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之血色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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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0章 一事未成

    崇祯十七年二月初八日,京师、北直隶一带大风霾,五色遞变,阖室照之赤如血,崇祯皇帝大惊,疑山西或有巨变,遂召廷臣于中极殿,并及陈演,户兵部科。

    初九,噩耗终于传来:太原沦陷!

    稍微懂点地理、军事的人都知道太原失守意味着什么:向北可以直逼忻州、大同、宣府,兵临京城;向东可以攻取平定州,继而拿下固关,即可直插畿南,再攻下真定,则京师的皇帝、百官们一个也别想跑!

    这更意味着山右全省皆坏,贼军可以向北长驱直入,京师只剩下最后一道防线:宣、大两镇!

    留给大明君臣继续扯皮、作死的时间不多了!

    惊闻噩耗的崇祯皇帝慌忙火急地命太监传话,召集六部、督察院、六科和翰林院群臣举行紧急朝会,一起议事献策。

    前不久,就有吏科给事中吴麟征提出尽弃关外并撤辽师回防京师,现在,闯贼连太原都攻下了,京师危在旦夕,大明已到了生死存亡之际,有点危机感的官员都知道孰轻孰重。

    在京畿附近的蓟辽总督(节制顺天、辽东二抚,蓟州、昌平、辽东三镇)王永吉和顺天巡抚杨鹗管辖重要军镇、关隘,比京师更早得知这一消息。

    王永吉拉着杨鹗的手臂叹道:“上倚吾蓟门一旅,今所调习整练者几何,而可以御贼?”

    “计莫若撤关外四城而守关,召吴三桂之兵入卫京师。”

    “都下公卿莫肯先发,吾两人于责无所诿,其何可以不请?”

    杨鹗回道:“善。”

    于是二人相约一起上奏朝廷:“请撤宁远吴三桂兵守关门,选士卒西行遏寇,即京师警,旦夕可援”,并写成奏疏命人紧急呈至御前。

    崇祯皇帝看后深以为然,他早就想撤关外之兵保卫京师了,奈何陈演、魏藻德等内阁重臣坚决不同意,而且他也不想背负放弃疆土的骂名,所以才一直拖延到今日。

    现在有了当事的边镇督抚上疏支持,崇祯觉得这回应该能说服内阁了,于是他拿着王、杨二人的奏疏,给内阁阁臣观看,问他们意下如何。

    陈演、魏藻德看后愕然而不敢应对,这让崇祯很是失望,命朝臣先行商议后便拂袖而去。

    见皇帝离开,陈演才道:“上有急,故行其计;事定而以弃地杀我辈,奈何?”

    魏藻德也表示:“无故弃地二百里,吾不敢任其咎!”

    吴麟征争辩道:“此何时,而可顾后患冈决?”

    见内阁诸臣皆默然不应,吴麟征心急如焚,复为议数百言,然六科不署名,独疏昌言。

    吴麟征只是一个吏科给事中,他一人哪能代表六科言官?

    六科意见都不能统一,遑论参与朝会的文武百官,于是诸人争论良久,还是未能达成统一意见。

    不得已之下,众臣上疏皇帝,请以三桂之父吴襄入为中府提督,召其询问对策,又将这一难题推给了吴襄。

    吴襄到了之后,崇祯皇帝立即谘以弃地守关策。

    明眼人都能看出此举实乃多此一举,而且简直是天真、幼稚、愚蠢到了极点!

    吴襄是谁?

    他是吴三桂的老爹,是辽西将门利益在京师的代表和传声筒,你问他该不该放弃关外土地、城池,这不是和问猫儿要不要放弃吃鱼偷腥一个结果么?

    吴襄听了崇祯皇帝这话,心念电转,暗暗大骂提出此议之人:这是哪个狗日的想断咱辽西将门的财路啊!

    关外是我们辽西将门的根本之地,若放弃,我们以后还怎么挟关自重而向朝廷、向天下要钱?

