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记（十五）曹丕三路伐吴上篇

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也就是刘备为陆逊败于夷陵，退走白帝的那一年。正当徐盛、潘璋等议乘胜追击刘备之时，陆逊、朱然等却认为曹丕拥大众，明为相助，实则暗藏奸心，所以不再追击。果然，曹丕欲遣辛毗、桓阶往与盟誓，并征孙权的太子登入朝为质，为孙权拒绝后，便于九月遣三路大军来犯：东有曹休、张辽、臧霸出洞浦口；中有曹仁攻濡须坞；西有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江陵。孙权的对应就是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曹休等；以朱桓为濡须督拒曹仁；诸葛瑾、潘璋、杨粲救朱然于南郡。

曹丕征吴之前曹魏与周边的政治环境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襄樊之战后不久，一代历史巨人、曹魏的实际创建者、超世之杰曹操在洛阳病故，突然群龙无首导致朝野危惧，再加上百姓的劳役颇苦、疫疾，已经出现零星的军队**；边民不是亡逸山中就是逃至外族；叛服无常的凉州地方势力乘机判乱。（注3）尽管已被曹操立为太子，但他的王位继承权还是受到兄弟的质疑。（注4）不过曹丕得司马孚、和洽、陈矫等拥护下，（注5）很快就顺利继为丞相、魏王。

然后以贾诩为太尉、华歆为相国、王朗为御史大夫，是为魏国三公；以夏侯惇为大将军、曹仁为车骑将军，都督荆、扬、益州诸军事、曹洪为卫将军、夏侯尚为中领军、曹休为领军将军、曹真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吴质为北中郎将，都督幽、并诸军事，把中、外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宗亲、亲信之手。这是必需的，汉、魏之际政局不稳，还有甚么尽用谯、沛人士（曹操就是沛国谯县人）来当城守的疯言（注6）。枪杆子出政权下，让宗亲、亲信掌握地方军事大权已经算得上最温和了。同时也禁止宦人干预政事，黄初三年九月《甲午诏》扩大至妇人与外戚。

民生方面，允许百姓进入国家禁苑；将关口渡口之税都恢复到什一；又派遣使者循行郡国，有违理掊克暴虐者，举其罪。

在尊孔崇儒、下诏选用贤智之士之外，最重要的是采陈群的九品中正制，这选吏的划时代方法，一方面稳住大族之心；另一方面由吏部选用人才，即意味着减少公卿二千石辟用属员名额，有助于加强皇权；也可以让汉魏之际已败坏的察挙辟召制中，（注7）得到另一个可行的方法。但不是代表就完全废掉察挙辟召制，因为曹魏以后一样用这方式来吸纳人才，比方王基。

人们经常讥议丕对曾与他争为太子的曹植很刻薄，根据史书材料看，丕对曹植还不是很刻薄的。比如当曹操考虑是否立植时，邯郸淳曾在操面前“屡称植才”，由是“丕颇不悦”。但丕为帝后，虽杀了拥戴植最卖力的丁仪、丁廙并其男口，可是曹丕始终没有对邯郸淳进行报复，还以他为博士、给事中。说明丕对其政敌也并非皆刻毒。丕虽压抑曹植，但毕竟没有置之于死地。从丕的政治设施来看，也有些不错的。拿丕与其他封建帝王相比，尚属中等偏上者。（注8）

内政算是暂时稳定下来且慢慢踏上轨道，外交方面，濊貊、扶余单于、焉耆、于阗王皆各遣使奉献；武都氐王杨仆率族人内附。孙权除了在曹丕的一次南征有军事冲突外，奉贡、称臣、遣返战俘朱光和于禁等，而曹丕也暂时满足于孙权的屈服，把荆州诸郡另立郢州，让孙权统有荆州以作回应，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曹操的宿敌刘备，在曹丕代汉称帝后，因为传言献帝已经被害，自立为天子。本来应该如赵云所谏先灭在他们立场的汉贼曹魏，但刘备耻于关羽被害，也可能要维持《隆中对》的“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这战略考虑下东征。孙权因由于这一暂时无法妥协的敌对势力下，暂时委身向曹丕称臣，避免同时两面受敌。也就是其本传所述的“初权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这点在《建康实录太祖上》就总结得很明白：“刘备称帝号于蜀，即黄初二年也。时权在**，闻之，自**下都鄂，改鄂为武昌。召问知星者，将定三分之计......咨还说权曰：‘臣观北方，终不能守盟，朝廷承汉四百之余，应东南之运，宜改年号，正服，色以应天顺人。’权纳之。”夷陵之战最终以陆逊胜利告终，留在江北的蜀将黄权因为回归无望，又不想降吴，结果降魏。

