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第二帝国——隋唐宋(下) (2)
黄仁宇先生说，这种官僚体系包括过广，下面的单位过于琐碎，在传统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官方无法确悉每位纳税人的资产，尤其无法追究具体商业过程。至于累进税，更是技术上的问题。于是只有鼓励小自耕农各安本业，又竭力防止兼并，于是民法长期间没有进展，政府则提倡各人自我约束和对人谦让。好在有儒家经典，为官僚集团成员所利用，因此以道德代替法律，也有历史的根据。
但是北宋开国以来，其朝代本身的特征，已经和上述的情况发生距离。赵宋王朝在中国历史里最富于竞争性，因此其行政效率非常重要，其收入也以银绢和缗钱作基础，也就是倚赖于民间经济比较前进而灵活的部门，而把人力和粮食当作次要的东西。其税收根据五代十国的数字，比一般的税率高，同时政府大规模的开矿铸钱，更使其数字无法固定，也违反上述原则。
所以黄仁宇先生说，中国在公元11世纪已经在某些方面感受需要现代化的压力。宋代在财富方面的积累，实在有商业方式管理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必要，最低限度也要让它和民间的市场交流，而民间商业组织也可以籍此发展成熟，因此能对政府的财政经理和军需工业作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
但是，黄仁宇先生反问：如此说来，那么王安石岂不是独具慧眼，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为什么他会遇到这么多的阻力？原来，由于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其他方面相关的配套体系。现代化管理方式，必须要承认私人财产权，这说来容易，可是实行起来等于推行一种新的宗教思想。其次，则需要相关的配套设施，不仅司法要独立，而且民法也要彻底展开，凡婚姻、继承、负债、签订合同的信用、宣告破产的程序，都要有合理的处置办法。而北宋期间中书管民，枢密管兵，三司主财，所有重要的数字已经不能对照，社会上又普遍的缺乏中层机构，由于这些条件的不具备，所以黄仁宇先生说，王安石的变法，就算是不管他想变哪些法，也可以断言他的筹划不合实际了。
黄仁宇先生还对新法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一一批判。“方田法”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为一方，内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税，可是就算是在开封府，其测量就产生了技术上的问题，无从着手。“免役钱”令百姓一体出钱，以代替“衙门”等向民间征发的义务差役，可是乡民无钱，也等于在农村推行金融经济，而此时金融在城市里反不能展开。“市易法”不能集中于批发业务，以致执行者自己成为零售商，遭神宗谴责。“青苗钱”等于农村贷款春散秋敛，收息二分。但是无银行主持，缺乏法庭处理贷款的权利和义务。有些县官将整数的贷款交给若干农民，也不问他们愿借与否，只责成他们彼此保证，秋后一体带利归还。
既然如此缺乏成效，为什么王安石的新法，在一定时期还能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呢？黄仁宇先生说，不管怎么说，王安石的想法是好的，而当初推行新法时，对于它的结果，又不可能有先见之明，会认为当日新法必不行。11世纪环境的压力，已经逼着他们找出路。同时新法中有些项目，要是根据各地特殊情状，有选择的和谨慎的局部施行，也并不是完全的无用。当然，在中国官僚主义的体系内，政府局部的经商，通常没有好结果的。
这已经是多次得到验证的事。
