梆子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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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八章

    这个阶段,我和奶奶呆的时间多了。我真的如她所说,在家里吃在家里喝,闲下来还把小舅的医学书搬出来看看。而晓梅呢,还以为我在找着工作。工作我当然还是要找的,但却不象原先那么盲目了,我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有技能的劳动者,然后步出家门、走向市场。这天,我来到这样一家小厂。这不能算是一座工厂,只不过是一个作坊。没有厂房,也没有象样的设备。简陋的棚里,工人们锯着木板,钉着木箱。一条带锯,算是唯一的设备。这样的一家小厂,却冠以一个响亮的名称:红光木器厂。

    我来到厂里的一角,有几间低矮的平房。“找工作要介绍信,没有介绍信谁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一个女人,却操着男人的腔调。于是我介绍了我的情况,着意强调了:“我学过木工,如果你们厂需要的话,办事处可以出具介绍信。”“现在还谈不上需要不需要,等你把介绍信或免下证拿来才能决定。”既然免下证也可以,何不回去拿拿呢,好在也并不远。出厂门时却碰到了喜子的哥哥。“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就在这个厂呀!找工作?行,我带你去说说。”

    “你是因为什么免下的?”女人的态度改变了,看来关系还是起作用。“是因为什么病呢?癔症!癔症是什么病?歇斯底里!那我们厂可不敢要,你看!”她向那台带锯一指:“都是高精尖的设备。对,你说的对!”她向喜子的哥哥一指:“是高危险的设备,从事的也是高危险的行业,”她又向我一指:“你要来了,还不真成了红光木器厂了。工作固然重要,生命也可贵,你回去吧。”

    现在看来,介绍信还是很起作用的:它不仅能把我介绍出去,更重要的,是它掩盖了免下的原因,它完全是把我作为一个正常人介绍出去的,尽管我本来也就是一个正常人!我又想起了李老师的那句话,“那么可怕的病,今后有那个厂子敢要他呢?”那么舅舅又为什么要捏这么一个可怕的病呢?似乎也只能说明上山下乡来得更可怕!那么多的青年都去了农村,小舅那样的人还呆了三年,我为什么就不能去呢?

    “你是没去,一去你马上就知道了!”小舅也象那个女人一样,用食指反复点着我说,而且还是那种惯常的口气:“城市和农村根本就是两个天地!你奶不让你去是出于对你的爱护,你现在倒埋怨起你奶来了。你舅也是同情你,才给你办个免下。临时工咋了,木箱厂又咋了?比起农村来强到天上去了!喜子他哥为啥不去农村呢?他在农村呆过,他知道木箱厂再不行也比农村强!高危险行业咋了?那么多人都在那儿干着,也没见把谁死了。”“不是我不去,是人家不愿意要我。”“那你就看哪儿要你,赶紧去吧!”小舅一挥手,把我象一块破抹布一样甩了出来。

    我又来到办事处。王干事好一会儿也没有说话,抽着烟从眼镜后面望着我。我似乎看到那缭绕的烟雾后面隐藏着一张嘲笑的脸。“王干事,现在有工作没有?”“有工作我早就说了,还没有,回去继续等。”这次他没有说“再等两天。”这就意味着,不是两天,有可能是两个星期、两个月,甚至是两年!而以我目前的状况,是一天也不能等了!且不说晓梅那边,就是奶奶家也不能长此以往。小舅昨天还对我说,“你现在跟我学针灸学医我没意见,也愿意教你,但你以为这事情是一天两天能学成的吗,我学了多少天你知道吗?整整一千零八十天!在农村呆了三年,我就学了三年。先是在自己身上扎,为这,我都昏过去好几次!你现在不经一番寒霜苦,就想来个梅花扑鼻香;一夜之间,就想成为大夫,世界上没有那么容易的事!依我说,你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把工作找下,等解决了吃饭问题再慢慢学。”可不是吗,人必须解决了衣食住行,才能从事一些高精尖的事业,象文学、哲学、医学等等,而我却本末倒置,这也许就是我和这个社会始终不能融和的原因吧,始终被社会鄙夷、被社会抛弃,被置于一个遗忘的角落。而我呢却孤芳自赏,沉浸在那永远也不能实现的梦中!那么现在,在四处碰壁之后,在看了无数的冷脸和嘲笑之后,我就必须颠倒过来,还人生和世事以本来的面目!

