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章 移民
河南现在的麻烦事不少，去年黄河决口二十多个州县受灾，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地方州县田地荒芜，可谓民生艰难。虽然各地开启了官仓可还是有大批大批的百姓成为流民，成群结队的涌入开封、洛阳等大城。
进入寒冬时节，各地流民多数返回家乡，滞留地方的也是无关大碍。何裕城(1726——1790)知道，即便是回到了故乡，数十万百姓依旧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可他却是束手无策，一是河南各地官仓存粮将尽，二是朝廷做到这个地步已经是能力极致了。
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如此，地方每招天灾人祸，当朝便是拨下钱粮免去来年税赋，地方放粮赈灾，渡过这个关口就是大吉，至于地方民生恢复，那就要靠时间去弥补了。
但与外省不同，河南人多地狭，土地兼并严重，寻常年月尚有不少百姓沦为流民，何况是今年。
而更令何裕城等河南官员担心的是河南乃白莲教长久经营之地，混元教（白莲教支派）首领刘松（安徽人。一说河南鹿邑人），曾长期在河南传教，组织群众。此人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被捕，充军甘肃隆德（今属宁夏）。其弟子刘之协和之协弟子宋子清等继续传教，宣传反清复明。是以，河南一直是清廷的瘙痒之地。
早在九十月间，就有地方官员通报何裕城说发现流民之中隐有传教之人，从那时起何裕城的心就一直揪个不停，直到十一月份的下旬在归德府（商丘）抓到了两个白莲教徒，这就更让何裕城等人揪心不已。
天见可怜，在年关的时候乾隆下了道圣旨，这让何裕城等人轻松了不少。只要能饿不死，那些个流民到哪里都是愿意去的。
到过了年关，何裕城就收到了一封信，是和珅寄来的。信中的内容很简单，就是让河南地方官府放宽点尺码。何裕城很“开明”，对随行前来的查仁知下了个保证，“可随意取之”。
有了河南最高大员的保证那接下来就是一帆风顺了，况且查仁知也不是不识时务的人，招募开始前各方各面十几万两银票已经送上了。
北方处如同一只八脚大蜘蛛，张开了一张大网将水灾最重的新安、孟津、偃师、汜水、荥阳、登封等地全都罩了进去，从一月初开始各地的招募点就正式开张大吉了。
鲜红的大字报贴满了大街小巷，用最浅显的语言描绘出了一副最动人的前景，当然更动人的是那白花花的银子。
“16——30周岁的男子，身无隐疾、残废者，愿从招募者每人三两安家银子，至澳大利亚后按劳领银钱；
年过三十者，孤身男子不取；
拖家带口者，需有16——40周岁男子一人，方可应招，每户安家费五两”
这三条规定中前两条很正常，可最后一条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此次招募毕竟是要壮劳力的，拖家带口的明显不和标准。
大字报贴出去的第二天，地方官员就报知了何裕城。何裕城得知后也是觉得有些不对劲，可这次招募是乾隆钦准的，又有和珅的关照他也不敢轻下结定，忙使人前往天津招来了查仁知。
这一点上，北方处早有准备。查仁知见到何裕城后，一副混不在意的表情，就差直说何裕城不懂行情，大惊小怪了。他给出的理由是这样的。
矿场，劳动量大，危险性高，最重要的是生活检调，在澳大利亚不同于在国内，家人、故里都在，那地方千八百里不见人影。在这种情况下矿工时间一长的话，情绪大都激愤、暴躁，这种情况下无疑是很危险的。一个处理不好，那麻烦就大了。
而且海外不毛之地，懂得国语的洋夷很少，平日里领班下矿洞的自然都是国人。在这种情况下，领班就需要是年龄大些的人，而且在矿工情绪激动时自己能保持平静。很显然，家人在身边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矿工的暴躁。所以说，招募规定的第三条是必不可少的。
这样的解释很有说服力，何裕城很满意，所以招募顺利进行。
中国人的本性是念家的，无论走到那里落叶归根永远是心中最后的一丝期盼，所以不到迫不得已人们是不会背井离乡，到外地过活的。
而河南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到了迫不得已的境地了，自从进了乾隆三十年后，十七年间黄河闹腾了五次，沿河的百姓多是几次受灾，家底早就败破一空了。
清廷拨下的钱粮，相对于百姓受到的损失而言太少了，糊口渡日尚且不够，对于恢复生产更是遥遥无期。想要活过明年，绝大多数的受灾百姓都要举债借款，多少户百姓落的家徒四壁，幸苦几辈子积攒下的家底一遭全无。
在这种情况下，北方处的招募点天天络绎不绝，到了二月初各地已经招募倒了单身青壮三万余，拖家带口的则有两万户，总共已经不下十五万百姓了。
从河南到天津不不是太远，可十五万百姓明显不可能不行迁移到天津，走河运就是最适宜的方法了。
想要走河运，天津的绿营水师、直隶的内河水师就是现成的“船运公司”，和珅的一封书信联合查仁知的银票就等于“万能”。
虽然傅恒的大儿子福隆安一直看和珅不顺眼，可谁让他老弟福长安同和珅是穿一条裤子的呢？没办法。
福隆按不发话，乾隆后期地位最高的汉臣——东阁大学士梁国治也不会去触那个霉头，老头子六十好几了，已经是混吃等死的了，哪有心情关心这个。
而乾隆朝最有才干的阿桂，又是个与人留条后路的主，自然不会去找和珅的麻烦，于是这军船私用就模模糊糊的混过去了。