在曹丕称帝不久，曹休为镇南将军，假节都督诸军事，接替夏侯惇屯驻汝南郡召陵县，负责抵御孙权，就发动了三路征战前的前哨战。少年时曾旅居江东的曹休可能比较熟悉当地环境，先破历阳（今安徽和县）、后烧芜湖营有功而被迁作征东将军，曹丕期后征孙权便以曹休为征东大将军督张辽等二十余军，已经可以明确表明，早在曹丕分三路伐吴前已命曹休征吴；《公卿上尊号奏碑》更把此役的发生时间锁定为曹丕代汉（黄初元年十一月）以前，因为碑中明确肯定了当时曹休已是“使持节、行都督督军、领扬州刺史、征东将军、安阳乡侯”，再加上这一件事发生的时间为夏侯惇死后（夏侯惇死于延康元年四月），曹休被任命为镇南将军以后；所以此役是发生在公元220年，也就是曹丕南征，使曹休从历阳渡江。用兵过程，据孙权遣浩周与魏王曹丕的笺所述：“近得守将周泰、全琮等白事，过月六日，有马步七百，径到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又督将马和复将四百人进到居巢，琮等闻有兵马渡江，视之，为兵马所击，临时交锋，大相杀伤。卒得此问，情用恐惧。”（注10）屯牛渚的全琮战败后曹休直至芜湖，烧掉孙权的士家数千营。也许会有人认为把曹休的军事挙动算进曹丕的南征会有点勉强，其实还有曹操于建安十四年的征吴为旁证。正如前述，曹丕从征孙权曾作《浮淮赋》，根据其赋内容“建安十四年，王师自谯东征，大兴水军，泛舟万艘。时予从行，始入淮口，行泊东山”，得知是发生在建安十四年的事，而《武帝纪》则记录作：“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曹操没有发生过战斗，表面上看似是到合肥开芍陂屯田，但实际上《三国志》、时人繁钦作的《征天山赋》有旁证、《后汉记》有实质证明这一被遗忘的出征（注11），只是曹操本人留在后方以备随时支援，像襄樊之战时纳桓阶议（注12），不与徐晃一起征讨关羽罢了。

那曹操军这次与孙权军有过交锋吗？答案也是有的。

陈兰、梅成这两股袁术残余势力从扬州刺史刘馥于建安五年上任后就一存存在，拥众数万；建安十四年曹操遣于禁、臧霸等讨梅成，张辽督张郃等讨陈兰。但于禁中了梅成的伪降计，让他能与陈兰一同转入灊山。灊中主峰天柱山有天险，但为勇将张辽一鼓作气，“勇者得前”率军讨斩陈兰等。同时臧霸被别遣至皖讨韩当使孙权不得救陈兰，两破韩当于逢龙、夹石，追至舒口；孙权又遣数万分兵陈兰屯舒口，得知臧霸至而退兵。张辽和臧霸是同级，根本不可能是张辽别遣臧霸，所以应是曹操下令。孙权出兵救陈兰，可见陈兰极可能已降于孙权，但最重要的是臧霸数破孙权军。

回到曹休破历阳、渡江袭芜湖营这一事，其实算是有相当的战略意义，因为这标志著曹军非一定强攻濡须，可以绕过它渡江进攻三吴，这对比起《后出师表》中曹操“四越巢湖不成”，有一个新的战略方向和不错的开始。延康元年这次南征是否如田余庆先生论为，“大军南征”时别遣满宠到精湖（即津湖，今江苏高邮境内）（注13），与吴对峙期间击破十部夜袭之兵呢？我认为是值得商榷。

从时间上来分析，同年七月孙权遣使奉贡，如同前述曹休袭芜湖也是发生在七月，所以满宠这次军事行动也只能在延康元年七月内发生，否则很难理解曹孙双方在孙权奉贡后仍然会处于交战状态。那么至精湖前满宠还参与江陵之役，参照建安二十年七月刘备闻曹操定汉中后与孙权和议，八月孙权攻合肥一事，满宠的行军速度就算比孙权军还快速一点，江陵之役最迟也要于延康元年六月完成。正如前述，除非是曹丕下令，否则满宠断难单独率军攻江陵，何况江陵城坚，也应有其他人相助才行。

