耻不能雪，年复一年，隐痛日深，今之出此，不得已也。”陈诚深感事关重大，在密电中写道：“职意汉卿此举，比两广之抗日，尤为严重。钧座如认为抗日时机已至，则明白领导之。如认为尚非其时。则须力阻之，决不可听之而处于被动，使整个国家陷于万劫不复也。”蒋介石很重视张学良这一动向，他在接陈诚密电后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东北军之隐患，所谓：‘联共抗日，自由行动’之企图。因桂事和平解决而消乎？……盖共匪利用其‘抗日统一战线’之策略，一方面拉拢、煽惑所谓‘中立分子’。一方面对军队进行策反工作。而东北军于‘九?一八’拜变’后，因故乡沦陷，被迫退于关内，一般官兵怀乡与抗日之情绪。尤为强烈。共匪乃把握此种心理上之弱点，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抗日’等口号，加以煽动分化，遂使东北军对于剿匪任务丧失战志。”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西北问题的认识可谓入木三分。一个月后，他移驾洛阳，准备彻底解决中共问题。蒋介石这时候完全可以选择和共产党联合抗日的道路。东北军隐患也即消除，然而他却踏上了危险的荆棘丛生的小径。他从来没有志记共产党有政权企图这一点。作为一个执政的统治者，心病不除。肯定睡不着觉。何况共产党已弱小到了只需一战便可根除的程度，他不能再犹豫了。
谁知张学良却不体谅他的用心之良苫，11月27日，红军被分割于黄河东西之时，东北军袖手旁观，仍重弹抗日老调。蒋介石的震怒程度可以想见。他在28日的日记里这样表示着自己的怨怒：“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即其不知作事应有段落。候告一段落，始可换另一段落，被于事之始终本来于节次之理，何其茫然耶。”蒋介石在盛怒之中、作出了亲临西安督战的决定。12月4日，他移驾临撞华清池，连尚在南京的戴笠也没通知。戴笠没有随行，证明蒋介石根本没想到安全方面会有什么问题。张学良和杨虎城到华清池见驾时，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寒意只能来自分立在蒋介石两旁的几位大员。广州行营参谋长、陆军上将陈诚，驻闽绥署主任蒋鼎文，北伐时已经做过革命军参谋长的陆军上将朱绍良，几日后被任命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的卫立煌，清一色的蒋的嫡系，清一色的江西剿红大功臣。只要蒋介石发一句话，这四个人都有资格、有能力取代张、杨。
张、杨硬着头皮陈述抗日的理由后，蒋介石给他们的却只有两条路：要么全力剿共。要么让开“茅坑”，把部队开到安徽和福建去。张学良力谏、苦谏、哭谏、蒋介石不为所动。历史没有为我们留下张、杨两人垂头丧气由华清池回到西安后，走向兵谏的详细记录。它们部属于某几个个体的心灵．公众只能接受它们结出的果实。这个改变了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不是蓄谋已久的谋略，没有可以参考的榜样。竟在历史的一个盲点上做成了。
只能从太清晰、太无情、太单纯的历史逻辑出发推行出结论吗?是的，这是通常的认识历史的途径。然而，它能提供给后世这种突发性大事件所包容的无限的非理性的启示吗？显然又不能。我们把笔触试着深入到真正不可思议的内心，会不会有新的发现？
很有可能。
在把笔触指向西安卓变的两大主角之前，让我们游历一番自袁世凯过世后，中国的军事奇观吧。袁世凯因患尿毒症暴死之后，中国不可避免地走进了一个军阀混战时期。段程瑞、冯国漳、曹混、徐世昌等数─个个关系中国命运的北洋人物，因为“洪宪”帝的“驾崩”，主体意识彻底觉醒了。他们或多或少地都生出了帝王的思想。“乱世出英雄”这一历史奇观在中国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重现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经过十余年的混战，北洋人物彻底退到了背景的地位。虽然出现了蒋介石一统中国的外在景观，但是，谁能否认他们臣服蒋介石没有权宜之计的味道？中南有佳系，西南有川系，西北有二马有奉系演化成的东北军和冯玉祥的旧部杨虎城。华北有阎锡山和冯玉祥的旧部。蒋介石真正的统一只在华中和华东地区。军阀割据的实质并没根本改变。那些被后人称作地方实力人物所持的只能是手中的军队和地盘。他们依靠这两点，尚可重温一下帝王的残梦，尚能在读《三国志》和五代十国史时，把自己和那些在厚厚的史书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古人暗暗加以比较。从这比较中．获得一种睥睨天下苍生的快感。从这一现实出发，我们是不是可以对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的犹豫不决生出另一种心情呢？“他们会不会听命于我？”蒋介石无法肯定地回答。听命于蒋去围剿红军。