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七章 治世之道

蜀建兴十二年、吴嘉禾三年（234）八月，吴人闻诸葛亮卒，恐魏借机取蜀，乃增巴丘（今湖南岳阳）兵万人，一欲为蜀之援兵，二欲以事分割。蜀亦增永安（今四川奉节东）守兵，以防非常。同月，蜀右中朗将宗预使吴，孙权问，蜀为何增加白帝守兵。宗预答道：“臣以为东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势宜然，俱不足以相问也。宗预，字德艳，南阳安众（今河南镇平东南）人。汉建安（196—220）中，随张飞入蜀，刘禅即位，预为丞相主簿，迁参军右中朗交，以后累迁至镇军大将军，领兖州刺史。蜀景耀元年（258）约七十岁，卒年不详。

吴嘉禾三年（234）八月，由于诸葛恪坚称他必会成功，于是孙权提拔诸葛恪为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拨给他手执棨戟的骑兵三百人，授官仪式完毕后，孙权还特意命令摆好仪仗，兴作鼓吹，引导簇拥者他回家。诸葛恪到任后，采用武力围困与招抚并用的方针，发放公文给四郡所辖属县的长官，命令各郡严守疆界，严肃法纪，已归顺的山民，一律设屯聚居。随后，调集各路将领，派兵据守险要峪口，修筑围困工事，不与山越交兵，又令士兵全部抢收田野成熟的稻谷。山越人新谷无收，旧谷食尽，因饥馑而被迫出山归降。诸葛恪下令：“山民扬弃恶习，接受教化，应当安抚。迁到外县的山民，官府不得随便怀疑，加以拘禁。”山民周遗，过去横暴为恶，如今困迫无路，只好出山，心仍存异志，准备伺机为乱，臼阳县长胡伉知他心思，把他绑送到郡府。诸葛恪认为胡伉违反了“不得拘禁山民”的教令，将其斩首。山民听说胡伉被杀经过，知道官府只是想让大家出山，没有别的意思，于是大批山民扶老携幼，纷纷归降。三年后，诸葛恪先后收服山民达十万余人，和预期的完全相同，他将其中壮丁四万余人编入军队，自己统领一万人，其余的分给了其他各位将领。

孙权嘉赏诸葛恪的功绩，派尚书仆射薛综赴军慰劳，拜诸葛恪为威北将军，封都乡侯。诸葛恪请求率兵在庐江皖口屯田。他到皖口后，派轻兵袭击舒县，俘获该县百姓，然后回军。诸葛恪还向远处派遣侦察人员，察看道路和险要关隘的形势，想要攻取寿春。孙权认为时机不成熟，没有同意。

吴嘉禾三年（234）十一月，庐陵（今江西吉水）人李桓、路合，东冶（今福建福州）人随春，南海（今广东广州）人罗历等一时并起。孙权诏吕岱督刘纂、唐咨等分部镇压。随春即降吴。嘉禾五年二月，中朗将吾粲杀李桓、将军唐咨杀罗历，起事相继失败。

青龙二年，刘晔卒。魏太和六年（232）以病拜太中大夫，后出为大鸿胪。魏青龙二年逊位，复为太中大夫，谥景侯。吴右将军潘璋去世，征战驻扎时，潘璋设立军中市场，其他部队没有的物品，都靠军中市场补给充实，但是他天性奢侈，晚年更加厉害。使用物品的规格超出了规限。富有的将士有的被他杀死夺走财物。多次不遵循法令，监司检举报告，孙权爱惜他的功绩而不责伺他。孙权下令其部队交由吕岱接管。潘璋儿子潘平行为不端而被流放会稽。潘璋之妻居住在建业。孙权赐于田地房屋和免除赋役的佃户五十家。陈寿评价：“为人粗猛，禁令肃然，好立功业”。”“凡此诸将，皆江表之虎臣，孙氏之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脩，权能忘过记功，其保据东南，宜哉！”