    从办事处出来碰到一个中学的同学,虽然不是一个班的关系却不错,自从他下乡后一直也没有见过。他下的地方据说还不错,泾河岸边,但是他说:“地方不错又能怎样,毕竟是农村。”听他的口气,似乎我现在的状况还不错?“当然不错了,毕竟在城市呢。”“可我……唉,我还不如下乡呢!”“下乡,我这次回来就不想去了!”莫非他要走喜子他哥的老路?“已经去了一年多了,现在回来……”“你看,”他拍拍自己的身子:“我这个样子能在农村呆吗?”也是,他又瘦又小,体重还不足一百斤,可是免下并没有这一条呀?“我不管,当初谁让我下的我就找谁!”“莫非你要找毛主席不成?”“毛主席我见不到,我就找咱们学校校长,他当初让我下的。”“找校长就能解决问题了,谁让你找校长的?”“谁也没让,我受不了了!”他转身就走,我望着他的背影想,莫非上山下乡真的比癔症还要可怕?不过他找校长肯定是无果而终!

    “找着工作了没有?”晓梅问我。“找着了我会说的,问什么!”“问一下你也烦了?不过你马上可能就有工作了。”“马上,在哪儿呢?”“俺妈说,她厂灶上要一个人,她已经对厂里说了。”灶上?这么说,一天三顿饭肯定是管了。“工资多少?”“工资不高,三十六块钱。”挺可以了,比老陈那个厂子要好多了。“啥时候上班?”“一会儿俺妈来了你问她。”

    很快,晓梅的母亲就来了。“已经说好了,明天就上班。一天两班,上午一班,下午一班。”这么说,一天只能吃两顿饭了?“妈,你给他们说,我全天上。”“你何必呢,全天上还是那么多钱。”“他就是想多吃一顿饭。”晓梅说:“我还不知道他了。”“我多吃一顿就给你省一顿,你还不愿意了?”“谁让你省了?”“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了。”晓梅的母亲说“你一个人吃饱就行了,可千万甭往屋里带。”“妈你放心,我绝不拿灶上的东西。”“实际上,灶上那几个人也都不错。一个章师,一个王师,还有一个女的,也是临时工。”晓梅在旁边问:“妈,那个女的有多大年龄?”“都快五十了,比我还大。”晓梅不觉一笑。“她就是这,整天对我不放心。”“等你们结婚了就好了。”“妈,我还没有正式工作呢。”“你只有在俺厂好好干,兴许还能转正呢。”

    我终于又有了工作,可以实施小舅所说的计划了: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解决了衣食住行问题,再确定你终身的职业,也就是你在社会上的位置。

    这个厂位于梆子井的东边。原先是一个天主教堂,*过后就改成了糖厂。现在,那个天主教堂仍在,只是前面诺大的一块空地盖了厂房。灶房在最前面,但是未进大门首先看到的是天主教堂而不是灶房——厚重的铁门向里开,挡住了它。

    我也没有到灶房而是来到劳资科,一个四十岁多岁的人看了看介绍信问:“你以前干过炊事员没有?”“没有。”“那你干过什么?行,你就到伙房烧火吧!”我不禁苦笑了一下,我被那个厂子解雇,说起来和老张有关,他就是个伙夫,我现在竟然也成了伙夫,不过也不错。“走吧,还傻站在那儿干啥。”

