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误解
于谦，字廷益，杭州府钱塘县人。
其在二十三岁之时，即在永乐十九年辛丑科殿试中，以第三甲的成绩而被永乐皇帝赐“同进士”出身。就此，于谦步入了仕途。
于谦自幼为人刚烈，为官后自是清廉，其锄强扶弱之心更是伴随着其一生。
在“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文（即歌功颂德，粉饰现实的诗文）大行其道之际，于谦也丝毫不掩饰其不屑，写下了反映民间疾苦的《荒村》。
其诗云：“村落甚荒凉，年年苦旱蝗。老翁佣纳债，稚子卖输粮。壁破风生屋，梁颓月堕床。那知牧民者，不肯报灾伤。”
这种为人、这种为官、这种心性，自然在让于谦极具民望的同时，也让他被许多为官者痛恨。
官场讲究的是和光同尘，特立独行者向来是被其排斥的。
那为何于谦却屡屡得以提升？
而且之后其又写诗讽刺司礼监太监王振，被通政使李锡逢检举其因“长期未得晋升，而毁谤圣上”而下狱。但却在他被判处死刑后，于谦又突然被释放，还被升为大理寺（三法司之一）少卿。
虽然当时老百姓认为这是群民共愤，联名上书所致，但于谦的同僚们却不以为然。官场自有官场的规则，官员们认为这是比王振后台更硬的大人物再次出手所致。
不然作为英宗代言人的王振不可能会在事后解释，他是抓错了同名同姓之人。而王振当时又是在解释给谁听呢？沉浸官场多年之人，认为王振只可能解释给他惹不起之人听。
于谦能如此特立独行，还能屡屡升官？固然于谦政绩赫然，但官员们认为还与其“朝中有人好做官”有着莫大的联系。
试问一下，若没有后台，于谦之前何以能在大同，将镇边将领私人开垦的田地全部收为官家屯田，而以资助边防开支。
将领私人开垦的土地，与法而言，并没有将之收为国有的规定；将领手握兵权，自然不是什么软柿子，而任由于谦来捏。
信奉实力、懂得官场规则的官员们内心断定：在朝堂说一不二的太师张辅，就是于谦的后台。
于谦第一次让张辅留有印象，是宣德元年他对汉王朱高煦的辩驳。
宣德元年八月，汉王朱高燧得知朱瞻基，诰敕封赠于文臣。其就以朱瞻基违背太祖、太宗祖制以及诛杀奸臣夏元吉为由，而起兵“奉天靖难”。
北京在一边整军的同时，一边令太监侯泰携金银之物去乐安见汉王。
汉王当时以自己在永乐年间，因父皇听信谗言削了他三卫中的其二，并将他贬到乐安。大兄即位后，既没有恢复他三卫，更没有让他回京，只是赐给他些金银之物。所以这些年来，他一直都是郁郁寡欢。
最后汉王令侯泰即刻赶回北京，朱高煦说先立刻将奸臣夏原吉绑来，然后再谈他个人的待遇。
当月，汉王又遣百户陈刚携自己亲笔信来北京。
其书信中又多加了些内容：朱高煦怨气十足地指责了以张辅为首的公、侯、伯、都督们，他说这些人忘了昔日靖难时期的情谊，不是好人。当然朱高煦还说了他们不少或有或无之事……
所以之后奉宣宗之命，于谦向朱高煦的质问，不但得到朱瞻基的喝彩，也让公侯伯都督们对其生了好感。
对于朱高煦提出在永乐十四年被太宗皇帝削卫之事，于谦对当时投降的朱高煦问道：“靖难时期，太宗文皇帝骑赤兔马战于白沟河被箭矢射中之时，若不是都指挥哑失帖木舍命相救，何来汉王你今日之王爵”？
“但在永乐十四年，他却死得个不明不白”。于谦放慢语气地说。
朱高煦注意到因征讨他而来的靖难功勋皆怒视于他，他心虚地道：“是锦衣卫指挥使纪纲捶死哑失帖木的”。
于谦怒斥地道：“今日在这的，都是功勋。谁不知道军中等级森严？也不说指挥使与都指挥官位上的差别了。就论哑失帖木与太宗文皇帝之间私人的关系，纪纲若是没有人指使，他敢去锤杀有救驾之功的哑失帖木吗”？
“太宗文皇帝北巡回来，得知哑失帖木被纪纲杀死，并将纪纲下狱。但也是在第二天才赐死纪纲。敢问当时有抱怨都指挥哑失帖木不避道的汉王，可曾向太宗文皇帝为纪纲解释”？于谦诛心地问道。