对于王安石新法失败的后果，黄仁宇先生在多处强调，一定要在长时段的范围内看问题。他说，300年后明太祖朱元璋放弃第二帝国开放性的财政设施，而采取一种保守性和收敛性的体制，与王安石就有关系。
黄仁宇先生还开玩笑地说，中国的官僚主义，是亚洲大陆主体的产物。其政治体系既要管束亿万农民，又要对付少数民族，就只能注重数量而无法提高效率，不容易改变而成为一种轻巧而带商业性的组织。要是王安石真能把中国历史提前900年到1000年的话，则我们这样一个大历史的观念都不能存在了。
农业国家的现代化困境：贾似道买公田
贾似道之犯众怒，并不是单独的由于他合计敌情错误，也不是因为他骄奢淫逸，而大部是由于他在理宗赵昀的最后两年，倡议“买公田”，等于没收一部分富人的资产去充军食。并且又由他主持发行最后一次的信用货币，引起物价再度上涨。
——黄仁宇：《贾似道买公田》
对于一般的历史爱好者而言，贾似道是一个不大起眼的人物。但黄仁宇先生却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用专文来分析他的重要性。原因何在呢？
贾似道名列“奸臣传”，是有名的大奸臣，他“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已具备了传统坏人的典型特征。并且他的姊姊贾妃有宠于南宋理宗，后来就入相出将，成为一代权臣。他个人声色犬马，年轻时常在西湖上张灯作宴，晚年还修楼阁亭榭，与诸妾斗蟋蟀为乐。
贾似道在处理国事上最重大的失策，是在1259年。当时他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到湖北汉阳指挥军事。他秘密遣人向敌方忽必烈求和，答应南宋皇帝称臣纳币。忽必烈起先不允，正巧那年蒙古汗蒙哥去世，忽必烈要回去争皇位，才仓皇之下答应。等到蒙古兵北撤，贾似道虚张大捷，回朝进少师，封公爵。第二年忽必烈称帝，派人向南宋征岁币，反被贾似道拘禁。
1264年，宋度宗嗣位，这是一个3岁不到的小皇帝。贾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份上表出师。1275年的春天，元军已取得长江中游，伯颜的大军向下游进逼，贾似道的女婿范文虎也在安庆降元。贾似道准备船舰向芜湖进击，可是他向伯颜求和被拒绝，江上大军又不战而溃，于是只好逃回扬州。这时候临安的朝廷已是朝不保夕，臣下纷纷请诛杀贾似道谢罪，执政的谢太后才将他贬官为高州团练使。
那么，贾似道在“大历史观”中的重要性，又表现在哪里呢？黄仁宇先生说，我们今日提出贾似道的故事，即是指出由于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着重于掌握大量的农民，缺乏现代组织与技术能力，尤缺乏适当的意识形态去主持商业化的财政。南宋末年财政与税收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仅杭州市内的繁荣于国事无补，即长江三角洲的农业财富也无法动员。
贾似道之犯众怒，并不是单独的由于他处理外交不当，也不是因为他骄奢淫逸，而主要是由于他在理宗的最后两年，倡议“买公田”，等于没收一部分富人的资产去充军食。并且又由他主持发行最后一次的信用货币，引起物价再度上涨，最后使得朝野人士包括中等以上的门户，都已恨他入骨。
黄仁宇先生分析了当时贾似道“买公田”的时代背景。南宋的开国皇帝为宋高宗赵构。他当日疲于奔命，自己也无钱无兵，因此南宋自始就没有一个机会，将财政税收重新组织得合理化。
而在宋代出现的“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月桩钱是指借口供应军事开支，勒令各州县按月解送的杂税)等名目，其实只代表朝代草创时筹款的办法。一般从已有的税额中，增派出新的附加税。起初每千文增收33文，以后增至56文。又全面征收官厅办事的手续费，与赃罚合在一起，再指令各地方政府向附近驻军提出定期的供应，“每月桩发”。这些名目给南宋政府一个立足的机会，却不是财政史的重点所在。