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娶了夏侯尚的女儿夏侯徽，夏侯尚是夏侯渊的侄子，夏侯徽的母亲曹氏，是大司马曹真的妹妹，受封为德阳乡主。夏侯徽的兄长是夏侯玄。夏侯徽嫁给司马师生下了五个女儿，夏侯徽举止优雅，很有见识和器度，每当她的丈夫司马师有什么想法时，都由她从旁策划协助。魏明帝曹叡在位时期，司马师的父亲司马懿居于重位，而司马懿的儿子们都有雄才大略。夏侯徽知道司马师绝不是曹魏的忠臣，而司马师又对出身曹魏家族的夏侯徽非常顾忌。青龙二年（234年），夏侯徽遭到司马师的毒杀，死时年仅二十四岁。夏侯徽死后，葬于峻平陵。

泰始元年（265年），司马师的侄子司马炎受禅登基，建立西晋政权，是为晋武帝。晋武帝登基时，并没有给夏侯徽追加谥号。泰始二年（266年）十一月十五日，晋武帝在司马师第三任妻子景献皇后羊徽瑜的屡次进言下，才为夏侯徽追加谥号为景怀皇后。这个当然是晋书里面记载的，夏侯徽是发现了司马懿、司马师他们并不忠于曹魏帝国，所以才被司马师给毒死了。不过，从时间上来看，这项记载是非常不可靠的，因为夏侯徽死的时候，还是公元234年，那个时候，司马懿正在大西北和诸葛亮死磕，正受到曹睿的极度信任和重用，这个时候，无论从感情还是形势上来说，司马懿都不可能想要发动政变，而且夏侯徽是皇族成员，司马师公然毒死她还不被处罚，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所以，夏侯徽只是个可怜的短命人，她是正常死亡的。

夏侯徽死后，司马师很快地娶了吴质的妹妹，吴质当初和司马懿一起伺候过还没有当皇帝的曹丕，是曹丕四大智囊之一，吴质最后也是做到了侍中（皇帝高级顾问）。不过，吴质本人出身低微，被当时大多数出身名门的高官们看不起，他的后代们也没有出人头地的，司马懿看出吴质一家没有前途，就让司马师和吴质的女儿离了婚。

羊徽瑜出生于214年，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人，出身官宦世家，她是南阳太守羊续的孙女，上党太守羊衜之女；其母为东汉名士左中郎将蔡邕之女、蔡文姬的姐妹。

羊徽瑜出身，比曹魏皇族还要高贵。其家族世代担任俸禄二千石的官职。她成为了司马师的第三个妻子。

这样的家族，就是曹魏皇族都想和他们攀亲家，司马师死了一个老婆、离了一个老婆，还能娶到羊徽瑜这样出身的女人，我们就能够看出来，司马家族当时的名望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层次。

魏青龙三年（235）四月，明帝曹睿大兴大木，作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建翔凤于其上。力役不已，农桑失时。司空陈群上疏奏说：“大禹继承了唐、虞的盛世，却仍然不看重修建宫室，厌恶豪华的衣服，何况当今自灵帝死后，天下大乱，老百姓所剩不多，比起汉文帝、汉景帝时，现在户口超不过那时的一个大郡。再加上边境战事频繁，将士劳苦，如果再遇到旱涝灾害，国家的忧患可就深重了。况且吴国、蜀国尚未消失，国家还很不安定，应该乘他们还没有兴师进攻，加紧训练军队，鼓励农耕，做好准备，严阵以待。现在陛下舍弃这些当务之急，反而先建宫室，臣下恐怕老百姓会日渐困乏，将来拿什么来抵抗敌兵呢？当初刘备从成都来到白水，驿站内建造了许多接待来往过客的房舍，征用耗费了不少劳役，太祖就认为他在劳民。如今，中原地区像这样耗费劳力，正是吴国和蜀国所希望的，这可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希望陛下能好好考虑这件事。”

曹叡答道：“灭吴、与建宫室，也可以一起进行，一起完成。灭吴、蜀后，罢兵守城，怎么可以再征用劳役呢？你是司空，和当年建未央宫的萧何一样，自然有建造宫室的职责呀。”

