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因素 (2)
按照黄仁宇先生的说法，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的统一，事实上已经确立了无可逆转的统一趋势。中国曾受到异族征服，必须忍受分裂状态，有一次甚至长达300多年，但统一帝国的观念、秦代的统一文字，这些观念却仍然不绝如缕，并到最后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影响中国统一的原因当然会有很多。但具体地说，包括哪些方面呢？一般人耳熟能详的，当然是诸如统一的观念、统一的文字、统一的需求，而其核心所在，则是有助于保持经济发展和生活安宁；集中全国力量，抵抗外族入侵，维护国家统一。对于这些想法的支持证据，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乏浩如烟海的材料。黄仁宇先生指出，那种认为文化凝聚力是中国帝制统一最重要因素的说法，实在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文化的力量必须通过很多因素才能表现出来。
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地理方面。黄仁宇先生说，中国初期的政治统一，造成“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是一种有历史的理性的组织和一种带群众性质的运动。在春秋战国时期，如果大国控制的资源相对较多，对救灾就会更有效，依附的人也就会更多，因此兼并就再所难免。战国时，梁惠王对孟子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也就是说，若是某些地方有了灾荒，就将那里的人民迁移到别的地方去。有了这样的经历，他就觉得自己的地盘应当扩大，人口应当增多。尽管后来证明，梁惠王的个人野心没有达到，但他的想法却具有长期的历史合理性。当然，由于地理条件在中国统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前面已经有了很充足的论证，在此略去。
由于过早统一，中国很早就已发展出一套特别的治国之道，将无数的农户置于朝廷的直接管辖下。这个趋势持续2000多年，而它所创造的一套官僚体制，对于维护中国的统一局面，也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黄仁宇先生认为，有些历史学家每提到中国的重新统一时，总要强调中国传统思想的伟大。但是传统思想能够发生功效则是因为社会组织已经和它接近。统一是需要有物质基础的。比如说信息的交流，黄仁宇先生就指出，秦汉的公文传递，就有木简；隋唐之间则不仅有了纸张，而且出现了木板印刷，所以使隋唐的教育较以前更为普遍，也使得整个文官集团能向小自耕农的社会看齐，彼此都能保持同一水平，这对于保持管理体制的稳定和确立民族认同感，实在功不可没。
至于文化凝聚力，话说回来，中国之能统一，到底也仍与秦汉以来一脉相传的文化系统相衔接，“我们不把它当作首屈一指的因素，并不是漠视它的存在。”汉魏晋至宋齐梁陈的“禅让”未曾中断，而北朝的东魏与西魏，也同样“逊位”于北齐与北周，可见一个正统的观念始终没有消失。中国人的入世观念(所谓“入世”，是与“出世”相对照的。积极投入生活，努力面对社会，是“入世”；反之，消积面对甚至逃避，则称之为“出世”。“入世”与“出世”的观念，均来自于佛教。)和乐观与积极的思想，也是一种很雄厚的力量，它并没有因为长期分裂而全部沦亡。这种文化上的统一因素，当然是在董仲舒提倡的“大一统”观念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也早已深入人心。
同样，由于中国在公元前统一是政治上的早熟，以致于不能区分清楚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在囫囵吞枣的情形之下，凡事靠中央随时摆布，上面说了的就是真理，生杀予夺全由他们掌握，下面的再怎么弄也是白搭；施政的名义是道德，具体执行过程中却任意伸缩，只能引起朝中官员的不安和恐惧。
第一帝国的存在及其过分早熟，导致它的很多毛病无可修正，只能重起炉灶。但问题不仅在于朝廷的上层领导机构，民间的低层机构也有问题。过去以小自耕农为基础而形成的农村经济，适合于官僚机构的统治，因为彼此都是简单而雷同，问题也不至于很复杂。可是一到社会进步，官僚们就手忙脚乱，也不知道要尊重财产权，以保持社会秩序，或是用道德名义来压制豪强对贫民土地的兼并，失去土地后的流民，遇到饥荒，一旦得不到政府的救济，就会产生事端。
东汉灭亡之后的369年，中国无法统一，从而开始了最长的一段分裂时期。在这分裂的369年中，酝酿着一个大问题，牵涉整个国家从头到尾的重新组织。关于这一点，不仅乱世枭雄曹操不可能预测，即是历史学家陈寿和裴松之等人也没有看到。也正因为这个缘故，黄仁宇先生对于曹操等人的评价并不算高。
