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 徽商兴衰
明季倭寇骚扰东南沿海一事，始见明初，到嘉靖年间犹为猖獗。《明史》称这一时期为“嘉靖大倭寇事件”。究其成因，固是朝庭罢却市舶司衙门（嘉靖八年（1529年）给事中夏言（后担任首辅）奏称此祸起于市舶，朝廷于是痛下决心，撤消了宁波市舶司，关上了日本朝贡的大门），致使倭人跟我国通商无门，于是生出这个变故。倭人大举入寇明朝海滨，跟当时名闻天下的一代徽商巨贾汪直多少有点关系。此事说来话长，且从徽商如何经营生理，如何上东洋下西洋通商贸易的事情说起。
徽州又名歙县。徽州四面环山，山高坡陡，田地贫瘠，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说法。在文人眼里山清水秀，在当地人看来只觉得是穷山恶水，要想有出路，只有走出大山到江湖上闯荡。徽州有民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徽州为了繁衍生息，养家糊口。男子十三四岁时便要独立，父母把自己的孩子往外一丢，由他自生自灭去了。于是无数徽州少年年纪轻轻背井离乡，闯荡江湖寻觅生计。或替人作伙记长工，起草贪黑当学徒练习本领，赚二厘半分银子过活；或作贩夫走卒，风尘扑扑驰驱商道。一些头脑机灵的能人在江湖混久了，眼界开阔起来，便担当起物流的角儿，大着胆儿从北方批发一些货物，肩挑背负，或马驮驴拉，或车装船载，跟着负褓商旅走到南方去出脱。异地交易，物以稀为贵，能得二三倍厚利。若以此艰苦打拼，精打细算，日积月攒，从小到大，也能攒起泼天的家私。
徽州人勤劳勇敢，擅于钻营，不断地把本土出产的货物推销到外地。渐渐形成徽砚、徽墨、徽扇、徽纸等独具地方特色的精美手工艺品，并随着徽人商旅流传于世，在唐宋明清均享有盛名。
徽州民风扑实，重乡情，讲信用。商人之间都注重抱团协作，组成徽商集团，共同进退。后来徽商与东洋倭人、西洋胡贾做起海外贸易生意时，同时形成势力庞大的“海商集团”。汪直、徐海、陈东这些人都是海商集团的佼佼者，他们的身份先是商人，然后才是伺机抢劫的海盗。别以为汪直、徐海、陈东这些海商集团是专门为抢劫而做海盗的，他们是为了做海外贸易生意不得不选择做海盗。假如明朝政府不关闭市舶司，他们也许不致于沦落成为走私犯和“倭寇”。
徽州人重乡情，分外注重乡谊亲情。凡是在外谋生的徽商，都互相关照，互相提携，这是徽州人不成文的千年不易的规矩。若有同乡经营不善而致破产，需要老乡支援赞助，只要其人行为端正，不嫖不赌，有诚信口碑，一般都能得到乡邻朋友的接济。正是这一条互相扶持患难与共不成文的古训，不知成全了多少人。成功者奖掖后进，提携后辈。这种抱团给力的商队在生意场上战无不胜，徽商逐在明季勃起，兴隆一时。
徽州人有一套商道理论。例如“踏踏实实做人，光明正大谈生意。”、“小胜凭智，大胜凭德。”、“钱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诸如此类，不胜列举。晚清红顶徽商胡雪岩便是这些商道的集大成者，他为了振起商道，挥金如土，大做慈善事情，赈灾时送米、送药、送钱，把慈善营销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做慈善事情其实是先赔钱后赚钱，只要聚集起人气，有人帮衬，生意迟早能够做起来。这套商道叫作“欲取先予”，不在乎一城一时得失，但求最后胜出。徽州商人都深谙此道。
