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第三帝国——明清(下) (2)
由于国力的强盛，导致这一段时间学术的全面兴盛。这个时期以惠栋、戴震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和平安定的社会条件下，利用考据方法，系统发掘、整理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戴震对《周易》、《尚书》、“三礼”等著名经典的分析与考订，为人们准确了解古代社会创造了重要的条件。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都标志着中国古史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盛世修史”，在文人学者沉醉于古代历史文化的同时，政府也积极组织各种学术活动。康熙时曾编有《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等重要图书文献。而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聚集于敏中、戴震、纪昀、王念孙等著名学者，编成《四库全书》，将中国历代重要典籍完整抄录下来，分编于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之下，卷帙极繁，内容浩瀚，包罗万象，成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总汇。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康乾盛世，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显示出中国传统社会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鼎盛状态。那么，又该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呢？
黄仁宇先生说，清朝的改革与整顿，纪律与技术上的成分多，组织和制度上的成分少。清朝也进行过一些财政方面的改革。比如，顺治年间就开始了整顿赋役制度，清理赋役簿册。但这种整理，其前提却是相信明朝的兴盛与灭亡，乃是在于“当明之初，取民有制，休养生息，至万历年间，海内殷实，家给人足。及乎天启、崇祯之际，因兵增饷，加派繁兴，贪吏滋奸，民不堪命”，也就是说，他们无法从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上找原因，无法适应社会新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只能在传统的老路中寻找出路。
开国以来，清政府对汉人充满猜疑心理，各部尚书、侍郎均是满汉各半，这个现象一直持续到太平天国时期，领兵打仗的汉人才逐渐占据从中央到地方的要职。
由于赋役不均，导致清代的赋役征收相当混乱。因为清初赋役的征派是按地亩、人丁两重标准进行的，而随着土地的日益集中和人口的不断增长，丁税成为广大贫民的沉重负担，从而不断引起逃亡和反抗。为稳定税收额数，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宣布，以前一年的全国丁银数为准，以后额外增丁，不再多征，这就是著名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但这只是不再增加丁银，却并不是免除丁银。
由于人口变动的情况相当复杂，每户人丁的子孙情况各不相同，很容易发生以多承少、以少承多的现象。所以到康熙末年，四川、广东等省已有实行将人丁摊入地亩的征收办法。到雍正时，清政府又进一步实行了“摊丁入亩”的办法，把康熙五十年固定下来的丁银，摊入田赋银中一并征收，称为“地丁制”。
从此，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人头税基本上被废除。这有助于农民对国家依附性地位的削弱。不过，这与现代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之展开，还有相当的距离。
然而，除了以上这几项措施，我们再也找不到更多的事例，算是清朝在制度上的重要创举。火耗归公的推行(所谓火耗，是指历来收税时，以白银部分在熔化时会有损耗，因此需要征收附加税，而这笔收入向来为经手者侵占)，本意是雍正帝希望将这种非法收入，公开核算，合法的分配用途，增强皇帝与各省总督巡抚间的直接联系，减少收税时的贪污，增加地方的正常收入，让政府除了“管理”之外，也能参与“服务”性质的工作。但是这改革只在短期内生效。
当时最大的障碍，则是以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作税收对象，税额无法确切的提高，纵使皇帝与臣僚有心改革，也无法突破环境。况且清初人口大量增加，一般人民生活艰难，更使措施困难。到了1800年前后，火耗归公的改革已经无意义。明末的不良状况也开始重现，其原因仍然在于，如果低层机构不变更，就是上层机构再想改弦更张，也无济于事，最终也只能仍是“一穷二白”。
不明智的退缩：闭关锁国
只要想到中国即将与西方冲突，就会觉得，中国此时退缩回简单一致，在时点上非常不智。局势需要进行调适时，官僚却最无法调适。希望他们能有大胆的创意时，他们却永远处在自满的状态中。
——黄仁宇：《黄河青山》
黄仁宇先生对于“闭关锁国”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没有专章进行论述，但是通过他散见于各处的言论，我们还是可以知道他的看法。