最合理的原因是因为孙权擅取曹丕下令放弃的襄阳，曹丕诏令曹仁与徐晃(、吕常？）（注14）破陈邵、夺回襄阳后再让满宠攻江陵。朝延决定诏令镇襄阳的曹仁至宛城是发生在他被拜为车骑将军之后，曹仁迁作车骑将军的具体月份虽不可考，但断不可能比“特见亲重，出入卧内，诸将莫得比”，同年三月才拜为大将军的夏侯惇更早。再粗略估计一下期间发生的事所需的时间，据孟达日后的分析：“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假设从朝议至曹丕的诏令下达至襄阳的曹仁，约半个月；曹仁把两城的吏民迁移至南阳，一个月吧；孙权的细作得知消息，传予在**的孙权后，静观其变一段短时间，才令陈邵逆汉水而袭取襄阳，一个月不算太长；曹仁得知陈邵据襄阳而上报朝廷，朝议后决定诏令宛城的曹仁出兵，文书来回一个月；曹仁和徐晃渡汉水破陈邵夺回江陵，再让满宠至江陵，半个月真的是最理想的了。估计起码需时四个月，明显超出了前述的曹仁为车骑、孙权奉贡的时间范围。

从逻辑上分析，若魏军在六月前取得襄阳、江陵的胜利，那么同年秋天柤中蛮王梅敷又怎会带同南阳阴、酂、筑阳、山都、中卢五县民五千家来附？还有，曹仁在夺回襄阳后遣高迁等徙汉南附化民于汉北，哪有可能在眼皮下让这么多人投奔孙权？何况曹丕在曹仁取襄阳、徒依附民后拜他为大将军，时间为黄初二年四月，换言之徒依附民花了半年以上？！

所以曹仁夺回襄阳应是发生在延康元年秋天以后，这才能理解梅敷的投孙行为，以及曹仁为甚么要徒依附民，避免劳动人口进一步的损失。满宠的江陵之役也当是黄初三年的从征有功；至于满宠至精湖，也应如卢弼所言：“精湖，详见《蒋济传》，为黄初六年事，此传误书在黄初三年之前已，前后倒置。又承上文，文帝即王位而言，益觉界限不明。”是的，《满宠传》中的错乱甚多，像其后他和曹休一同出征放在太和三年后则是另一明证，因为曹休死于太和二年。

曹丕战前的策略

其实早在延康元年（注15）“孙权始遣使称藩，而与刘备交兵”时诏议“当兴师与吴并取蜀不”？王朗认为：“天子之军，比华山、泰山还要重大，诚宜坐曜天子之威严，不动若山。假使孙权亲与蜀贼相持，搏战旷日，智均力敌，战事不能迅速解决，必须出动军队来实现平定天下之势，然后宜选谨慎持重之将，进攻寇贼之要害，观察时机而后动，选择地形而后行，一举成功而不留后患。今孙权之师未动，则助吴之军就不要先征。况且雨水方盛，并非行军动众之时。”

王朗后半段说不要先出

兵替孙权档兵，且雨季时不是行军的好天气是对的；前一句也是对，他们实力不相伯仲，先让他们互斗耗损实力。但中间最关键的方法，目标和思路不太明确，遣一持重之将随后进击，到底是首先讨伐谁？刘晔其后本来就把这关键的一步明确起来，偏偏曹丕不听，且用实际行动来反证刘晔的话是对的，因为他在陆逊败刘备于夷陵后亲征并遣将三路伐吴也败北而回。

当初孙权遣使求降，曹丕问刘晔的意见。刘晔认为：“孙权无故向我投降，一定是内部发生危机。孙权不久前袭杀关羽，取荆州四郡，刘备怒，必大兴师讨伐他。孙权外有强大的敌寇，部属心情不安，又恐中国（曹魏）乘机进攻，故委地求降，一可防止中国之兵，二则借助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迷惑刘备。孙权善用兵，见策知变，其计必出于此。如今天下三分，中国十州中有其八。吴、蜀各仅保有一州，凭恃险要，依托长江大湖，有急难时互相援救，这样才对小国有利。如今还自相攻伐，真是天亡他们。我们应大举进兵，直接渡江袭击孙权。蜀从外部进攻，我们从内部偷袭，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则蜀孤立。即使让蜀占了吴的一半之地，蜀固不能久存，何况蜀只得到吴的边远地区，我们却能得到吴的本土！”曹丕说：“有人投降称臣，我们却讨伐他，会使天下愿意归附我们的人产生疑心，不如暂且接受吴的归降，袭击蜀的后路？”刘晔回答：“我们距蜀的路途远，但靠近吴，蜀知道中国伐之，便会还军，不能止啊。今刘备已怒，故兴兵击吴，听说我军伐吴，知道吴必亡，将会很高兴地迅速向吴进军，同我们争夺、分割吴的疆土，而决不会改变计划，抑制自己的怒火去救援吴。”但曹丕还是不听，接受了孙权的归降。（注16）