    我和他到了伙房。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迎上来,不断地用胸前的围裙揩着手:“来了。”他的态度极其谦恭,但显然不是对我。“郭科长,就是这小伙子。”他向我一指,竟甩来一团面粉。“对,就是这小伙子。你觉得咋样?”“好着呢,高高大大的,像个大骡子。”可我却是两条腿的骡子呀,也不好找。“张师,你相信不,这小伙子一次扛五袋面都没问题!”也不知郭科长怎么知道我一次扛五袋面都没问题,而我自己却没有把握。“小伙子,你一次能扛五袋面不?”张师也深表置疑,既然郭科长已经说了,我也不能拂他的面子。“也差不多。”“我说能就能,你问啥呢!”郭科长不耐烦地说:“不信了你就试一下。”于是张师说:“那你跟我来。”我正要和他向里面走去,灶台边一个老头却说:“让娃吃了再干!空心肚你能扛几袋面?”他一直靠着灶台边的小门抽烟,而且背朝里,面向外,对里面的一切似乎不屑一顾,但是他的声音却很威严,有一种慑服力。张师听到此言马上来了个转身:“对对对,吃了再干!”郭科长也说:“对,先让吃,吃饱了说不定还能扛六袋面呢!张师,人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

    郭科长走后张师就给我拿来了饭菜,一笼馒头,三四个鸡蛋。灶台边那个老头也端来了一盘菜,并且说:“就是个骡子也得先让吃饱。”“没说不让娃吃么?”张师把菜向我面前推了推说:“吃,尽饱吃!咱这儿是食堂,不怕你吃,就怕你不能干!”“张师,我要是吃饱了也能扛五袋面。”谁知那个老头却说:“扛啥五袋面呢,咱这儿又不是粮站!”张师看了他一眼,他仍然背朝里面向外坐在门边、抽着旱烟。

    吃饭的过程中我把灶房打量了一下,大约有一百平方米,居中就是我正在吃饭的这张硕大的面案,靠墙则是一个潮湿的菜案,灶台设在墙角,通外面的小门边坐着那个老头,精瘦,但身材挺高。张师与他相比有点窝囊,身材低矮,围裙穿在身上显得挺长,里面还衬着一件褂子,所以脚面处就是一蓝一白,而白的围裙也有点发蓝。“你姓啥?”他突然问我,我说了,他便说:“我姓章,是立早章不是弓长张。他姓王。”他指指门边那个老头说:“这伙房虽说是我负责呢,但干活上你都得听。”那是自然,我一窍不通呗。“章师,我一会儿是扛面呢还是烧火?”“你先吃,吃饱了再说。”可我已经吃饱了,况且王师也说:“吃个半饱就行了,中午还要吃呢。”于是我说:“章师,咱扛面吧。”“嘿嘿嘿,”章师却傻笑起来:“咱不扛面,面今儿够用了,咱揉面。”

    于是我端来了一盆水,章师把面倒进一个硕大的铝盆说:“揉面主要在合面,面合不好,也就揉不到。”他用一个舀子慢慢地向进掺水,水和面很快地合成了一体,于是就开始揉面团馍。以前在家也帮奶奶揉过面,奶奶有耐性,面揉得很到,而我却总想走捷径:把面放上一会儿再揉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章师说:“咱没有那个功夫,十二点就要开饭,十一点半馍就得下锅。”章师团的馍个个高耸、挺拔,有点象我;而我团的馍却扑扑沓沓,有点象他。别看章师人窝囊,干起活来却利索。他两只手同时出招,就象变魔术的,手一转就是一个馍,我也想学学,可面团却飞了出去。

    馍上了笼、上了锅;王师也站了起来,把烟荷包紧一紧,又把烟杆摇一摇,往后腰上一插就去切菜。我呢,则出了小门,到了炉灶的外边……中午,晓梅的母亲来打饭问章师:“我给你介绍这小伙子还可以吧?”“可以,一个上午就揉了两袋子面!”王师也说:“小伙子只要给吃饱,能干着呢。”我蓦地涌起一阵悲哀:昨天奶奶还说“大娃子一个上午能揉三袋子面。”我虽然在章师的协助下揉了两袋子面,可照此下去,与大娃子也毫无两样了!