中国是不是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呢？当然不能这么说。稍微懂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秦汉时期，我们有横贯中西的“丝绸之路”，类似于现在的“亚欧大陆桥”(从中国经中亚，横贯欧亚大陆，直抵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隋唐时期，京师都是举世瞩目的国际大都市，地位有点像现在的纽约；而宋朝因陆路受阻，海运兴盛一时，整个国家的财政都依赖于海关税收，国门更是大开。
既然中国不是一个有“闭关锁国”传统的国家。为什么一到明清，这种情况就开始转变，而且越到后期，情况越厉害？恐怕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当然有这方面因素的考虑，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殖民主义体系已经开始在全世界初见端倪，明清以来，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国家对中国早已垂涎三尺，且到明朝后期，葡萄牙已经占领了澳门，台湾也被荷兰强占。同时，沿海也并不太平。比如，明朝中期有倭寇之乱，清初有郑成功的台湾抗清，这些都是现实的因素。
不过，问题又出现了。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到康熙中期以后，当这些问题大都解决，而离鸦片战争的爆发，还有100多年的时间，为什么闭关锁国的步子会越来越大？这显然不是以上理由所能回答的。
笔者以为，问题的关键，还是要从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的角度来分析。我们知道，第一帝国(秦汉)是中国文明的初创时期，还带有贵族性格。而第二帝国则大规模地和有系统地科举取士，造成新的官僚政治，而且将经济重心由华北的旱田地带逐渐转移到华南的水田地带。黄仁宇先生说，若将第二帝国与第三帝国比较，则可以看出第二帝国“外向”，带“竞争性”，与明清之“内向”及“非竞争性”的迥然不同。由于有这方面的不同，所以将其扩充到财政方面，则其性格差异也尤为明显。第二帝国带有扩张性，第三帝国则带收敛性。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清楚，为什么唐宋时期，中外的经济交流会那样的频繁，而明清会走上闭关锁国的道路。黄仁宇先生指出，明清的财政大约可以归纳为“洪武型”，即有意让中国更加成为村落体的大聚合，以小自耕农为社会的基础。在税法和政府财政方面，也将自身限定在狭窄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政府不可能考虑到，通过海外贸易，通过税收，来增加收入。同时，为保证管理的同一性，也不允许“异端”思想的进入，如此一来，也就只好走向闭关锁国了。
由于黄仁宇先生对于十三行相当重视，下面，我们就以清朝的十三行制度，来说明这个问题。在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相分离的外贸体制中，十三行是一个重要环节。十三行位于清代广州西关太平门外珠江北岸一带，包括十三行商的行署和供外商居停贸易的商馆，是清代前期垄断广州中西贸易的外贸机构。在宁波和厦门也曾有过经营对外贸易的洋行，但总的说来，是以十三行最为著名。
清政府是在对十三行的管理中，逐步健全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它还企图通过这一制度，由行商垄断中西贸易，承担防范约束外商的责任，保证关税征收和满足政府官吏的勒索。而由粤海关负责征收关税和管理行商，达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确保税收的目的。
清代广东洋行制度又称行商制度，它确立始于康熙开海贸易之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广东巡抚李士桢将行税和住税两种税目区分开来，并把从事国外贸易的洋货行与从事国内商业的金丝行区分开来，十三行即为洋货行的别称。而这一制度的健全，是在乾隆年间广州独口通商之后。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同文行潘振承等九家行商呈请设立公行，专办欧洲各国货税，称为外洋行，得到批准，于是十三行从对亚洲国家的贸易和本国的洋船贸易中分离出来，成为垄断广州中西贸易的外贸机构。
保商制度是行商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种制度。它的实质是将保甲制度移用于中西贸易，内行商承担保证缴纳税款和管理约束外商的责任，贯彻制“夷”防“夷”的政策。清政府从乾隆初年开始，逐步确立保商制度。乾隆九年规定，与外船贸易的行商，必须对外船的违禁行为负责。十年规定，不论货物是否由保商买卖，一律要负完税责任。另外，监督等官员购办备贡的珍奇物品，也要由保商收购。这样，行商的各项职能，已经完备。
乾隆末年，保商不再由少数殷实行商担任，全体行商轮流为外船作保，各行商都必须对外商的违法行为负责。其后，保商制度的职能一直变化不大。保商之上，通常有资历较深，身家殷实者一二人充当行首，又称商总或总商，负其全责。到嘉庆年间，清政府还特别规定总商的职责。
十三行商又被当时人称“行商”，因为它带有极强的行商特点。有行商，则必有公行，而公行是行商共同组成的且有行会性质的组织。公行最初创设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由主要行商举行宰鸡歃血盟誓的仪式，它的目的在于共同议订货价，保证货物质量，并固定各自的贸易份额，抑制竞争。从这一年起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行商先后五次组织。公行的存在，加强了行商的团结和对外商的约束力，受到官府的支持，却深为外商所忌，被称为“悬在大班头上的一把剑”。
