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临刑前高叫快开枪3

一直到20日，天气转好，陈公博才前往昆明。

陈公博到达昆明时，汪精卫带着妻子陈璧君已于头天飞往河内。陈公博在昆明歇了一夜，第二天也赶紧飞往河内。陈公博的到来，使得汪精卫大喜过望，他握着陈公博的手高兴地说：“公博，我终于把你等到了。我们的和平运动不能没有你呀。”

陈璧君也在一旁说：“陈先生不愧是汪先生的好朋友，在这关键时候，我想你是不会弃汪先生于不顾的。”

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发表了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即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项原则。

收到近卫声明后的当晚，汪精卫即与陈公博、周佛海和陶希圣关在密室里，商议如何响应近卫声明。最后决定，由汪精卫以个人的名义，在香港报纸上发表声明，阐述对日立场。24日，陈公博携带汪精卫的声明由河内秘密飞抵香港。在河内机场登机时，陈公博发现中国驻河内领事正在机场，很有可能是在辨识来往的客人，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他连忙拉下礼帽，低着头匆忙登上飞机。

飞机平安到达香港。在香港机场，他又被同机到达香港的一名英国记者认了出来。那位记者马上追问陈公博此行的目的，准备在香港呆多久，以及对中日战争的看法。陈公博支支吾吾，答非所问，顾左右而言他，才算过了关。

一到香港，陈公博就找到了香港南华日报社社长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港特派员林柏生，将汪精卫的声明交给了他，要他在报纸上发表。

29日，《南华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以《汪副总裁致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诸同志公开信》为题，发表了汪精卫的声明。

对于投日附逆，陈公博一直是顾虑重重。临离开河内前，他还劝汪精卫，暂时不要与日本人来往，并且不要离开河内。汪精卫的“艳电”发表后，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与谴责。可是，汪精卫一意孤行，加紧与日本人勾结。汪精卫的某些做法，陈公博并不赞成，他又说服不了汪精卫。于是，到香港后，他便隐居起来，很少与外界接触。陈公博早年丧父，母亲守寡多年。陈是个孝子，于是，趁这个机会，他把母亲接到香港，闭门不出，专心侍奉起老母亲来。

1939年7月底，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会议，讨论成立伪中央政府事宜，请陈公博参加，陈没有前往。

8月初，汪精卫到广州，与陈公博相约，面谈一次。陈公博去了，但这次谈话，两人的意见不一致，争得面红耳赤，会面不欢而散。

月底，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六大”，陈公博没有出席。这次大会，选举陈公博为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对于这一职务，是接受还是不接受，陈公博没有明确表态。

在香港的这一段时间，陈公博埋头著书，写下了近20万字的《苦笑录》。这本书稿，记载了陈公博从1927年7月到1936年12月的亲身经历，为中国现代政治史保留了一份重要的资料。书稿完成后，他亲自誊写了两份，说是要等到书中的人物有三分之二以上去世再付印。1967年，其妻李励庄将书稿赠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1979年，经香港中文大学的几位教授编注，由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

重新出山1940年元旦刚过，香港的天气乍暖还寒。

这天，陈公博陪着母亲坐在客厅里聊天，忽然传来“咚，咚”的敲门声。陈公博起身开门，原来是高宗武与陶希圣两人来访。

见到高、陶，陈公博颇感意外：“哪阵风把你们二位吹来了，快请坐！”

两人一落座，高宗武就说明了来意：“陈先生，汪先生与日本人的谈判已告结束，密约也已签订。日本人太狡猾，我看这和平运动前途不容乐观。”

陶希圣喝了一口水，接着说：“汪先生手下的一帮人，我实在是看不惯。周佛海为人专横，但却是个怕老婆的人。你看他老婆陈淑慧，倒外汇，套美钞。国难当头，她却绫罗绸缎，穿金戴银，完全不顾一点影响，周佛海也听之任之。还有罗君强，好色无耻之徒，只知道玩女人，周佛海竟委以重任。”

“你们的意思是……”陈公博淡淡地问了一句。

高宗武与陶希圣相互对视了一下，欲言又止。

高、陶两人此次来陈宅，原是想探探陈公博的口风，约他一起叛汪。原以为发一通牢骚后，会引起陈公博的共鸣，他们再趁机做做工作，如果陈公博能够和他们一起走，那影响就大了。哪知说了一通后，见陈公博态度冷淡，并无叛汪之意，于是话到嘴边就停住了。

高宗武和陶希圣又诉了一通苦，陈公博仍无任何表示，只是静静地听着，偶尔插一两句话。

坐了一会儿，高、陶便无趣地走了。

1940年1月21日晨，陈公博像往常一样，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当他从报箱中取出《大公报》，打开一看，只见头版头条刊登了高、陶二人联名写给《大公报》的公开信。全文如下：记者足下：武、圣一介书生，行能无似，然自束发受书，略闻爱国大义，认为国民报国，当不辞牺牲一切以赴之。中日国交失调已还，奔走国事，一秉此旨。抗战既起，私念日方当不乏悔祸之识者，战争应终有结束之途径，苟能贯彻抗战目的，克保我主权与领土行政之完整，则曲达、直达，不妨殊途同归，爰不顾外间毁誉，愿奉微躯，以期自效。

