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世界资本主义 (1)
研究中国历史有什么用？恐怕这是一个很难用功利主义的观点能够解释清楚的问题。但至少，研究中国历史，可以有助于我们通过更加清晰的了解中国的过去，以获得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去增强对未来的预计。
而欲清楚地了解中国的过去，光是通过了解中国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将中国置身于世界的范围内，通过比较研究，让中国不光是在平面的数轴上，还能在立体空间，能够有一个比较确定的位置。这就是黄仁宇先生研究资本主义的原因。
商业系统＝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的组织与制度，内中物品之生产与分配，以私人资本出面主持。大凡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制度以扩充国民资本为当前主要任务之一，所以私人资本也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黄仁宇先生认为，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历来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注重生产关系的转变，资本主义出现，生产者开始出卖劳动力，以后对制成的商品无法过问，此种学说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第二类注重资本主义精神，此种学说以韦伯为代表。第三类则注意自然经济蜕变为金融经济，资本家授权批发商，使他们干预零售及制造事业。但黄仁宇先生认为，这三种说法，竟没有一个能让他心悦诚服的。
那么，黄仁宇先生的解释是什么呢？他说，现代商业习惯，注重资金活用，剩余的资本必须通过私人贷款的方式才能此来彼往，因此广泛流通。产业所有人又以聘请方式雇用经理，因此企业扩大，超过本人能够监视的程度。而且技术上的积极因素，比如交通通讯，也促进了这一趋势。
以上所说的，也就是黄仁宇先生一再强调的“技术性格”。黄仁宇先生说，以上三个条件全靠信用，而信用必赖法治维持，所以资本主义之成立，必受政治体系的约束，行之于国界之外，则赖治外法权。总而言之，资本家的地位亦必在政治体系中占特殊比重。
而这三个条件的开展，当然会依赖于社会内低层组织内各类经济因素的配合，因为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然后所有权及雇佣关系，才能重重相因，构成一个大罗网。各人私利观的存在，使得利润成为一切事业的试金石。在这种大前提之下，资本主义也有将一切道德标准纳入体制之中的趋势。它在初期常带侵略和剥削的性质，但这种体制一经展开，就不可能逆转，只有越做越大，因此资本主义也有纠正本身错误，树立在历史上长期合理性的可能性。
这样看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商业的系统”了，必然会对农业社会的管制局面产生冲击。如果是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说，我们也可以认为，每个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后，就必须将其上层结构进行改组，以便迎合新的法制，产生上下层能够互相交换的局面，也才能使以上三个原则顺利发展，通过财政税收币制诸种政策，使公私互为一体，也就是使整个国家能在数字上进行管理。
当然，黄仁宇先生也没有忽略思想重要性的意思，也说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性。他说，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主义，则必有其意识形态。只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务必透过真人实事，才能算数。政府耗费自己的人力物力，去强迫国民执行私人签订的合同，可见社会的风气业已改变，也就是大多数的人，认为这信用一事，不仅是订约两方的利害，也直接影响全社会的福利与安全。
正是由于这一点，所以韦伯阐释资本主义的精神，认为赚钱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在这精神之下，赚钱不仅是手段，而且是人生的目的，越多越好。可是韦伯并没有忽视社会组织，他提到资本主义的特征，曾屡次提及企业和家庭分离，记账有组织和条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在法律面前分割，货币和信用经常联系。