这又是曹丕的战略眼光不足，因为他既不知蜀中的山路进军的速度远不如渡江至吴为慢，这也就是蜀远吴近之理。伐蜀是没用的，因为是刘备伐孙权，你趁机伐蜀只是替孙权解围；孙权只想取荆州，暂时还无意侵蜀。曹丕的战略考虑根本是白担扰，因为孙权只是暂降，避免两面受敌，当时中国除了刘孙两家外就只余下了已臣的辽东公孙氏，不像是群雄并起的年代。也许他真的是部份了刘晔的部份意见（伐吴不是初衷），但时间却选择得极坏，在陆逊已击退刘备后，孙权已能腾出兵力来应付魏的入侵了。

还有，曹丕真的有点轻敌和麻痹，认为孙权真的会纳质入朝，所以对东里衮回答曹丕谓“其（孙权）不可必服”当作耳边风，而盲目相信同使的浩周的一番“权必臣服”的话，听后很高兴，以为“有以知之”（注10）。孙权若真的没有野心，继兄业后不久就纳质了（注17），赤壁之战前也不降，哪有可能坐拥三州后才纳质、真心称臣呢？

当曹丕不听刘晔的建议欲封孙权为吴王时，刘晔又劝谏，因为王位地位太尊“不得已受其降，可进其将军号，封十万户侯，不可即以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阶耳，其礼秩服御相乱也。”、为虎添翼“我信其伪降，就封殖之，崇其位号，定其君臣，是为虎傅翼也。”、增加日后用兵的难度“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后，外尽礼事中国，使其国内皆闻之，内为无礼以怒陛下。陛下赫然发怒，兴兵讨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国，不爱珍货重宝，随时贡献，不敢失臣礼也，无故伐我，必欲残我国家，俘我民人子女以为僮隶仆妾。’吴民无缘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战加十倍矣。”这番真知当然又是换来曹丕的不理会。

假如陆逊等人入蜀追击刘备的话，曹丕其后才攻吴或许在时机选择上还不算大错，可惜陆伯言可不是曹子桓。当刘备败退至白帝，徐盛、潘璋、宋谦等各竞表言备必可禽，请求进攻。孙权便问陆逊，陆逊与朱然、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结果因为孙权与陆逊皆在，正好印证了贾诩在以前回答曹丕的话：“吴、蜀虽蕞尔小国，依阻山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议（陆逊本名为议，当时还未改名）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

曹丕出兵后孙权卑辞上书，假意说：“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曹丕便回答了一封很长的信，包括赞其讨刘备的功业，然后指出他的行为引起朝臣疑虑：“三公上君过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虽有曾母投杼之疑，犹冀言者不信，以为国福。故先遣使者犒劳，又遣尚书、侍中践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设辞，不欲使进，议者怪之。又前都尉浩周劝君遣子，乃实朝臣交谋，以此卜君，君果有辞。”最后强调必需送质，孙权当然不会理会，遂改年号为黄武，不再用曹魏正朔，临江拒守。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孙子兵法始计第一》

其实曹丕三路伐吴之战，胜负一早已分，战略上曹丕完败予孙权和陆逊。

三国志魏书王朗传》的原文是“建安末”，但纳其计的人是“帝”而不是“太祖”，所以只能是曹丕；曹丕继为丞相、魏王时已把建安的年号改为延康。然后就是说王朗于黄初中的事了，因此应是发生于公元220年。

洞口之战、京城之战役

大司马及征东诸将，卷甲长驱，其舟队今已向济。”《伐吴诏》（注18）这一段话算是了解曹丕当初的战略方向的第一手资料，有别于日后总结的《吴主传》的总结“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到底曹丕当初是把督荆、扬、益州诸军事，屯合肥的大司马曹仁与征东大将军曹休看成一路，还是分开，以曹仁攻濡须渡牛渚、曹休出洞浦口顺流渡京城呢？