去年之夏，武承汪相约，同赴东京，即见彼国意见庞杂，军阀恣横，罕能望其觉悟。由日返沪以后，仍忍痛与闻敌汪双方磋商之进展，以期从中补救于万一，凡有要件，随时记录。十一月五日影佐祯昭在六三园亲交周佛海、梅思平及圣等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件，当由汪提交其最高干部会议，武亦与焉。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徒。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之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力争不得，遂密为摄影存储，以观其后。其间敌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证迷途已深，竟亦迁就允诺，即于十二月三十日签字。武、圣认为国家安亡生死之所失，未可再与含糊，乃携各件，乘间赴港。离沪时，曾嘱人通告日方，告以此种和平方案，为中华民国国民任何人所不能接受。抵港后，即函电汪及其他诸人，请其悬崖勒马，勿再受日阀之欺骗与利用，以冀公私两全。除将摄存及抄录各件，送呈国民政府外，兹送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之原文摄影（译文另附），又汪方提出“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于日本者”之去文，及同件日方复文各一份，敬请贵报即予披露！俸世人皆得周知，勿使真相长此淹没，以至于不可挽救。

更有附件陈者，“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第二，关系共同防卫原则之事项下，共有七条，其第四、第五两条，日文原件内未列；此因当时该两条原文，汪方认应修改后，由权垣临时修正，嘱影佐口述、与周隆库君记录，今照所记录者，在译文内补正，特并陈明。区区之意，并不欲借此以求政府及国民之谅解，不过略表我人主张和平之初衷耳，书不尽意。

敬颁！

撰棋！

高宗武、陶希圣谨启廿一日读罢此信，陈公博大吃一惊。高宗武与陶希圣竟然叛汪，并且把内部机密全部曝光，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他拿着报纸的手开始抖动起来。

陈公博虽然对汪精卫的某些做法并不十分赞同，有时还发生激烈的争论，甚至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但他从没有想到要背叛汪精卫。

陈公博端起桌上的牛奶，喝了一口，努力使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他忽然想到了高宗武与陶希圣前次登门拜访的真正目的。早知道高、陶二人有此想法，我应该力劝他们，怎么会让他们走到这一步呢。

想着，想着，陈公博又陷于深深的自责之中。

那一段时间，香港报纸登载了不少高宗武、陶希圣反叛汪精卫的有关报道，陈公博几乎是每篇必读，越读他心里越沉重。他想，汪先生的和平运动一波三折，国人唾骂，日本人施压，现在高、陶又离他而去。我与汪多年的交情，患难见真心，只有这个时候才能体现我们的朋友真情，看样子我只有往这火炕里跳了。

果然，没过多久，陈璧君亲赴香港，她在陈公博面前声泪俱下，软硬兼施，力劝陈公博帮汪精卫一把。

“公博啊，你与汪先生是多年的朋友，汪先生有哪一点对不起你，如今他众叛亲离，孤家寡人，你难道就忍心看着他失败吗！”

如果说，以前的陈公博还有些彷徨、犹豫、固执，而此时，在陈璧君面前，他觉得已无话可说。

陈公博毅然决然地答应了陈璧君，向汉奸之路迈出了最后一步。

1940年3月14日，陈公博到达上海。

一到上海后，陈公博就忙于参加各种会议，商议筹组伪南京政府的有关事宜。20日，陈公博到南京出席了伪中央政治会议，并担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立法院院长等要职。

3月30日，伪南京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带着各院、部的大小汉奸宣誓就职。就职典礼结束后，陈公博以立法院院长的身份发表了广播讲话。陈公博在讲话中，大肆鼓吹所谓“中日亲善”，极力为他的汉奸理论诡辩。他说：“新的政府成立，是为了挽救四分五裂的国家，是为了救出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我们只要跟着新的政府走，不但可以建设新的中华民国，中日人民也可以永久和平，而且东亚也可以永久安定。”这篇讲话，活脱脱地暴露出陈公博的汉奸嘴脸。

5月21日，陈公博带着一个代表团，由上海出发，经由日本神户到达东京。

汪精卫此次派陈公博出访日本，名义上是为表示对日本政府的答谢，其实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争取日本政府早日承认汪伪政权。

到达东京的当天，陈公博即发表了讲话，他说：“此次我来贵国，是为了寻求友谊而来。中日两国，自事变以来，都蒙受了莫大的损失，现在我们已认识到再战则两败俱伤，和则共存共荣。因此，应相与协力，共谋和平。”

在东京期间，陈公博朝见了日本天皇，拜会了宫内省、枢密院、日军参谋本部、陆军总司令部，会见了首相米内、海相吉田、前首相近卫等人。

陈公博一行在东京活动了五天，5月26日前往京都、大阪、福冈等地访问。6月4日，陈公博返回南京。

1940年10月10日，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傅筱庵死后，无人继任，陈公博又兼任了上海特别市市长。

收拾残局1944年3月，汪精卫病情恶化，决定到日本治疗。3月22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决定在汪精卫赴日治疗期间，由陈公博代行汪精卫一切职权。

七个月后，即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病死。

汪精卫死后，伪南京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眼见太平洋战场上，日军节节败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日本军国主义的垮台为期不远，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他说∶“现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这台戏也该结束了。我来继承汪先生的职位，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陈公博上台后，着手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党务。陈公博提出整顿党务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要原先的各级党部挂出招牌，恢复活动；第二步是整顿党籍，重新填表登记，确定党员人数，逐级建立新党部；第三步是由各级党部选出出席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几项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可是党代会还没有开成，日本侵略者就宣布投降了。

第二件事就是向重庆蒋介石“示好”。为了讨好蒋氏政权，陈公博调整了军事部署，双方默契反共。陈公博召集伪军将领到南京开会，会上，他说：“重庆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重庆不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日本不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就是日本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要剿共。在反对共产党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坚持，不能有半点的退让与含糊。”这次会上，陈公博规划了北以陇海线为界，南以钱塘江为限，组成一个反共区域，并对手下的军队进行了调整，调动兵力，以加强对新四军的防范。与此同时，陈公博暗中抓紧与重庆当局直接勾结，为自己预设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