徽州商人发财致富后，俱志存高远，都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以便光宗耀祖，没几个人肯做那三家村守财之虏。徽州商人常常把金银珠宝视作粪土，大把大把地撒泼。或行善赈灾，造福一方；或替朝廷分忧解困，捐款助饷。人们把经商的徽人都唤作“朝奉”，这里却有个典故。原来隋末唐初，四海鼎沸，天下正值多事之秋，有几个关切国事的徽州商人，眼见朝廷艰难，便慷慨解囊，助饷十万，朝廷因此封他们为朝奉郎，因此缘由，人们便把行商坐贾俱称朝奉。这些朝奉们风光时日，真应了那付著名的对联中的吉祥话：“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徽州商人足迹遍天下，各地均有行馆店铺。古时交通滞后，运输货物无非是船载马驮，有些时候钱钞往来、货物托运常常经年累月，耗时甚久，极大方便。这难不到善于思考和变通的徽州商人，他们发明了当铺这个行业。这当铺的出现，使徽州商人生意往来之间许多难题得到解决，比方你手头拮据，资金围转不灵，可以把货物押在当铺里套现，解燃眉之急；若你店中有张没李，缺少货物，也可以到当铺里买些别人押在当铺中的紧俏货物出脱。当铺除了替一般人典当贵重物品，还为徽州商人大开方便之门，或寄存银子，或托运货物异地交割，总之好处极多。在哪宋时“交子”出现之前，徽州商人之间已有当头（当票），一纸在手，全国通行通兑，相当现在的存折一样。宋时交子出现，很可能是受到徽州商人的当票启发也未可知。徽州商人手中有了这件宝贝，在商道上如虎添翼，于是造船下海，上东洋，下西洋，开拓海外市场，与倭商胡贾展开贸易往来。曾几何时，徽商之名，响彻宇内，天下皆知。
徽州商人还有一件癖好，那便是富贵必还乡，还乡又讲排场。徽人顾及小家也讲究乡谊，发财致富之后都兴炫耀显摆，大吹大擂，锦衣荣归故里，认宗祭祖，宴请亲戚朋友，提携、奖掖后辈。除了大兴土木装修粉擦自家土屋之外，还常常捐资重整家族祠堂，或缮修佛宇道观，学社私塾等等。这些发财徽人留下的建筑做工考究，凝聚我国古代能工巧匠极高的智慧技巧，有一定的艺术欣赏价值。至今风迹长存，尚供后人观摩瞻仰，成为徽州一道亮丽的古迹风景。
入清之后，徽商逐渐式微。虽有红顶徽商胡雪岩振起余杭，独领风骚，着实热闹了一阵子，但终究大势已去，无法象宋明两朝那些徽商一样在商场上叱咤风云，主宰天下商运。
徽商没落与有明几代皇帝胡作非为有很大的关系。这里有个缘故，原来大明朝天下初定，朱元璋在南京登基，方国珍余部尚在海上作孽，几番征讨，劳师无功。明太祖朱元璋一怒之下，发诏下令禁海，不准商人与西洋胡贾贸易往来，甚至禁止江南渔民下海打鱼，所谓“片板不许下海”。明太祖朱元璋打着的如意算盘，意欲断绝水陆往来，饿死那些海盗叛逆。明太祖毁舟烧船的昏招，除了损害沿海渔民及徽商的生计之外，并未有效遏止海贼在大洋上横行霸道。这方国珍余部在海上足足折腾了数十多年，方才烟消云散。这种“城中失火，殃及池鱼”的混帐事，有明几代皇帝不知闹了几次。俱是不损人不利己，祸国殃民的馊主意，烂措施。但当政者就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事事倒行逆施，瞎搞蛮来。寻常贩夫走卒，空手掉臂，何所希望？只有逆来顺受干瞪眼的份儿。
成祖朱棣取代建文登基之后，是为一代雄才大略的明君，他不顾朱元璋的禁海祖训，派郑和带着商船七下西洋，向西洋诸国展示天朝文明，天朝国威，使西洋诸国对大明天朝的风俗教化羡慕不已，纷纷来朝入贡，迎来徽商与西洋胡贾通商贸易的黄金时代。可惜成祖死后，庙堂由短视的侏儒执政，他们认为郑和带着商船七下西洋，费钱千万，无获一利。又关闭上城门，不屑跟西洋胡贾往来了，真是“短视”到极致。以致徽商刚有起色的航海事业遭到沉重打击，也使成祖的善政不终。
