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科举 一
唐代的科举考试，时间定在春夏之间，于每年的农历二月在京师举行，共计三场，故又称春闱。
关于科举的兴起，源隋还是源唐，史学界向来是有争议。但是成为一种成熟的选拔人才的制度，源于唐朝这是毋庸置疑的。
自武德五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科举状元诞生开始，历经太宗、武周、玄宗三朝，科举制度已经逐渐成型。
科举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定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
常科的考生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京师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和各地方州县学馆出身，通过学校的选拔考试合格后，由学校局举荐到尚书省参加各科考试，称作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
由此可知，要想参加唐代的科举考试，无论是通过哪种途径，都是要参加初考的。只有通过了初考，才能取得参加春闱的资格。
这就造成了一个很不公平的事情。唐代的科举，与后世的三年一考不同，乃是一年一考。对于落榜的非长安考生来说，为了参加来年的春闱，就必须返回原籍参加初考。距离近的还好，距离远的，一来一回，时间就全耽搁在路上了，哪还有时间读书？
再加上历届科考录取，长安中榜的名额明显较多，这就导致，有条件的仕子纷纷想办法入籍长安以及周边地区，便如同后世的高考移民一般。
而那些没有条件，又不愿返回原籍参加初考的仕子，也不是全无办法。
唐代科举允许“公荐”和“通榜”，允许知名人士向主考官推荐优秀人才。于是落榜考仕子可以制作行卷，将自己的诗文作品抄写在长卷上，投献给达官显贵或文坛名人。如果得到他们的赏识和推荐，按照大唐律法，也可以不参加初考，直接参与科举考试，而且往往能因为得高官赏识，声名在外，而被录取，成为了不少仕子心中的终南捷径。这就是所谓的“投卷”。
在历史上，因为投卷和荐举而进入仕途的名人绝不在少数，也留下来了很多流传千古的故事。
据说王维年轻人时极为自负，曾放言道，不参加科举则已，如若参加，必得状元，否则绝不入仕。
王维有没有这个能力，咱们从后世的角度不好评说。原因也很简单，他虽然诗才斐然，但是前面依然有两座跨不过的高山，李白和杜甫，说他文采冠绝一代肯定是过了。
而且就在他参加科举的那一年，王维也遇到了一个劲敌，此人便是张九皋。
没有错，他就是开元名相张九龄的弟弟，而且还得到了一个在唐史中出镜率极高的公主——玉真公主的赏识。玉真公主着人传信给京都的主考官，让其取张九皋为第一名。
王维得到消息之后，立马慌了。他这牛逼都吹出去了，倘若张九皋真的得了第一，他便是仅列其后，按照他的誓言也不能入仕了。在唐朝，誓言可不像后世那样，可以随便乱发。士人之间，极重诚信。所谓人而不信，不可其知，王维即使是真的厚着脸皮入仕，以后也没有丝毫的前途可言，光是诠选这一关，他就过不去。
于是王维找到了自己的好基友岐王李范。
李范听了，说好兄弟啊，不是我不帮你，主要是哥们势力不及那娘们啊，斗不过她。你还得去找那个娘们，我来帮你引见。那娘们虽然是个尼姑，但是水性杨花，入幕之宾换得一茬一茬的，以你的文才相貌还怕勾搭不上？
于是王维换上华贵的衣服，捧着唐代吉他——琵琶就跟随着李范来到了玉真公主的家中。
酒至半酣，李范对玉真公主道，我这朋友solo贼6，想不想听听？
玉真公主看王维面容清秀，当下就有些意动，于是应允。王维一首soul下来，顿时技惊四座。于是王维趁热打铁，赶紧把自己准备好的诗词文章呈献给玉真公主。玉真公主读了王维的诗，立时被他的才华震惊了，马上就把张九皋踹到了一边。
这时，李范才告诉玉真公主，王维生性孤傲，听说今年科举，张九皋已经被内定为第一，是以不肯参加。而自己惜其才华，这才出此下策，用这种方法，将王维举荐给她。