“当时，当时我太子哥哥说，纪纲杀哑失帖木是因为哑失帖木也不曾避道与他”。朱高煦因心虚而带点结巴地辩道。
听到一些靖难诸将的冷哼声，于谦冷笑地道：“先皇当时如此说，是因为太宗文皇帝欲杀你，为哑失帖木报仇”。
听到靖难诸将的哗然之声、咒骂之声，朱高煦不由地脸色苍白。
于谦回忆了会，冷冷地说：“永乐十三年五月，听闻你在京师（当时为南京）私自募兵三千，这些私兵在京师更是因有你撑腰，而不断扰民。先皇令兵马指挥徐野驴去调查，却被你用铁瓜挝杀。”
“敢问汉王殿下，对太宗文皇帝一直忠心、且立有战功的徐野驴当时是犯了何罪？你挝杀徐野驴，又置太宗文皇帝、先皇于何地”？于谦一脸冷色地质问。
见朱高煦拒绝回答，于谦大声质问：“难道太宗文皇帝不该将你囚系西华门内？难道不能削减你两卫？难道最后不能令你出京师，来乐安就藩”？
“不知汉王所说太宗文皇帝因听信谗言，而削你护卫……你是想借此表明怀疑先皇向太宗进谗言？还是怀疑在场曾与哑失帖木、徐野驴一起浴血奋战过的功勋向太宗进谗言”？于谦步步紧逼地质问。
听到于谦说完，不待朱高煦开口，一位平时杀人如麻却哥们义气深重的侯爵向汉王怒斥道：“当时老子不知道哑失与野驴的死与你有关，若是知道，老子必然向大帅去为哑失与野驴讨个公道”。
这位侯爵话音刚落，其他丘八出身的公侯伯忍不住对朱高煦痛骂起来。
“你说封文官，违反祖制。你难道不知太祖曾封李善长，为年禄四千石的韩国公吗？太祖封爵之时曾说：‘李善长虽无汗马功劳，但跟随我多年，供给军粮，功劳很大，应当晋封大国”。
于谦说完，见只有朱瞻基与张辅等等几位才知道这事，其余的人皆是面面相觑。他并对也不知道此事，以为自己是凭空捏造而满脸怒容的朱高煦道：“汉王可曾见过荣国公姚广孝骑马作战”？
见汉王再次哑然，于谦又道：“太宗时期的南征北讨，作为户部尚书的夏尚书也一直在筹备军资。太宗亲征时期也有扈从，为军粮运送而筹谋划策。陛下今日册封夏元吉，何以就违背了祖制”？
朱高煦暴怒地喝道：“父皇第五次北征前夕，已将夏元吉下狱。夏元吉为何不是奸臣”？
“太宗驾崩前夕，这里不少公侯都有在场。你问问他们，当时太宗当时有没有说‘夏元吉爱我’那话？有没有下旨释放夏尚书，且官复原职”？于谦淡然地回道。
看到父皇之前喜爱的公爵、侯爵都有点头，或许是不想在听到于谦的诛心之问，在看到于谦又正欲开口，知道大势已去的朱高煦向朱瞻基认罪地道：“臣罪万万死，惟陛下发落”。
……
其实张辅对于谦也只是有好印象而已，谈不上喜欢。毕竟于谦《荒村》那诗，对当任太师之职的张辅来说，不可能不产生恶感。
张辅在于谦下狱之时，也确实过问了。但他之所以过问，并不是因为他是于谦的后台。而是他不希望看到在他担任太师期间，于谦这样的直臣遭遇到不幸。
宰相的肚子尚能撑船，更何况太师。让直臣遭遇不幸，张辅认为这会给他的身后名带来不利。
于谦也从来没想过去巴结太师。相反来说在那次征讨汉王之时，于谦就已经发现张辅在军中的威望高于朱瞻基。
当时的汉王，可是在其造反的檄文提到朱瞻基在太宗第二次北征时，因朱瞻基中伏，而导致太宗皇帝在忽兰忽失温大捷后不得不分兵来救他，从而失去集中优势兵力追击瓦剌，从而扩大战果。
汉王还讽刺朱瞻基，把对他忠心耿耿的李谦当作替罪羊。汉王甚至说朱瞻基在最后甚至不惜杀死李谦，好将中伏的原因全推给一个不会说话的死人。
击败汉王，也根本不是在后面的朱瞻基运兵得当，而是在前面的张辅用兵得当。一路扈从宣宗的于谦，更是从朱瞻基对张辅的鹦鹉学舌，确认了这点。
所以在当时，于谦就认为张辅将来有可能是周公，但也有可能会是王莽。而于谦本来就不是那种会巴结人之人，更遑论去巴结他认为有可能会成为王莽之人。
虽然张辅对于谦只是欣赏，而于谦对张辅更有怀疑，但这不妨碍有些人将张辅与于谦的关系幻想化。