从资料文献来说，应是前者为主，因为曹丕在稍后时间收到曹休请渡江的表时是“恐休便渡江，驿马诏止”（注19），这表明了曹丕起码是在曹仁还没有突破濡须的情况下就让曹休渡江，当然也许压根子就没打算让曹军渡江。《建康实录太祖上》云：“魏命曹休、张辽等诸军大出，数道来迫......魏密遣大司马曹仁步骑数万向濡须......仁退，诸军乘胜破曹休、张辽等，魏引退。”许嵩除了误把早已结束战事的曹休军（黄初三年十一月）误写在曹仁败退后（黄初四年三月），变成为吴军乘胜追破外，他所言的这两两路曹军实则相辅相成，互为声势这点倒可以肯定。

再考究一下洞浦口的地点就可以更加清楚，胡三省云：“又据《晋书谯王尚之传》，桓玄攻尚之于历阳，使冯该断洞浦，焚舟舰。则洞口在历阳江边明矣。”也就是说洞浦口在今安徽和县西南的江边，位置与濡须非常接近。最后曹丕自从青州兵呜鼓擅去后就“外虽尊宠霸，而心常疑之”（注20），董昭则认为“臧霸等既富且贵，无复他望，但欲终其天年，保守禄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幸？”（但最终证明他看错了臧霸），曹魏高层对此路曹军是有疑虑的，恐怕不会太放心任由此路魏军在曹丕的掌握以外征战。

曹休以赵俨为军师，统张辽等及五州二十余军出征，这五州分别是扬（州牧为曹休）、青、徐（注21）、兖（刺史为王凌）和豫州（刺史为贾逵）。赵俨办护军的职务是相当出色，赤壁之战前张辽、乐进和于禁“诸将任气，多共不协”，结果赵俨“每事训喻，遂相亲睦”，所以在协调各个部队方面上是一个相当有信服力的理想人选，整场战役期间各军之间也没有发生互相排斥的情况。而且襄樊之战中看出曹操会放走关羽让刘孙两家此战，战略眼光相当不错，很适合辅助曹休。本来最有威胁的魏将理应是在合肥之战中“威震江东”（注22）、“虽病，不可当也，慎之！”的智勇双全之名将张辽，不过这五子之首正如孙权所说，已病了，顺流至广陵郡的海陵县（注23）但并无渡江，最后还死于江北的江都，所以这战魏方的主帅是曹休和领兵渡江的臧霸。

曹休其人远非日后石亭之战时朱桓口中的“非智勇名将”，他以亲戚见任这点不假，因为正如前述，曹丕要用宗亲和亲信来控制军队，但非名将这点就绝对不是了。之前的袭芜湖可能会被说是不过小战胜利，但更之前的下辩之战，曹操对他说：“汝虽参军，其实帅也。”曹洪闻此令亦委事于曹休。他看出万人敌张飞不过是虚张声势，无法断己军之后路，更可以趁他们未集结前先破吴兰军，结果蜀汉的两个名将张飞和马超就因为被曹休先破吴兰，被迫退兵。

曹休之勇虽然看不出，但领兵打仗的能力还是有的，再加上曾用兵扬州，也称得上是适合的统帅人选。何况还有在吕布军和打濡须时合作多时的张辽和臧霸为副（臧霸对吴的功绩，见前文）。

吕范则领五军迎击，吕范征战时间不短，但基本上都是从征为主；陆机后作《辩亡论》，其中一句是说：“政事则顾雍、潘浚、吕范、吕岱以器任干职。”他们虽然都是能文能武，但打仗还不是其所长，所以这路吴军，主要是靠吴人水战的优势以及其副将全琮、徐盛开战时天公造〔美〕，十一月长江刮起大风导致“（吕范）诸船绠绁断绝，漂没着岸，为魏军所获，或覆没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缘号呼”，像吾粲与黄渊队所活者仅百余人，最终损失达数千人。吕范、孙韶等只好退守江南，幸好有从新市增援的贺齐助守。

身在宛的曹丕便诏敕诸军促渡，此时曹休不是再像延康元年那样从牛渚登陆，而是顺流至海陵，再从臧霸以前的豪语：“若假霸步骑万人，必能横行江表。”，遣臧霸以轻船五百、敢死万人袭攻京城（今江苏镇江），取得“烧攻城堑，杀略数千人”的战果（注24）。青徐水军早于建安十三年左右已经存在（注25），当时刘备已怀疑青徐水军能到达樊口，由此估计青、徐水军有一定的实力；臧霸所领的当是其青、徐本部。

