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头号巨奸病死日本3

这一突然情况，使刚刚松弛下来的汪精卫又紧张起来。是不是蒋介石对他们的行动已经发觉，让周至柔将飞机开回去。一会儿，曾仲鸣给汪精卫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如果飞机转弯往回开，由卫士桂连轩将周击毙，我来对付周的卫士。”好在周至柔驾驶了一会儿，过足飞机瘾，回到了客舱。

汪精卫这才如释重负，捋了捋头发，又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靠在座椅上，假寐起来。

下午1点钟左右，飞机平稳地降落在昆明机场。

汪精卫一下飞机，以“因飞机颠簸厉害，脉搏时有间歇，身体不舒服”为由，拒绝会见任何人。他与龙云在房间里，作了三个多小时的密谈，把他的叛逃计划，一五一十和盘告诉了龙云。

龙云听后，思考良久，没有做声。

汪精卫见状对龙云说：“我现在将我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了，你如果不同意，可以马上打电话给蒋先生，将我扣起来。”龙云笑着说：“汪先生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同意您的计划，我只是在想一旦中日和谈成功，以您为首的中央政府将设在哪里？”

其实，此时的龙云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他与汪精卫的私人关系的确不错，但这么大的事情不报告蒋介石是不妥的。他一面与汪谈着话，一面想着如何处理此事。

汪精卫回答道：“和谈实现了，我拥护蒋先生继续主政，中央政府设在哪里，由他决定。要是日本方面不同意，那我也只好勉为其难了。依愚见，政府不能设在日占领区，那样，老百姓会骂我是汉奸政府。也不能设在河内，我不愿意当流亡政府的首脑。”

说到这里，汪精卫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又说：“一旦和谈实现了，我想日本人是会把南京还给我们的。那时，我仍将南京作为首都。”

龙云说：“日本人两年时间撤军，时间太长，恐其有变，最好改为一年时间。”

汪精卫认为龙云说得有道理，“您的意见很好，我将来可再进行交涉。”末了，汪精卫对龙云说，“我明天就要飞河内，请您帮我订一架飞机。”

龙云还想留汪精卫多住几天，以便再作周旋。可能汪精卫已看出龙云的心思，坚决要走。龙云不得已，只好派人去航空公司联系飞机。

第二天上午，飞机联系好了。下午2点半钟，四辆小车载着汪精卫夫妇，还有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以及陈璧君的弟弟、侄儿等十多人来到机场。临上飞机前，汪精卫又给蒋介石拍了一封电报，称来昆明时，飞机飞得过高，身体不适，想在昆明多休息两天，等身体稍好后，马上回重庆。

蒋介石收到这封电报时，汪精卫乘坐的飞机已快到达河内了。

软硬兼施12月21日，阴雨，蒋介石办公室。

时令已进入隆冬，虽然重庆的气候比南京要暖和一些，但仍阴冷潮湿。自民国政府1937年11月迁都以来，这是蒋介石在这里度过的第二个冬天。他显然不太适应重庆的冬季，天晴出太阳还好，只要天阴下雨，他浑身就不舒服。腰痛，腿发麻，坐的时间稍长，人就受不了，他不得不离开办公椅，走动几步，活动一下筋骨，然后再伏案工作。

吃过晚饭后，蒋介石在办公室里踱着步，他眉头紧皱，两只手不时轻轻地捶着腰部，还在思考着什么问题。前线形势不妙，国民党军队不堪一击，一退再退。虽然台儿庄大战，消灭日军一万多人，振奋了国人的抗战情绪，但自那之后，中国军队再没有打一个像样的战役。一想到这些，蒋介石的头就隐隐发痛。难道小小的岛国日本，竟然能将我有五千年文明的大中华灭亡吗！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忽然，侍从进来报告：“委座，戴先生有急事求见您。”

一般情况下，戴笠要晋见蒋介石，总是先打来电话到侍从室，经侍从室报告蒋介石同意，再约定时间。今天戴笠没有电话预约，直接求见，显然是有紧急的事情。蒋介石让他马上进来。

不一会儿，戴笠匆匆走了进来。“报告委员长，刚才接到情报，汪精卫已逃往河内，有可能投敌。”说完，将情报递给蒋介石，自己满头大汗立在一旁。军统在昆明设有特务站，特务活动十分活跃，汪精卫从眼皮底下出逃，军统事先竟没有发现一点蛛丝马迹，这对戴笠来说，是有责任的。