    炊事班的早班由上午六点到下午两点,晚班则由下午三点到晚上九点,虽然只有六个小时,但工作量却是早班的一倍。原来鉴于厂子的性质,伙房还要做一些糕点,当作副产品去卖。听说那个女临时工就分到了晚班,而我呢,却一直上着早班。有一天她突然问我:“你想不想上晚班?咱俩换换。”我也听说,本来我们的位置不需要这样,但她却强烈要求上晚班,也许认为可以吃糕点,也可以拿点出去吧,但她一去就后了悔,不仅拿不出糕点,就是吃几乎也没有时间。每次她刚把糕点放进嘴里,章师就要问她话,就要说,“快点,现在吃什么糕点呢?”于是我问她:“晚班有什么好的?”“可以吃糕点呀!”“那你为什么要换呢?”“我不想吃糕点,我有胃病。”“我也不想吃糕点,我的胃病比你还严重!”于是她打着自己的嘴说:“唉,都怪我,可贪吃人家那糕点,没吃上还惹了一身骚!”

    就这样,我每天下午两点就下了班,可以回家照顾晓梅和孩子,也可以回去看看奶奶,我觉得生活又向我展示了美好的一面,前途似乎也不是那么黑暗了,但是舅舅说:“居安要思危呢,你现在拿定主意了没有,到底是学炊事员呢,还是跟着你小舅学针灸?”老实说,这二者我都不感兴趣,我总是舍弃不了对文学的情结,但是文学现在又能干什么呢?媒体上整天都在“批林批孔”,最大的文化圣人被批得一钱不值,文化似乎也不要了,至少“孔孟之道”是不要了,那么现在搞文学就是搞宣传搞政治了?舅舅说:“你不是搞政治的料!搞政治一要有背景,二要有心机、要学会算计人,这些你都不具备,你还是学个实用一些的本事,能解决你当下的问题。”也是,学炊事员可以解决吃饭问题,学针灸可以在社会上立业。文学不过是个花架子,中看不中用,再说,我也的确不是搞政治的料,不仅不会算计人,连说点违心话的胆量也没有。这一天王师问我:“小常,你说咱食堂谁干的最多?”这还用说,当然是章师了,章师早班晚班都上,不仅揉面蒸馍还做糕点。而你王师呢,一天除过炒菜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门边抽烟,我真不知他这样问是什么意思?他也觉得问的不妥:“那你说,谁干得最好?”谁干得最好?大家都干得不错!见我半天不说话他又问:“谁对你最好?”大家都对我很好,昨天那个女临时工还要给我说对象呢,你说谁对我最好?“哎呀,你这个娃,你一来我就让你吃让你喝,章师实际上是把你当牲口用呢,郭科长也不是啥好东西,你咋连好坏都分不清呢?你这个娃!”

    过了半个月我总算分清了:王师在技术上确实比张师高许多,据说他十五岁就干了这个行当,二十岁出头就是某大饭店掌勺的了,可不知怎么,厂里偏偏让章师当了炊事班的班长,王师心里一直不服,常暗地里发牢骚、说一些阴阳怪气的话。这一天他又问我:“你看我跟章师俺俩谁当班长好呢?”我权衡了一下,觉得还是章师当好。章师虽然技术差点,但是年龄轻,又有魄力。而他呢,马上就要退休了,不说别的,就是两个班连轴转他怕也支持不下来。“王师,你为啥非要当这个班长呢?”“唉,你不知道,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我技术上比他强,为啥就不能当班长呢?”

    我很不理解,回去把他的话对舅舅说了。“不然我说,你就不是搞政治的料,搞政治的人都要有上进心。你看一个老汉都有上进心,把个小组长还争来争去的.你呢,还弄不清人家为啥要当组长,这就说明你不具备搞政治的素质,你还是学一门实用的本领好!”我也觉得我应该学一门实用的本领,象医学针灸什么的。看到小舅的房子里每天晚上拥满了人,他们来时戚眉蹙额的,走时却一身轻松,象卸去了什么包袱似的,我感到很欣慰,觉得医学确实是一门为人造福的职业。有时我还给舅舅当下手,为人按摩、拔个火罐什么的,完了还要问他们:“感觉好了没有?”“好多了,来时都不能动。”听到这样的话我感到心里甜滋滋的,觉得医学还是好,实用。象文学、哲学什么的,还是扔到太平洋里去吧!可是不久,《学习与批判》杂志就把实用主义批了个一无是处。“……实用主义是一门极具危害性的思维倾向。不管什么思想,只要与己有用,就不加区分地拿来一用。这实际上抹杀了思想(主义)的阶级性……究竟实用与否,也是有一个阶级标准的。对我们无产阶级有用的思想(主义),就是好的、实用的;反之,则是不实用的,甚至是反动的!*出于其阶级所需,把孔孟之道奉若神明,这充分反映了其反动性!我们无产阶级需要的,亦即最实用的,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实用主义……由此可见,实用主义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于是我又不知该学什么了?