必将失去民心；违抗命令，等待他们的不仅仅是调动。很可能意味着从此丧失军权。这些年，蒋介石在大力剿共的同时，没少花精力做吞并异己的工作。张学良觉得窝囊透了。自1928年易帜以来，我对你蒋中正可算不薄，蒋桂战争，我旗帜鲜明地支持了你；中原大战，我又一次义无反顾地支待了你。没有我这几十万人押上，胜利女神能屡次对你青眼有加吗？九?一八事变后，我再一次听命于你，所负罪名九辈子都无法洗清呀！三年前，我率部听你的命令撤出山海关，当了替罪羊，被迫辞职，出洋考察半年多。我屡倡抗日，你每次都以准备不足推矮。什么时候才算准备充分呢？我再不报国仇家恨，还有面目活在世上吗？如今共产党也要抗日，只剩下几万条破枪了，你偏要来个赶尽杀绝。等我帮你灭了共产党，谁能保证下一刀不是砍在我的脖子上？我苦谏、哭谏，你尚不允抗日，打的到底是什么算盘？你来督战，带的却不是国防部和参谋部的人员，让这些外派亲信来西安，分明是准备取我而代之嘛！东北已失，如西北地盘再不保，二十万东北子弟兵吐口唾沫能把他张学良淹死了。在这种关乎生计的大问题上，张学良不能再退让了。杨虎城的思绪很少张学良这种感情色彩。他不比张学良，可以依靠父荫，与蒋介石平起平坐，称兄道弟，功勋再殊，宋美龄也不会把他的妻子认作干姊妹。北伐以前，他跟随的是冯玉祥。直到1929年，蒋冯矛盾激化，他才审时度势择主而事，跟了蒋介石。第二年，蒋冯阎大战中原，杨虎城为蒋十分卖命，依战功耀升至十七路军总指挥。在蒋介石眼里，他从来都不是可以信赖的人。他当陕西省主席，东有潼关顾祝同挟制。他当西安绥署主任，西边又多了个马鸿逵省主席。东西均无法发展，只能局促于陕西一隅。张学良率军入关后，蒋为了调和张、阎矛盾，把东北军全部西调至陕西。不久，邵力子又取代他做了陕西省主席。归其究底，自己是一员降将呀！飞鸟尽后，良弓且藏，降将能有何好运？这且不算，杨虎城主要的心病在于他和共产党历史上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事且不说了，1927年逐共时，他非但没抓共产党，而是把南汉宸等人礼送出境。后来，他又让南汉宸当了省政府的秘书长。近年来，他不但没有进剿川陕方面的红四方面军，反倒为红军提供了物资采购方面的诸多方便。如听命于蒋继续剿共，不免一败；如不听命，陈济棠的结局是跑不掉的。
蒋介石这次来西安依“娘打孩子是常理”动“家法”时，显然忽略了自己“后娘”的身分。他的严厉过了头。虽然历史没有为蒋介石提供足够的时间进行彻底的征服合作者的工作，但这并不是他在八年后逐渐失去统治地位的唯一原因。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对形式的迷恋竟成了他政治合作交响曲的主旋律。他似乎始终没有学握好恩与威、严厉与怀柔之间的分寸。一个成功的独裁者，肯定首先是一个心理学大师。
在1936年的岁月里，张学良和杨虎城只是蒋介石的一个合作者，而不是他可以仍意驱使喝叱的看门狗。君臣之间的关系只靠利用来维系，缺乏沟通和理解，君主根本无法奢望“我就是国家”的绝对权威。张学良、杨虎城尚有完整独立的人格，他们就可以从得与失出发，找到“民族大义”来对抗君主的权威了。
于是，西安就成了蒋介石的滑铁卢。他在不知不觉中，走过了自己事业的巅峰。从后来的历史进程来看。共产党成了这一事件的最大受益者。蒋介石亲临西安，本意可是要把共产党斩尽杀绝的呀！
历史给蒋介石先生开了个啼笑皆非的玩笑。
二
蒋介石在一间布置得很舒适的屋子里。因为求生的本能。他在一片枪声中朝山上爬，跌伤了腰肢。据陈立夫后来透露，蒋的背骨跌折一处，后经─懂气功的医生闻两星期时间治愈。蒋公大悦，酬谢医生一千大洋。因为伤痛。他只好躺在**，空洞的双眼盯在天花板上。在这次厄运里，除了从卧室出逃时表现出的张皇和狼狈外，他即便仅仅作为一个男人，所做的一切也无过多可指责、可小觑之处。他的追随者折服于他视死如归、保持自己人格尊严完整的领袖气概，不是没有道理的溢美。
在幽禁的最初日子里，他没有为后人留下日记，甚至对后来的换取自由的六项条件，他只作了口头承诺。这时候他留下的墨迹，只有一封写给爱妻宋美龄的、很像遗书的信件。我们无法臆想他在这些日子都想了些什么。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他心里生出了仇恨，对这一事件主谋的仇恨！曾助他完成统一大业的张学良，在护送他回南京后，旋即被判刑，后被幽禁长达五十六年。杨虎城被迫引咎辞职，出洋考察军事，后被诱回国内囚于重庆达十三年之久，1949年底毛人凤奉蒋介石之命，杀死了杨虎城全家。
更让他难堪的是，他能保全性命，竟有共产党一份功劳？
历史就是爱这般地捉弄人呀！一个突发事件，竟把蒋介石惨淡经营了数十年的弘弘伟业搞得面目全非了。他能不恨吗？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保安，看一看蒋介石真正的对手是如何应付这个突发事件的吧。