玉真公主闻言，立马表示，吾有摩诘，何须他张九皋？于是立马就把主考官叫到家里，教育了一番。
由是，王维亦一举夺魁。
不过，出来混，终究是要还的。多年以后，李白只身入京，用更加强势的方法，将王维从玉真公主的身边给挤走了。
这也是两位留名青史的大诗人，虽然同处一个时代，但是却几无交集的原因，两人根本就是情敌的关系。
由此例也可以看出，唐代的科举，较之后世来说，公平性相差太多，很容易就会被权贵阶级所操纵。一些确有才学，却无门路的仕子，比如杜甫，在这种制度下是很难中举的。
原因也很简单，唐代的科举阅卷，并无糊名这项制度。谁的卷子，考官只要看名字，就一目了然。是以，中举的考生，大多数都是早已声名在外的仕子。
这就是为何整个天下的人，都认定谢轩将会高中此届科举的状元。试卷上，谢轩这两个字，本就已胜过一切的华彩文章了。
说回科举本身，唐代的科举，以明经、进士两科为主，考试的内容，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较的是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都有改变，演变成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的考试制度。
仕子们到达京城后，先要到尚书省“疏名列到”，即办理报到手续。通常是上“文解”，即由地方官府发给仕子的推荐证件，还有“家状”，即由举子本人填写的籍贯、三代名讳等方面的家庭状况表。接下来还要“结款通保及所居”。要求举子们以三人为一组来相互担保，并写明在长安城的暂时住所。
办完这些事情之后，还得参加两项集体活动。一项是在元旦节那天参加由皇帝接见的仪式，另一项是由国子监举行的拜谒孔子像的仪式。
接下来，便可以准备科举考试了。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担任知贡举，若是由他人临时担任此职，则称“权知贡举”。而任“权知贡举”者，不得低于礼部待郎的官衔。
考试的地点在尚书省礼部南院内。考试共分三场，分别为经贴、杂文、时务策。每场的考试时间为一天，从昼至夜，烧三根烛尽为止。每场定去留，第一场合格方许考第二场，第二场合格才有资格考第三场，也就是说三场全部通过，才有可能考中进士。
至于殿试，唐朝是没有这种说法的。
后世有史学家认为，武后载初元年举行了科举史上第一次殿试。其实这并不能算是殿试，武则天充其量只是代行了“神都”会场的知贡举而已。而且只是偶一为之，并未形成制度。直到昭宗乾宁二年，皇上亲自出题复试进士，重新排名，重新放榜，将原先的状元刷掉，这才像是后世的殿试，不过，也仅此一次而已。
而进士及第被称为“登龙门”，第一名称之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至于探花，在唐代还没有这样的说法。
进士及第后，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
而在唐代，进士并没有后世那样尊贵，常科登第后，并不能马上就授予官职，还要经历守选。待得朝廷有官位空出，经吏部考试，也就是诠选，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
当然，仕子如果想在进士及第后立即为官，也不是没有办法。可以参加另一种考试：试文三篇，叫做“宏词”；试判三条，叫做“拔萃”。合格后就可以分发任用。但是，与科举考试不同的是，这种考试的主持部门为吏部，而非礼部。
这差不多就是整个唐朝科举考试的整个流程，但是凡事也有例外。
当朝权要及考官的子弟、亲戚也要参加科考怎么办呢？要另设考场，另分名额录取以防嫌，称“别头试”。这种制度始于高宗上元二年，时行时辍。开元二十九年的时候，玄宗下旨规定，别头试不再由礼部郎官主持，而移送吏部考功司，不过依然时行时辍。
这种别头试，虽然是说为了防嫌，但是明眼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算是后世所说的关系户。
玄宗朝，天宝九年，农历二月九日。