英公司对设立公行反对最为有力，或以拒绝进口贸易为威胁；或以商欠挟制，进行分化瓦解；或收买个别行商贿赂官吏勒令解散，以致公行屡设屡废。到四十七年复设公行时，其作用仅限于对进出口货物征收行佣金，以应付官府的勒索及赔还倒歇行商所欠税款和商欠。
但是，由于中国缺乏独立的商人阶层，商人受政府的盘剥，总是在所难免。行商作为清代与徽商、淮商和山陕商人齐名的官商集团，在十三行全盛时期，已经受到官府和外商的双重挟制，是一群处在夹缝中的特殊群体。清政府限定广州独口通商以后，逐步加强广东洋行制度，也加强了行商的垄断地位。行商内部开始急剧分化，少数行商由于勾结外商、贿赂官吏而获得发展，“藉夷起家”，世代饶富，其家族在中西贸易和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外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官商逐步转化为买办商人。起家于乾隆年间的潘氏家族就是其中的一个。多数行商则在政府和外商的双重压力下，由于商欠和积欠官府税饷而迭遭破产、抄家、下狱和充军的厄运。
总之，十三商是当时中外关系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是清政府为保持其传统对外政策，又不愿失掉这一笔收入而采取的变通措施。但正是由于这一弱点，也导致它无法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反而阻碍了中外贸易的发展，并为日后的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
要点
此专题是“第三帝国”的第二部分，即清时期。这是第三帝国的最后一部分，也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最后一部分。这部分里，我们着重分析了明清易代、康乾盛世和闭关锁国。这其中，明清力量之对比、康乾盛世之评价、闭关锁国之根源，都需要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去体会。
概念解释
“剃发令”：清初强迫汉人依照满人习惯剃发的命令。满族男子头发剃去前额和四周，留存头发编成辫子垂于脑后。清政府以认同剃发令作为归顺的标志，结果引起民族矛盾的空前激化。
“商欠”：又称行欠或夷欠，即行商欠外商的债务，是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中一个重要问题。商欠包括行商欠英、法、美、荷、西、葡等国商人的债务，主要是欠英商的债务。
“军机处”：雍正时设立的秉承皇帝意旨办理军机事务的机构，后扩大到管理所有机要的政事。其设立年月说法不一，大致认为始于雍正七年。军机处无正式衙署，办公处所设于内廷隆宗门内，称为值房，无专职官员，全部工作由军机大臣主持，设军机章京办理一切事务。
思考题
1．清朝是怎样以劣势地位而最终统一全中国的？
2．谈谈你对“康乾盛世”的认识。
“盛世修史”，在文人学者沉醉于古代历史文化的同时，政府也积极组织各种学术活动。康熙时曾编有《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等重要图书文献。而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聚集于敏中、戴震、纪昀、王念孙等著名学者，编成《四库全书》，将中国历代重要典籍完整抄录下来，分编于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之下，卷帙极繁，内容浩瀚，包罗万象，成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总汇。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康乾盛世，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显示出中国传统社会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鼎盛状态。那么，又该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呢？
黄仁宇先生说，清朝的改革与整顿，纪律与技术上的成分多，组织和制度上的成分少。清朝也进行过一些财政方面的改革。比如，顺治年间就开始了整顿赋役制度，清理赋役簿册。但这种整理，其前提却是相信明朝的兴盛与灭亡，乃是在于“当明之初，取民有制，休养生息，至万历年间，海内殷实，家给人足。及乎天启、崇祯之际，因兵增饷，加派繁兴，贪吏滋奸，民不堪命”，也就是说，他们无法从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上找原因，无法适应社会新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只能在传统的老路中寻找出路。
开国以来，清政府对汉人充满猜疑心理，各部尚书、侍郎均是满汉各半，这个现象一直持续到太平天国时期，领兵打仗的汉人才逐渐占据从中央到地方的要职。
由于赋役不均，导致清代的赋役征收相当混乱。因为清初赋役的征派是按地亩、人丁两重标准进行的，而随着土地的日益集中和人口的不断增长，丁税成为广大贫民的沉重负担，从而不断引起逃亡和反抗。为稳定税收额数，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宣布，以前一年的全国丁银数为准，以后额外增丁，不再多征，这就是著名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但这只是不再增加丁银，却并不是免除丁银。