    不管怎么说,我总算又有了工作,可以养家,也可以给奶奶一些钱了。“奶,这是二十块钱,你拿着。”“给奶留十块钱就够了,你舅他们也都给我呢,按说,我都不应该要你的钱。”“奶,你把我养大的。再说了,我要是没工作了,还不得吃你的喝你的。”“没了说这十块钱就是我给你预备着的,可你要给我二十块钱可就太多了。”“奶,不多,你都拿着。”“俺娃,奶老了,要钱也没啥用了,你还是给你留着,今后娶媳妇。”“奶,娶媳妇也不一定都要钱。”“娶媳妇咋能不要钱呢,谁家把女子养那么大白给你?”“可不就白给我了。”尽管自言自语,奶奶还是听见了。“娃,谁家把女子白给你呢?”“谁家也白给,我就这么想着的。”“娶媳妇都得花钱。你没看大娃子,钱花了一簸箕,媳妇还没影儿呢,昨儿又到咱屋来了。”“又让你给他说媳妇来了?”“他要来我也挡不住,不过他的事我也管不了,人家姑娘都看不上他。”“奶,你还真给大娃子说了一个?”“嗤。”奶奶把食指放在嘴边、指了指外面:“别人给你小舅说了一个,你小舅没看上。”“那你也不能给大娃子说。”“唉,我还不是见他妈可怜,见了我就说……”“她都说啥呢?”“说把钱都给大娃子寻媳妇用了,弄得她现在看病都没钱,说大娃子是个害,不死她就得死。”“奶,张婆娘说这话都有用意呢,你不要信她的。”“我知道,她就是想叫你舅的医院给她看呢,我也给你舅说了。”“你给俺舅说了!俺舅咋说呢?”“你舅把我美美说了一顿。你舅说,‘妈,你咋这么没头脑的,她是个啥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敢让她到俺医院去?我到这单位才树立影响呢,她一胡说,我不是干不成了?’我也觉得不该给你舅说,可我又看着她可怜……”

    “你一天可怜人家这个那个的,谁可怜过你呢?”说着,小舅就进了屋。“*大娃子他妈把你整成啥了,你现在还要给人家看病?”“她整我是她的不对,我不能见死不救么?”“我还就盼着她死呢!她死了这世上又少了一个恶人,有啥不好的?”“你是个医生,咋能说这话呢?”“我是个医生咋了?恶人死了人人都高兴。再说,人家也不是没钱,钱多得很,就是不想花!”“钱都给大娃子寻媳妇了,哪儿有钱呢?”“我说你咋就这么爱管别人闲事的,你可管人家给大娃子寻媳妇的啥事呢?人家就是把钱花完,跟你有啥关系呢,你是不是见人家可怜,还想给人家俩个?”“我给人家啥了?我给你说叫你给她在你医院检查一下,你不检查也就算了。谁也没说你啥。你说这么多话,咋,还让我给你赔不是呢?”“你爱管别人的闲事你就管去,今后少把我拉上!”小舅一甩手出了屋,可奶奶还要说:“谁稀罕拉你了?当个医生就认不得他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当了多大的官呢!娃,你甭学他的样子,今后不管干啥,就是当了官,都甭忘了,咱姓啥叫啥,从哪儿出来的。”