天津外海，移民局所属运船和雇佣来的几十艘商船已经整整齐齐的列在天津口，七十三艘大小不一的欧洲商船实在让天津水师的那帮子人开了次眼界。
进入寒冬时节，各地流民多数返回家乡，滞留地方的也是无关大碍。何裕城(1726——1790)知道，即便是回到了故乡，数十万百姓依旧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可他却是束手无策，一是河南各地官仓存粮将尽，二是朝廷做到这个地步已经是能力极致了。
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如此，地方每招天灾人祸，当朝便是拨下钱粮免去来年税赋，地方放粮赈灾，渡过这个关口就是大吉，至于地方民生恢复，那就要靠时间去弥补了。
但与外省不同，河南人多地狭，土地兼并严重，寻常年月尚有不少百姓沦为流民，何况是今年。
而更令何裕城等河南官员担心的是河南乃白莲教长久经营之地，混元教（白莲教支派）首领刘松（安徽人。一说河南鹿邑人），曾长期在河南传教，组织群众。此人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被捕，充军甘肃隆德（今属宁夏）。其弟子刘之协和之协弟子宋子清等继续传教，宣传反清复明。是以，河南一直是清廷的瘙痒之地。
早在九十月间，就有地方官员通报何裕城说发现流民之中隐有传教之人，从那时起何裕城的心就一直揪个不停，直到十一月份的下旬在归德府（商丘）抓到了两个白莲教徒，这就更让何裕城等人揪心不已。
天见可怜，在年关的时候乾隆下了道圣旨，这让何裕城等人轻松了不少。只要能饿不死，那些个流民到哪里都是愿意去的。
到过了年关，何裕城就收到了一封信，是和珅寄来的。信中的内容很简单，就是让河南地方官府放宽点尺码。何裕城很“开明”，对随行前来的查仁知下了个保证，“可随意取之”。
有了河南最高大员的保证那接下来就是一帆风顺了，况且查仁知也不是不识时务的人，招募开始前各方各面十几万两银票已经送上了。
北方处如同一只八脚大蜘蛛，张开了一张大网将水灾最重的新安、孟津、偃师、汜水、荥阳、登封等地全都罩了进去，从一月初开始各地的招募点就正式开张大吉了。
鲜红的大字报贴满了大街小巷，用最浅显的语言描绘出了一副最动人的前景，当然更动人的是那白花花的银子。
“16——30周岁的男子，身无隐疾、残废者，愿从招募者每人三两安家银子，至澳大利亚后按劳领银钱；
年过三十者，孤身男子不取；
拖家带口者，需有16——40周岁男子一人，方可应招，每户安家费五两”
这三条规定中前两条很正常，可最后一条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此次招募毕竟是要壮劳力的，拖家带口的明显不和标准。
大字报贴出去的第二天，地方官员就报知了何裕城。何裕城得知后也是觉得有些不对劲，可这次招募是乾隆钦准的，又有和珅的关照他也不敢轻下结定，忙使人前往天津招来了查仁知。
这一点上，北方处早有准备。查仁知见到何裕城后，一副混不在意的表情，就差直说何裕城不懂行情，大惊小怪了。他给出的理由是这样的。
矿场，劳动量大，危险性高，最重要的是生活检调，在澳大利亚不同于在国内，家人、故里都在，那地方千八百里不见人影。在这种情况下矿工时间一长的话，情绪大都激愤、暴躁，这种情况下无疑是很危险的。一个处理不好，那麻烦就大了。
而且海外不毛之地，懂得国语的洋夷很少，平日里领班下矿洞的自然都是国人。在这种情况下，领班就需要是年龄大些的人，而且在矿工情绪激动时自己能保持平静。很显然，家人在身边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矿工的暴躁。所以说，招募规定的第三条是必不可少的。
这样的解释很有说服力，何裕城很满意，所以招募顺利进行。
中国人的本性是念家的，无论走到那里落叶归根永远是心中最后的一丝期盼，所以不到迫不得已人们是不会背井离乡，到外地过活的。
而河南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到了迫不得已的境地了，自从进了乾隆三十年后，十七年间黄河闹腾了五次，沿河的百姓多是几次受灾，家底早就败破一空了。
清廷拨下的钱粮，相对于百姓受到的损失而言太少了，糊口渡日尚且不够，对于恢复生产更是遥遥无期。想要活过明年，绝大多数的受灾百姓都要举债借款，多少户百姓落的家徒四壁，幸苦几辈子积攒下的家底一遭全无。
在这种情况下，北方处的招募点天天络绎不绝，到了二月初各地已经招募倒了单身青壮三万余，拖家带口的则有两万户，总共已经不下十五万百姓了。
从河南到天津不不是太远，可十五万百姓明显不可能不行迁移到天津，走河运就是最适宜的方法了。
想要走河运，天津的绿营水师、直隶的内河水师就是现成的“船运公司”，和珅的一封书信联合查仁知的银票就等于“万能”。
虽然傅恒的大儿子福隆安一直看和珅不顺眼，可谁让他老弟福长安同和珅是穿一条裤子的呢？没办法。
福隆按不发话，乾隆后期地位最高的汉臣——东阁大学士梁国治也不会去触那个霉头，老头子六十好几了，已经是混吃等死的了，哪有心情关心这个。
而乾隆朝最有才干的阿桂，又是个与人留条后路的主，自然不会去找和珅的麻烦，于是这军船私用就模模糊糊的混过去了。
天津外海，移民局所属运船和雇佣来的几十艘商船已经整整齐齐的列在天津口，七十三艘大小不一的欧洲商船实在让天津水师的那帮子人开了次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