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第二帝国——隋唐宋(上) (3)
武则天为了对抗李氏族人，重用本家族武承嗣、武三思、武攸宁等人，并大封武氏宗人为王。但是，关于究竟是立儿子还是侄子(武三思)为太子，她又颇费周章。据说，最后之所以没有立武三思，乃是由于大臣吉顼对她说：“如果立了儿子，逢年过节，你都可以有人来祭祀；如果立了武三思，则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因为还没听说侄儿有祭祀姑姑的道理！”她也感到作为女子，死后只能入李家宗庙享子孙祭祀，所以接受他们的建议，还于圣历元年(698年)，迎还庐陵王李显，复立为太子。这就是说，武则天仍然摆脱不了传统“礼”的限制。
武则天引起历史学家好奇心的地方，在于虽有很不利的条件，但作为仍能成功。她做皇后28年，皇太后7年，此后又以皇帝名义执政15年，除了因她自己而产生的问题外，国家也未遭受过重大的变故。她在697年诛来俊臣之后，统治已比较和缓。中宗的复辟，仅有极少量的流血。可见这些名义和外表上的事物，只是武则天作大独裁者的工具，并不是她施政的真髓。
如果将眼界扩大，按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来看武则天，则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公元7世纪的下半期，可以视作“第二国”的一段调整与重新配备的时期。三长制、均田制、租庸调制及府兵制的着眼，都不外以一种极简单的数学公式去管制成千万的人口。第二帝国之隋唐，承袭了这体制，它们遇到的最大问题，一是因为国土扩张，需要将这种原始组织由黄土区域及华北平原，推而用之于地形复杂、物产和交通条件迥异的地区，但它的行政原则过于简单，而其企图控制的对象又过于复杂。
所以黄仁宇先生才说，从各种迹象看来，唐初大规模组织的官僚制度，遇到无数技术上的困难，其症结则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更需要纪律。环境和事实都企盼一个大独裁者出现，武则天适逢其会。武则天虽不是首创殿试的人，但是她首先自己出面策士，考察读书人，又能不较他们的门第。她精力旺盛，很多官僚被诛杀流放后，肯定需要有相当数量的人能补上，而这也通常由她自己做主。有人说她在位时，“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可见新进人员之多。
武则天为了抬高武氏一族及宠臣李义府等人的社会地位，抑制旧门阀及李唐王朝，修《姓氏志》，把武家列为第一等，并规定凡五品以上官员皆入谱内。经过此次订证，原来列入头等但早已衰落的一些大家族，就再也不能以大族自居了，反倒符合了当时庶族和士族合流的趋势。
总之，武则天是传统政治非常时期的一个特别人物。我们很容易从她的事迹中看到当日中国之形貌，却不容易在同样情形之下窥测到她的真性格。武则天制造了一个新的官僚集团。她的成功多半是由于在高宗时做天后所集下的权威，但是也要归功于她实际了解到官僚机构的真正性格。在这条件之下，谁做皇帝、国号为何，就都无关紧要了。
沉重的隐患：开元盛世
前人以为一切都是道德问题，而玄宗唐明皇李隆基一朝，则已产生了一个极为严重的技术问题。
——黄仁宇：《渔阳鼙鼓动地来》
说到开元盛世，我的第一个印象，便是杜甫的《忆昔》诗：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绸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这正是对于开元盛世的绝妙写照。须知，不可小瞧了这个“盛世”，这既是中国唐代历史发展的最高峰，也是中国历史上“小康”生活的基本标准。同时，我们还不应该忘记，这个“盛世”之得来，是怎样的不容易。
前面已经说过，武则天下台后，唐朝的政局陷于动荡局面。唐中宗昏庸懦弱，大权落入韦皇后手中。韦后想效法武则天当女皇，她先杀太子李重俊，后又在710年毒死唐中宗。这时武则天的第四子李旦(也就是后来的唐睿宗)和女儿太平公主还有相当势力，是韦后专权的障碍，因此成了韦党要消灭的对象。李旦的第三子李隆基发动御林军，抢先攻进皇宫，杀韦后并诛灭其党羽。后由太平公主出面，恢复了李旦的帝位。李隆基被立为太子。太平公主靠拥戴李旦有功，大树私人势力。唐睿宗也是一个昏庸的帝王，甘心听任太平公主的摆弄。太平公主势力的膨胀，与李隆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712年，唐睿宗让位给太子李隆基，是为唐玄宗。太平公主阴谋发动政变不成，唐玄宗杀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数十人，至此，动荡的局面才稳定下来。