《吴主传》云：“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吴录》则记载孙权日后对出使吴国的邓芝说：“山民作乱，江边守兵多彻，虑曹丕乘空弄态，而反求和。”再根据张泽咸先生和朱大渭先生推断“钱唐大帅彭式等蚁聚为寇，以鲂为钱唐侯相，旬月之间，斩式首及其支党，迁丹杨西部都尉。”为黄武初发生的（注26）；步骘在刘备败退后约半年内就讨平“零、桂诸郡犹相惊扰，处处阻兵”。从以上资料可以得知当时的山民作乱的确是牵制了部份吴军，造成了江边守备不足的局面。

最重要的是如顾祖禹所言：“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牛渚与采石俱在江东，不过里许）渡者十之九，从京口渡者十之一。”（注27）可能这是这一原因，全琮先前等人还以为曹休又会像上次出历阳后取道牛渚袭芜湖，结果被臧霸“数以轻船

钞击”成功奇袭“军营相望”的京城。

此后全琮“常带甲仗兵，伺候不休”、徐盛“收余兵以少御多，敌不能克”，终于又有数千魏军出江中，全琮、徐盛追斩魏将尹卢（也许就是与臧霸一样为青徐豪杰、魏东莞太守的尹礼尹卢儿；东莞郡曾经是徐州一个郡，故尹礼参战是完全有可能），杀获数百，大败后终有小胜。

他们二人也终于有机会一雪前耻了，全琮的耻见于前文所述的为曹休渡江击破；徐盛之丑主要发生于合肥之战，当时他为张辽军突击身受重伤，连牙旗也丢了（《太平御览》原文作牙并收录进牙部），败退期间还让潘璋斩逃亡的部曲使回战，这真让以“勇气以闻”的他尴尬（详见《贺齐传》和《潘璋传》）。

不过他们能以战功替自己翻身，总比因襄樊一战而降，弄至晚节不保的于禁幸福了，起码孙权还给予机会让他们翻身，不像曹丕那样令于禁北诣邺谒高陵，让他看见陵中的画“庞德愤怒、于禁降服之状”，最终惭愧愤恨，发病而死。正如司马光所说：“于禁将数万众，败不能死，生降于敌，既而复归。文帝废之可也，杀之可也，乃画陵屋以辱之，斯为不君矣！”（注9）这里也可看出曹丕和孙权在御将和气量上的高低。

至于孙朗（裴松之已推断出《江表传》中的孙匡实为孙朗）“违吕范令放火，烧损茅芒，以乏军用”这事（最后被孙权不称其为兄弟，终身禁锢）到底是发生在战斗的哪一个阶段，史料不足考证不出。

此役的战果肯定不是如《魏书》所引，曹丕其后的《丙午诏》所讲的“斩首四万”那么夸张，因为当时的吕范军也没这么多人，但日后孙资评彭绮的成事机会时引述：“昔文皇帝尝密论贼形势，言洞浦杀万人，得船万个，数日间船人复会”（注28），倒极可能是事实，因为事隔数年，资料得到整理；也和《吴主传》所言的洞口数千（一部份被吹至北岸的吴军为魏军所杀与俘虏）以及徐陵数千，合共一万，不太矛盾，反过来说吴军总阵亡人数不会超过一万。但吕范最初只是领五军迎敌，再加上像贺齐日后增援的若干兵马，伤亡率还是不低。

此战虽然胜多败少，但正如饶胜文先生总结历代从北攻南的渡江位置（孙策、晋灭吴、隋灭陈等）、京口江面远宽于采石（注29），只能作为偏师有余，无法大举进伐。所以日后诸葛恪东关之战胜利后扬言侵青、徐，傅嘏认为：“淮海不是贼敢于轻行之路，又当年孙权遣兵入海，兵船遇浪沉溺，幸存者寥寥，诸葛恪岂敢倾根竭本，寄命于洪流，以图侥幸呢？所以诸葛恪不过是遣素习水军的小将率偏师，从海路上溯淮水，佯攻吸引青、徐的守军，诸葛恪亲自领大军来向淮南。”最后也如他所言，诸葛恪只是北取合肥新城。