关于南宋的纸币，即“会子”而言，大概从高宗后100年，流通量增加了32.5倍。但是“会子”本应该三年一“界”，届期以旧币换新币，其中有以二换一和以五换一的情形，所以其贬值也应当积累的计算。可是有时政府也出卖金银使法币回笼，有时又新旧两界同时使用，所以其法定价值亦无法计算。
根据现有的研究，表明在南宋初年，米1石值3缗为常情，100年之后出现了340缗、700缗及1000缗1石的文字，可见货币贬值已超过300倍，这在中世纪市场狭小、交通拥塞的条件下，已是一个极端的威胁。况且货币贬值，等于变相加税，其负担常转嫁于贫民头上。
贾似道买田的方案，开始于1263年，距元军入临安还有13年。买田的地区限于平江(苏州)到嘉兴的六郡，也就是今日江浙间长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地区。所买的田地为每户200亩之外的1/3(即800亩须卖官200亩，1400百亩须卖400亩)。付价根据一个复杂的公式，以纸币杂以金银僧道“度牒”(可免税，也可转卖)及“告身”(荣誉头衔的文凭)。买田的目的则是预计所收租税，已能解决当日的财政问题。
贾似道拿出自己家产1万亩，表示倡导。但他的计划过于宏大，又在一段极短的时间内施行(半年之后即已买进350万亩)，技术上最大的困难，尚不止于买田，而是买得这些田之后，官僚机构无确切的办法掌握管理，以坐收成果。一到贾似道倒台，各方已有退还原主的要求。也有人建议，就将官田赏与佃农而向他们征兵。但是这些官田始终没有返回，元朝即以之赏赐功臣皇室。甚至再过100年，朱明王朝也没有对之做合适的处理，所以形成日后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
黄仁宇先生说，有了北宋与南宋两重经验，我们就知道当一个农业国家的行政系统发展成熟，尚不能充分管理和发挥其所辖的经济最前进部门功效的时候，就只有改用商业管制的办法，才是出路。此时政府的功能渐趋繁复，引用特殊技能的需要增高，其经费也必须扩充。因其超过旧式农业的范畴，也不能以现有税收对付，又只好发行公债，因此引起代议政治司法独立和其他一连串的组织与运动。
但是，如果想达到这种理想状态，必须又有其他方面的配套体系。黄仁宇先生认为，较之先进国家的成例，这种发展必待市民经济成熟，其组织结构能产生领导力量，成为政治的重心，才有可能。中国在20世纪尚未达到这阶段，13世纪之南宋，就更不用说了。至于旧式官僚机构，又与所掌握的农村缺乏经济上严密联系，所以很难确切地掌握资源。贾似道身死家毁，已不必说，将他认作南宋覆亡的主要原因，则又是以道德的名义简化历史。
贾似道的意义在哪里呢？黄仁宇先生说，我们重新检讨这段历史，其本身不足以使中国人扬眉吐气，但是也不应当令人感到颓丧。他说，蒙古人于1279年灭宋，可是不出百年，元顺帝在徐达兵临城下时，集三宫妃嫔奔漠北，成为一个被驱逐出境的朝代，也是以前史所无。有了这些经验，我们才会明白，明太祖朱元璋拼命复古，他的财政税收政策，都以经济上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和赵宋立国的精神大相径庭，这些环节都能够前后连贯。所以说，如果我们以这种眼光读史，就更能体会中国大历史的特点，贾似道也是其中重要环节之一。
要点
此专题是“第二帝国”的最后部分。在这部分，我们着重分析了宋代的情况，包括宋太祖赵匡胤、王安石与贾似道。这三个专题一脉相承，既是对第二帝国中期以来的合理发展，又是导致第三帝国形成及其特点的关键所在。所以，本章要注意对这种内在线索的把握，而不能流于表面。
概念解释
“经总制钱”：1135年(绍兴五年)总制司孟庾创立“总制钱”，与北宋末年经制使陈遘所创立的“经制钱”合并，称为“经总制钱”。即对所有民间的钱物交易，每千钱要抽取56文为税。经总制钱的收入，占南宋每年货币总收入的1/4。
“厢兵”：宋代承担各种杂役的军队。北宋初，将各地藩镇的精兵抽调中央，剩余的老弱残兵留在本地，另外组织成供劳役的军队，组成厢兵。招募厢兵一般不讲求体质，还有部分厢兵来源于流放的罪犯。