自嘉靖皇帝朱厚熜入继大统，承受帝业以来，主昏臣庸，国政更是一塌糊涂。尤其关系国计民生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更是昏招迭出。这位昏庸之君朱厚熜胡搅起来比乃祖朱元璋更是犹有过之。徽商在这种环境下挣扎求存，每况愈下，愈发多灾多难。各地经营的百年老店迫于形势，纷纷易主或关闭。留下来的只能惨淡经营，勉强维持。山雨欲来风满楼，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徽商一族，己象西山落日，走到末路穷途了。
只因这个嘉靖昏君象只井底之蛙，自视为天朝大国之君，唯我独尊，凭地不把别人觅在眼内，把周边诸国都视作蛮夷，不可教化，不屑交结。对付这些异端番帮，非我族内的妖魔鬼怪，能征剿的便穷凶极恶把别人往死里打，惹不起的便躲着走，老死不相往来。那关外的蒙古余孽俺答，胸无大志，只图苟安一隅，与大明朝和睦相处，哪里有雄视天下的决心，哪里有进取中原的意图？不过要求大明朝开放几个边陲小镇，互市交易马匹牛羊而已。这互惠互利甚有益国计民生的双边贸易，嘉靖昏君竟然想也不想一下便大笔一挥：不准！俺答作梦也没料大明朝把自己的合理要求当成耳边风，加上两国素有积怨，月儿弯刀往南一指，数万蒙古铁骑便杀入关内（是时为嘉靖二十九年，这一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只差一点儿没把京师连窝端悼。这个嘉靖昏君到这当儿才慌了手脚，忙不迭答应俺答开通两国边贸，互市贸易。让蒙明两国边民贸易往来，做点儿买卖，大明老百姓可以从中多找一条生路，混一口饭吃。朝庭也从中获利，多收财赋，没料到这嘉靖昏君居然坚决不答应实行这种利国利民的政策措施。直至俺答气愤地举起屠刀：“你答应不答应？不答应就砍你！”他这才无可奈何答应下来。嘉靖昏君老想着乃祖朱元璋发迹的荣光，总想用霸道把别人踩在脚下才会觉得过瘾，他象成祖朱棣一样有本事去踩别人也罢了，偏偏他没有本事去踩别人，又兴这个调调。结果欺负人家不成，还险些儿沦为阶下囚。正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种由外交使臣用嘴皮便可轻松化解的芝麻小事，他也要弄到兵戎相见。这个嘉靖昏君还觉得自己很委屈，大发脾气，对被倭寇搅得一团糟的东南沿海，更是一肚皮的恼怒：“南北两欺，倭贼残毁地方尤甚！”可是他从来没有用猪脑子仔细想一想，假如他不撒除市舶司，不搞禁海，倭人通商有门，倭贼又如何会欺上门？
“嘉靖，嘉靖，家净净；老百姓，老不幸！”大明老百姓有一个这样糊涂混帐的皇帝坐在金鎏殿上凭个人的喜恶发施号令，老百姓怎会有好日子过？这个嘉靖昏君在位几十年，除了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女人身上之外，其余时间都闭上眼晴妄想长生不老，一生几乎没有做过几件好事。年轻时日，为了博个孝子贤孙的好名声，弄出一个“大礼议”之争，搞得举朝不宁，让群臣互相窝里争斗，使不少读书人糊里胡涂死在这件事情上边。重用奸臣严嵩，祸国殃民。犹其是他自作聪明，不管老百姓死活，野蛮地罢却对外通商贸易的市舶司，断绝沿海千万老百姓的生路，同时也招来倭寇的侵扰。
