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现在我和奶奶才知道，那张回来的车票还是李干事自己掏的腰包儿。大舅来了一封信，一再地说李干事是个好人，当然李干事此举也就说明了他是个好人，但是李干事为什么这么做呢？我和奶奶也只能用“好人”来诠释其中的原因。大舅说他已经离开了北京，没见上聂元梓也没见上蒯大富，这两个新贵想见的人很多，他实在是等不起。最后说他去了东北，说要看看我的爸爸和妈妈，我知道他和爸爸的关系不错，虽说现在已不存在什么关系了，但是那份情还是割舍不了。可是他又怎么去呢？也象奶奶一样，靠那几张“永垂不朽”的宣纸一路混去吗，那显然是不行的——同情他的人不会比同情奶奶的人多，恻隐之心也是要看对象的。直至七年后我才弄清，原来东北一直是全国的“重灾区”，七年后我去那里仍然是一片混乱，那么此时是什么样子，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大舅说，完全不用买车票，只要登上火车，只要喊几声“造反有理”，走到哪儿都有吃有喝。大舅走了，我再见到他时，已是十二年之后；大舅走了，我和奶奶还必须呆在梆子井。
梆子井虽然没有去年那么过激和混乱了，但是对奶奶的行动依然采取着：每天早晨八点，必须到吴茂山的院子做“早请示”，然后，和居民们一起学唱语录歌。晚上八点，再到吴茂山的院子做“晚汇报”。实际上，“早请示”和“晚汇报”每个公民都必须做，所以也谈不上对奶奶有什么行动。不同的是，奶奶他们做“晚汇报”时，必须带上“我是地富反坏，我是牛鬼蛇神。我在旧社会做了许多坏事，我是怎样地剥削穷人……”所以，奶奶喜欢做“早请示”，不喜欢做“晚汇报”。每天晚上，她都如坐针毡、惶恐不安，但是不去却不行，不去，张凤莲就会在门口喊“王玉娥，做晚汇报了！”
我一直不明白：张凤莲想占我家的房子，现在又占不成了，为什么还这么积极呢？但是有一天，她和邵主任在街上走着。“凤莲，你好好干，增选副主任的时候我提个名，你就有工资了，其它的吗……”邵主任摆了下手没有说下去，那意思似乎是，都靠不住！于是，张凤莲也就为这件靠得住的事情奋斗和努力了。人是要有个目标的，没有目标，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虽然她的这个目标不是多么高尚，但是三十块钱对她来说，还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一想到张凤莲为了三十块钱，整天在巷子里颠来跑去，不知怎么，我竟然理解和同情起她来。真正说起来，张凤莲和奶奶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如果没有这场“革命”，我们还会在这个巷子里相安无事地住着，还会是很好的邻居，她有了困难奶奶还会去帮助，可是现在，我们却仇雠相向，而且人们之间的关系也普遍是这么紧张。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一直想搞清这一点却一直找不到答案。而且不久，我和三娃子之间也爆发了一场“战争”。当然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且说张凤莲整天带着居民们在吴茂山的院子学唱“语录歌”。她起劲地打着拍子，像燕子似的挥着双臂，可是，居民们却怎么也跟不上拍子，你唱你的我唱我的，歌声参差不齐。刚唱了两天，李翠仙就说起奶奶了：“陈寡妇唱歌跟说歌一样，光见嘴动弹不见声音。”于是有一天，邵主任站在了奶奶身边：“你这到底是唱歌呢，还是念网生呢？”奶奶的网生念得很好，前不久邵主任的丈母娘死了，请奶奶去念了一天。她嘴里念念有词，坐在那里就念个没完，至于究竟念些什么，直至今天我也不清楚。“都把声音放大些！”邵主任也打起了拍子，吴茂山的院子响起一片杂乱的歌声：“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条：造反有理！造反有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把这几首歌也试着唱了一下，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歌，充其量不过是嘶嚎，这样的歌也许谁都唱不好。