12月12日中午，毛泽东、周恩来收到张学良来电：“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共产党的领袖们，听到这个消息表示出震惊、喜悦、担忧等情感之后，开始考虑张学良所要的“高见”了。我们的目光必须从稗野之史所造成的迷雾中移开。张国焘后来在那本《我的回忆》中，披露了共产党领袖们在得知蒋介石被扣押后的种种直感反应，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点，说的是多个高级领导主张杀掉蒋介石。这就为后人生出了这样一个疑问：那么多人主张杀蒋，为什么最后没有杀掉？这个疑问导致这样一种错误提法流行多年：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屈从于苏联的压力和听命于共产国际的结果。这种观点委实太小瞧共产党领袖们的政治才能了！张国焘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说谎。共产党的领袖们和蒋介石反目为仇近十年了，心中郁结的对于蒋介石的党仇家恨实在太多，而蒋此行西安又是以彻底消灭他们为目的的，他们就不能用一句“杀掉他”来表达自己心情的一种吗？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也是人。或许他们真的想杀掉蒋介石，但他们却不能在书面的言语和行动上这么表述，这么做。稍有政治、历史、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在当时的形势下。共产党无力决定蒋介石的生死。当时杀掉蒋介石。并不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早成立十三年。
12日剩下的时间，共产党的领油们各自的处理意见尚是一个个腹案，静静地躺在各自的心里伴他们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毛泽东、周恩来当时电告张学良：“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带仅留少数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忠、毛炳文、关龋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
态度已经表明：红军愿与张杨结盟，军事上的高见已为张杨出了一个：早日作好中央军武力讨伐的准备。至于如何解决，则没有说。
政治这个东西太复杂了，一时看不清。
同一日，南京召开中常会，中政会联席会议，决定剥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讨张杨，并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主持党务。亲日派占了上风。是日晚，亲美的孔祥熙、宋美龄赶回南京，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这一天，接到张杨通电的各地方实力派都在观望等待。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只有独裁之名，尚无独裁之实。不是吗？他的生命危在旦夕了，诸侯在观望，左膀右臂一边请他的宿敌汪精卫回国主持大局，一边使借刀杀人之计。孔祥熙、宋美龄一个是挑担，一个是爱妻，他们再不主张营救，蒋介石真的就感觉不到一丝人间的温情了，大奸臣秦桧还有三个朋友呢！
地方派的态度暖昧，除了时间仓促，反应不过来，难道不是蒋介石没有实际征服他们的铁证吗？相比之下，倒是事件俑者张学良对蒋介石尚有一丝温暖的政治家之间从来不曾存在过的情意。张学良下达的捉蒋令中明确指出：决不许伤害蒋的身体。
蒋介石真该重用张学良。没听人说患难之处见真情吗？可惜的是蒋介石到死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说他肚量狭小，倒不如说他缺乏能让亿万人倾倒的人格魅力。
12月13日上午，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毛泽东首先发言，肯定西安事变是抗日的义举，革命的行动，应对这次事变明白表示拥护，派重要同志去做工作，争取以西安为中心领导全国抗日。
在毛泽东的发言里，已有建立以西安为中心的实质政府的意味。因情况不明，会上仍有人主张反蒋、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意见。张闻天最后发言。他认为中共不应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权形式。张杨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要尽力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不能放弃蒋。因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被确定为党的总负责，毛泽东随后补充道：“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