    实际上,奶奶对张风莲抱以同情也不是没有道理,张风莲现在的样子谁见了都可怜;整日里捂着胸口,戚眉蹙额地在街上走过;逢人就说她的病,仿佛人人都是医生。最主要的,是她对以前的行为深恶痛绝:“唉,你说我*、咋就想着叫红卫兵抄人家这个的家那个的家呢?张晓文那毛头小伙子说了两句咱咋就当真了呢?”“也就是,你可让红卫兵抄人家王玉娥李玉梅的家干啥呢,都是街坊邻居的,谁也和谁没为啥。”“我也说这话呢,你说这倒是为啥吗?”没有人能够回答她,知道的人说她是想住别人的房,不知道的人说她是祥林嫂,总归,是谁也不能理解她!可她在街上还是逢人就说:“唉,我倒想住人家谁的房吗!甭说住不成,就是能住也住不长。一个,人家都有娃呢;二一个,我也活不长。”人们觉得她这番话倒是真的。于是,她也就只剩下了一种形象,那就是,祥林嫂!而她仿佛还要证明这一点:“你说,是不是我以前造的孽太重了,现在老天惩罚我呢,一下就叫我得了这么多病,又是食道癌,又是*癌,现在又得了个啥,乳腺癌。”“可不是吗,你打算咋办呢?”“唉,我说起来冤枉,就是起了个坏心,还没办成啥坏事。”“起了个坏心就不得了,要再办成坏事,你怕早都不在这儿站了,早都去了……”“你说得对、你说得对!我现在也觉得天上就是有个神呢,把咱干过的啥事都看得清清的,原先咱还不信!”于是,她就皈依了佛教。但是佛教也不能回答她那些具体的问题,诸如,为什么要想着去抄别人的家?为什么张晓文一说她就当了真?只能向她灌输一些虚无的抽象的思想,而她却虔诚地信它。可不是吗,世上的一切都是虚的,都是假的,转眼间连自己的命也不保了,还要那些身外之物有什么用呢?可是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她陷入了深深地忏悔之中!

    孩子满了月,晓梅也下了床,晓梅的母亲又张罗着庆贺了一下。“也没有别人,就咱一家,但娃的满月还是要过的。”于是就割了点肉、买了些菜,把那个唯一的桌子放在屋子中央,晓梅的母亲抱着孩子坐在上边,我和晓梅坐在两边。孩子似乎也长大了,没有原先那么娇嫩了,那张小脸光彩照人,煞是可爱。晓梅和她的母亲抢着抱孩子,我看着心里也产生一种幸福感,甚至觉得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晓梅说:“要是有部照相机就好了,把娃、俺妈和我都照下来。”晓梅的母亲说:“我的脑子就是个照相机,今儿这一幕我都记下了!”

    给孩子做完满月,晓梅就要去上班。“你不是不上班么,现在怎么又要上了?”“我不上班怎么办,你一个月就是十来块钱的工资,能养活我呢还是能养活娃?”原来她是嫌我把钱给了奶奶,于是我肝火大发:“俺奶把我养大的,我难道不应该给俺奶钱?”“给你奶钱是你的自由,我也去上班你也甭拦我。”“那娃谁看?”“你看,你一个月十来块钱也就只够看娃。怎么了,看一个娃一个月不就是十来块钱吗?”说着,她还望我笑了一下。“你要是嫌我把钱给了俺奶就明说,别藏着掖着的。”“我也没说不让你给,可咱的日子也得过。”“说来说去你还是嫌我把钱给俺奶了。我原先多么自由的,一个人挣一个人吃,就是没工作了俺奶也可以养活我。现在倒好,有个你又有个娃,没人养活我,我还得养活你们。”“你几岁了,都当娃他爸了,还想着让人养活?”“我压根就不想当娃他爸,当娃他爸有什么好的呢。”“你不想当娃他爸为什么要和我……”“你怎么不把我赶出去呢,你把我赶出去不是什么事也没有了?”“你死皮赖脸地说了那么多话,本来倒想把你赶出去,看你可怜!”“我说什么话了?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回忆了一下那晚的情景,不仅什么也没有说,而且此处无声胜有声:晓梅半躺在床上,我紧揽着她,她也紧靠着我,我拿起她的手吻了一下,又吻了一下她的唇,灼热的颤抖的唇,她靠的似乎更紧了,有一种以身相许的意味,于是,一切就发生了。就这样的自然,那有什么话需要说呢?况且那种时候,语言也显得非常的苍白。但是现在,我和晓梅却有说不完的话,并且我认为,她也不是嫌我给了奶奶钱,而是有意找一些话与我说。