陈群又说：“从前汉高祖刘邦只和项羽争夺天下，项羽灭亡后，宫室都被大火烧毁了，因此萧何才修建了武库和谷仓，这些都是急切需要的设

施，可汉高祖看到这些建筑造得很壮丽，仍然气冲冲地责备萧何不该把它们造得过分豪华。如今吴、蜀尚未平定，实在不应该大兴土木。人想要做件事或者想要得到某种东西，没有找不到借口和辩解之词的。何况您是天子，没有谁敢违抗您的旨意。如果以前您打算拆毁武库，就可以说不能不拆毁它；如果以后您打算再修复它，又可以说不能不修复它。如果您一定要做的事，固然陛下打算不会屈从于臣下的言辞，但是如果您能断然回心转意，也并非是臣下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当初汉明帝想修筑德阳殿，钟离意极力劝阻，汉明帝就听从了他的意见，可后来还是动工修建了，宫殿建成后，汉明帝对大臣们说了这样一句话：‘要是钟离尚书还在，这座德阳殿也盖不成了。’所以说，当帝王的怎么会惧怕一个臣子，其实都是为了老百姓啊。现在臣下不能让陛下留意倾听我的意见，比起钟离意来，我可差得太远了！”

少府杨阜杨阜上疏说：“尧居茅屋而天下安居，禹住低宫而百姓乐业。古代圣帝明王，没有人为自己建造高大华丽的宫殿而劳民伤财的。夏桀修筑璇室、象廊，商纣建造倾宫、鹿台，结果亡国丧身。楚灵王因为修筑章华台，结果身受其祸；秦始皇营造阿房宫，结果殃及儿子，天下背叛，帝位仅传到二世就亡国了。凡是不顾惜老百姓只图自己快活的人没有不自取灭亡的。陛下应当效法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吸取夏桀、殷纣、楚灵、秦始皇的教训。高高在上，当修德行。要谨慎地守护王位，才能继承祖业。否则，巍巍皇权，岌岌可危。不早晚警惕，抚恤臣民，仍自我逸乐，崇尚华丽的宫室，则必有颠覆危亡的灾祸。《周易·丰卦》说：‘盖起大屋，遮蔽家人，从外望进去，好像没人。’大王应以天下为家，说大屋无人，这是灾祸的征兆。而今吴、蜀二贼联合，危害国家，十万大军，东西奔走，边境无安宁之日。农民不能从事生产，面有饥色。陛下不忧虑这些大事，而是大兴土木，无休无止。如果国亡而我们大臣都能活下来，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但是君王为首领，大臣为肢体，存亡一体，生死与共。《孝经》说：‘天子有敢于直谏的大臣，只要七人，那么即使他治国不当，也不会失去天下的。’我虽然愚笨怯弱，但又怎敢失为臣的本分呢？言语不切直，就不能感动陛下。如果陛下不听劝告，恐怕祖先打下的天下会败亡的。假如让我身死，而能对国家有所补益，那么，我虽死犹生。我这是在敲着棺材劝谏，等待杀戮。”明帝为他的忠言所感动，亲笔写诏书作答。每当朝廷会议大事，杨阜总是侃侃而谈，以天下为己任，反复谏诤，明帝不听，于是他反复乞求辞职，未得允许。杨阜死的时候，家里没有多余的财产。孙子杨豹继嗣。

侍中领太史令高堂隆高堂隆上疏劝谏说：“从前周景王不沿遵文王和武王的德行，不理会周公旦的制度，既铸造了大钱，又建造大钟。单穆公劝谏也不听，泠州鸠批评也不理会，迷途不返，周朝国运因此而衰弱，这些都记录在史，作为永久的借鉴。但是，今天一些小人，喜欢叙说秦汉的奢侈靡丽的生活，用以迷惑您，求取大钟这样的亡国之器，劳民费时，有伤于德政，这是自取亡国，并不是振兴礼乐、确保神明美好的途径。”这天，明帝巡视上方，高堂隆与卞兰从行。明帝把高堂隆表交给卞兰，想为难高堂隆，说：“兴衰在于政治，跟音乐有什么关系，政治之退化，怎么能是钟的罪过呢？”高堂隆说：“礼和乐是政治生活的大事。所以箫韶演奏九次以后，凤凰飞来，擂鼓六遍，天神下降，政治所以稳定，刑法得以实施。这是和顺的最好例证。新声弥漫，商辛陨命；大钟铸成，周景王衰败，都起因于此，怎么说与政治的兴衰不相关联呢？您的一举一动都要记载在史书中，这是历来的规则，如果您的行为不合常道，怎么向后人作出表率呢？圣王愿意听取下人批评他的缺点，这是劝规补过的正途;忠臣愿意尽心尽职，所以才能为了君王而奋不顾身地劝谏。”明帝认为说得有理。]

