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五章 丁日昌的见识

李鸿章回到自己的公馆，在侍从的伺候下，换了衣服，略微小憩了一会儿，就信步来到厅堂，刚刚坐下，还没来得及伸直腰板儿呢，恍然一瞥，看到一个大大的信封就放置在玉石案几之上，顺手拿过来一看，见那信封上只有密禀二字。

呵呵，李鸿章一看这字，就晓得是是苏淞太兵备道丁日昌的手笔了。

于是，他就抓起一柄英国造的金柄裁纸刀，打开信封，展开信笺一看，赫然入目的是5个大字“请开船厂书”；李鸿章心里一动，顺序往下看去，良久，喘出一口长气。

原来，这丁日昌针对年来西洋船业对于国内船业的打压现象感到担忧，同时，他就建议：“准中国富绅收买轮船夹板，以裕财源而资调遣，”但“须由内地殷实华商出具连环保结，禀明地方官编立字号，一面由监督府县设法稽查，以期有利无害。”

原来，就只说这航运业，西洋轮船的入侵严重地打击了传统的沙船业，但清廷在4年前就既不自己发展轮船业，又限制民间购买轮船，于是出现了大量买办与买办商人购买或租雇洋船而又诡寄在洋商名下，或直接附股于外国航运公司的现象。今年年，为了改变华商诡寄洋商而“官司不能过问”这种“漫无稽查，诚恐日久弊生”的现象，丁日昌就向李鸿章提出了他的解决办法。

看着丁日昌的书信，李鸿章不觉得心里暗暗的赞叹，这丁雨生确是个干才！

在这份给李鸿章的建议中，丁日昌进一步提出；中国要谋求自强，还应当建立轮船制造业，先请洋匠教授，渐渐转向中国人自己制造轮船，自己驾驶轮船，甚至为军事行动服务。

而这封书子递交给李鸿章的时候又正是他痛感洋人无状的时候，所以，李鸿章当即就大声的吩咐人，用600里加急，把这封书信以折子的形式，就标写丁日昌的名字，注明是自己推荐转呈总理衙门。一口气吩咐完毕，李鸿章的心里才有些舒缓的意思。

闭上眼睛，他的眼前就浮现出丁日昌那做事认真的样子。

今年年初，这丁日昌初任上海道台时，自己要他遣裁戈登率领的英国“常胜军”。这支军队有3千多人。但战事结束后，英军依旧把持着上海各城门及上海县学宫、城隍庙、丝茶公所等“名胜要害之地”，不仅让中国官民觉得耻辱，而且还要为英法军队给予高额津贴，成上海财政的“第一漏厄”。丁日昌通过外交途径数次与英国交涉，致使英国同意调戈登回国，并要“常胜军”限期撤回英国。丁日昌拿到英国裁遣军队的文件副本后，英国驻上海的领事巴夏礼拒绝见面。

丁日昌派清兵封锁了英国领事馆，不准任何人进出，说：“英领事密件失窃，这里实施戒严，禁止通行。”巴夏礼听到禀报大怒，欲出使馆寻找李鸿章，被把守的清兵挡住，说“奉丁大人令，密件没有找回以前，任何人不准出入。”巴夏礼暴跳如雷，却无可奈何。几日后，领事馆存留的一些食物已全部吃光。巴夏礼再也支撑不住，走到门口，可怜巴巴地对清兵说：“我已找回裁遣常胜军的文件，请丁大人相见。”丁日昌来到领事馆，等他在文件正副本上均签了字，才命令清兵撤离。英法军队就这样按期裁遣，为上海清除一大祸患。

丁日昌，字雨生，号持静，谱名仁寿，道光三年六月初一日，出生于广东省丰顺县汤坑圩。丁日昌十三岁时，不幸丁父去世，家境开始衰落，不得不靠其母“樵苏纺织”维持生计。丁氏兄弟也在继续求学之余，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以补贴家用。直到晚清，科举仍然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但是科举之路对于丁日昌来说，格外艰辛！

1842年，20岁的丁日昌赴潮州参加科举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中秀才。因家境贫寒，在赴考途中，因饥饿昏厥于揭阳新亨圩，为一农妇所救，从此丁日昌就事此农妇如漂母。

经人介绍，丁日昌结识了惠潮嘉道李璋煜，与之纵谈时事。李叹为“不世才”，并延为幕僚。此时，潮阳夏林人黄悟空组织双刀会反官抗粮，围攻揭阳城。丁日昌与冯奉初向李璋煜“入陈密策”，事平后又筹划“善后事宜”，得到李的信任。之后，丁日昌又先后到揭阳、惠来等县充当幕客。这一方面使丁日昌积累了封建统治的经验与权术，另一方面也使之广泛接触社会，从而对衙门的黑暗、酷吏豪绅的贪鄙和下层民众的苦难有了更多的了解。