由于人口变动的情况相当复杂，每户人丁的子孙情况各不相同，很容易发生以多承少、以少承多的现象。所以到康熙末年，四川、广东等省已有实行将人丁摊入地亩的征收办法。到雍正时，清政府又进一步实行了“摊丁入亩”的办法，把康熙五十年固定下来的丁银，摊入田赋银中一并征收，称为“地丁制”。
从此，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人头税基本上被废除。这有助于农民对国家依附性地位的削弱。不过，这与现代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之展开，还有相当的距离。
然而，除了以上这几项措施，我们再也找不到更多的事例，算是清朝在制度上的重要创举。火耗归公的推行(所谓火耗，是指历来收税时，以白银部分在熔化时会有损耗，因此需要征收附加税，而这笔收入向来为经手者侵占)，本意是雍正帝希望将这种非法收入，公开核算，合法的分配用途，增强皇帝与各省总督巡抚间的直接联系，减少收税时的贪污，增加地方的正常收入，让政府除了“管理”之外，也能参与“服务”性质的工作。但是这改革只在短期内生效。
当时最大的障碍，则是以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作税收对象，税额无法确切的提高，纵使皇帝与臣僚有心改革，也无法突破环境。况且清初人口大量增加，一般人民生活艰难，更使措施困难。到了1800年前后，火耗归公的改革已经无意义。明末的不良状况也开始重现，其原因仍然在于，如果低层机构不变更，就是上层机构再想改弦更张，也无济于事，最终也只能仍是“一穷二白”。
不明智的退缩：闭关锁国
只要想到中国即将与西方冲突，就会觉得，中国此时退缩回简单一致，在时点上非常不智。局势需要进行调适时，官僚却最无法调适。希望他们能有大胆的创意时，他们却永远处在自满的状态中。
——黄仁宇：《黄河青山》
黄仁宇先生对于“闭关锁国”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没有专章进行论述，但是通过他散见于各处的言论，我们还是可以知道他的看法。
中国是不是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呢？当然不能这么说。稍微懂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秦汉时期，我们有横贯中西的“丝绸之路”，类似于现在的“亚欧大陆桥”(从中国经中亚，横贯欧亚大陆，直抵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隋唐时期，京师都是举世瞩目的国际大都市，地位有点像现在的纽约；而宋朝因陆路受阻，海运兴盛一时，整个国家的财政都依赖于海关税收，国门更是大开。
既然中国不是一个有“闭关锁国”传统的国家。为什么一到明清，这种情况就开始转变，而且越到后期，情况越厉害？恐怕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当然有这方面因素的考虑，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殖民主义体系已经开始在全世界初见端倪，明清以来，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国家对中国早已垂涎三尺，且到明朝后期，葡萄牙已经占领了澳门，台湾也被荷兰强占。同时，沿海也并不太平。比如，明朝中期有倭寇之乱，清初有郑成功的台湾抗清，这些都是现实的因素。
不过，问题又出现了。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到康熙中期以后，当这些问题大都解决，而离鸦片战争的爆发，还有100多年的时间，为什么闭关锁国的步子会越来越大？这显然不是以上理由所能回答的。
笔者以为，问题的关键，还是要从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的角度来分析。我们知道，第一帝国(秦汉)是中国文明的初创时期，还带有贵族性格。而第二帝国则大规模地和有系统地科举取士，造成新的官僚政治，而且将经济重心由华北的旱田地带逐渐转移到华南的水田地带。黄仁宇先生说，若将第二帝国与第三帝国比较，则可以看出第二帝国“外向”，带“竞争性”，与明清之“内向”及“非竞争性”的迥然不同。由于有这方面的不同，所以将其扩充到财政方面，则其性格差异也尤为明显。第二帝国带有扩张性，第三帝国则带收敛性。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清楚，为什么唐宋时期，中外的经济交流会那样的频繁，而明清会走上闭关锁国的道路。黄仁宇先生指出，明清的财政大约可以归纳为“洪武型”，即有意让中国更加成为村落体的大聚合，以小自耕农为社会的基础。在税法和政府财政方面，也将自身限定在狭窄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政府不可能考虑到，通过海外贸易，通过税收，来增加收入。同时，为保证管理的同一性，也不允许“异端”思想的进入，如此一来，也就只好走向闭关锁国了。
由于黄仁宇先生对于十三行相当重视，下面，我们就以清朝的十三行制度，来说明这个问题。在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相分离的外贸体制中，十三行是一个重要环节。十三行位于清代广州西关太平门外珠江北岸一带，包括十三行商的行署和供外商居停贸易的商馆，是清代前期垄断广州中西贸易的外贸机构。在宁波和厦门也曾有过经营对外贸易的洋行，但总的说来，是以十三行最为著名。