后来高堂隆迁任侍中，兼领太史令。崇华殿遭火灾，明帝下诏问高堂隆：“这是什么灾祸呢？按礼节，该有祈禳之义吗？”高堂隆说：“所有的灾祸，都是向人们展示诫告。只有修行礼义与品德，才能战胜灾祸。《易传》说：‘上不节俭，下也不会节俭，所以会引来大火。’又说：‘如果君王大修高台，天火作灾。’这是因为君长只知道修缮宫室，不知道百姓的困苦，所以上天应之以干旱，火灾从高殿而起。上天提出鉴诫，让灾异告诉陛下：陛下应该尊崇人道，爱惜民力，以顺天意。从前，太戊时桑谷生在朝廷，武丁时，雉落在鼎器上。他们都视之为灾异，感到恐惧，进而修治德政。三年以后，远方的部落也来朝贡，所以称他们为中宗、高宗。这是前代明鉴。今考古书，凡是灾异发生，都通过燃烧宫室为诫鉴。但今天所以要大兴宫室，是因为后宫人数太多啊！应当只留下那些有才德的人，按照周朝的制度，其余的都应放出来。这也就是祖己之所以要训导高宗，而高宗之所以流誉久远的根本原因。”明帝又问高堂隆：“我听说汉武帝时，柏梁台发生火灾，武帝大修宫殿来镇灾，这是为什么呢？”

高堂隆说：“我听说西汉柏梁台火灾之后，越国有巫者出个主意，应修建宫室压它，所以修建了建章宫，以压火祥。这是夷越巫者的计谋，决不是出自圣贤的训导。《五行志》有言：‘柏梁台火灾，其后有江充巫惑卫太子事发生。’如果按照《五行志》的记载，越国巫者劝汉武帝修建章宫以压火灾，并没有起作用。孔子说：‘灾异按类与人们的行为相感应，人神相感，用以惩戒君主。’因此圣贤往往见灾异就躬身自责，修养道德。当今应停止民役。宫室制度，应从俭约为好，只要能抵御风雨，能讲求礼仪就行了。清扫一下灾祸发生的地方，不再于此地建造宫殿，莆嘉禾一定会生长此地，用来报应陛下虔诚恭谨的品德。怎么能让百姓疲劳，让国库空竭呢？这样做，并不能使天降祥瑞，也不会让外人心服的啊！”明帝于是修复崇华殿，当时郡国出现了九龙，又改名九龙殿。

开始建造陵霄阙的时候，有喜鹊在上面筑窝，明帝问高堂隆此为何故。高堂隆说：“《诗经》说：‘喜鹊筑窝，鸠鸟居住。’现在兴建宫室，盖陵霄阙，喜鹊筑窝，这是宫室未盖成，陛下不能居住的征兆。天象像是在说，宫室未盖成，将会有异姓人住进去，这是上天在劝诫您呢！天道是最无私的，只和善人相亲，不能不有所防备，不能不深刻反思。夏、商末世，帝王都是继位的，但他们不恭敬地听取上天的明训，只听信谄言，随心所欲，不修明德，所以很快亡国了。太戊、武丁，看见灾异而感到恐惧，赶紧听从上天的劝戒，所以迅速兴盛壮大。当今如果停止各种劳役，崇尚节俭，广施德政，处处遵循帝王的礼德，翦除天下大患为民兴利，那么，你就可以成为继三皇五帝之后的伟大的帝王，殷王转祸为福又怎能与您相比呢？臣下做为您的心腹，如果能辅佐皇帝，保全国家，即使身死族灭，在所不辞。我岂能惧怕惹祸招灾，就不闻不问，让陛下听不到切至的忠劝呢？”听了这话，明帝为之动容。