在这次大分裂的时候，人口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移动，尽管汉人人数占优势，却无法“违抗天命”，不能与这自然力量抗衡；北方的少数民族虽擅长骑兵战术，却也无法越过淮水及汉水等地区，并且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不可能推广到全中国。
这个问题，直到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令后，才有所解决。后来，“均田令”发展为“租庸调”，更构成了第二帝国存在的基础。孝文帝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不是因为文化程度高，而是由于条件简单，可以从最基本的事业着手，并能以原始作风来解决问题，所以又形成了中国再统一的局面。
隋唐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唐玄宗时爆发“安史之乱”，以后又出现了“藩镇割据”，最终导致五代十国的第二次大分裂。由于掌权的都是军阀，他们能够注重实际，以地方分权的精神主持事务，因地制宜，针对各处状况，采取不同的措施，结果也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又由于有唐朝留下来的一套完备的法令，所以赵匡胤虽是军人，却能将一个分裂的帝国重新拼凑起来，以中央集权代替地方分权，重新返回到官僚主义的体制上来。
宋朝灭亡后，经过短暂元朝的破坏，明朝的朱元璋让制度重新回到传统的老路上，所以依然能够维持统一。只是到了鸦片战争之后，由于西方势力的介入，中国才再次出现分裂。但此时的情况，已经大相径庭了。
中国社会演变的动力：均田制
有些历史学家每提到中国的重新统一时，总要强调中国传统思想的伟大。但是传统思想能够发生功效则是因为社会组织已经和它接近。
——黄仁宇：《北魏拓跋氏》
由于很早就统一，中国已发展出一套特别的治国之道，将无数的农户置于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这个趋势持续了2000多年。但是，中国政府和国家的道德色彩、理想主义等等现象，都源于数字上无法管理。黄仁宇先生尖锐地指出，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很可能误判中国近年来的发展。
均田制充当了在这个数字上进行管理的角色，也就是说，正是通过均田制，黄仁宇先生将中国历史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我们了解黄仁宇先生史学思想的一把钥匙。
黄仁宇先生非常强调均田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这种重要性，几乎是除了地理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它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势，它既是导致中国古代社会保持稳定的经济基础，又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动力。正因为如此，均田制的存在，成为黄仁宇先生区分第一帝国(秦汉)与第二帝国(隋唐宋)的最主要标准之一。
欲了解均田制的作用，得先从它的源流“井田制”说起。古文献上记载，我国周代曾实行过井田制。《孟子·滕文公上》上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意思是，井田制大约以900亩为一个单元面积，中间一块为100亩，是公家所有的土地；公田的四周则是八块私人的土地，各100亩的样子。这种情况很类似于现在大伙儿玩的游戏“扫雷”，以被翻开的数字(公田)为中心，在周围有8个空格(私田)。
这里所说的公田，属于领主；所谓私田，是指领主分给农奴的土地。务农时，所有的人先把公家的那100亩土地上的农活做完，然后再各自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干活。这种份地会按照领主的意愿，任意和农奴交换。由于当时的施肥技术比较差，土地的地力跟不上，所以领主们也经常带着全部的农奴，寻找新的地方，一般是三年就须“换土易居”。总之，所谓井田制，实质就是劳役地租制。(在世界历史上，关于地租的方式，大致包括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三种类型。劳役地租是指直接用服劳役的方式，补偿给土地的主人；实物地租则通常是交纳土地上出产的东西；货币地租则是商品生产发展以后出现的现象。)