在这段已改变的历史中，谢轩终于是站在了科考的“战场上”，开始真正进入大唐的权力中心。
关于科举的兴起，源隋还是源唐，史学界向来是有争议。但是成为一种成熟的选拔人才的制度，源于唐朝这是毋庸置疑的。
自武德五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科举状元诞生开始，历经太宗、武周、玄宗三朝，科举制度已经逐渐成型。
科举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定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
常科的考生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京师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和各地方州县学馆出身，通过学校的选拔考试合格后，由学校局举荐到尚书省参加各科考试，称作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
由此可知，要想参加唐代的科举考试，无论是通过哪种途径，都是要参加初考的。只有通过了初考，才能取得参加春闱的资格。
这就造成了一个很不公平的事情。唐代的科举，与后世的三年一考不同，乃是一年一考。对于落榜的非长安考生来说，为了参加来年的春闱，就必须返回原籍参加初考。距离近的还好，距离远的，一来一回，时间就全耽搁在路上了，哪还有时间读书？
再加上历届科考录取，长安中榜的名额明显较多，这就导致，有条件的仕子纷纷想办法入籍长安以及周边地区，便如同后世的高考移民一般。
而那些没有条件，又不愿返回原籍参加初考的仕子，也不是全无办法。
唐代科举允许“公荐”和“通榜”，允许知名人士向主考官推荐优秀人才。于是落榜考仕子可以制作行卷，将自己的诗文作品抄写在长卷上，投献给达官显贵或文坛名人。如果得到他们的赏识和推荐，按照大唐律法，也可以不参加初考，直接参与科举考试，而且往往能因为得高官赏识，声名在外，而被录取，成为了不少仕子心中的终南捷径。这就是所谓的“投卷”。
在历史上，因为投卷和荐举而进入仕途的名人绝不在少数，也留下来了很多流传千古的故事。
据说王维年轻人时极为自负，曾放言道，不参加科举则已，如若参加，必得状元，否则绝不入仕。
王维有没有这个能力，咱们从后世的角度不好评说。原因也很简单，他虽然诗才斐然，但是前面依然有两座跨不过的高山，李白和杜甫，说他文采冠绝一代肯定是过了。
而且就在他参加科举的那一年，王维也遇到了一个劲敌，此人便是张九皋。
没有错，他就是开元名相张九龄的弟弟，而且还得到了一个在唐史中出镜率极高的公主——玉真公主的赏识。玉真公主着人传信给京都的主考官，让其取张九皋为第一名。
王维得到消息之后，立马慌了。他这牛逼都吹出去了，倘若张九皋真的得了第一，他便是仅列其后，按照他的誓言也不能入仕了。在唐朝，誓言可不像后世那样，可以随便乱发。士人之间，极重诚信。所谓人而不信，不可其知，王维即使是真的厚着脸皮入仕，以后也没有丝毫的前途可言，光是诠选这一关，他就过不去。
于是王维找到了自己的好基友岐王李范。
李范听了，说好兄弟啊，不是我不帮你，主要是哥们势力不及那娘们啊，斗不过她。你还得去找那个娘们，我来帮你引见。那娘们虽然是个尼姑，但是水性杨花，入幕之宾换得一茬一茬的，以你的文才相貌还怕勾搭不上？
于是王维换上华贵的衣服，捧着唐代吉他——琵琶就跟随着李范来到了玉真公主的家中。
酒至半酣，李范对玉真公主道，我这朋友solo贼6，想不想听听？
玉真公主看王维面容清秀，当下就有些意动，于是应允。王维一首soul下来，顿时技惊四座。于是王维趁热打铁，赶紧把自己准备好的诗词文章呈献给玉真公主。玉真公主读了王维的诗，立时被他的才华震惊了，马上就把张九皋踹到了一边。
这时，李范才告诉玉真公主，王维生性孤傲，听说今年科举，张九皋已经被内定为第一，是以不肯参加。而自己惜其才华，这才出此下策，用这种方法，将王维举荐给她。
玉真公主闻言，立马表示，吾有摩诘，何须他张九皋？于是立马就把主考官叫到家里，教育了一番。
由是，王维亦一举夺魁。