唐玄宗早期励精图治，是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他先后任命干练正直的官员姚崇、宋璟、张九龄等人为宰相，并在他们的辅佐下，进行了一些很有成效的改革。他的第一个年号为开元，所以又称此期为“开元盛世”。
唐初设立的尚书省六部，机构简单，职掌固定，主要是处理日常政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边疆形势的紧张，为了解决新出现的军事、财政等各种问题，往往派官吏出使、出师。起初多为临时差遣，开元时开始设立节度使、转运使等常设的使职。使职的广泛设立，在原来尚书省六部之外出现了又一个行政系统。为了把这两个系统统一起来，唐玄宗接受张说的建议，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下设吏、枢机、兵、刑和礼五房，分掌庶政。原来总汇于尚书省的庶政，自此正式归于中书门下，中书门下也成为最高决策兼行政机构。
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扩大徭役、兵役和差科的来源，开元九年(721年)，宇文融建议检察和搜括逃户。玄宗命宇文融总管其事，结果宇文融首先查出“伪勋及诸色役甚众”，也就是不少假冒“伪劣产品”。他又陆续在各地安排了劝农判官29人，检括逃户和没有纳入管理的田地。此后，唐政府规定逃户自首，听任其在住所入籍，并且免除他们6年的租调和徭役，只收轻税。括户工作到开元二年结束，得户80余万，获钱数百万贯，成为国家的一大财政收入。
另外，地税、户税在太宗、高宗时就已开始征收，但户税尚非定制，地税起初只是作为义仓用，后来又改为按户等征收，在国家收入中，都不占重要地位。由于土地日益集中，贫富升降、户口转徙日甚，原来征收租庸调的办法，越来越不适用。为了调整租税负担，减少农民逃亡，开元时政府规定，把地税改为亩收二升，宽乡(土地较多的地区，能够满足实施租庸调制对土地的需要，称为“宽乡”)根据实际垦田数，狭乡(土地较少的地区，与“宽乡”相对而言)根据户籍簿上登记的田亩征收；户税也成为定制，缴户税钱，3年一大税，每年一小税，以供军队和邮递之用。地税、户税在财政收入中份额的增加，成为向两税法过渡的先声。
高宗以后，战争频繁，政府无法照顾到方方面面，不仅不能像以前那样，对于立了军功的人给予勋赏，甚至还要将以前的赏赐夺回。地主官户开始逃避兵役，最初是雇人代替，后来就勾结官吏，假装出家当和尚，而出家人是不用当兵的。这样一来，兵役就全部落到贫下户身上，但贫下户没有土地，无力自备衣粮，出征时往往“多无衣食，皆带饥寒”。开元十一年(723年)，唐政府废弃了调府兵轮番入京的制度，而是另外召募强壮12万人，免其赋役，号“长从宿卫”。二十五年，唐政府又召募丁壮，“长充边兵”，让他们镇守边疆。此后，中央禁卫军和边镇兵全由召募而来的雇佣兵组成，府兵制度完全破坏。
与此同时，唐朝在边疆还确立了节度使制度。为了防御吐蕃、契丹军队的进犯和镇压边地各族人民的反抗，唐王朝在沿边先后设立了安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等九个节度使和岭南经略使，各自总管一个地区的军事。天宝中，管理地方民政的采访使也由节度使兼领，节度使获得了专制一道的军政大权。
此外，在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情况下，长安的人口不断增加。开元时期，京城宿卫兵士军粮由兵士自备改为国家发给；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越来越严重了。二十二年，宰相裴耀卿兼江南、淮南转运使，对漕运制度加以改善，他在黄河、运河和黄河渭水交汇处及三门峡东西两地建立仓库，分段转运，使江南之船不入黄河，黄河之船不入渭水，三门峡一段改为陆运。这样，就缩短了舟行日期，提高了运输效率，减少了覆溺损失。在3年之内，运米700万石，省陆运费30万贯。