濡须坞之役

濡须坞（今安徽无为以北）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不止是三国时期魏吴之争的焦点，就算是日后南北朝也是围绕寿春至合肥一线拉据，濡须与附近的东关都是南北政权必争之地，吕祉在其《东南防守利便》亦言：“历阳，建康、姑孰之门户。未有历阳多故而江东得以安枕者。”

尽管如前述，曹休成功从横江渡江至牛渚，但总规模也不过是一千人左右；全军东至徐州的海陵，也仅仅轻船五百、一万敢死的规模，这样的兵力规模根本不足以讨灭孙吴，两次也只是停留在越江抄掠，根本还没有条件攻城占地。

自涡水、颍水入淮河出肥水，再越巢湖出濡须水，恐怕才是最适合当时中国的地理与科技水平的大规模用兵方向，而且从建安五年刘馥单车造合肥，开垦芍坡、茹陂、七们堰、吴塘等地（注30）；孙武在《孙子兵法作战第二》中因为运输条件的落后与耗损而提出“因粮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注31），淮南的屯田无疑正正是曹魏进攻三吴的最理想地点。因此正如前文分析，曹仁率军攻濡须才是东路曹军的主要方向。

将军真天人也！”

赤壁之战后周瑜率数万攻江陵，曹仁命牛金逆袭其数千的先锋，但被围困，结果曹仁被甲上马，带领其麾下壮士数十骑出城。与敌军距百馀步之遥，迫近城沟，陈矫等以为曹仁只是在沟上当住，为牛金支持作势，谁知曹仁竟渡沟直前，冲入敌围，牛金等乃得解救。但敌围之中有馀众尚未尽出，曹仁复又直还突入，将余兵从围中拔出，又杀敌数人，把敌军击退。陈矫说了那句话，三军也服其勇。若不对照曹仁和张辽他们的一生战绩与最大武勇亮点（江陵之战与合肥之战的冲阵），《傅子》还评：“曹大司马之勇，贲、育弗加也。张辽其次焉。”

智谋方面，尽管一生看不清形势而中计也不少，但能劝谏曹操围壶关时示活门绝高干军死守的决心，智谋水平也不低。治军方面，军不利导致士卒丧气之时也能鼓厉将士回奋斗志，再加上其守城是有一手的，是当时曹氏宗亲中最勇猛的名将了，所以绝对不是朱桓日后为提升吴军士气而贬低的“既非智勇”。

相反朱桓，尽管能对其部曲及其妻儿皆认识、“爱养吏士，赡护六亲”，治军是有一手。但在这之前只是讨山越、从征，曹仁已经参与多场曹方的大战役，而且也独当过一面，朱桓为鼓励士气而贬低曹仁“既非智勇”前问士卒：“你们听闻曹仁的用兵，怎么能和我朱桓比呢？”尽管最后朱桓用事实来证明孙权用他接替周泰为濡须督是有识人之明，但在这之前朱桓名气算不上很大，濡须之战前其用兵亮点，仅看其本传也发现不了甚么，这次的士气提升作用真的是个大问号。

蒋济曾任职扬州别驾，应该对濡须附近的地理环境有所认识；他不但曾以一封云四万援军将至的伪信而骗走围合肥百余天的孙权，襄樊之战时还与司马懿一样看出孙权这已与刘备划湘水为界的盟友必不喜关羽得志，可以暂时结盟，由他辅助曾至居巢的曹仁也是理想的人选。朱桓也有前濡须督周泰之子周邵以骑都尉领兵相辅。由于孙吴是实行世袭领兵制，也就是说周邵继承其父屯驻当地数年之兵。仁领步骑数万向濡须，欲以兵袭取濡须中州，便扬言将东攻羡溪（在濡须东三十里）。朱桓中计分兵赶赴羡溪，部队出发后才得知曹仁的真正目标是濡须，已经只有七十里。朱桓遣人追回趋羡溪的己军，但己军还没有回来曹仁军已至。当时朱桓才五千人，诸将十分显得惧怕。朱桓开导他们说：“凡是两军对阵，胜负在于将领的能力，而不在于士众的多寡。你们听闻曹仁的用兵，怎么能和我朱桓比呢？兵法所说防守方只需半数兵力就可以抵挡数倍敌军，这指的是平原作战，没有城池作为守备的情况下，胜负取决于士众是否勇敢、进退是否一致。现在敌方的曹仁既非智勇，况且他的士卒十分胆怯，又千里迢迢，长途跋涉，人马疲倦困乏，我朱桓和诸位将军，一起据守高大的城墙，南面濒临大江，北面倚靠山陵，以逸待劳，以主制客，这正是百战百胜的战局。即使曹丕亲自前来，尚且不用忧虑，何况只是曹仁之辈呢！”