“枢密使”：唐代后期由宦官充任，五代至宋改用朝臣，成为与宰相分权的执政大臣。枢密也常用武官，逐渐形成枢密专掌军事的倾向。到了宋代，中书与枢密院分管文武政事，合称“二府”或“两地”。
思考题
1．如何认识王安石变法？
2．试评价贾似道买公田对中国赋税制度的影响。
但是北宋开国以来，其朝代本身的特征，已经和上述的情况发生距离。赵宋王朝在中国历史里最富于竞争性，因此其行政效率非常重要，其收入也以银绢和缗钱作基础，也就是倚赖于民间经济比较前进而灵活的部门，而把人力和粮食当作次要的东西。其税收根据五代十国的数字，比一般的税率高，同时政府大规模的开矿铸钱，更使其数字无法固定，也违反上述原则。
所以黄仁宇先生说，中国在公元11世纪已经在某些方面感受需要现代化的压力。宋代在财富方面的积累，实在有商业方式管理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必要，最低限度也要让它和民间的市场交流，而民间商业组织也可以籍此发展成熟，因此能对政府的财政经理和军需工业作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
但是，黄仁宇先生反问：如此说来，那么王安石岂不是独具慧眼，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为什么他会遇到这么多的阻力？原来，由于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其他方面相关的配套体系。现代化管理方式，必须要承认私人财产权，这说来容易，可是实行起来等于推行一种新的宗教思想。其次，则需要相关的配套设施，不仅司法要独立，而且民法也要彻底展开，凡婚姻、继承、负债、签订合同的信用、宣告破产的程序，都要有合理的处置办法。而北宋期间中书管民，枢密管兵，三司主财，所有重要的数字已经不能对照，社会上又普遍的缺乏中层机构，由于这些条件的不具备，所以黄仁宇先生说，王安石的变法，就算是不管他想变哪些法，也可以断言他的筹划不合实际了。
黄仁宇先生还对新法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一一批判。“方田法”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为一方，内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税，可是就算是在开封府，其测量就产生了技术上的问题，无从着手。“免役钱”令百姓一体出钱，以代替“衙门”等向民间征发的义务差役，可是乡民无钱，也等于在农村推行金融经济，而此时金融在城市里反不能展开。“市易法”不能集中于批发业务，以致执行者自己成为零售商，遭神宗谴责。“青苗钱”等于农村贷款春散秋敛，收息二分。但是无银行主持，缺乏法庭处理贷款的权利和义务。有些县官将整数的贷款交给若干农民，也不问他们愿借与否，只责成他们彼此保证，秋后一体带利归还。
既然如此缺乏成效，为什么王安石的新法，在一定时期还能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呢？黄仁宇先生说，不管怎么说，王安石的想法是好的，而当初推行新法时，对于它的结果，又不可能有先见之明，会认为当日新法必不行。11世纪环境的压力，已经逼着他们找出路。同时新法中有些项目，要是根据各地特殊情状，有选择的和谨慎的局部施行，也并不是完全的无用。当然，在中国官僚主义的体系内，政府局部的经商，通常没有好结果的。
这已经是多次得到验证的事。
对于王安石新法失败的后果，黄仁宇先生在多处强调，一定要在长时段的范围内看问题。他说，300年后明太祖朱元璋放弃第二帝国开放性的财政设施，而采取一种保守性和收敛性的体制，与王安石就有关系。
黄仁宇先生还开玩笑地说，中国的官僚主义，是亚洲大陆主体的产物。其政治体系既要管束亿万农民，又要对付少数民族，就只能注重数量而无法提高效率，不容易改变而成为一种轻巧而带商业性的组织。要是王安石真能把中国历史提前900年到1000年的话，则我们这样一个大历史的观念都不能存在了。