当初罢却市舶司时，不仅徽商坚决反对，连朝中的有识之士也感到莫名其妙，纷纷上表陈奏，请主子略发慈悲，顾念一下小民的生计活路，网开一面，不要全面闭上海门。但皇帝金口一开，哪里还有甚么回旋余地？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这件事情错到底了。可以说倭寇骚扰沿海并非天灾，实是。始作俑便是这个不管老百姓死活的嘉靖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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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又名歙县。徽州四面环山，山高坡陡，田地贫瘠，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说法。在文人眼里山清水秀，在当地人看来只觉得是穷山恶水，要想有出路，只有走出大山到江湖上闯荡。徽州有民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徽州为了繁衍生息，养家糊口。男子十三四岁时便要独立，父母把自己的孩子往外一丢，由他自生自灭去了。于是无数徽州少年年纪轻轻背井离乡，闯荡江湖寻觅生计。或替人作伙记长工，起草贪黑当学徒练习本领，赚二厘半分银子过活；或作贩夫走卒，风尘扑扑驰驱商道。一些头脑机灵的能人在江湖混久了，眼界开阔起来，便担当起物流的角儿，大着胆儿从北方批发一些货物，肩挑背负，或马驮驴拉，或车装船载，跟着负褓商旅走到南方去出脱。异地交易，物以稀为贵，能得二三倍厚利。若以此艰苦打拼，精打细算，日积月攒，从小到大，也能攒起泼天的家私。
徽州人勤劳勇敢，擅于钻营，不断地把本土出产的货物推销到外地。渐渐形成徽砚、徽墨、徽扇、徽纸等独具地方特色的精美手工艺品，并随着徽人商旅流传于世，在唐宋明清均享有盛名。
徽州民风扑实，重乡情，讲信用。商人之间都注重抱团协作，组成徽商集团，共同进退。后来徽商与东洋倭人、西洋胡贾做起海外贸易生意时，同时形成势力庞大的“海商集团”。汪直、徐海、陈东这些人都是海商集团的佼佼者，他们的身份先是商人，然后才是伺机抢劫的海盗。别以为汪直、徐海、陈东这些海商集团是专门为抢劫而做海盗的，他们是为了做海外贸易生意不得不选择做海盗。假如明朝政府不关闭市舶司，他们也许不致于沦落成为走私犯和“倭寇”。
徽州人重乡情，分外注重乡谊亲情。凡是在外谋生的徽商，都互相关照，互相提携，这是徽州人不成文的千年不易的规矩。若有同乡经营不善而致破产，需要老乡支援赞助，只要其人行为端正，不嫖不赌，有诚信口碑，一般都能得到乡邻朋友的接济。正是这一条互相扶持患难与共不成文的古训，不知成全了多少人。成功者奖掖后进，提携后辈。这种抱团给力的商队在生意场上战无不胜，徽商逐在明季勃起，兴隆一时。
徽州人有一套商道理论。例如“踏踏实实做人，光明正大谈生意。”、“小胜凭智，大胜凭德。”、“钱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诸如此类，不胜列举。晚清红顶徽商胡雪岩便是这些商道的集大成者，他为了振起商道，挥金如土，大做慈善事情，赈灾时送米、送药、送钱，把慈善营销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做慈善事情其实是先赔钱后赚钱，只要聚集起人气，有人帮衬，生意迟早能够做起来。这套商道叫作“欲取先予”，不在乎一城一时得失，但求最后胜出。徽州商人都深谙此道。
