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第二个“小字辈”

我去团财务股报完实力领了工资津贴以后，又到县粮食局装了满满一车面粉和大米，车箱的尾部放了个大油桶，油桶里是从粮食局灌装的三百多公斤清油。随后又跟自由市场里一个叫二头的屠夫交待了明天杀一头猪送到后勤处去，打算再在街上采购些副食就回连队。

载重四吨的解放142停在食品公司门口，我打开车门刚跳下车，见彭勇亮骑着辆旧自行车远远地向我招手：“小闻，小闻，等一下，我给你说个事”。

我站着等他来到跟前，然后问他：“老彭，啥事？”

“你有没有对象？”老彭问。

“还没呢”我说。

“我给你介绍一个吧？”老彭直截了当地说道。

我心想，这老彭还真热心的，只见了几次面就要给我介绍对象，就很随意地对他说道：“行啊。”

老彭接着问我：“你办完事没有？办完了现在就走，我领你去见个丫头注6”。

于是我让驾驶员将车开到后勤处院子里等我，自己坐在老彭自行车的后坐上，随他去见那个丫头。

路上，老彭告诉我丫头叫裴小梅，比我小一岁。她的父母亲都是四川人，父亲曾参加过抗美援朝，平时没事时爱到草湖里抓鱼。裴小梅和她父亲在县里的一家机械厂上班。她有两个哥哥和三个妹妹。大哥在税务局，二哥在铁路上工作，三个妹妹都还在上学。

因为同是四川老乡，老彭常与老裴他们家打交道，从言谈中得知裴小梅比较向往到内地生活，希望找个四川人做男朋友。他想来想去觉得只有我比较合适，就跟裴小梅及其父母亲讲了我的情况，他们让老彭把我领到他们家看看。

来到水泥厂对面的一个院子前，老彭上前叩了几下院子门，出来开门的是一个二十来岁、身材苗条、留一头披肩长发的女孩。

对于这里的女子，当地流传着这样几句顺口溜：“背面看--值一万，侧面看--减一半，正面看--扯球淡！”意思是这地方的女子大都身材娇好，五官和皮肤却很差。

可是眼前的女子不但皮肤白皙，而且长着一双大大的似乎还会笑的眼睛，尖尖的鼻子，两腮上有对小酒窝。女孩对着我和老彭嫣然一笑，露出两排整齐的细牙。她侧身把我们让进屋里随后就到厨房去了。

北方人普遍对室内装饰比较重视，而且很少在墙上钉钉子，眼前，小裴家的陈设就十分整洁有序，即便是做饭取暖的火炉和烤箱也是擦得黑亮亮的。这与南方人正好相反。南方人将房屋的外墙粉刷得雪白，室内却是乱七八糟。墙上挂着篮子、簸箕、葫芦等家具，农家院里到处是牲畜粪便。

客厅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起身笑眯眯地向老彭打招呼：“来啦？小彭！”

这时又进来一个留着“妈妈头”、表情严肃的中年妇女。老彭向我介绍道：“这是裴师傅，这是刘阿姨”，又指着跟在刘阿姨后面、刚才为我们开门的女孩说：“这是小裴，裴小梅。”

自从与郑小芸断绝通信联系以后，我的情感天地几乎是一片空白，其间虽有人在老家给我介绍过几个女孩，可我好像总也找不到那种感觉。

这是我第一次“对象”。面对着个头与我一般高的裴小梅，我脸热心跳，根本不敢直视她，手也不知道往哪放了。裴小梅倒是很大方地邀我到她的里屋坐。

坐下简单地说了说各

自的情况，留下了通信地址，我就不知道再说点什么了，于是我推说还有事起身告辞。

老彭用他的自行车送我到后勤处，路上他问我：“小闻，怎么样？丫头很漂亮吧？”

我嘿嘿一笑，说：“人是不错，就看有没有缘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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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后勤处，司机已经将汽车停到了车库里，我便到管理股去找薛宏玩。

管理股有三个伙房，分为大灶，中灶和小灶，大灶是供司令部官兵们就餐的，中餐供外来人员就餐，小灶则是专为团首长开设的。薛宏现在在管理股的大灶上当炊事员，我每次到团里办事，便在他那儿落脚，有时两个人挤一张单人床，有时我则住在同一排房子的招待所里。

与薛宏谈起裴小梅，薛宏说：“哦，是那个丫头啊，你挺有眼光的嘛”“她在团里挺有名气的，他们厂与步一连是军民共建单位，每逢节假日两家都要搞活动，小裴的乒乓可打得好呢。”

我问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他说：“唉，天天和锅碗瓢盆打交道，别说志愿兵不好转，就是转了，也没多大意思。”

言语中似乎想另打主意。我很想帮助他，更希望他留下来，这样，至少我有个可以说话的人，但是，我又有多大能耐呢？甚至都不能替他想个好点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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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十点钟左右，我从薛宏那儿来到后勤处，司机已经将车从车库里开出来停在后勤处门口了。