尽管后来几天的事态发展证明“以西安为中心”和“审蒋”行不通，但绝对不能以此说明毛泽东的“短识”。周恩来离开保安去西安前，中共中央仍按毛泽东的设想处理这一突发事变。16日，共产国际来电指示中共中央同意改组政府的方案解决西安事变。当日，这份电报因电码错乱没有译出，重发电文20日才送达。前一天，中共中央已公开发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这份由毛泽东起草的通电中，“蒋介石”三字后面追有“先生”二字。可见毛泽东已审时度势，修正了自己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
12月l5日清晨，周恩来剃去半尺多长的胡须，率罗瑞卿、张子华、童小鹏等十七人，骑马冒着大雪离开红都保安，奔向尚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17日晚。周恩来抵达西安，下榻于张学良公馆东小楼。
此时，张学良正进退维谷。刘峙的五个师已进潼关，围华县，进逼渭南。内部分成杀蒋放蒋两派争论不休。周恩来的到来，促使张学良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是日晚，张学良与周恩来商定了与即将来西安的宋子文谈判的五项条件：第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第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战；第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第四，成立抗日联军；第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为了迎接中央军的进攻，双方商定由红军主力先开至庆阳、环县击退胡宗南部，尔后出渭水下游击刘峙部。按照这个协定。东北军为红军让出了延安、瓦窑堡、延川、延长等城。二十天后，中共中央由保安迁至延安。
十三年后，延安被尊称为革命圣地。
20日，宋子文飞抵西安。张学良说：“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已共同商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只要蒋介石答应通电的八项主张，三方一致同意释放蒋介石。同日，宋子文见了蒋介石。
蒋介石读宋美龄的要与他共生死的信，竟读了个老泪纵横。22日下午，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传达蒋介石意愿：由宋氏兄妹代他谈判，所商定条件，他以领袖人格担保，不作书面签字。西安三方同意了这个条件。
23日，双方在张学良公馆举行谈判，宋子文同意周恩来提出的中共中央六项条件。
24日，双方继续谈判，宋氏兄妹作出以下承诺：一、改组政府，肃清亲日派。二、停战撤兵。三、释放爱国领袖。四、停止剿共，目前苏维埃、红军依旧，中央可经张给予接济，要多少给多少；三个月后发动战争，红军再改番号。五、开放政权，召开各党派救国会议，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六、释放一切政治犯。七、抗日发动，共产党公开。八、联俄，与英、美、法联络。九、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
如果以上逐条一一实现，那将是一个怎样让中国人欢欣鼓舞的局面呀！抗日战争提前四个月爆发；中国从此与一党专制的政体永诀。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我们应该长出四只耳朵听一听蒋介石的这句话：“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这是一个信号，它说明蒋介石领袖意志的复活。说完这句话二十四小时后，蒋介石在洛阳一扫这十几日的萎靡，发表《对张、杨的训词》，只字不提他身为阶下囚时所作的承诺，却说：“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勉强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古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光明。以尔等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扑朔迷离的政治格斗中，取胜的究竟是倡守忠亡义情节操的道德君子，还是指鹿为马的冷血杀手？翻遍文书，在凯旋的号角声中，骑在胜利女神身上的，竞没有一个谦谦君子。