徽州商人发财致富后，俱志存高远，都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以便光宗耀祖，没几个人肯做那三家村守财之虏。徽州商人常常把金银珠宝视作粪土，大把大把地撒泼。或行善赈灾，造福一方；或替朝廷分忧解困，捐款助饷。人们把经商的徽人都唤作“朝奉”，这里却有个典故。原来隋末唐初，四海鼎沸，天下正值多事之秋，有几个关切国事的徽州商人，眼见朝廷艰难，便慷慨解囊，助饷十万，朝廷因此封他们为朝奉郎，因此缘由，人们便把行商坐贾俱称朝奉。这些朝奉们风光时日，真应了那付著名的对联中的吉祥话：“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徽州商人足迹遍天下，各地均有行馆店铺。古时交通滞后，运输货物无非是船载马驮，有些时候钱钞往来、货物托运常常经年累月，耗时甚久，极大方便。这难不到善于思考和变通的徽州商人，他们发明了当铺这个行业。这当铺的出现，使徽州商人生意往来之间许多难题得到解决，比方你手头拮据，资金围转不灵，可以把货物押在当铺里套现，解燃眉之急；若你店中有张没李，缺少货物，也可以到当铺里买些别人押在当铺中的紧俏货物出脱。当铺除了替一般人典当贵重物品，还为徽州商人大开方便之门，或寄存银子，或托运货物异地交割，总之好处极多。在哪宋时“交子”出现之前，徽州商人之间已有当头（当票），一纸在手，全国通行通兑，相当现在的存折一样。宋时交子出现，很可能是受到徽州商人的当票启发也未可知。徽州商人手中有了这件宝贝，在商道上如虎添翼，于是造船下海，上东洋，下西洋，开拓海外市场，与倭商胡贾展开贸易往来。曾几何时，徽商之名，响彻宇内，天下皆知。
徽州商人还有一件癖好，那便是富贵必还乡，还乡又讲排场。徽人顾及小家也讲究乡谊，发财致富之后都兴炫耀显摆，大吹大擂，锦衣荣归故里，认宗祭祖，宴请亲戚朋友，提携、奖掖后辈。除了大兴土木装修粉擦自家土屋之外，还常常捐资重整家族祠堂，或缮修佛宇道观，学社私塾等等。这些发财徽人留下的建筑做工考究，凝聚我国古代能工巧匠极高的智慧技巧，有一定的艺术欣赏价值。至今风迹长存，尚供后人观摩瞻仰，成为徽州一道亮丽的古迹风景。
入清之后，徽商逐渐式微。虽有红顶徽商胡雪岩振起余杭，独领风骚，着实热闹了一阵子，但终究大势已去，无法象宋明两朝那些徽商一样在商场上叱咤风云，主宰天下商运。
徽商没落与有明几代皇帝胡作非为有很大的关系。这里有个缘故，原来大明朝天下初定，朱元璋在南京登基，方国珍余部尚在海上作孽，几番征讨，劳师无功。明太祖朱元璋一怒之下，发诏下令禁海，不准商人与西洋胡贾贸易往来，甚至禁止江南渔民下海打鱼，所谓“片板不许下海”。明太祖朱元璋打着的如意算盘，意欲断绝水陆往来，饿死那些海盗叛逆。明太祖毁舟烧船的昏招，除了损害沿海渔民及徽商的生计之外，并未有效遏止海贼在大洋上横行霸道。这方国珍余部在海上足足折腾了数十多年，方才烟消云散。这种“城中失火，殃及池鱼”的混帐事，有明几代皇帝不知闹了几次。俱是不损人不利己，祸国殃民的馊主意，烂措施。但当政者就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事事倒行逆施，瞎搞蛮来。寻常贩夫走卒，空手掉臂，何所希望？只有逆来顺受干瞪眼的份儿。
成祖朱棣取代建文登基之后，是为一代雄才大略的明君，他不顾朱元璋的禁海祖训，派郑和带着商船七下西洋，向西洋诸国展示天朝文明，天朝国威，使西洋诸国对大明天朝的风俗教化羡慕不已，纷纷来朝入贡，迎来徽商与西洋胡贾通商贸易的黄金时代。可惜成祖死后，庙堂由短视的侏儒执政，他们认为郑和带着商船七下西洋，费钱千万，无获一利。又关闭上城门，不屑跟西洋胡贾往来了，真是“短视”到极致。以致徽商刚有起色的航海事业遭到沉重打击，也使成祖的善政不终。