肉贩子二头用一辆平板车把猪肉推来放到车跟前。

我从后勤炊事班叫了几个老乡，又找了把秤将猪肉过称以后正要装车，赵副指导员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边走边说：“呵！这头猪这么肥”然后看了我一眼就很不客气地对我说道：“闻平，把猪头和猪蹄子给我卸下来，我拿回去下酒”说着就叫炊事班的战士去拿刀。

我有点为难了，明明买的是一头整猪，拉回连队去却没有头和脚，怎么向连队交待呢？再说，有这么多的人看见，以后传到连长指导员耳朵里，那对自己也很不利啊。于是我婉拒道：“副指导员，这样我回去可不好交差啊！”我本应该称呼他赵助理了，但由于习惯我仍旧叫他副指导员。

赵副指导员一听这话脸色非常难看，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走了。

从第一次开始，我每次都要到他的办公室小坐一会，赵明钦则也每次都请我去他家吃饭，边吃饭边说些“要好好干”之类的话，每次吃过饭也都要拿给我一两张发票让我在连队的帐上报销，发票上的金额也一次比一次大，从开始的百多元到后来的好几百。要知道，一个排级干部的工资还不到一百元，一个连队一个月的伙食费也就几千元钱。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总算明白了一些他以前关照我、培养我的目的了。

我想拒绝他，却又不敢，怕他骂我忘恩负义。然而这次还是拒绝他了，因为如果一味地他要什么就给什么，那么早晚会出事。

但我没想到他的报复心特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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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复员日期的临近，老兵们有的兴高采烈，有的心事重重，有的早上不起床，有的晚上不熄灯，有喝酒的，也有打架的。

最初，每个人都抱着一定的目的来到部队。有的想提干，有的想入党，有的想学门技术，再不济也弄个班长、副班长当当，也有为数不少的纯粹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增长增长见识。对于要求比较低的人来说，混满三年就算大功告成了，而对于那些要求较高而又没有如愿的老兵，这时就全都成了一点就炸的火药桶，动不动就对着连长排长们一通臭骂，有的甚至挥动拳脚。至于摔个碗筷，砸块玻璃那就更是小事一桩了。

平时威风八面的连队干部们，这时个个都变得非常的小心翼翼。到了十一月中旬，他们就都到二线休假去了，而换上了从机关派下来的代职干部。机关干部平日里与战士们接触少，没有结过怨，老兵们也就没有了发泄不满的对象，大家倒也能相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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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几个人在司务处喝完酒以后，照旧打闹了一会儿。临出门，赵爱成突然转身对我说道：“闻平儿，饭堂的地面上到处都是白花花的米饭，泔水桶里经常都浮起那么多馒头，你这个司务长也不管管啊？”

就这个赵爱成，前几天他病了，我从库房拿了几听罐头去看他，他不仅不领情，反而在连务会上反映，说“司务长帐目不清，执行制度不严”，我对他有一肚子看法。现在听他这样说，本不想理他，可他既然提出来了，如果无动于衷，保不准他又会对别的干部说什么。

我可不敢象曾江锋那样，让战士们把脏馒头吃下去，只好去找团里派来的代理连长。我对他说：“有人反映浪费现像太严重了，恐怕要讲讲才行。”

代理连长道：“那你就讲讲，司务长有权点名嘛”。我于是便告诉值班的赵华平，开饭之前我先讲件事。

当赵华平吹响集合哨音的时候，我的双腿竟然打起了哆嗦，心里“咚咚”直跳，然而全连的人正列队等着我呢，不上去讲几句也不行了。

想起“酒壮英雄胆”我拿起一瓶已经打开了的绿豆大曲“咕咕咕”灌下几口，脸上一热，这才红着脸跑步到队伍前立正站定。

我刚开口说：“讲一下”只听见“唰”的一声，面前的队伍由原来的稍息姿势改为立正姿势，一百多双眼睛定定的看着我。我本应该按照规定还礼以后，请队伍“稍息”，才能再接着讲话的，但我全忘了这些，只是把最近生豆芽和磨豆腐的名次简单宣布了一下，然后又语无论次地讲了几分钟，也没有说“我讲完了”，也没有请队伍“稍息”，而是慌里慌张就跑了下来。

我在这里跟您讲什么时候该稍息什么时候该立正，什么时候该敬礼什么时候该还礼，您可能会看得一头雾水，但您如果有过第一次面对众多的人发言，或者第一次上台表演的经历，肯定就可以体会到我的那种尴尬了。

晚上，赵爱成，赵华平几个又来了，他们嘻嘻哈哈地把我取笑了一通。赵爱成说：“看来你这个官儿还当得不像，还要多锻炼。”

赵华平说：“你他妈都讲了些啥子哦？”

我回敬道：“你管球老子讲的啥，反正老子们讲了。”

我的一生中，有许许多多的“第一次”，而只有这个第一次，是多么狼狈不堪，且终生难忘。

以后，随着历练次数的增多，胆子也渐渐大起来，到临离开部队那几年，不管面对多少人都能做到镇定自若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