吴茂山的院子呈方形，这也是居委会常在这里开会的原因。吴茂山住在后院，他的那间上房从前院看只露一个屋顶。而以前呢，这间上房也象我家的上房一样，是上下二层的。听说今天这个样子，是吴茂山儿子的主意：“跷跷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房子盖得那么高只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进而招致不必要的麻烦。”由此我想到奶奶的遭遇，可不都是因为房子盖得太高了吗？实际上，奶奶现在还有什么呢，经过这次洗劫，怕只剩下这所房子和一些不成垃圾的破烂了，但是，只要这所房子在，就还会有人打你的主意！
李翠仙还时不时地扒在墙头张望，真不知道她现在还张望什么？孙喜凤见了奶奶总要骂一句：“资本家太太你嚣张啥呢！”而奶奶总是在街上匆匆走过，一言不发也不理她。有一天她竟然在后面说：“装没听见呢，我把声音再放大点儿——资本家太太你嚣张啥呢！”她的声音整条街都能听到，可是奶奶仍然没有听到。奶奶的这个样子和李玉梅有点相象，李玉梅总是这样在巷子里悄悄地走过，脸上甚至也没有丝毫的表情。也许现在，她终于露出欣慰的笑容了？
不知怎么，我常常怕奶奶发生那样的意外：“奶，你走到街上一定要注意呢，见了车你就躲得远远的。”“俺娃，你是越来越懂事了。”奶奶摸着我的头说。我也觉得，我比原先懂事了许多。如果家里不发生这些变故，我还会象以前那样稀里胡涂地活着。现在，我常常静下心来思考：奶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呢？固然家里房好是一方面，但是家里没人也是一方面。房好又没人，这怎能让人不想呢?如果我家也有一个象吴茂山儿子那样的人，也许状况会有所改观吧？
不久，二舅来了一封信，说他很快要调回来了。二舅在邻省的一座小城工作，是大学毕业分到那里的。虽说在外地，可工作环境和条件还是不错的。现在因为家里无人，他就要调回来了，我和奶奶都为此高兴。“你二舅一回来，巷子也就没人敢欺负咱了。”二舅不象大舅，他遇事沉着冷静，能够看到事情的全过程，而大舅却只看到表面看不到深层次的东西。你比方，他打李翠仙一个耳光的事情，实际上，李翠仙只是一个幕前人物，你打她也许能给她一定的威慑，但是，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吗？怕只能加深她对奶奶的仇恨。象我和奶奶目前这种情况，就如我们住的房子一样，是在夹缝中生存的：首先大环境和大气候对我们是不利的——这点，也许谁也改变不了！但是，如何使小环境小气候变得温和一些，至少张凤莲她们不再象以前那样与我们尖锐地对立了。这，也许就是一个策略的问题了。而这一点，我想二舅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我急切地盼望着他回来。
然而这个过程却是如此地漫长。眼看着天渐渐地冷了，六七年的日历也就要翻完，可是二舅的回归却杳无音信。二舅没有消息，街面上却不断有武斗的传闻。这一年来，古城的造反组织已分化为两大派别：一派是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一派是工人造反联合会，简称“工联”。这两个造反组织既不是信仰之争也不是争地盘，他们都标谤自己是造反，诬对方是保皇。虽然毛主席一再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可这两个工人组织却闹得不亦乐乎，从相互谩骂渐渐发展到了武斗。古城的东郊和西郊散布着一些兵工厂，里面的产品也很快被当作了武器，于是，武斗也就上升为真枪实弹的较量，不断传来有人被打死的消息。
奶奶一再地叮嘱我：“你千万不要到街上去，街上太乱，你就呆在院子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活动的范围也相应在增大，这个院子已经不能容纳下我了。听说，西门城楼上就架着机关枪，西门盘道也被铁丝网堵了。奶奶说：“刘振华围城的时候就是这样。”因而，我的活动范围也只能是梆子井了。
而梆子井也相对地显得安静。这期间发生的变化，不过是一些新住户陆续地搬来，而老住户还呆在各自的院子里，新户和老户也能够相安无事地在这块天地间生存，外界的骚动似乎对梆子井影响并不大。但是孩子们之间却在默默地发生着变化——梆子井的孩子们竟然也演化成了两大帮派。一派是以三娃子为首的所谓的“正宗梆子井”派，一派是新住户天财领导的“外来户”派。天财来梆子井之前住在道北一带。那里本是一片贫民区，他们也是城市的边缘人。可是现在，你看，他们竟挤挤挪挪地挤进古城的腹地来了，挤进我们梆子井来了！这本就是我们所不能允许的，而他，竟还要在我们中间作“大”！你凭什么呢？我们在梆子井玩儿的时候你还在铁道边捡破烂呢！如今，才来了几天，就把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全忘记了，就要对梆子井的孩子们发号施令。而要达到这一点，象他这种情况，必须在梆子井默默无闻地呆上一阵儿，然后视你的能力和资历一步步攀升到这个位置。这本是一个社会的通用法则，你天财也不能例外！