不过，出来混，终究是要还的。多年以后，李白只身入京，用更加强势的方法，将王维从玉真公主的身边给挤走了。
这也是两位留名青史的大诗人，虽然同处一个时代，但是却几无交集的原因，两人根本就是情敌的关系。
由此例也可以看出，唐代的科举，较之后世来说，公平性相差太多，很容易就会被权贵阶级所操纵。一些确有才学，却无门路的仕子，比如杜甫，在这种制度下是很难中举的。
原因也很简单，唐代的科举阅卷，并无糊名这项制度。谁的卷子，考官只要看名字，就一目了然。是以，中举的考生，大多数都是早已声名在外的仕子。
这就是为何整个天下的人，都认定谢轩将会高中此届科举的状元。试卷上，谢轩这两个字，本就已胜过一切的华彩文章了。
说回科举本身，唐代的科举，以明经、进士两科为主，考试的内容，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较的是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都有改变，演变成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的考试制度。
仕子们到达京城后，先要到尚书省“疏名列到”，即办理报到手续。通常是上“文解”，即由地方官府发给仕子的推荐证件，还有“家状”，即由举子本人填写的籍贯、三代名讳等方面的家庭状况表。接下来还要“结款通保及所居”。要求举子们以三人为一组来相互担保，并写明在长安城的暂时住所。
办完这些事情之后，还得参加两项集体活动。一项是在元旦节那天参加由皇帝接见的仪式，另一项是由国子监举行的拜谒孔子像的仪式。
接下来，便可以准备科举考试了。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担任知贡举，若是由他人临时担任此职，则称“权知贡举”。而任“权知贡举”者，不得低于礼部待郎的官衔。
考试的地点在尚书省礼部南院内。考试共分三场，分别为经贴、杂文、时务策。每场的考试时间为一天，从昼至夜，烧三根烛尽为止。每场定去留，第一场合格方许考第二场，第二场合格才有资格考第三场，也就是说三场全部通过，才有可能考中进士。
至于殿试，唐朝是没有这种说法的。
后世有史学家认为，武后载初元年举行了科举史上第一次殿试。其实这并不能算是殿试，武则天充其量只是代行了“神都”会场的知贡举而已。而且只是偶一为之，并未形成制度。直到昭宗乾宁二年，皇上亲自出题复试进士，重新排名，重新放榜，将原先的状元刷掉，这才像是后世的殿试，不过，也仅此一次而已。
而进士及第被称为“登龙门”，第一名称之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至于探花，在唐代还没有这样的说法。
进士及第后，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
而在唐代，进士并没有后世那样尊贵，常科登第后，并不能马上就授予官职，还要经历守选。待得朝廷有官位空出，经吏部考试，也就是诠选，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
当然，仕子如果想在进士及第后立即为官，也不是没有办法。可以参加另一种考试：试文三篇，叫做“宏词”；试判三条，叫做“拔萃”。合格后就可以分发任用。但是，与科举考试不同的是，这种考试的主持部门为吏部，而非礼部。
这差不多就是整个唐朝科举考试的整个流程，但是凡事也有例外。
当朝权要及考官的子弟、亲戚也要参加科考怎么办呢？要另设考场，另分名额录取以防嫌，称“别头试”。这种制度始于高宗上元二年，时行时辍。开元二十九年的时候，玄宗下旨规定，别头试不再由礼部郎官主持，而移送吏部考功司，不过依然时行时辍。
这种别头试，虽然是说为了防嫌，但是明眼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算是后世所说的关系户。
玄宗朝，天宝九年，农历二月九日。
在这段已改变的历史中，谢轩终于是站在了科考的“战场上”，开始真正进入大唐的权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