之后数年间，丁日昌或在丰顺、或在揭阳课徒自修，或奔波于赴省的科举之路。他曾三度参加选拔举人的乡试，可是都事与愿违，名落孙山。他既失望，又不服气，还对鼓励资助他的人存有一份愧疚。然而正是在赴省乡试中，他的视野更加开阔，接触到的社会现实更加广泛。

正当丁日昌科举之路屡受挫折之际，一场大事变意外地使他卷入仕途。10年前的4月，受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潮阳县陈娘康、郑春游等在陈店圩起事，潮州知府吴均率兵进剿不利。6月起事队伍攻陷开惠来县城，杀知县汤廷英等官员，并乘胜围攻普宁县城。同时海阳县吴忠恕、陈阿十等纷纷起兵响应，起事队伍迅速壮大，并接连击败前来进剿的清军。9月间，起事军联络各部二万余人，分七路进攻潮州府，而省城方面也因为要应付红兵起事，无从分兵。清廷在潮州的统治岌岌可危。此时丁日昌正在惠潮嘉道曹履泰幕中任事，自吴忠恕起义爆发时起，他就积极参与镇压这支起事大军的筹划工作。他给曹履泰写了建议书，力主“大兵速进”，分兵三路进攻吴忠恕阵营所在的彩塘，将吴军扑灭于初始阶段。他具体提出“定期不宜过迟”、约集地方士绅“令作内应”、“分遣绅士随同下乡解散会党”、“号令宜明肃”、“军械宜多备”、“贼之退路宜预先堵截”等建议。当潮州府被围之际，丁日昌一面参与筹划战备，“屡出奇计”，一面亲自回乡募勇，带兵与民军交战。

在清军和丁日昌等所募乡勇的拼死保护下，潮州于同年11月解围。不久各路民军也相继被镇压，清朝在潮州的统治重新得以巩固。丁日昌也因为“潮州军功”，被地方官所举荐，于1856年被任命为琼州府学训导。虽然这只是一个佐理地方学务的低级官员，但是对于长期寄人篱下的丁日昌来说，仍不失为“意外遭逢”，因此，他在安顿好家人后，于1857年初春离潮赴任。次年，他又以“潮州军功”改任江西万安县县令。

丁日昌令万安仅数月，即由于他的干练，受到不少地方大吏的注意，尤其是江西巡抚耆龄的赏识。不久，耆龄调任广东巡抚，丁日昌遂被他奏调为随员同行。当时的广东一直处于洋人控制之下，历任官员多成为洋人的傀儡，士绅的多次斗争也屡屡失利。耆龄所以要让丁日昌随同赴粤，目的就在于希望这位出身于广东的随员能协助其解决洋务问题。事实上，丁日昌也没有使耆龄失望，在赴任途中，经过考察思考，丁日昌就向耆龄提交了《陈粤东洋务书》，而且书中的有关建议很快就让耆龄接纳，并向朝廷奏报。

正当此时，万安士绅又向朝廷要求丁日昌回任，他遂于1860年7月重返万安任所。9月，丁日昌改调吉安府庐陵县令。越年春，抵挡不住太平军李秀成部的进攻，弃城逃走。两天后，太平军主部别移，丁日昌虽然乘机收复城池，仍以“坐守守律褫职”被革。

丁日昌被革去县令职位之时，适逢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驻节于安徽东流，指挥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丁日昌对曾国藩一向敬慕，乃于1861年8月加入湘军，成为曾国藩的幕僚，并旋即向曾国藩上书献策。丁的第一份陈书，就是直接影响到湘军后方安定的关于整治江西吏治的建议。丁日昌提出了“改弦而更张之”的十项措施，即“求实用”、“久职守”、“禁文饰”、“厚民风”、“留有余”、“泯畛域”、“均肥瘠”、“正根本”、“清粮额”、“奋独粮”等。第二份陈书，是关于赋税来源的江西省丁漕问题。这份陈书针对曾国藩、胡林翼对此事整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江西丁漕重轻不均”、“省郡银价高下难定”、“完纳漕粮宜酌分期限”、“考费兵差宜预安顿”、“委员差使宜酌量裁汰”、“书差浮费宜彻底删除”、“幕友修金宜略为裁节”等七项措施。丁日昌的这两份陈书，显示了他在吏治和理财方面的才干，引起曾国藩的重视，命令相关官员进行会议，提出补充意见。丁日昌把此事办得十分细致。他在总结各方面的意见后，于越年春，又接连向曾国藩呈上了《覆曾宫保陈江省丁漕事宜书》、《丁漕仍照旧收钱、涨落应由省城定价议》、《拟江省征收丁漕章程》、《拟江省征收漕米章程》、《核议摊捐应裁应留各款》等多份报告。这些报告基本均为曾国藩所采纳，“次第施行”。