同年，有彗星在房心尾三宿间显得特别明亮。高堂隆上疏说：“凡是帝王迁都立城，都首先确定天地社稷的位置，并恭敬侍奉它。凡建宫室，首先应是宗庙，其次车马库

和粮仓，最后才是宫殿。而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等都还未确定下来，宗庙的制度也没有按礼仪实施，却修缮殿堂，让官员放弃日常业务，农民放弃农耕，后宫所需费用，与兴兵军费大体相对，民不堪命，都含怨怒。《尚书》说：‘天聪明，是因为万民聪明，天明畏，则因为万民也知道威仪。’轿夫作颂，上天赐予五种福事，百姓怨怒，则天降六种凶事威恐，是说上天的奖赏与惩罚，顺应民心民意。因此，临朝当政，首先应安抚民众，然后遵从古代的教化，成为帝王，百官以及广大百姓共同遵从的准则，从古至今，无不如此。以不加斫削的柞木为梁，建造低矮的宫室，唐尧、虞舜、大禹因此能垂青后世;修筑玉台琼宫，夏癸、商辛因此冒犯上天。今天的宫室规格，早已违背礼仪制度，而且还要兴建九华殿，华丽铺张，前所不及。彗星在房心尾三宿间发光，进犯帝王星宿而旁及紫微星，这是上天宠爱陛下、向您发出劝戒的征象，始终都滞留在尊位，殷勤郑重，想要感动陛下，这是慈父般恳切备至的训诫啊。应当按照孝子的礼节，明告天下，垂范后世，不应疏忽，冒犯天意。”

当时国家多有征伐之事，刑法苛刻。高堂隆认为当务之急应是推行礼乐，崇叙明堂，修三雍、大射、养老，营建郊庙，尊重儒士，推举隐逸之人，制定各种礼仪，修改正朔，变换朝服颜色，提倡孝悌之道，崇尚节俭，然后准备礼仪，实行封禅，就可以不发生战争就一统天下。高堂隆还认为，修改正朔，变换朝服颜色，改变徽号，变动器械，这是自古以来的帝王为新人耳目、改弦易辙的基本办法。所以要敦促修改旧服。明帝听从他的建议，将公元237年（青龙五年）的春三月改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朝服改为黄色，宗庙祭品尚白，按地正建丑，以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后高堂隆迁升为光禄勋。

明帝大肆修筑宫殿，雕饰观阁，凿取太行山的石英，开采谷城的文石，在芳林园建起景阳山，在太极殿北筑起昭阳殿。又铸造黄龙、凤凰等奇伟的野兽，用以装饰金墉殿、陵云台和陵霄阙。大耗人力，又有天灾人祸屡次出现。

高堂隆上疏劝谏，言辞急切道：“天地间最大的品德是生，圣人最大的宝物是位。如何才能守住权位呢？用仁。如何才能聚集天下之人呢？用财。士民是国家的宝物，谷物衣服，又乃士民的命根，没有好的年成谷物不会丰收，没有劳力投入其中，衣物也不可能制造完成。因此帝王常常亲耕，用以劝导农民种庄稼，种桑养蚕，才能织衣服。因此要上告天庭，用来宣布自己的虔诚和措施。伊唐时代，厄运四起，洪水滔天，派鲧去治水，没有成效，于是又推大禹，随山砍树木，前后经历了二十二年。灾异之严重，空前绝后，而百姓劳作之勤苦的年月，也没有比这更长久的了。而尧、舜君臣，和平统治而已。大禹治水，设显九州，官员和平民，功臣和普通官吏都有不同等级，君子小人，各有服饰。而今并没有大禹时那种危急，却动用了各种人力大兴土木，让四边邻国都知道了，名声实在不好。如果载入史册，更不会流芳千古。因此，有国有家的人，近则取之于身边，远则取之于物，温馨养育，所以说‘圣贤君子，乃民之父母’。而今上下劳苦，疾病流行，年成又不好，饥饿备至，连年关都过不去。应当抚恤下民，解救他们的困顿。