    “你们俩个又在这儿说啥呢?”晓梅的母亲来了。“妈,你咋这时侯来了?”晓梅扶着门框正在勾鞋。“咋,来得不是时候,你们不还没睡吗?”“没有睡,”我说:“正在吵架呢,她嫌我给俺奶钱了。”“晓梅,他奶把他养大的,他应该给。要说不应该的话,你这个娃长大也不理我了?”“我没说不应该,我是说我要去上班了。”“她去上班谁看娃呢?”晓梅母亲却说:“我都给车间说好了,晓梅只上下午班,你呢,上的是上午班,这样,屋里就总有一个人看娃。”没想到,我认为很难解决的问题,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于是,我上午上班,下午就在家看娃。晓梅要走的时候我也刚刚回来,真是她母亲说的“谁也不耽搁。”但是问题马上又出现了,孩子怎么也不能接受我,哭着闹着要晓梅。任凭我好话说尽、洋相出够,她还是张着小嘴、闭着她那双睁开不久的眼睛拼命地哭,哭得房东大娘也没了办法:“她妈咋能把*上的娃扔下去上班呢,这么小的娃可让人咋带呢?”我束手无策,只能任她去哭。晚上晓梅回来就说了:“你是怎么看娃的,让娃把嗓子都哭哑了?”我只有把房东大娘的话说了。“你现在知道带娃的难处了吧?告诉我,让你带娃就是让你和娃建立感情呢。你一下班就往你家跑,晚上回来就睡觉,娃还以为是个大灰狼呢,所以就怕你。”她一说,我倒笑了:“怪不得我哄她时,扮着大灰狼的样子说,‘再哭,大灰狼可就来了!’谁知,她却哭得更凶了。”“有你这样哄孩子的吗?”晓梅也笑了。

    生活就是这样,有苦涩就有甘甜,有付出就有回报。很快,孩子就周岁了。那张小脸也更加光亮鲜艳了,甚至也可以叫妈妈和爸爸了。当她第一次叫我(我想,我的样子一定很傻。),我看着她,半天竟说不出话来。“娃叫你呢,你发啥愣了,咋不答应呢?”老实说,我羞于回答,甚至也无力回答:我感到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再也不存在我被人养活的年代了!从此,我就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了,不仅要给晓梅和女儿遮风挡雨,还要把女儿抚养成人,而社会也必将以全新的眼光来看待我。从十八岁到成为父亲,时间是多么短暂啊!

    孩子大了,晓梅的担心也大了。有一天她突然问我:“你不会有一天跑了吧?”我不禁露出一丝苦笑:“除了这个家就是俺奶的家,要么就是厂子,你说,我能朝哪里跑呢?”“那你上一次怎么说,你原先多么自由的,一个人挣一个人吃,现在还得养活娃,还说你就不想当娃他爸。”“我那是随便说说,你怎么就当真了?”“我想着你有一天还是会跑的,我得想个法子把你留住。”“你已经把我留住了,还想什么法子呢。”真正说起来,晓梅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毕竟还没有履行合法的程序,但是我认为,我已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拴住了,不仅有这个家的,也有来自社会的:不论我走到哪里,都离不开梆子井、离不开办事处那个劳务介绍处,我的活动范围也只有这方寸之大。可是同时,社会又冠以我“社会青年”的称号,似乎我和奶奶、和梆子井的居民还是有些区别的。这种区别,就目前看来,也仅仅体现在:我已经作为一个合格的劳动力被社会启用了。但是社会在启用我的同时,又让我时刻记住,你不过是梆子井的一个居民,还算不上一个合格的劳动力!这似乎是一个矛盾,最终,也必然由它的制造者来解决。终于有一天,到了解决这个矛盾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