    几十万家口都喝西北风去?

    不和建虏鞑子一直僵持着,爷们还怎么发战争财?

    关外可是个聚宝盆,是咱辽西将门养着的吞金兽,如此宝贝怎能说丢就丢?

    建虏鞑子有啥大不了的,咱们和他谈笑风生一家亲。

    辽西将门喜闻乐见的事,你说丢弃,你算老几!?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想断咱辽人的财路,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任何外人想染指咱辽地都不行,即所谓“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

    管他什么狗屁川军、浙军、白杆军、戚家军,谁来都一律坑死!

    是以吴襄刚听到崇祯的话,瞬间就变得极为激动。

    当然,他不可能说出什么“关外是咱关宁人的地盘”这种混账话!

    这种情况,当然是要以国家民族大义、祖宗之地之类的政治正确来坚决打死的啦!

    于是吴襄大义凛然如义士、烈女一般,毅然决然地疾呼道:“祖宗之地,尺寸不可弃!!!”

    崇祯又道:“此朕为国家大计,非谓卿父子弃地!”

    “贼势甚迫,料卿子方略足以制之乎?”

    吴襄自然是不愿意让儿子撤回来的,否则还怎么保证他们的利益,我儿子三桂一定得留在关外,关内这不还有我吴襄么,遂对曰:“臣揣贼据秦、晋,未必即来,即来,亦遣先驱尝我耳!”

    “若逆闯自来送死,臣子必生擒之以献!”

    看吴襄这牛皮吹的真是满天飞啊,崇祯大笑曰:“逆闯已百万,卿何言之易!”

    吴襄脸不红心不跳地表示:“贼声言百万,实不过数万耳!”

    接着又开始贬低关内诸军皆不堪战:“中原乌合,未遇边兵交手战,往时诸将皆无制之兵,见贼辄溃降。”

    “以五千人往,则益贼五千;以一万人往,则益贼一万;遂使贼势愈炽。”

    “今彼屡胜而骄,初未见大敌也。”

    “朱仙镇之左帅可谓大敌矣,败在我兵多降贼;郏县之秦督可谓大敌矣,败在我兵多秦人。”

    最后吴襄当然还不忘吹嘘一下他们辽西将门的关宁军,“若以臣子之兵当之,自成擒耳!”

    吴襄的意思很明白:我不是针对你们哪一个,我是说你们关内的军队都是垃圾!

    李自成之流就是乌合之众,要收拾很容易,过去那些将领没有直接统领的士兵,见反贼就溃败、投降,反倒使得贼军越来越壮大。

    闯贼之所以越来越猖獗,是因为还没有遇上像我们关宁军这样强大的对手。

    李自成真正的对手,左良玉勉强算一个,但他的军中很多人以前就是反贼,所以败了;孙传庭也勉强算一个,但他的军中士兵大多都是陕西人,和反贼李自成的兵一样,所以也败了。

    而我儿子吴三桂就不同了,他部下将士差不多都是他的私兵,掌控得非常牢固,李自成要是敢来,我儿子一定能亲手捉拿他!

    崇祯听闻此言,神色渐渐难看起来,问道:“卿父子之兵几何?”

    吴襄自觉一时说漏了嘴,急忙顿首曰:“臣罪万死,臣兵按册八万,其实三万人。”

    崇祯又问:“此三万人皆骁勇敢战乎?”

    吴襄回道:“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过三千人可用耳。”

    “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臣食粗粝而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衣布褐而三千人皆纨罗纻绮,故能得其死力。”

    崇祯明白了,吴襄这一通忽悠无非就是说要想他的兵能打,就要出得起价,于是崇祯也不再说其他,直接问道:“需饷几何?”

    吴襄心里暗笑,对曰:“百万。”

    惊得崇祯一个激灵,心里大骂:你他娘的怎不去抢钱呢!

    但吴三桂有兵,现在骂又骂不得,只得无奈道:“何用多饷?”