以上诸多因素的成就，才造成了“开元盛世”。但是，盛极而衰，公元755年安禄山叛唐，以15万之众南下攻占洛阳，继之于次年取长安，迫得玄宗李隆基奔蜀，是唐朝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如果让杨贵妃来承担这所有的罪名，显然无法说明所有问题。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那就是前人以为一切都是道德问题，而玄宗唐明皇李隆基一朝，则已产生了一个极为严重的技术问题。
公元754年，户部统计全国共960多万户。这和初唐的300多万比较，当然有了显著的进步，其原因也不是人口突然增了3倍。而是7世纪初期，开始均田制，原则上纳入国家统计册的户口，都要授田。因此，只要下级政府向人民抽税，就需要保障他们有田可授，所以除了最初登记的300多万户之外，政府面对以后增加的数目，就非常吃力。均田制、租庸调制和府兵制纵有很多的缺陷，仍维持了一个相当容易掌握的下层机构。
黄仁宇先生还指出，我们还要注意的是，此时大批商业没有展开也无法展开。水道交通既为政府垄断，币制也未走上轨道，各处发生“钱荒”，私铸滥铸的铜币又禁不胜禁，执行商业的法律则更谈不上。唐朝的财富，在民间经济系统之外，去勉强的支持一种以皇室为主体的城市文化，虽有大量资源却无合理征集分配的体系，其结局仍非国家之福。
要点
此专题是“第二帝国”的第一部分。我们专门讲到了其中几个最关键的问题：短命的隋朝、贞观之治、武则天和开元盛世。这是一个新帝国的开始阶段，一定要注意领会其中的开创之处，以及对于以后历史发展的意义。其中，隋炀帝和武则天的地位问题，值得思考。同时，也不应该忘记，要把本章与以前章节中相关部分结合起来。
概念解释
“漕运”：漕运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一种粮食传输方式，它是指中央政府通过在特定地区征收粮食，再通过官解或民解的方式，将其运送到京师或特定的地区。“漕”的内容也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但通常是指通过水路运输；“漕运”也大多指漕粮运输。
“政事堂”：唐宋时期宰相议事的地方。政事堂会议是常设的、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唐初，为了便于宰相议事，设政事堂于门下省，参加政事堂的为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此后，皇帝又以其他官员参加政事堂会议，称为参知政事。
“转运使”：唐以后各王朝主管运输事务的中央或地方官职，首见于唐，是主管漕运的使职，后与盐钱使合并为盐铁转运使。
思考题
1．请对比中国历史上三个短命的王朝。
2．请谈谈你对李世民的看法。
武则天引起历史学家好奇心的地方，在于虽有很不利的条件，但作为仍能成功。她做皇后28年，皇太后7年，此后又以皇帝名义执政15年，除了因她自己而产生的问题外，国家也未遭受过重大的变故。她在697年诛来俊臣之后，统治已比较和缓。中宗的复辟，仅有极少量的流血。可见这些名义和外表上的事物，只是武则天作大独裁者的工具，并不是她施政的真髓。
如果将眼界扩大，按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来看武则天，则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公元7世纪的下半期，可以视作“第二国”的一段调整与重新配备的时期。三长制、均田制、租庸调制及府兵制的着眼，都不外以一种极简单的数学公式去管制成千万的人口。第二帝国之隋唐，承袭了这体制，它们遇到的最大问题，一是因为国土扩张，需要将这种原始组织由黄土区域及华北平原，推而用之于地形复杂、物产和交通条件迥异的地区，但它的行政原则过于简单，而其企图控制的对象又过于复杂。
所以黄仁宇先生才说，从各种迹象看来，唐初大规模组织的官僚制度，遇到无数技术上的困难，其症结则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更需要纪律。环境和事实都企盼一个大独裁者出现，武则天适逢其会。武则天虽不是首创殿试的人，但是她首先自己出面策士，考察读书人，又能不较他们的门第。她精力旺盛，很多官僚被诛杀流放后，肯定需要有相当数量的人能补上，而这也通常由她自己做主。有人说她在位时，“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可见新进人员之多。
武则天为了抬高武氏一族及宠臣李义府等人的社会地位，抑制旧门阀及李唐王朝，修《姓氏志》，把武家列为第一等，并规定凡五品以上官员皆入谱内。经过此次订证，原来列入头等但早已衰落的一些大家族，就再也不能以大族自居了，反倒符合了当时庶族和士族合流的趋势。