蒋介石看完情报，十分震惊恼怒。他责问戴笠：“汪精卫出逃，军统怎么一无所知？”

戴笠低着头，面红耳赤：“学生失职，请求处分。”

“汪兆铭去河内的飞机是谁弄的？”

“是云南省政府在航空公司包租的。”

“汪在昆明去了哪些地方，他去河内的种种迹象，难道你们完全不知道吗？”

“汪先生到昆明后，称身体不适，哪儿也没去。据说他与龙云密谈了几个小时，汪去河内的包机，也是龙云下令省政府出面包租的。”

汪精卫出走，完全出乎意料。蒋介石知道，这事光指责戴笠是没用的。他转而大骂起汪精卫来：“汪兆铭，我哪点对不起你，你处处与我对着干。你跑到河内去干什么，还不是想另立中央。你想当委员长，我让你干就是了。”

骂着骂着，老蒋的火气慢慢消了。他叫过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的戴笠，命令道：“一定要密切注视汪在河内的动向，要不择手段地设法制止汪在河内的行动。关于汪精卫出逃河内的事情，要注意严格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三天后，日本首相近卫文发表声明，提出了同中国发展关系的三原则，即：“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汪精卫与日本政府一唱一和，写下了洋洋数千言响应近卫声明的《致蒋介石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的所谓“艳电”。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今年４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７月卢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曾屡次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尚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谨引提议，伏祈采纳！

汪兆铭，艳在这封电报里，汪精卫极力吹捧日本侵略者，鼓吹“和平”与“善邻友好”，表示要与日本军国主义联手对付中国共产党，暴露出**裸的汉奸嘴脸。

30日，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带着“艳电”来到香港。他们找到了国民党宣传部驻香港特派员、《南华日报》社社长林柏生，要他在报纸上予以发表。

林柏生是汪精卫的亲信，要他发表这封“艳电”当然没有问题。31日一大早，《南华日报》就在头版以通栏标题，刊登了汪精卫的这封“艳电”。

汪精卫出逃河内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引起了全国民众的一片声讨。中共中央指出，国民党主战派与主和派开始分裂，汪精卫的骨头是最软的，在他身上充满了奴颜和媚骨，没有丝毫的民族气节，号召全国人民开展讨汪运动。在香港的国民党元老何香凝发表文章，谴责汪精卫认敌为友，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失。

也有不少人认为，汪精卫出逃，是蒋汪联手导演的一出双簧戏，他们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一个主战，一个主和。其实质，都是与日本人套近乎拉关系，只不过是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为此，老蒋的嘴都气歪了，“娘希匹，汪精卫当汉奸，我跟着背黑锅。这一次，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话是这么说，可老蒋还是有顾虑：汪精卫跑到河内，名义上是对我不满，他对外放风，说是被我逼得不得已才这样做的。目前，汪虽然有另立中央的打算，但还没有实施。再说我和汪兆铭也是多年的老朋友，虽然其间合作得不是很愉快，但不看僧面看佛面。这次如果下手太狠，会让人感觉到我是借国恨以报私仇。不行，不能这样做。要不然，太让国人瞧不起了，说我蒋某人太小家子气。

怎样才能处理好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呢？

蒋介石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好计策：我要先给汪精卫以严厉警告，然后给他一个台阶，让他体面下来。如果汪精卫能够这样，那就再好不过。要是他一意孤行，那就莫怪我不客气。

想到这里，老蒋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他已准备好了对付汪精卫的两套方案。

1939年的元旦到了。山城重庆没有一点喜庆的气氛。这天上午，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常会，蒋介石、林森、张继、吴稚晖等国民党中常委出席了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出国民党，撤消汪的本兼各职。

第二天，重庆各大小报纸，都报道了这一消息。

就在国民党开除汪精卫没多久，蒋介石派陈布雷和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前往河内，找到汪精卫。陈、王带去了蒋介石的口信：只要汪精卫断绝与日本人的联系，一切都好说，可以暂时先到国外休息一段时间，将来复职没有问题。

这些，遭到了汪精卫的拒绝。

2月15日，谷正鼎又奉蒋介石之命，来到河内。这次，他带去了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三人的出国护照和50万元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