农业国家的现代化困境：贾似道买公田
贾似道之犯众怒，并不是单独的由于他合计敌情错误，也不是因为他骄奢淫逸，而大部是由于他在理宗赵昀的最后两年，倡议“买公田”，等于没收一部分富人的资产去充军食。并且又由他主持发行最后一次的信用货币，引起物价再度上涨。
——黄仁宇：《贾似道买公田》
对于一般的历史爱好者而言，贾似道是一个不大起眼的人物。但黄仁宇先生却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用专文来分析他的重要性。原因何在呢？
贾似道名列“奸臣传”，是有名的大奸臣，他“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已具备了传统坏人的典型特征。并且他的姊姊贾妃有宠于南宋理宗，后来就入相出将，成为一代权臣。他个人声色犬马，年轻时常在西湖上张灯作宴，晚年还修楼阁亭榭，与诸妾斗蟋蟀为乐。
贾似道在处理国事上最重大的失策，是在1259年。当时他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到湖北汉阳指挥军事。他秘密遣人向敌方忽必烈求和，答应南宋皇帝称臣纳币。忽必烈起先不允，正巧那年蒙古汗蒙哥去世，忽必烈要回去争皇位，才仓皇之下答应。等到蒙古兵北撤，贾似道虚张大捷，回朝进少师，封公爵。第二年忽必烈称帝，派人向南宋征岁币，反被贾似道拘禁。
1264年，宋度宗嗣位，这是一个3岁不到的小皇帝。贾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份上表出师。1275年的春天，元军已取得长江中游，伯颜的大军向下游进逼，贾似道的女婿范文虎也在安庆降元。贾似道准备船舰向芜湖进击，可是他向伯颜求和被拒绝，江上大军又不战而溃，于是只好逃回扬州。这时候临安的朝廷已是朝不保夕，臣下纷纷请诛杀贾似道谢罪，执政的谢太后才将他贬官为高州团练使。
那么，贾似道在“大历史观”中的重要性，又表现在哪里呢？黄仁宇先生说，我们今日提出贾似道的故事，即是指出由于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着重于掌握大量的农民，缺乏现代组织与技术能力，尤缺乏适当的意识形态去主持商业化的财政。南宋末年财政与税收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仅杭州市内的繁荣于国事无补，即长江三角洲的农业财富也无法动员。
贾似道之犯众怒，并不是单独的由于他处理外交不当，也不是因为他骄奢淫逸，而主要是由于他在理宗的最后两年，倡议“买公田”，等于没收一部分富人的资产去充军食。并且又由他主持发行最后一次的信用货币，引起物价再度上涨，最后使得朝野人士包括中等以上的门户，都已恨他入骨。
黄仁宇先生分析了当时贾似道“买公田”的时代背景。南宋的开国皇帝为宋高宗赵构。他当日疲于奔命，自己也无钱无兵，因此南宋自始就没有一个机会，将财政税收重新组织得合理化。
而在宋代出现的“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月桩钱是指借口供应军事开支，勒令各州县按月解送的杂税)等名目，其实只代表朝代草创时筹款的办法。一般从已有的税额中，增派出新的附加税。起初每千文增收33文，以后增至56文。又全面征收官厅办事的手续费，与赃罚合在一起，再指令各地方政府向附近驻军提出定期的供应，“每月桩发”。这些名目给南宋政府一个立足的机会，却不是财政史的重点所在。
关于南宋的纸币，即“会子”而言，大概从高宗后100年，流通量增加了32.5倍。但是“会子”本应该三年一“界”，届期以旧币换新币，其中有以二换一和以五换一的情形，所以其贬值也应当积累的计算。可是有时政府也出卖金银使法币回笼，有时又新旧两界同时使用，所以其法定价值亦无法计算。