在这场政治赌博的最后关头，蒋介石押上了人格，获得了自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显然被蒋的“人格”迷惑了。张学良一时冲动，决定送蒋回南京。经历被审、被赦两场变故。仅仅保全了性命。杨虎城输得更惨。十三年后满门被斩杀。周恩来最起码也算遭到了一个老脾政治家的羞辱。周恩来面对蒋介石的“人格”。显得十分自信和乐观，他认为中国的政治生活从此走入一个新的开端，内战将停，对外退让政策即将终结，并建议中共中央“准备政府改组后我方去南京谈判之纲领”。时年三十八岁的周恩来，和后来他完成的公辅形象和杰出的外交家形象，尚有很长一段距离。
蒋介石能容忍西北出现一个足以威胁到他的权力的军事政治实体吗？人格在炉火纯青的政治家手里。也可以当作一张牌打出来。技高一筹，脸皮厚一寸，于是他胜了。
1月27日，他走下飞机，看见七八个便衣扑向张学良的座机，他的嘴角上浮出了一个月来都不曾有过的笑意。他想：我该休上一段假。理由是现成的，他的背骨损伤了，需要医治。同一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局势仍表乐观。唯有毛泽东感觉到“人格”里似乎有诈，28日他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里。大讲了一番“言必信，行必果”。前一天，毛泽东在给韩复□的一封信里写道：“惟蒋氏难免又受群小包围，延缓抗日发动亦意中事。”
这句话殊堪把玩。
三
1937年1月2日，蒋介石在奉化老家谋划调集三十七个师，分兵五路向西安逼近。他已经完成了彻底解决东北军、西北军的构想。当然，这次军事行动有一个照顾蒋先生面子的名称：演习。
毛泽东、张闻天迅速作出反应，联名致电尚在西安的周恩来和博古，指出南京这次军事进逼之用意是把东北军将领“吓得就范，然后慢慢宰割，孤立红军”，决定政治上发拥蒋迎张通电，军事上要以行动给张杨二部以支持。1月5日，又电潘汉年，让潘去找宋子文，要求宋实践诺言。1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通电很艺术、很策略地写道：“本党本政府认为此时蒋先生应挺身而出，制止祸国殃民之内战重新爆发。这对于蒋先生是可能的，因为今天参加进攻西安的中央军均愿听命于蒋先生。蒋先生曾担保中国之内战不再发生。这次事变对于蒋先生之政治人格与其‘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实为重大之试验。”
延安的首脑不会不知道这次军事进逼是蒋介石的旨意，把这次行动称作“演习”说不定就是蒋的“杰作”。但文章还是需要这么作，至少，会有更多的人知道了你蒋介石干了一件丢人的事。在此之前，蒋介石和宋子文通过潘汉年，责备中共不该宣布西安协议，可见蒋介石还是要面子的。蒋介石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又让周恩来去奉化见他继续谈判，毛泽东发话了：“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后，不为张学良第二，不去。”为了给蒋介石一个交待，周恩来给蒋复一封信，内称：“来承占谈，只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难以抽身。─候大局定当，即入都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宜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则恩来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
蒋介石才没有心思把玩中共中央通电的艺术性呢！1月9日，他的三十几个师布好阵势后，他抛出了深思熟虑后的两个方案。甲案：东北军入甘，十七路军驻陕，红军返陕北。乙案：东北军东移豫、皖，十七路军入甘，红军仍返陕北。由于张学良被扣押，东北军群龙元首，加上中央军大兵压境。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开始分化。东北军内部很快出现了壁垒分明的主战、主和两派，元老派主张在甲案基础上谈判，主战派则认为甲、乙两案部不能接受，主张先营救张学良回陕。19日。蒋介石致函杨虎城：张学良已不能回陕甘，你应放弃任何西北特殊化的设想。杨虎城知道已回天乏术了。中共中央得到周恩来报告，知作战胜算甚少，且无几人响应后，准备接受甲案。
1月21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令他转告宋子文中共在如下条件下接受甲案：一、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二、停止剿共并发经费；三、暂容一部红军驻陕南．以解决粮食困难；四、下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五、以上四条应有蒋示手书保证。