黄仁宇先生说，我们在资本主义发生了几百年后，再重新提到资本主义，就有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从技术角度(不从意识形态做出发点)看来，资本主义不外一种国家的组织，通过社会经济诸因素，施用“商业的系统”，“去增进国民的财富”。在这大前提之下，就会自然地包含每个个人“有识见的私利观”，倘非如此，其下层机构就组织不起来。所以私人财产应有保障，以及私人财产在公众生活中发生庞大的影响，都成为必然的趋势。
至于资本主义的推广，由地中海传播于北欧，再传到英国，表现了从小国到大国、从水中的国家到滨海的国家，从没有农业基础的国家到农业生活方式组织相当严密的国家，成为世界一般的趋势。以农业组织作国家基础，注重凡事维持旧有的均衡；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础，则注重加速交换。时代愈进化，后者愈能掌握科技，而前者的弱点更为暴露。
从威尼斯到荷兰民国到英国，黄仁宇先生说，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放弃中世纪的立场，去组织资本主义的体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个国家都要透过它历史与地理的特点，暗中摸索一段时期，而后找到它的方案，如荷兰采取联邦制度，英国利用议会制度。写一纸宪法，是相当容易的事；改变一个国家的功能组织和结构，则相当的艰难。
然而，读美国和日本的历史，通常就看不到这样的困难，那是因为美国和日本有特殊的地方。美国的殖民地时代，土地占有牵涉极少的封建因素，一般土地都可自由买卖。普通法和公平法的结合，也大致在英国完成。所以自始至终，农业的组织就能和工商业合流。但美国也因组织银行、发行货币、管制工会，取缔托拉斯(19世纪80年代，在石油、采煤、榨油、烟草等部门，出现了垄断性的托拉斯集团，为了保护竞争、反对垄断和限制性贸易的做法，美国国会于1890年通过了《反托拉斯法》)和协定各州间的商业等等问题，发生无数纠纷，只是这好多纠纷，是在美国成长的长时间内发生，所以人们并未想到将各种事物杂揉一起，所以显得相当轻松。
日本是一个海洋性国家，在德川幕府末期，已经有了各种商业集团和组织，利用现代的管理模式经营，所以说，政府缺乏中央集权的传统，但商业组织和商业资本却早已在继续成长之中。明治维新，表面上好像是超越时代的改革，实际上是以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施加到一个已经规模初具的低层机构上。
资本主义也有它的问题。马克思的评价自不必说，亚当·斯密著《原富》时，也指出英国商人的私利观，缺乏有识见的度量，在对付殖民地时，有很多不公平和短视的事。在这些问题上，孙中山先生也说过，对现代经济组织采取“病理家”的地位一定和一个“生理家”的地位，迥然不同。现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纠正错误，给改革过迟的国家一种自卫的手段，但是在承认个人的私人财产权，提倡资金流通，人才活用，技术因素共同使用等方面，仍与资本主义有共同的地方。
简单化的数字管理：威尼斯的经验
初期资本主义的形成，不是由于构成国家的因素繁复，而是由于它的简单，所以一切能用数目字管理。
——黄仁宇：《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如上所述，尽管有很多说法，但关于资本主义的形成，史学界有一点却是共通的，那就是都承认它开始于14世纪前后的意大利。其间的原因很多，如罗马法(罗马法泛指罗马奴隶制国家的法律，也是奴隶制时代最为完备的法律，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其中，公法与私法的理论因保护私有财政权，为后来的资产阶级学者所接受)受了早期商业的影响，不受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所束缚等等。但是事实上，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则是教皇与西罗马帝国争权，意大利半岛上好多的城市，在此两方自顾不暇的时候，获得自由，其中首当其冲，取得领先地位的，则是威尼斯。
威尼斯处在亚德里亚海的末端，构成西欧大陆和东罗马帝国间的一个枢纽。又因为它在一个“海岛”之中，和大陆有两里半的距离，所以受大陆的影响小。简略的说，威尼斯的人口从14世纪以来至现当代，长期保持稳定，总在10万上下浮动。
威尼斯的贵族，是大陆上的大地主。但是在13世纪之后，都是岛上的巨商大阀，沿成例操纵城中的政治势力。并且他们又常与平民结婚，子孙的社会地位，由父系决定，结果造成了社会地位的流动性。有时平民也能因军功提升为贵族，譬如1381年在打败热内亚之后，一次就有30个平民因各种勋绩，成为贵族，其中包括小商人和工匠。此外威尼斯政府，又特别提出一项公款，去补贴没有经常收入的贵族。所以威尼斯的贵族，通常在100家至200家之间，虽然有时也分派系，发生冲突，大致上仍是一个很稳定的集团。
威尼斯一直没有农业基础，它的粮食来自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甚至远至小亚细亚和黑海。它宁愿做粮食的转运商，也不愿意自己经营农业，所以后来虽占领在大陆的领土，却不受大陆农业社会的影响。通常在大陆用兵时，以雇佣军占领城市，并让他们自组公社式的政府。