其在二十三岁之时，即在永乐十九年辛丑科殿试中，以第三甲的成绩而被永乐皇帝赐“同进士”出身。就此，于谦步入了仕途。
于谦自幼为人刚烈，为官后自是清廉，其锄强扶弱之心更是伴随着其一生。
在“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文（即歌功颂德，粉饰现实的诗文）大行其道之际，于谦也丝毫不掩饰其不屑，写下了反映民间疾苦的《荒村》。
其诗云：“村落甚荒凉，年年苦旱蝗。老翁佣纳债，稚子卖输粮。壁破风生屋，梁颓月堕床。那知牧民者，不肯报灾伤。”
这种为人、这种为官、这种心性，自然在让于谦极具民望的同时，也让他被许多为官者痛恨。
官场讲究的是和光同尘，特立独行者向来是被其排斥的。
那为何于谦却屡屡得以提升？
而且之后其又写诗讽刺司礼监太监王振，被通政使李锡逢检举其因“长期未得晋升，而毁谤圣上”而下狱。但却在他被判处死刑后，于谦又突然被释放，还被升为大理寺（三法司之一）少卿。
虽然当时老百姓认为这是群民共愤，联名上书所致，但于谦的同僚们却不以为然。官场自有官场的规则，官员们认为这是比王振后台更硬的大人物再次出手所致。
不然作为英宗代言人的王振不可能会在事后解释，他是抓错了同名同姓之人。而王振当时又是在解释给谁听呢？沉浸官场多年之人，认为王振只可能解释给他惹不起之人听。
于谦能如此特立独行，还能屡屡升官？固然于谦政绩赫然，但官员们认为还与其“朝中有人好做官”有着莫大的联系。
试问一下，若没有后台，于谦之前何以能在大同，将镇边将领私人开垦的田地全部收为官家屯田，而以资助边防开支。
将领私人开垦的土地，与法而言，并没有将之收为国有的规定；将领手握兵权，自然不是什么软柿子，而任由于谦来捏。
信奉实力、懂得官场规则的官员们内心断定：在朝堂说一不二的太师张辅，就是于谦的后台。
于谦第一次让张辅留有印象，是宣德元年他对汉王朱高煦的辩驳。
宣德元年八月，汉王朱高燧得知朱瞻基，诰敕封赠于文臣。其就以朱瞻基违背太祖、太宗祖制以及诛杀奸臣夏元吉为由，而起兵“奉天靖难”。
北京在一边整军的同时，一边令太监侯泰携金银之物去乐安见汉王。
汉王当时以自己在永乐年间，因父皇听信谗言削了他三卫中的其二，并将他贬到乐安。大兄即位后，既没有恢复他三卫，更没有让他回京，只是赐给他些金银之物。所以这些年来，他一直都是郁郁寡欢。
最后汉王令侯泰即刻赶回北京，朱高煦说先立刻将奸臣夏原吉绑来，然后再谈他个人的待遇。
当月，汉王又遣百户陈刚携自己亲笔信来北京。
其书信中又多加了些内容：朱高煦怨气十足地指责了以张辅为首的公、侯、伯、都督们，他说这些人忘了昔日靖难时期的情谊，不是好人。当然朱高煦还说了他们不少或有或无之事……
所以之后奉宣宗之命，于谦向朱高煦的质问，不但得到朱瞻基的喝彩，也让公侯伯都督们对其生了好感。
对于朱高煦提出在永乐十四年被太宗皇帝削卫之事，于谦对当时投降的朱高煦问道：“靖难时期，太宗文皇帝骑赤兔马战于白沟河被箭矢射中之时，若不是都指挥哑失帖木舍命相救，何来汉王你今日之王爵”？
“但在永乐十四年，他却死得个不明不白”。于谦放慢语气地说。
朱高煦注意到因征讨他而来的靖难功勋皆怒视于他，他心虚地道：“是锦衣卫指挥使纪纲捶死哑失帖木的”。
于谦怒斥地道：“今日在这的，都是功勋。谁不知道军中等级森严？也不说指挥使与都指挥官位上的差别了。就论哑失帖木与太宗文皇帝之间私人的关系，纪纲若是没有人指使，他敢去锤杀有救驾之功的哑失帖木吗”？
“太宗文皇帝北巡回来，得知哑失帖木被纪纲杀死，并将纪纲下狱。但也是在第二天才赐死纪纲。敢问当时有抱怨都指挥哑失帖木不避道的汉王，可曾向太宗文皇帝为纪纲解释”？于谦诛心地问道。
“当时，当时我太子哥哥说，纪纲杀哑失帖木是因为哑失帖木也不曾避道与他”。朱高煦因心虚而带点结巴地辩道。