清政府是在对十三行的管理中，逐步健全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它还企图通过这一制度，由行商垄断中西贸易，承担防范约束外商的责任，保证关税征收和满足政府官吏的勒索。而由粤海关负责征收关税和管理行商，达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确保税收的目的。
清代广东洋行制度又称行商制度，它确立始于康熙开海贸易之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广东巡抚李士桢将行税和住税两种税目区分开来，并把从事国外贸易的洋货行与从事国内商业的金丝行区分开来，十三行即为洋货行的别称。而这一制度的健全，是在乾隆年间广州独口通商之后。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同文行潘振承等九家行商呈请设立公行，专办欧洲各国货税，称为外洋行，得到批准，于是十三行从对亚洲国家的贸易和本国的洋船贸易中分离出来，成为垄断广州中西贸易的外贸机构。
保商制度是行商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种制度。它的实质是将保甲制度移用于中西贸易，内行商承担保证缴纳税款和管理约束外商的责任，贯彻制“夷”防“夷”的政策。清政府从乾隆初年开始，逐步确立保商制度。乾隆九年规定，与外船贸易的行商，必须对外船的违禁行为负责。十年规定，不论货物是否由保商买卖，一律要负完税责任。另外，监督等官员购办备贡的珍奇物品，也要由保商收购。这样，行商的各项职能，已经完备。
乾隆末年，保商不再由少数殷实行商担任，全体行商轮流为外船作保，各行商都必须对外商的违法行为负责。其后，保商制度的职能一直变化不大。保商之上，通常有资历较深，身家殷实者一二人充当行首，又称商总或总商，负其全责。到嘉庆年间，清政府还特别规定总商的职责。
十三行商又被当时人称“行商”，因为它带有极强的行商特点。有行商，则必有公行，而公行是行商共同组成的且有行会性质的组织。公行最初创设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由主要行商举行宰鸡歃血盟誓的仪式，它的目的在于共同议订货价，保证货物质量，并固定各自的贸易份额，抑制竞争。从这一年起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行商先后五次组织。公行的存在，加强了行商的团结和对外商的约束力，受到官府的支持，却深为外商所忌，被称为“悬在大班头上的一把剑”。
英公司对设立公行反对最为有力，或以拒绝进口贸易为威胁；或以商欠挟制，进行分化瓦解；或收买个别行商贿赂官吏勒令解散，以致公行屡设屡废。到四十七年复设公行时，其作用仅限于对进出口货物征收行佣金，以应付官府的勒索及赔还倒歇行商所欠税款和商欠。
但是，由于中国缺乏独立的商人阶层，商人受政府的盘剥，总是在所难免。行商作为清代与徽商、淮商和山陕商人齐名的官商集团，在十三行全盛时期，已经受到官府和外商的双重挟制，是一群处在夹缝中的特殊群体。清政府限定广州独口通商以后，逐步加强广东洋行制度，也加强了行商的垄断地位。行商内部开始急剧分化，少数行商由于勾结外商、贿赂官吏而获得发展，“藉夷起家”，世代饶富，其家族在中西贸易和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外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官商逐步转化为买办商人。起家于乾隆年间的潘氏家族就是其中的一个。多数行商则在政府和外商的双重压力下，由于商欠和积欠官府税饷而迭遭破产、抄家、下狱和充军的厄运。
总之，十三商是当时中外关系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是清政府为保持其传统对外政策，又不愿失掉这一笔收入而采取的变通措施。但正是由于这一弱点，也导致它无法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反而阻碍了中外贸易的发展，并为日后的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
要点
此专题是“第三帝国”的第二部分，即清时期。这是第三帝国的最后一部分，也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最后一部分。这部分里，我们着重分析了明清易代、康乾盛世和闭关锁国。这其中，明清力量之对比、康乾盛世之评价、闭关锁国之根源，都需要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去体会。
概念解释
“剃发令”：清初强迫汉人依照满人习惯剃发的命令。满族男子头发剃去前额和四周，留存头发编成辫子垂于脑后。清政府以认同剃发令作为归顺的标志，结果引起民族矛盾的空前激化。
“商欠”：又称行欠或夷欠，即行商欠外商的债务，是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中一个重要问题。商欠包括行商欠英、法、美、荷、西、葡等国商人的债务，主要是欠英商的债务。
“军机处”：雍正时设立的秉承皇帝意旨办理军机事务的机构，后扩大到管理所有机要的政事。其设立年月说法不一，大致认为始于雍正七年。军机处无正式衙署，办公处所设于内廷隆宗门内，称为值房，无专职官员，全部工作由军机大臣主持，设军机章京办理一切事务。
思考题
1．清朝是怎样以劣势地位而最终统一全中国的？
2．谈谈你对“康乾盛世”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