自嘉靖皇帝朱厚熜入继大统，承受帝业以来，主昏臣庸，国政更是一塌糊涂。尤其关系国计民生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更是昏招迭出。这位昏庸之君朱厚熜胡搅起来比乃祖朱元璋更是犹有过之。徽商在这种环境下挣扎求存，每况愈下，愈发多灾多难。各地经营的百年老店迫于形势，纷纷易主或关闭。留下来的只能惨淡经营，勉强维持。山雨欲来风满楼，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徽商一族，己象西山落日，走到末路穷途了。
只因这个嘉靖昏君象只井底之蛙，自视为天朝大国之君，唯我独尊，凭地不把别人觅在眼内，把周边诸国都视作蛮夷，不可教化，不屑交结。对付这些异端番帮，非我族内的妖魔鬼怪，能征剿的便穷凶极恶把别人往死里打，惹不起的便躲着走，老死不相往来。那关外的蒙古余孽俺答，胸无大志，只图苟安一隅，与大明朝和睦相处，哪里有雄视天下的决心，哪里有进取中原的意图？不过要求大明朝开放几个边陲小镇，互市交易马匹牛羊而已。这互惠互利甚有益国计民生的双边贸易，嘉靖昏君竟然想也不想一下便大笔一挥：不准！俺答作梦也没料大明朝把自己的合理要求当成耳边风，加上两国素有积怨，月儿弯刀往南一指，数万蒙古铁骑便杀入关内（是时为嘉靖二十九年，这一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只差一点儿没把京师连窝端悼。这个嘉靖昏君到这当儿才慌了手脚，忙不迭答应俺答开通两国边贸，互市贸易。让蒙明两国边民贸易往来，做点儿买卖，大明老百姓可以从中多找一条生路，混一口饭吃。朝庭也从中获利，多收财赋，没料到这嘉靖昏君居然坚决不答应实行这种利国利民的政策措施。直至俺答气愤地举起屠刀：“你答应不答应？不答应就砍你！”他这才无可奈何答应下来。嘉靖昏君老想着乃祖朱元璋发迹的荣光，总想用霸道把别人踩在脚下才会觉得过瘾，他象成祖朱棣一样有本事去踩别人也罢了，偏偏他没有本事去踩别人，又兴这个调调。结果欺负人家不成，还险些儿沦为阶下囚。正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种由外交使臣用嘴皮便可轻松化解的芝麻小事，他也要弄到兵戎相见。这个嘉靖昏君还觉得自己很委屈，大发脾气，对被倭寇搅得一团糟的东南沿海，更是一肚皮的恼怒：“南北两欺，倭贼残毁地方尤甚！”可是他从来没有用猪脑子仔细想一想，假如他不撒除市舶司，不搞禁海，倭人通商有门，倭贼又如何会欺上门？
“嘉靖，嘉靖，家净净；老百姓，老不幸！”大明老百姓有一个这样糊涂混帐的皇帝坐在金鎏殿上凭个人的喜恶发施号令，老百姓怎会有好日子过？这个嘉靖昏君在位几十年，除了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女人身上之外，其余时间都闭上眼晴妄想长生不老，一生几乎没有做过几件好事。年轻时日，为了博个孝子贤孙的好名声，弄出一个“大礼议”之争，搞得举朝不宁，让群臣互相窝里争斗，使不少读书人糊里胡涂死在这件事情上边。重用奸臣严嵩，祸国殃民。犹其是他自作聪明，不管老百姓死活，野蛮地罢却对外通商贸易的市舶司，断绝沿海千万老百姓的生路，同时也招来倭寇的侵扰。
当初罢却市舶司时，不仅徽商坚决反对，连朝中的有识之士也感到莫名其妙，纷纷上表陈奏，请主子略发慈悲，顾念一下小民的生计活路，网开一面，不要全面闭上海门。但皇帝金口一开，哪里还有甚么回旋余地？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这件事情错到底了。可以说倭寇骚扰沿海并非天灾，实是。始作俑便是这个不管老百姓死活的嘉靖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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