但是，他却带着那一帮外来户的孩子们在梆子井横行无忌。梆子井的孩子们如果单个出来，他们不是怒目相向就是拳脚相加，这无疑是日本鬼子到了中国！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梆子井人都不能容忍这种现象的发生，于是，我们也就自然地团结在了三娃子周围。三娃子能当我们的“王”，也并非我们的本意。三娃子在梆子井傲气日盛，随着他妈地位的显要，他在孩子们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但是他妈在梆子井又是个什么形象呢？正如喜子所说：“他妈在巷子名声不好，让他当咱们的头，也不是咱的心愿。”然而，“大敌当前”，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况且三娃子根正苗红，正宗的工人阶级子弟。试想，如果让我这个资本家的外孙子当孩子的王，在对付外来的孩子们时我们的威力就会减少许多，这无疑是一个致命的弱点，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还真有点舍三娃子其谁也的形势，况且喜子又甘当“狗头军师”。喜子这个人鬼点子多，但是家里的成份也不是很好，小业主，他爸也不明不白地死了。因而在推选孩子王的时候，他主动让贤给了三娃子，“我不行，我光给咱出主意。”他说：“三娃子当咱的头没啥说的。”而像我这种“地富反坏”的子弟，也自然“没啥说的”。你凭什么竟选孩子王呢？“人贵有自知之明”，你家里是个什么情况，你自己心里最清楚，能让你当个走卒已经不错了。就这样，三娃子既有******权势作靠山，又有喜子这样的人摇鹅毛扇子，还有一群老户的孩子作走卒，一时间竟和天财领导的那些外来户们分庭抗礼，形成了两大营垒！
梆子井的孩子自从有了三娃子这杆大旗，就像一盘散沙有了磁石、漫流的水入了河道一般有了凝聚力。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三娃子周围，天财他们再也不敢小瞧我们了，那种动辄动手的现象绝迹了，甚至连侮辱我们人格的话也听不到了，两大营垒渐渐地趋于了平衡。
与此同时，社会上那两个工人组织也势均力敌。“工总司”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郊，“工联”则控制着西郊一带。那些大规模的械斗都发生在郊外，而四门内的市区却成了一个真空地带。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地”内高喊：“你们要保皇，我们却要将造反进行到底！”究竟谁保皇谁造反，就是包青天活转来也未必能分清！
我固然不敢去郊外，但有时也上街看看。这天，我来到西大街，发现“工总司”和“工联”的人正对峙着。“工总司”的人站在东边，个个拿着棍棒，戴着头盔，还有一个精心制作的盾牌。盾牌很大，从正面看，几乎看不到人，盾牌下却露出了棍棒——全是铁的！这种场面颇像古代战场的阵势，这两天我正看《三国演义》，一下子兴趣大增，站在路边袖手旁观了起来。不一会儿，汽水和啤酒瓶子就飞了过来，乒乒乓乓地砸在了盾牌上。“工总司”的人手持盾牌，两条腿坚定不移地前进，嘴里喊着：“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和保皇的工联血战到底！”因而瓶子真正砸到的并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这些看热闹的人。小孩儿的头被砸破了，哇哇乱叫，妇女抱着孩子惊慌地穿过大街小巷。商店的橱窗被砸烂了，店员趴在柜台下面，像躲避空袭似的不敢露头。于是汽水和啤酒瓶子又源源不断地运了出来，砸了过去！
我躲在一根电线杆后面，突然，上面的碘钨灯“爆”的一声，象原子弹爆炸似的腾发出一片烟雾，那些玻璃的碎片灌进了我的脖颈。但是眼前的对峙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工总司”的人迎着“弹雨”义无反顾地前进；“工联”的人虽然不断地将酒瓶和砖头扔过来，却步步退却，最后发一声喊，作了鸟兽散，“工总司”的人立刻放下盾牌欢呼了起来。我终于看到了现代武斗抑或古代战争的场面。但是喜子说：“这算个啥吗！明儿你和我到西郊去看看，那才叫真正的武斗!”“我可不敢去，我的胆量只能看这样的场面。”但是他说：“那不是武斗，是个展览。”“什么展览呢？”“打死人展览。”竟然有这样的展览！于是我和喜子去了。