毛泽东等人实在不敢再相信蒋介石的口头承诺了。但是，蒋先生就是写下白纸黑字，日后来个不承认，谁又奈何了他？历史没有提供蒋介石对书面承诺的精彩表演。他对红军最先表态同意甲案表示满意。第二天即让宋子文代他面告潘汉年：红军若是能迅速劝告张杨部队服从中央，则和平解决后定当抗日，给养自然概由中央负责，何至疑心中央军继续进攻？防地问题仍按原议，红军分成几块也不好。如陕北嫌狭。可向凉州以西发展嘛。对马部已下达停战命令，他不服从暂无良策。至于保证书一事，何必多次一举呢，子文转达已是证明。
毛泽东显然看出这是权宜的应付，三位一体的军事联盟就要崩溃，为日后确保一个比较好的生存环境，决定把价码定高一些。22日收到潘电后，当即电示：请坦言告蒋，红军所虑是继续剿共，这种可能存在，红军来缚于渭水与黄河之间是危险的；以红军实数，每月最少需五十万，停止打土豪则毫无办法；请蒋给我们亲笔信，写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同意一部红军驻陕南，因为那里以前就是苏区。
蒋介石自然不会写这封信。他的谋略就要大获全胜了，没必要对共产党作出任何让步。此时，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已占了上风。这些握有实权的团营级军官为救张学良不惜一战，认为元老派接受甲案是为了取张学良而代之。27日，少壮派把火烧到了共产党头上，指责红军不帮他们打仗，究竟安的什么心？周恩来苦口婆心劝了大半夜，答应开会商量，少壮派代表才离开了。周恩来还没上床，南汉宸慌慌张张跑来了，报告了杨虎城的心事。28日晨三时，杨虎城把南汉良从**叫醒说：“我不反对你站在共产党立场上做事，可是我希望你们共产党能替我打算打算。你们和蒋介石分庭抗礼，是平等的，我可是蒋的部下呀！蒋的为人是睚毗必报呀，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
杨虎城大概想起了这样一句俗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周恩来犯难了，所有的共产党领袖和高级将领都犯难了。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答应一起打仗就是朋友，不答应则是敌人。30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驱车至三原红军司令部，同在那里的张闻天、彭德怀等商定：红军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服他们一起打。同日，周恩来讲回西安，将三原会议的决定转告杨虎城和少壮派。
31日晚，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周恩来五人在王以哲家召开最高级会议，决定是战是和。室外，少壮派实力人物旁听。周恩来表示红军将以另两方的意见为意见。于学忠、王以哲和何柱国一致同意和平。杨虎城无可奈何地接受了。2月2日，少壮派率卫士营冲进王以哲家，将王乱枪打死。
形势急转直下。驻防渭南的东北军调转枪口向西安开进，提出少壮派领袖必须离开西安。2月3日，东北军高级将领缪澄流等人纷纷表示愿意东调。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同盟自动解体。
2月8日，顾祝同率中央军和平进驻西安。至此，西安事变放下了沉重的帐幕。
现在可以算一算国共双方在这一事变中的得与失了。
蒋介石面对这惊心动魄的五十余天，可以获得惊、喜、忧三神感受。惊的是自己以领袖身分竞还经历了劫后余生的凶险日子；喜的是从此东北军已不再算作一股政治、军事势力了；忧的是共产党和红军毫毛末损，眼下无法找理由向他们动武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则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他们的“逼蒋抗日”方针已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至少。内战三五个月内不会发生，他们可以进行一次休整和补充。
毛泽东个人开始重新续写《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一书。剩下的零碎时间该干些什么？他把眼睛盯住了历史。1月31日。他给李克农写了一信，要李帮他买两套整个中国的历史演义。买这些书决不是用来消闲的！他的地位和当时的情势已经剥夺了他作为普通人能常享用的“闲情”。他究竞想从这些演义中寻找什么？魏征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可是，他为什么不去重读那些在长征途中仍舍不得扔掉的线装《二十四史》？那里没有《空城计》这类充满了文人智慧的杜撰，那里那些历史史上充满血腥气的政治风云变幻常被遮掩得无法辨认。面对眼下正在发生的，他自己也扮了角色的大戏，面对蒋介石这样一个对手，他是否想从这些活灵活现的演义文字中寻找战胜强敌的智慧呢？
只能这样猜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