而欲清楚地了解中国的过去，光是通过了解中国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将中国置身于世界的范围内，通过比较研究，让中国不光是在平面的数轴上，还能在立体空间，能够有一个比较确定的位置。这就是黄仁宇先生研究资本主义的原因。
商业系统＝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的组织与制度，内中物品之生产与分配，以私人资本出面主持。大凡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制度以扩充国民资本为当前主要任务之一，所以私人资本也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黄仁宇先生认为，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历来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注重生产关系的转变，资本主义出现，生产者开始出卖劳动力，以后对制成的商品无法过问，此种学说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第二类注重资本主义精神，此种学说以韦伯为代表。第三类则注意自然经济蜕变为金融经济，资本家授权批发商，使他们干预零售及制造事业。但黄仁宇先生认为，这三种说法，竟没有一个能让他心悦诚服的。
那么，黄仁宇先生的解释是什么呢？他说，现代商业习惯，注重资金活用，剩余的资本必须通过私人贷款的方式才能此来彼往，因此广泛流通。产业所有人又以聘请方式雇用经理，因此企业扩大，超过本人能够监视的程度。而且技术上的积极因素，比如交通通讯，也促进了这一趋势。
以上所说的，也就是黄仁宇先生一再强调的“技术性格”。黄仁宇先生说，以上三个条件全靠信用，而信用必赖法治维持，所以资本主义之成立，必受政治体系的约束，行之于国界之外，则赖治外法权。总而言之，资本家的地位亦必在政治体系中占特殊比重。
而这三个条件的开展，当然会依赖于社会内低层组织内各类经济因素的配合，因为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然后所有权及雇佣关系，才能重重相因，构成一个大罗网。各人私利观的存在，使得利润成为一切事业的试金石。在这种大前提之下，资本主义也有将一切道德标准纳入体制之中的趋势。它在初期常带侵略和剥削的性质，但这种体制一经展开，就不可能逆转，只有越做越大，因此资本主义也有纠正本身错误，树立在历史上长期合理性的可能性。
这样看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商业的系统”了，必然会对农业社会的管制局面产生冲击。如果是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说，我们也可以认为，每个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后，就必须将其上层结构进行改组，以便迎合新的法制，产生上下层能够互相交换的局面，也才能使以上三个原则顺利发展，通过财政税收币制诸种政策，使公私互为一体，也就是使整个国家能在数字上进行管理。
当然，黄仁宇先生也没有忽略思想重要性的意思，也说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性。他说，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主义，则必有其意识形态。只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务必透过真人实事，才能算数。政府耗费自己的人力物力，去强迫国民执行私人签订的合同，可见社会的风气业已改变，也就是大多数的人，认为这信用一事，不仅是订约两方的利害，也直接影响全社会的福利与安全。
正是由于这一点，所以韦伯阐释资本主义的精神，认为赚钱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在这精神之下，赚钱不仅是手段，而且是人生的目的，越多越好。可是韦伯并没有忽视社会组织，他提到资本主义的特征，曾屡次提及企业和家庭分离，记账有组织和条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在法律面前分割，货币和信用经常联系。
黄仁宇先生说，我们在资本主义发生了几百年后，再重新提到资本主义，就有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从技术角度(不从意识形态做出发点)看来，资本主义不外一种国家的组织，通过社会经济诸因素，施用“商业的系统”，“去增进国民的财富”。在这大前提之下，就会自然地包含每个个人“有识见的私利观”，倘非如此，其下层机构就组织不起来。所以私人财产应有保障，以及私人财产在公众生活中发生庞大的影响，都成为必然的趋势。