总之，武则天是传统政治非常时期的一个特别人物。我们很容易从她的事迹中看到当日中国之形貌，却不容易在同样情形之下窥测到她的真性格。武则天制造了一个新的官僚集团。她的成功多半是由于在高宗时做天后所集下的权威，但是也要归功于她实际了解到官僚机构的真正性格。在这条件之下，谁做皇帝、国号为何，就都无关紧要了。
沉重的隐患：开元盛世
前人以为一切都是道德问题，而玄宗唐明皇李隆基一朝，则已产生了一个极为严重的技术问题。
——黄仁宇：《渔阳鼙鼓动地来》
说到开元盛世，我的第一个印象，便是杜甫的《忆昔》诗：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绸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这正是对于开元盛世的绝妙写照。须知，不可小瞧了这个“盛世”，这既是中国唐代历史发展的最高峰，也是中国历史上“小康”生活的基本标准。同时，我们还不应该忘记，这个“盛世”之得来，是怎样的不容易。
前面已经说过，武则天下台后，唐朝的政局陷于动荡局面。唐中宗昏庸懦弱，大权落入韦皇后手中。韦后想效法武则天当女皇，她先杀太子李重俊，后又在710年毒死唐中宗。这时武则天的第四子李旦(也就是后来的唐睿宗)和女儿太平公主还有相当势力，是韦后专权的障碍，因此成了韦党要消灭的对象。李旦的第三子李隆基发动御林军，抢先攻进皇宫，杀韦后并诛灭其党羽。后由太平公主出面，恢复了李旦的帝位。李隆基被立为太子。太平公主靠拥戴李旦有功，大树私人势力。唐睿宗也是一个昏庸的帝王，甘心听任太平公主的摆弄。太平公主势力的膨胀，与李隆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712年，唐睿宗让位给太子李隆基，是为唐玄宗。太平公主阴谋发动政变不成，唐玄宗杀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数十人，至此，动荡的局面才稳定下来。
唐玄宗早期励精图治，是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他先后任命干练正直的官员姚崇、宋璟、张九龄等人为宰相，并在他们的辅佐下，进行了一些很有成效的改革。他的第一个年号为开元，所以又称此期为“开元盛世”。
唐初设立的尚书省六部，机构简单，职掌固定，主要是处理日常政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边疆形势的紧张，为了解决新出现的军事、财政等各种问题，往往派官吏出使、出师。起初多为临时差遣，开元时开始设立节度使、转运使等常设的使职。使职的广泛设立，在原来尚书省六部之外出现了又一个行政系统。为了把这两个系统统一起来，唐玄宗接受张说的建议，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下设吏、枢机、兵、刑和礼五房，分掌庶政。原来总汇于尚书省的庶政，自此正式归于中书门下，中书门下也成为最高决策兼行政机构。
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扩大徭役、兵役和差科的来源，开元九年(721年)，宇文融建议检察和搜括逃户。玄宗命宇文融总管其事，结果宇文融首先查出“伪勋及诸色役甚众”，也就是不少假冒“伪劣产品”。他又陆续在各地安排了劝农判官29人，检括逃户和没有纳入管理的田地。此后，唐政府规定逃户自首，听任其在住所入籍，并且免除他们6年的租调和徭役，只收轻税。括户工作到开元二年结束，得户80余万，获钱数百万贯，成为国家的一大财政收入。
另外，地税、户税在太宗、高宗时就已开始征收，但户税尚非定制，地税起初只是作为义仓用，后来又改为按户等征收，在国家收入中，都不占重要地位。由于土地日益集中，贫富升降、户口转徙日甚，原来征收租庸调的办法，越来越不适用。为了调整租税负担，减少农民逃亡，开元时政府规定，把地税改为亩收二升，宽乡(土地较多的地区，能够满足实施租庸调制对土地的需要，称为“宽乡”)根据实际垦田数，狭乡(土地较少的地区，与“宽乡”相对而言)根据户籍簿上登记的田亩征收；户税也成为定制，缴户税钱，3年一大税，每年一小税，以供军队和邮递之用。地税、户税在财政收入中份额的增加，成为向两税法过渡的先声。