现在我和奶奶才知道，那张回来的车票还是李干事自己掏的腰包儿。大舅来了一封信，一再地说李干事是个好人，当然李干事此举也就说明了他是个好人，但是李干事为什么这么做呢？我和奶奶也只能用“好人”来诠释其中的原因。大舅说他已经离开了北京，没见上聂元梓也没见上蒯大富，这两个新贵想见的人很多，他实在是等不起。最后说他去了东北，说要看看我的爸爸和妈妈，我知道他和爸爸的关系不错，虽说现在已不存在什么关系了，但是那份情还是割舍不了。可是他又怎么去呢？也象奶奶一样，靠那几张“永垂不朽”的宣纸一路混去吗，那显然是不行的——同情他的人不会比同情奶奶的人多，恻隐之心也是要看对象的。直至七年后我才弄清，原来东北一直是全国的“重灾区”，七年后我去那里仍然是一片混乱，那么此时是什么样子，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大舅说，完全不用买车票，只要登上火车，只要喊几声“造反有理”，走到哪儿都有吃有喝。大舅走了，我再见到他时，已是十二年之后；大舅走了，我和奶奶还必须呆在梆子井。
梆子井虽然没有去年那么过激和混乱了，但是对奶奶的行动依然采取着：每天早晨八点，必须到吴茂山的院子做“早请示”，然后，和居民们一起学唱语录歌。晚上八点，再到吴茂山的院子做“晚汇报”。实际上，“早请示”和“晚汇报”每个公民都必须做，所以也谈不上对奶奶有什么行动。不同的是，奶奶他们做“晚汇报”时，必须带上“我是地富反坏，我是牛鬼蛇神。我在旧社会做了许多坏事，我是怎样地剥削穷人……”所以，奶奶喜欢做“早请示”，不喜欢做“晚汇报”。每天晚上，她都如坐针毡、惶恐不安，但是不去却不行，不去，张凤莲就会在门口喊“王玉娥，做晚汇报了！”
我一直不明白：张凤莲想占我家的房子，现在又占不成了，为什么还这么积极呢？但是有一天，她和邵主任在街上走着。“凤莲，你好好干，增选副主任的时候我提个名，你就有工资了，其它的吗……”邵主任摆了下手没有说下去，那意思似乎是，都靠不住！于是，张凤莲也就为这件靠得住的事情奋斗和努力了。人是要有个目标的，没有目标，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虽然她的这个目标不是多么高尚，但是三十块钱对她来说，还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一想到张凤莲为了三十块钱，整天在巷子里颠来跑去，不知怎么，我竟然理解和同情起她来。真正说起来，张凤莲和奶奶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如果没有这场“革命”，我们还会在这个巷子里相安无事地住着，还会是很好的邻居，她有了困难奶奶还会去帮助，可是现在，我们却仇雠相向，而且人们之间的关系也普遍是这么紧张。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一直想搞清这一点却一直找不到答案。而且不久，我和三娃子之间也爆发了一场“战争”。当然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且说张凤莲整天带着居民们在吴茂山的院子学唱“语录歌”。她起劲地打着拍子，像燕子似的挥着双臂，可是，居民们却怎么也跟不上拍子，你唱你的我唱我的，歌声参差不齐。刚唱了两天，李翠仙就说起奶奶了：“陈寡妇唱歌跟说歌一样，光见嘴动弹不见声音。”于是有一天，邵主任站在了奶奶身边：“你这到底是唱歌呢，还是念网生呢？”奶奶的网生念得很好，前不久邵主任的丈母娘死了，请奶奶去念了一天。她嘴里念念有词，坐在那里就念个没完，至于究竟念些什么，直至今天我也不清楚。“都把声音放大些！”邵主任也打起了拍子，吴茂山的院子响起一片杂乱的歌声：“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条：造反有理！造反有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把这几首歌也试着唱了一下，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歌，充其量不过是嘶嚎，这样的歌也许谁都唱不好。
吴茂山的院子呈方形，这也是居委会常在这里开会的原因。吴茂山住在后院，他的那间上房从前院看只露一个屋顶。而以前呢，这间上房也象我家的上房一样，是上下二层的。听说今天这个样子，是吴茂山儿子的主意：“跷跷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房子盖得那么高只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进而招致不必要的麻烦。”由此我想到奶奶的遭遇，可不都是因为房子盖得太高了吗？实际上，奶奶现在还有什么呢，经过这次洗劫，怕只剩下这所房子和一些不成垃圾的破烂了，但是，只要这所房子在，就还会有人打你的主意！