至于资本主义的推广，由地中海传播于北欧，再传到英国，表现了从小国到大国、从水中的国家到滨海的国家，从没有农业基础的国家到农业生活方式组织相当严密的国家，成为世界一般的趋势。以农业组织作国家基础，注重凡事维持旧有的均衡；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础，则注重加速交换。时代愈进化，后者愈能掌握科技，而前者的弱点更为暴露。
从威尼斯到荷兰民国到英国，黄仁宇先生说，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放弃中世纪的立场，去组织资本主义的体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个国家都要透过它历史与地理的特点，暗中摸索一段时期，而后找到它的方案，如荷兰采取联邦制度，英国利用议会制度。写一纸宪法，是相当容易的事；改变一个国家的功能组织和结构，则相当的艰难。
然而，读美国和日本的历史，通常就看不到这样的困难，那是因为美国和日本有特殊的地方。美国的殖民地时代，土地占有牵涉极少的封建因素，一般土地都可自由买卖。普通法和公平法的结合，也大致在英国完成。所以自始至终，农业的组织就能和工商业合流。但美国也因组织银行、发行货币、管制工会，取缔托拉斯(19世纪80年代，在石油、采煤、榨油、烟草等部门，出现了垄断性的托拉斯集团，为了保护竞争、反对垄断和限制性贸易的做法，美国国会于1890年通过了《反托拉斯法》)和协定各州间的商业等等问题，发生无数纠纷，只是这好多纠纷，是在美国成长的长时间内发生，所以人们并未想到将各种事物杂揉一起，所以显得相当轻松。
日本是一个海洋性国家，在德川幕府末期，已经有了各种商业集团和组织，利用现代的管理模式经营，所以说，政府缺乏中央集权的传统，但商业组织和商业资本却早已在继续成长之中。明治维新，表面上好像是超越时代的改革，实际上是以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施加到一个已经规模初具的低层机构上。
资本主义也有它的问题。马克思的评价自不必说，亚当·斯密著《原富》时，也指出英国商人的私利观，缺乏有识见的度量，在对付殖民地时，有很多不公平和短视的事。在这些问题上，孙中山先生也说过，对现代经济组织采取“病理家”的地位一定和一个“生理家”的地位，迥然不同。现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纠正错误，给改革过迟的国家一种自卫的手段，但是在承认个人的私人财产权，提倡资金流通，人才活用，技术因素共同使用等方面，仍与资本主义有共同的地方。
简单化的数字管理：威尼斯的经验
初期资本主义的形成，不是由于构成国家的因素繁复，而是由于它的简单，所以一切能用数目字管理。
——黄仁宇：《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如上所述，尽管有很多说法，但关于资本主义的形成，史学界有一点却是共通的，那就是都承认它开始于14世纪前后的意大利。其间的原因很多，如罗马法(罗马法泛指罗马奴隶制国家的法律，也是奴隶制时代最为完备的法律，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其中，公法与私法的理论因保护私有财政权，为后来的资产阶级学者所接受)受了早期商业的影响，不受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所束缚等等。但是事实上，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则是教皇与西罗马帝国争权，意大利半岛上好多的城市，在此两方自顾不暇的时候，获得自由，其中首当其冲，取得领先地位的，则是威尼斯。
威尼斯处在亚德里亚海的末端，构成西欧大陆和东罗马帝国间的一个枢纽。又因为它在一个“海岛”之中，和大陆有两里半的距离，所以受大陆的影响小。简略的说，威尼斯的人口从14世纪以来至现当代，长期保持稳定，总在10万上下浮动。
威尼斯的贵族，是大陆上的大地主。但是在13世纪之后，都是岛上的巨商大阀，沿成例操纵城中的政治势力。并且他们又常与平民结婚，子孙的社会地位，由父系决定，结果造成了社会地位的流动性。有时平民也能因军功提升为贵族，譬如1381年在打败热内亚之后，一次就有30个平民因各种勋绩，成为贵族，其中包括小商人和工匠。此外威尼斯政府，又特别提出一项公款，去补贴没有经常收入的贵族。所以威尼斯的贵族，通常在100家至200家之间，虽然有时也分派系，发生冲突，大致上仍是一个很稳定的集团。
威尼斯一直没有农业基础，它的粮食来自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甚至远至小亚细亚和黑海。它宁愿做粮食的转运商，也不愿意自己经营农业，所以后来虽占领在大陆的领土，却不受大陆农业社会的影响。通常在大陆用兵时，以雇佣军占领城市，并让他们自组公社式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