听到一些靖难诸将的冷哼声，于谦冷笑地道：“先皇当时如此说，是因为太宗文皇帝欲杀你，为哑失帖木报仇”。
听到靖难诸将的哗然之声、咒骂之声，朱高煦不由地脸色苍白。
于谦回忆了会，冷冷地说：“永乐十三年五月，听闻你在京师（当时为南京）私自募兵三千，这些私兵在京师更是因有你撑腰，而不断扰民。先皇令兵马指挥徐野驴去调查，却被你用铁瓜挝杀。”
“敢问汉王殿下，对太宗文皇帝一直忠心、且立有战功的徐野驴当时是犯了何罪？你挝杀徐野驴，又置太宗文皇帝、先皇于何地”？于谦一脸冷色地质问。
见朱高煦拒绝回答，于谦大声质问：“难道太宗文皇帝不该将你囚系西华门内？难道不能削减你两卫？难道最后不能令你出京师，来乐安就藩”？
“不知汉王所说太宗文皇帝因听信谗言，而削你护卫……你是想借此表明怀疑先皇向太宗进谗言？还是怀疑在场曾与哑失帖木、徐野驴一起浴血奋战过的功勋向太宗进谗言”？于谦步步紧逼地质问。
听到于谦说完，不待朱高煦开口，一位平时杀人如麻却哥们义气深重的侯爵向汉王怒斥道：“当时老子不知道哑失与野驴的死与你有关，若是知道，老子必然向大帅去为哑失与野驴讨个公道”。
这位侯爵话音刚落，其他丘八出身的公侯伯忍不住对朱高煦痛骂起来。
“你说封文官，违反祖制。你难道不知太祖曾封李善长，为年禄四千石的韩国公吗？太祖封爵之时曾说：‘李善长虽无汗马功劳，但跟随我多年，供给军粮，功劳很大，应当晋封大国”。
于谦说完，见只有朱瞻基与张辅等等几位才知道这事，其余的人皆是面面相觑。他并对也不知道此事，以为自己是凭空捏造而满脸怒容的朱高煦道：“汉王可曾见过荣国公姚广孝骑马作战”？
见汉王再次哑然，于谦又道：“太宗时期的南征北讨，作为户部尚书的夏尚书也一直在筹备军资。太宗亲征时期也有扈从，为军粮运送而筹谋划策。陛下今日册封夏元吉，何以就违背了祖制”？
朱高煦暴怒地喝道：“父皇第五次北征前夕，已将夏元吉下狱。夏元吉为何不是奸臣”？
“太宗驾崩前夕，这里不少公侯都有在场。你问问他们，当时太宗当时有没有说‘夏元吉爱我’那话？有没有下旨释放夏尚书，且官复原职”？于谦淡然地回道。
看到父皇之前喜爱的公爵、侯爵都有点头，或许是不想在听到于谦的诛心之问，在看到于谦又正欲开口，知道大势已去的朱高煦向朱瞻基认罪地道：“臣罪万万死，惟陛下发落”。
……
其实张辅对于谦也只是有好印象而已，谈不上喜欢。毕竟于谦《荒村》那诗，对当任太师之职的张辅来说，不可能不产生恶感。
张辅在于谦下狱之时，也确实过问了。但他之所以过问，并不是因为他是于谦的后台。而是他不希望看到在他担任太师期间，于谦这样的直臣遭遇到不幸。
宰相的肚子尚能撑船，更何况太师。让直臣遭遇不幸，张辅认为这会给他的身后名带来不利。
于谦也从来没想过去巴结太师。相反来说在那次征讨汉王之时，于谦就已经发现张辅在军中的威望高于朱瞻基。
当时的汉王，可是在其造反的檄文提到朱瞻基在太宗第二次北征时，因朱瞻基中伏，而导致太宗皇帝在忽兰忽失温大捷后不得不分兵来救他，从而失去集中优势兵力追击瓦剌，从而扩大战果。
汉王还讽刺朱瞻基，把对他忠心耿耿的李谦当作替罪羊。汉王甚至说朱瞻基在最后甚至不惜杀死李谦，好将中伏的原因全推给一个不会说话的死人。
击败汉王，也根本不是在后面的朱瞻基运兵得当，而是在前面的张辅用兵得当。一路扈从宣宗的于谦，更是从朱瞻基对张辅的鹦鹉学舌，确认了这点。
所以在当时，于谦就认为张辅将来有可能是周公，但也有可能会是王莽。而于谦本来就不是那种会巴结人之人，更遑论去巴结他认为有可能会成为王莽之人。
虽然张辅对于谦只是欣赏，而于谦对张辅更有怀疑，但这不妨碍有些人将张辅与于谦的关系幻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