高宗以后，战争频繁，政府无法照顾到方方面面，不仅不能像以前那样，对于立了军功的人给予勋赏，甚至还要将以前的赏赐夺回。地主官户开始逃避兵役，最初是雇人代替，后来就勾结官吏，假装出家当和尚，而出家人是不用当兵的。这样一来，兵役就全部落到贫下户身上，但贫下户没有土地，无力自备衣粮，出征时往往“多无衣食，皆带饥寒”。开元十一年(723年)，唐政府废弃了调府兵轮番入京的制度，而是另外召募强壮12万人，免其赋役，号“长从宿卫”。二十五年，唐政府又召募丁壮，“长充边兵”，让他们镇守边疆。此后，中央禁卫军和边镇兵全由召募而来的雇佣兵组成，府兵制度完全破坏。
与此同时，唐朝在边疆还确立了节度使制度。为了防御吐蕃、契丹军队的进犯和镇压边地各族人民的反抗，唐王朝在沿边先后设立了安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等九个节度使和岭南经略使，各自总管一个地区的军事。天宝中，管理地方民政的采访使也由节度使兼领，节度使获得了专制一道的军政大权。
此外，在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情况下，长安的人口不断增加。开元时期，京城宿卫兵士军粮由兵士自备改为国家发给；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越来越严重了。二十二年，宰相裴耀卿兼江南、淮南转运使，对漕运制度加以改善，他在黄河、运河和黄河渭水交汇处及三门峡东西两地建立仓库，分段转运，使江南之船不入黄河，黄河之船不入渭水，三门峡一段改为陆运。这样，就缩短了舟行日期，提高了运输效率，减少了覆溺损失。在3年之内，运米700万石，省陆运费30万贯。
以上诸多因素的成就，才造成了“开元盛世”。但是，盛极而衰，公元755年安禄山叛唐，以15万之众南下攻占洛阳，继之于次年取长安，迫得玄宗李隆基奔蜀，是唐朝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如果让杨贵妃来承担这所有的罪名，显然无法说明所有问题。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那就是前人以为一切都是道德问题，而玄宗唐明皇李隆基一朝，则已产生了一个极为严重的技术问题。
公元754年，户部统计全国共960多万户。这和初唐的300多万比较，当然有了显著的进步，其原因也不是人口突然增了3倍。而是7世纪初期，开始均田制，原则上纳入国家统计册的户口，都要授田。因此，只要下级政府向人民抽税，就需要保障他们有田可授，所以除了最初登记的300多万户之外，政府面对以后增加的数目，就非常吃力。均田制、租庸调制和府兵制纵有很多的缺陷，仍维持了一个相当容易掌握的下层机构。
黄仁宇先生还指出，我们还要注意的是，此时大批商业没有展开也无法展开。水道交通既为政府垄断，币制也未走上轨道，各处发生“钱荒”，私铸滥铸的铜币又禁不胜禁，执行商业的法律则更谈不上。唐朝的财富，在民间经济系统之外，去勉强的支持一种以皇室为主体的城市文化，虽有大量资源却无合理征集分配的体系，其结局仍非国家之福。
要点
此专题是“第二帝国”的第一部分。我们专门讲到了其中几个最关键的问题：短命的隋朝、贞观之治、武则天和开元盛世。这是一个新帝国的开始阶段，一定要注意领会其中的开创之处，以及对于以后历史发展的意义。其中，隋炀帝和武则天的地位问题，值得思考。同时，也不应该忘记，要把本章与以前章节中相关部分结合起来。
概念解释
“漕运”：漕运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一种粮食传输方式，它是指中央政府通过在特定地区征收粮食，再通过官解或民解的方式，将其运送到京师或特定的地区。“漕”的内容也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但通常是指通过水路运输；“漕运”也大多指漕粮运输。
“政事堂”：唐宋时期宰相议事的地方。政事堂会议是常设的、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唐初，为了便于宰相议事，设政事堂于门下省，参加政事堂的为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此后，皇帝又以其他官员参加政事堂会议，称为参知政事。
“转运使”：唐以后各王朝主管运输事务的中央或地方官职，首见于唐，是主管漕运的使职，后与盐钱使合并为盐铁转运使。
思考题
1．请对比中国历史上三个短命的王朝。
2．请谈谈你对李世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