丁日昌在连续上书言事的同时，还经办了多项重要军政事务，才华得以初展，于是声名鹊起。前年年12月，经曾国藩的奏请，朝廷开复了丁日昌的知县之职。

就在3年前的秋冬之际，丁日昌在曾国藩幕府中，结识了李鸿章。当时李鸿章已经得到曾国藩的受意着手组织淮军。出于对丁的赏识，李放下架子，这已经让丁日昌十分感激，而对于李鸿章的才略豪气，丁日昌早已十分钦佩，所以两人一见如故，视为知己，而终成莫逆。第二年4月，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时，就跟曾国藩提出调用丁日昌的请求。一方面考虑到丁日昌入幕不入，宜继续历练，另一方面也考虑到曾国荃也有过同样的要求，所以曾国藩没有答应李鸿章。但是李鸿章却为此念念不忘，三番四次向曾国藩、两广总督晏端书及朝廷要求调用丁日昌。

终于在去年年10月，朝廷正式颁发上谕，同意李鸿章的请求。当月丁日昌就从广州到上海，投入李鸿章幕中。

去年9月，李鸿章向清政府奏调丁日昌时，评价丁“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希望他能“学习洋人制造各项火器之法”，“来办制造事宜”。同年秋，丁日昌从广东抵上海赴任，随身携带了西洋地图并翻译铸炮各书，使洋务派官员郭嵩焘“服膺无已”。丁日昌也不无踌躇满志地说：“此不世之遭逢也，吾得行吾志矣！”

丁日昌接触西学，始自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其时，广东作为主要战场之一，惨遭英法联军**，与西方世界有更多的接触。此时丁日昌从家乡外出为官，多次前抵广州，并从广州转赴任所，对于西学的所见所闻，日益增广。进入曾国藩幕府后，曾国藩已经在安庆创办“内军械所”，丁日昌又受到曾本人及幕中一些初具洋务思想和西方科技知识人物的影响。一向注重“经世致用”的丁日昌从此开始留心西学，试图从中找到治理大局的窍门。

而早在2年前，丁日昌充当办理厘务随员再次赴广州。他除了奉命派员到香港买洋枪、硼炮、洋硝等物资外，自己也开始学习仿造西洋火器。他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就说过：“在粤曾向领事官询习火器、硼炮制造方法，彼固不吝指授。”经过接触、学习，丁日昌不久就掌握一些西式枪炮的制造方法，并在广东募工，先后铸造大小硼炮三十六尊，炮弹二千余颗，运赴军中使用。

丁日昌离粤赴沪前后，已经是一个具有初步洋务思想的官吏。去年秋天，他在广东给李鸿章写信，已明确提出“师夷人长技”的主张；到沪任职之后，协助李鸿章筹划和办理洋务，接触的人和事更加广泛，使其洋务思想日趋成熟。归纳起来，丁日昌的洋务思想是：中国正面临外侮，非自强无以自立，而欲自强必须向西方国家学习，必须打破陈规，广纳人才。他清醒地意识到西方国家侵略的野心，而且十分敏锐地看到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同时，他又以日本取法西洋渐至强盛为例，期使国人认识到洋务自强的必要。在实际运作中，他十分强调人才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认为只有通过“留心采择”、“重赏重罚”才能选拔出有为的人才。

丁日昌到上海赴任，先是在淮军中供职，主要是“监制炮局”。

曾国藩、李鸿章等在大量购买洋枪洋炮装备湘、淮二军的同时，也组织人员进行仿制。李鸿章奏调丁日昌的目的也在这里。他让丁日昌主持“洋炮局”的工作，此局与李鸿章原有英籍部属马格里和韩殿甲主持的两所洋炮局合称“炸弹三局”。但三局生产规模小，设备简陋，基本上采用手工制作，远不能达到“师夷长技”的目标。年初，李鸿章向总理衙门递呈由丁日昌起草的《论制造火器书》，就总理衙门关于淮军仿制外国枪炮情况的询问，十分详细地介绍了三局的生产情况，着力重申学习外国利器的必要和可能。

此书送达总理衙门之后，立即被抄送皇帝，实际上是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御览，从而得到总理衙门的支持。这是清廷内部讲求洋兵器和建立机器局的最初酝酿。前些日子，丁日昌又向李鸿章提出，中国要谋求“自强之术”，除了要设立“外洋军火局”外，还应建设制造夹板火轮船厂，并提出一套可行性建议与实施方案。丁日昌的建议得到李鸿章的赞赏，并转呈总理衙门，再次获得支持。

前不久，丁日昌升任苏淞太道治理上海期间，从俄、英商人手中收回吴淞口炮台地基，禁止外国小轮船进入中国内河，在租界取缔赌场，皆是按照中外签订的法律条约为武器。在英商私自架设电报线后，丁日昌秘差乡民将200多根电线杆全部拔掉。英国领事馆发来赔偿要求时，丁日昌严词回绝：“中外交涉事件，凡载在条约者均可通行；其条约所不载之事，即属所不准之事”。

李鸿章就想起丁日昌和他说过一席话；每当和洋人交涉事情的时候，都恨不得和他们同归于尽，这些人，太颟顸、刁横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