于是朱桓偃旗息鼓，从城外看显得十分薄弱，从而引诱曹仁来攻。别袭羡溪的蒋济曾谏曹仁：“贼据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为自内地狱，危亡之道也。”曹操曾数言：“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注28），这也可以想像到地中之狱的濡须中洲，地势是何等的险恶。尽管中洲正是朱桓部众妻子儿女所在的地方，袭破后或能再次重演吕蒙攻心计瓦解关羽军一幕（注32），吸引力是非常不小，但耐何魏水军暂时还不足以和吴水军相抗衡呢，这就种下了曹仁最终失败的种子。

曹仁遣其子曹泰攻濡须坞，又派遣将军常雕督诸葛虔、王双等人乘坐油船袭击濡须中洲，曹仁亲自率领一万人留在濡须以西的橐皋，作为曹泰等人的后援。攻城战的经典例子（注33）：吕蒙、甘宁破皖城因有皖城并非坚城的前提，但濡须坞不是；强如曹操从建安十八年起就攻不破濡须坞，何况曹泰？所以曹泰军注定是没有任何战果，只有牵制作用。朱桓遣骆统与严圭兵攻油船、常雕，取得斩常雕，生擒王双，临阵斩杀或溺死的有一千多人的战果。

另外据《建康实录》所载，朱桓又遣步兵抵当曹仁，自己亲自战曹泰，火烧其营寨并击破之，追斩数千级。整场濡须之役朱桓军杀敌数千，也算是替去年吕范等人争回一口气了。

至于《魏书》所引曹丕的《丙午诏》云：“大司马据守濡须，其所禽获亦以万数。”明显就是一句废话，连《曹仁传》也应用了本人个传扬长忌短的写法，没有提及曹仁这场败仗，何来取得“禽获万数”的战果？（题外话，《晋书宣帝纪》在诸葛亮第四次北伐中的那句“俘斩万计”，会否是修史者引录了魏廷的诏书中这样“万计”的战果而被写上的？）这一战的另一个关键的结果就是围江陵的魏军在曹仁败退后，同月内也退兵，所以又可再次证明这路魏军的重要性。

可惜了曹仁晚年吃此败仗，若曹丕是身在宛城而不是寿春，董昭应该也能说出他评夏侯尚屯兵百里洲是何等势危的话，夏侯尚屯已为己军所占的百里洲他尚且会考虑我方退路，更别说进攻濡须中洲。就算董昭看不出，但蒋济上疏予曹丕，曹丕或董昭总应有一个人能领悟，最终令曹丕下诏曹仁别打算占濡须中洲，只是这样的话夏侯尚军就未免会大败。只能叹一句“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

谢钟英所撰的《三国大事表》中记魏：“黄初三年十月帝征权”后接著是“曹仁破权牛渚屯”，是大有问题的。因为十一月曹休军才渡江，理论上起码也要再写上“十一月”三个字。不过《曹仁传》是没有这样的记载，因为是出自同卷的《曹真传》：“与夏侯尚等征孙权，击牛渚屯，破之。”

正如前一句所说，曹真与夏侯尚在荆州的战场围江陵，哪有可能遣军越过武昌助曹仁袭牛渚屯并破之？正如卢弼所说：“破牛渚屯者或为曹仁之军乎？”如谢钟英那样，把曹真改成曹仁，确实不太恰当。

观乎整场濡须之役，曹仁军连濡须中洲也攻破不了，完全没有其他资料能显示魏军继曹休之后再一次渡江成攻并击破牛渚屯；本传内的句子前后倒置是偶有发生，但不同传内的句子错调则闻所未闻。

可能“牛渚屯”实为“中渚屯”或“南渚屯”之误，据《吴主传》的记录，曹真分军据江陵中州，张郃也确实攻破；而《夏侯尚传》则曾有“江中渚”一词，《丙午诏》说张郃攻“南渚”，“渚”只是江河中的沙洲，所以“中渚”／“南渚”等同“江陵中洲”，因此应是“中”／“南”字在传抄上出错，变成“牛”字了。总括来说，暂时没有有力证据证实曹仁曾破牛渚屯。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