    吴襄就是不想弃土回撤,这才故意为难崇祯的,见崇祯还追问,索性来几句狠的,绝了他的心思,“百万犹少言之也!”

    “三千人在外皆有数百金庄田,今舍之入关,给何地屯种?”

    “额饷少十四月,作何法清补?”

    “关外尚有六百万生灵,委之非算,驱以同入,作何道安插?”

    “百万恐不足济,臣何敢妄言!”

    吴襄这些话或有几分似真似假,但总体来说就是危言耸听,夸大其词,基本上还真就是“妄言”。

    不说别的,单说“关外有六百万生灵”,傻子都知道他在放屁!

    在这个时代,从山海关起往北,不算朝鲜,一直到北极,包括满洲人、布里亚特蒙古人乃至整个西伯利亚,都不可能有六百万人!

    辽东本来的确是块好地方,从汉朝开始就一直是汉地,其后虽有波折,曾为辽金等族所据,但发展到明朝中期,汉人人口还是很可观的,或有二三百万人亦未可知。

    但至虏酋努尔哈赤起家,就大肆屠戮辽东汉民,之后沈阳、辽阳等重城也为女真人占据。

    在努尔哈赤时代,因其并未有入主中原的意识和野心,是以绝不可能对汉民有什么怀柔、笼络之心。

    加之此人极其野蛮残暴,所以彼时之汉民大多被残杀,不愿被杀被奴役的汉民或逃回关内或逃至朝鲜,辽东人口锐减,汉民十不存一。

    到了皇太极时代,皇太极此人有些追求,虽不敢说窃据中华,但也有了在辽东一带立一国,当个域外皇帝的野心,譬如唐时之高句丽、渤海,宋时之辽、金,建元立国自然不能没有人口,所以此时辽东汉民以被掳掠为奴隶为主。

    然而经过他爹十数年如一日的祸害,辽东哪还有多少汉民,是以之后的奴隶也大多是其入塞中原打草谷掳掠而来的,但短时间内又岂能掳掠多少人?

    而关外仅剩的宁远、前屯等城以及先前皮岛总兵毛文龙收留的辽东难民,加起来也不过数十万而已。

    如今毛文龙早已被“五年平辽袁督师”所杀,后又几经动乱,终在崇祯十年,丙子胡乱,皇太极侵入朝鲜并迫使其臣服,继而联合朝鲜攻陷了皮岛,都督沈世魁以下明朝军民数万人死难。

    皮岛上仅遗留百余名汉人,后归朝鲜,而皮岛亦不复存在。

    关外寥寥几座城池,何来六百万之众?撑死不过二十万,现在开始撤回,尚来得及,安插在京畿附近亦非难事,说来说去,吴襄就是不愿意其撤回罢了。

    崇祯自然是明白的,可又拿吴家父子没什么办法,泫然欲泣,可怜巴巴道:“卿言是,内库止七万金,金银什物二、三十万耳!”

    于是崇祯下捐助令,命在京文武百官捐银助饷,群臣大哗,纷纷道:“人与人之间是不同的,官与官之间更是天差地别,我是清官,无钱可捐!”

    这事自然又不了了之。

    一策不行,崇祯皇帝又生一策,暗示群臣再议南迁,然而争吵了好一阵子,这事仍旧是没个定论。

    就结果而论之,太原之陷对朝廷有何影响?

    细究一下,会发现其实根本没有影响!

    因为面对如此巨变,朝廷除了发下几道谕令给宣大等边镇及督师李建泰,让他们严阵以待、剿灭闯贼以外,其实完全没有做出什么要紧的应对之策。

    从皇帝到百官,吵也吵了,骂也骂了,可就是什么结果也没有,什么决定也没下!

    南迁和弃关外保京师这两件关系到国家命运和自家性命的身死大事,研究讨论了许久,竟一事未成!

    让人实在不能不佩服这一干大明君臣的脑子,一起坚定不移地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古语有云: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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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十七年二月初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