李翠仙还时不时地扒在墙头张望，真不知道她现在还张望什么？孙喜凤见了奶奶总要骂一句：“资本家太太你嚣张啥呢！”而奶奶总是在街上匆匆走过，一言不发也不理她。有一天她竟然在后面说：“装没听见呢，我把声音再放大点儿——资本家太太你嚣张啥呢！”她的声音整条街都能听到，可是奶奶仍然没有听到。奶奶的这个样子和李玉梅有点相象，李玉梅总是这样在巷子里悄悄地走过，脸上甚至也没有丝毫的表情。也许现在，她终于露出欣慰的笑容了？
不知怎么，我常常怕奶奶发生那样的意外：“奶，你走到街上一定要注意呢，见了车你就躲得远远的。”“俺娃，你是越来越懂事了。”奶奶摸着我的头说。我也觉得，我比原先懂事了许多。如果家里不发生这些变故，我还会象以前那样稀里胡涂地活着。现在，我常常静下心来思考：奶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呢？固然家里房好是一方面，但是家里没人也是一方面。房好又没人，这怎能让人不想呢?如果我家也有一个象吴茂山儿子那样的人，也许状况会有所改观吧？
不久，二舅来了一封信，说他很快要调回来了。二舅在邻省的一座小城工作，是大学毕业分到那里的。虽说在外地，可工作环境和条件还是不错的。现在因为家里无人，他就要调回来了，我和奶奶都为此高兴。“你二舅一回来，巷子也就没人敢欺负咱了。”二舅不象大舅，他遇事沉着冷静，能够看到事情的全过程，而大舅却只看到表面看不到深层次的东西。你比方，他打李翠仙一个耳光的事情，实际上，李翠仙只是一个幕前人物，你打她也许能给她一定的威慑，但是，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吗？怕只能加深她对奶奶的仇恨。象我和奶奶目前这种情况，就如我们住的房子一样，是在夹缝中生存的：首先大环境和大气候对我们是不利的——这点，也许谁也改变不了！但是，如何使小环境小气候变得温和一些，至少张凤莲她们不再象以前那样与我们尖锐地对立了。这，也许就是一个策略的问题了。而这一点，我想二舅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我急切地盼望着他回来。
然而这个过程却是如此地漫长。眼看着天渐渐地冷了，六七年的日历也就要翻完，可是二舅的回归却杳无音信。二舅没有消息，街面上却不断有武斗的传闻。这一年来，古城的造反组织已分化为两大派别：一派是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一派是工人造反联合会，简称“工联”。这两个造反组织既不是信仰之争也不是争地盘，他们都标谤自己是造反，诬对方是保皇。虽然毛主席一再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可这两个工人组织却闹得不亦乐乎，从相互谩骂渐渐发展到了武斗。古城的东郊和西郊散布着一些兵工厂，里面的产品也很快被当作了武器，于是，武斗也就上升为真枪实弹的较量，不断传来有人被打死的消息。
奶奶一再地叮嘱我：“你千万不要到街上去，街上太乱，你就呆在院子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活动的范围也相应在增大，这个院子已经不能容纳下我了。听说，西门城楼上就架着机关枪，西门盘道也被铁丝网堵了。奶奶说：“刘振华围城的时候就是这样。”因而，我的活动范围也只能是梆子井了。
而梆子井也相对地显得安静。这期间发生的变化，不过是一些新住户陆续地搬来，而老住户还呆在各自的院子里，新户和老户也能够相安无事地在这块天地间生存，外界的骚动似乎对梆子井影响并不大。但是孩子们之间却在默默地发生着变化——梆子井的孩子们竟然也演化成了两大帮派。一派是以三娃子为首的所谓的“正宗梆子井”派，一派是新住户天财领导的“外来户”派。天财来梆子井之前住在道北一带。那里本是一片贫民区，他们也是城市的边缘人。可是现在，你看，他们竟挤挤挪挪地挤进古城的腹地来了，挤进我们梆子井来了！这本就是我们所不能允许的，而他，竟还要在我们中间作“大”！你凭什么呢？我们在梆子井玩儿的时候你还在铁道边捡破烂呢！如今，才来了几天，就把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全忘记了，就要对梆子井的孩子们发号施令。而要达到这一点，象他这种情况，必须在梆子井默默无闻地呆上一阵儿，然后视你的能力和资历一步步攀升到这个位置。这本是一个社会的通用法则，你天财也不能例外！