我察阅了古书的记载，天人之际，没有不发生感应的。因此古代圣贤，都敬畏上天的神明，遵循阴阳的规律，兢兢业业，惟恐有所违失。然后国家才能兴旺。德行与天神相符，发生灾异后，应当有所警惧，赶紧修养德行，这样才能昌延国运。至于末世，那些昏庸的君主，不遵守先王的法则，不采纳良臣的忠告，随心所欲，疏忽劝诫的作用，则很快就会招致亡国。

天道显著，不必细说，再表人道。六情五性，人所共有，嗜欲、廉贞，各居其一。如果这些本性兴动于内，必然相互矛盾。如果欲望很强，而意志薄弱，则情性纵横，禁而不止。精诚不能制服，就会放纵无极。情性的本愿，必然是追求美好，而追求美好，没有人力财力不行，没有谷物绵帛也不能。如果情性过强，则人不堪其驱使，也无法满足其物质方面的要求。劳苦、欲求同时发生，灾祸也随之来临。因此不斩断情欲，就无法供其需求。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此来看，礼义的制定，并不是拘泥自己，而是远离灾害而振兴国家的根本大法。

而今吴、蜀两个敌国，决不是势单力薄的小贼。他们占据天险，拥兵众多，各自称帝，想和中国争一高低。如果有人来报告说，孙权、刘禅都讲究道德修养，主张节俭，减削租赋，不沉湎于玩好，尊重长老，遵守礼则。陛下听后，难道不会对其警惕，并不希望他们如此吗？因为他们这样做，就很难征伐，这不是国家的忧患吗？如果有人说，孙权、刘禅穷凶极恶，劳民伤财，敛聚民命，百姓吁嗟，日甚一日。陛下听后，难道不会勃然忿起，想要讨逆伐贼，解救百姓吗？再者，难道不会庆幸敌人疲敝而讨伐容易吗？如果是这样，从别的角度来思考，这里的道理实在不难明了。

秦始皇不修养道德的根基，却修筑阿房宫;不忧虑祸起萧墙，却修建万里长城。当时的君臣所以这样做，也都是想创立万世功业，让子子孙孙有天下。谁能想到在一个早晨，匹夫一呼应者如云，天下顿时倾覆。所以我认为，如果前代君王知道他们的所做所为会导致败亡，他们也就不会这样做了。因此亡国之君绝不会料到自己会灭亡，但终究还是灭亡;圣贤的君主总怕亡国，但终究不会亡国。从前的汉文帝可谓贤主，躬行约俭，流惠下民，而贾谊却以危言作比，说是天下即将倾覆，可为痛哭的事有一，可为流泪的事有二，可为长叹息的事有三。更何况天下凋弊，百姓没有任何储备，国家也没有够吃一年的积蓄。强敌在外，边境大军屯积，而国内却大兴土木，州郡不宁。如果出现敌人入侵的紧急情况，我担心天下有变，结果不堪设想啊。

再说，将吏的俸禄已逐渐折减，与过去相比，不过五分之一而已。凡已去职者不再供给官粮，不应缴纳的财物也比过去增加一半。这说明如今官府财政收入应比过去多，但还是每每不足，征收牛肉这样的小税，前前后后也进行过多次。反而推之，这些费用，都出自何处呵。俸禄赏赐用的谷物和衣物，是君主用以让官吏和人民尽忠尽节的基本手段，而今连这点手段都废而不用，无异于不让吏民出力效命了。既得到这些吏民，却又失掉他们，人们怎能没有怨言呢！《周礼》说：大府掌管九赋之财，以便分配使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彼此不相矛盾，都能满足其用。满足各自的用费之后，多余的财产便可供君王玩好。如天子用财，必须征询大臣。而今陛下与同在朝廷治理天下的人，不是三司九列，就是台阁近臣，都是心腹之人，应当无所忌讳。如果看见财物的增减而不敢陈述，从命奔走，惟恐不及，这只是具体理事之臣，不是耿直之臣。从前李斯教导秦二世说：‘作为皇帝而不敢放肆，天下就好像是监狱一样。’二世遵循此言，结果亡国。李斯也遭灭族之灾。因此司马迁认为李斯不能正直劝谏，所以告诫后世。”明帝审阅奏书后，对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说：“看了高堂隆的奏书，使我感到畏惧不已。”

明帝为之稍有减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