根据现有的研究，表明在南宋初年，米1石值3缗为常情，100年之后出现了340缗、700缗及1000缗1石的文字，可见货币贬值已超过300倍，这在中世纪市场狭小、交通拥塞的条件下，已是一个极端的威胁。况且货币贬值，等于变相加税，其负担常转嫁于贫民头上。
贾似道买田的方案，开始于1263年，距元军入临安还有13年。买田的地区限于平江(苏州)到嘉兴的六郡，也就是今日江浙间长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地区。所买的田地为每户200亩之外的1/3(即800亩须卖官200亩，1400百亩须卖400亩)。付价根据一个复杂的公式，以纸币杂以金银僧道“度牒”(可免税，也可转卖)及“告身”(荣誉头衔的文凭)。买田的目的则是预计所收租税，已能解决当日的财政问题。
贾似道拿出自己家产1万亩，表示倡导。但他的计划过于宏大，又在一段极短的时间内施行(半年之后即已买进350万亩)，技术上最大的困难，尚不止于买田，而是买得这些田之后，官僚机构无确切的办法掌握管理，以坐收成果。一到贾似道倒台，各方已有退还原主的要求。也有人建议，就将官田赏与佃农而向他们征兵。但是这些官田始终没有返回，元朝即以之赏赐功臣皇室。甚至再过100年，朱明王朝也没有对之做合适的处理，所以形成日后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
黄仁宇先生说，有了北宋与南宋两重经验，我们就知道当一个农业国家的行政系统发展成熟，尚不能充分管理和发挥其所辖的经济最前进部门功效的时候，就只有改用商业管制的办法，才是出路。此时政府的功能渐趋繁复，引用特殊技能的需要增高，其经费也必须扩充。因其超过旧式农业的范畴，也不能以现有税收对付，又只好发行公债，因此引起代议政治司法独立和其他一连串的组织与运动。
但是，如果想达到这种理想状态，必须又有其他方面的配套体系。黄仁宇先生认为，较之先进国家的成例，这种发展必待市民经济成熟，其组织结构能产生领导力量，成为政治的重心，才有可能。中国在20世纪尚未达到这阶段，13世纪之南宋，就更不用说了。至于旧式官僚机构，又与所掌握的农村缺乏经济上严密联系，所以很难确切地掌握资源。贾似道身死家毁，已不必说，将他认作南宋覆亡的主要原因，则又是以道德的名义简化历史。
贾似道的意义在哪里呢？黄仁宇先生说，我们重新检讨这段历史，其本身不足以使中国人扬眉吐气，但是也不应当令人感到颓丧。他说，蒙古人于1279年灭宋，可是不出百年，元顺帝在徐达兵临城下时，集三宫妃嫔奔漠北，成为一个被驱逐出境的朝代，也是以前史所无。有了这些经验，我们才会明白，明太祖朱元璋拼命复古，他的财政税收政策，都以经济上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和赵宋立国的精神大相径庭，这些环节都能够前后连贯。所以说，如果我们以这种眼光读史，就更能体会中国大历史的特点，贾似道也是其中重要环节之一。
要点
此专题是“第二帝国”的最后部分。在这部分，我们着重分析了宋代的情况，包括宋太祖赵匡胤、王安石与贾似道。这三个专题一脉相承，既是对第二帝国中期以来的合理发展，又是导致第三帝国形成及其特点的关键所在。所以，本章要注意对这种内在线索的把握，而不能流于表面。
概念解释
“经总制钱”：1135年(绍兴五年)总制司孟庾创立“总制钱”，与北宋末年经制使陈遘所创立的“经制钱”合并，称为“经总制钱”。即对所有民间的钱物交易，每千钱要抽取56文为税。经总制钱的收入，占南宋每年货币总收入的1/4。
“厢兵”：宋代承担各种杂役的军队。北宋初，将各地藩镇的精兵抽调中央，剩余的老弱残兵留在本地，另外组织成供劳役的军队，组成厢兵。招募厢兵一般不讲求体质，还有部分厢兵来源于流放的罪犯。
“枢密使”：唐代后期由宦官充任，五代至宋改用朝臣，成为与宰相分权的执政大臣。枢密也常用武官，逐渐形成枢密专掌军事的倾向。到了宋代，中书与枢密院分管文武政事，合称“二府”或“两地”。
思考题
1．如何认识王安石变法？
2．试评价贾似道买公田对中国赋税制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