但是，他却带着那一帮外来户的孩子们在梆子井横行无忌。梆子井的孩子们如果单个出来，他们不是怒目相向就是拳脚相加，这无疑是日本鬼子到了中国！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梆子井人都不能容忍这种现象的发生，于是，我们也就自然地团结在了三娃子周围。三娃子能当我们的“王”，也并非我们的本意。三娃子在梆子井傲气日盛，随着他妈地位的显要，他在孩子们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但是他妈在梆子井又是个什么形象呢？正如喜子所说：“他妈在巷子名声不好，让他当咱们的头，也不是咱的心愿。”然而，“大敌当前”，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况且三娃子根正苗红，正宗的工人阶级子弟。试想，如果让我这个资本家的外孙子当孩子的王，在对付外来的孩子们时我们的威力就会减少许多，这无疑是一个致命的弱点，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还真有点舍三娃子其谁也的形势，况且喜子又甘当“狗头军师”。喜子这个人鬼点子多，但是家里的成份也不是很好，小业主，他爸也不明不白地死了。因而在推选孩子王的时候，他主动让贤给了三娃子，“我不行，我光给咱出主意。”他说：“三娃子当咱的头没啥说的。”而像我这种“地富反坏”的子弟，也自然“没啥说的”。你凭什么竟选孩子王呢？“人贵有自知之明”，你家里是个什么情况，你自己心里最清楚，能让你当个走卒已经不错了。就这样，三娃子既有******权势作靠山，又有喜子这样的人摇鹅毛扇子，还有一群老户的孩子作走卒，一时间竟和天财领导的那些外来户们分庭抗礼，形成了两大营垒！
梆子井的孩子自从有了三娃子这杆大旗，就像一盘散沙有了磁石、漫流的水入了河道一般有了凝聚力。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三娃子周围，天财他们再也不敢小瞧我们了，那种动辄动手的现象绝迹了，甚至连侮辱我们人格的话也听不到了，两大营垒渐渐地趋于了平衡。
与此同时，社会上那两个工人组织也势均力敌。“工总司”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郊，“工联”则控制着西郊一带。那些大规模的械斗都发生在郊外，而四门内的市区却成了一个真空地带。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地”内高喊：“你们要保皇，我们却要将造反进行到底！”究竟谁保皇谁造反，就是包青天活转来也未必能分清！
我固然不敢去郊外，但有时也上街看看。这天，我来到西大街，发现“工总司”和“工联”的人正对峙着。“工总司”的人站在东边，个个拿着棍棒，戴着头盔，还有一个精心制作的盾牌。盾牌很大，从正面看，几乎看不到人，盾牌下却露出了棍棒——全是铁的！这种场面颇像古代战场的阵势，这两天我正看《三国演义》，一下子兴趣大增，站在路边袖手旁观了起来。不一会儿，汽水和啤酒瓶子就飞了过来，乒乒乓乓地砸在了盾牌上。“工总司”的人手持盾牌，两条腿坚定不移地前进，嘴里喊着：“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和保皇的工联血战到底！”因而瓶子真正砸到的并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这些看热闹的人。小孩儿的头被砸破了，哇哇乱叫，妇女抱着孩子惊慌地穿过大街小巷。商店的橱窗被砸烂了，店员趴在柜台下面，像躲避空袭似的不敢露头。于是汽水和啤酒瓶子又源源不断地运了出来，砸了过去！
我躲在一根电线杆后面，突然，上面的碘钨灯“爆”的一声，象原子弹爆炸似的腾发出一片烟雾，那些玻璃的碎片灌进了我的脖颈。但是眼前的对峙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工总司”的人迎着“弹雨”义无反顾地前进；“工联”的人虽然不断地将酒瓶和砖头扔过来，却步步退却，最后发一声喊，作了鸟兽散，“工总司”的人立刻放下盾牌欢呼了起来。我终于看到了现代武斗抑或古代战争的场面。但是喜子说：“这算个啥吗！明儿你和我到西郊去看看，那才叫真正的武斗!”“我可不敢去，我的胆量只能看这样的场面。”但是他说：“那不是武斗，是个展览。”“什么展览呢？”“打死人展览。”竟然有这样的展览！于是我和喜子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