井田制的破坏，大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生产力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农奴们对于公田生产的积极性越来越差。为了保证收入，领主们逐渐放弃共同耕种的办法，代之以实物税。公元594年，鲁国宣布“初税亩”，即按亩征税。这使得领主经济走向崩溃，地主经济兴起，而且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常态。
秦汉时代，土地兼并的问题随着王朝的稳定而凸现出来。这一点，在东汉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豪强地主将很多农民纳入自己的保护范围，而不受国家的控制。这对于东汉王朝的财政体制是一个沉重打击。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政府颁布了占田制。
占田制规定男子可以占田70亩，女子30亩；此外丁男课田50亩，丁女20亩，次丁男25亩。所谓占田，是指农民保有田租的土地数量，这两者多少反映了当时农民占有土地的一般状况，但又同每户农民的实际占有土地数量无关。
与占田制同时推行的还有户调制。户调制规定，丁男每年交给政府绢3匹，绵3斤；丁女或次丁男折半交纳。西晋颁行占田制和户调制，目的在于通过对田租、户调的调整，尽可能地加强对农民的控制，并使那些脱离了户籍管理的人，重新归于政府的掌握之中。但是，由于西晋政权的存在，严重依赖于豪强势力，占田制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不可能长期推行下去，到晋惠帝时期，就已经有名无实了。
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为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并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舞台。在占田制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摸索，到公元485年的北魏太和九年，经李冲建议，由实际掌权的冯太后颁布了著名的均田令。
均田令的主要内容是，15岁以上的男子受露田(未种树的田)40亩，桑田20亩，妇人受露田20亩。露田加倍或加两倍授给(加倍的部分称为倍田)，以备休耕，年满70岁后，归还政府。桑田作为世业，不须还官，但要种上一定数量的桑、榆、枣树。家内原有的种了桑树的私田不动，可是要用来抵消应受桑田及倍田的份额。不宜种桑树的地方，男子给麻田10亩，妇女5亩。
影响中国统一的原因当然会有很多。但具体地说，包括哪些方面呢？一般人耳熟能详的，当然是诸如统一的观念、统一的文字、统一的需求，而其核心所在，则是有助于保持经济发展和生活安宁；集中全国力量，抵抗外族入侵，维护国家统一。对于这些想法的支持证据，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乏浩如烟海的材料。黄仁宇先生指出，那种认为文化凝聚力是中国帝制统一最重要因素的说法，实在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文化的力量必须通过很多因素才能表现出来。
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地理方面。黄仁宇先生说，中国初期的政治统一，造成“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是一种有历史的理性的组织和一种带群众性质的运动。在春秋战国时期，如果大国控制的资源相对较多，对救灾就会更有效，依附的人也就会更多，因此兼并就再所难免。战国时，梁惠王对孟子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也就是说，若是某些地方有了灾荒，就将那里的人民迁移到别的地方去。有了这样的经历，他就觉得自己的地盘应当扩大，人口应当增多。尽管后来证明，梁惠王的个人野心没有达到，但他的想法却具有长期的历史合理性。当然，由于地理条件在中国统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前面已经有了很充足的论证，在此略去。
由于过早统一，中国很早就已发展出一套特别的治国之道，将无数的农户置于朝廷的直接管辖下。这个趋势持续2000多年，而它所创造的一套官僚体制，对于维护中国的统一局面，也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黄仁宇先生认为，有些历史学家每提到中国的重新统一时，总要强调中国传统思想的伟大。但是传统思想能够发生功效则是因为社会组织已经和它接近。统一是需要有物质基础的。比如说信息的交流，黄仁宇先生就指出，秦汉的公文传递，就有木简；隋唐之间则不仅有了纸张，而且出现了木板印刷，所以使隋唐的教育较以前更为普遍，也使得整个文官集团能向小自耕农的社会看齐，彼此都能保持同一水平，这对于保持管理体制的稳定和确立民族认同感，实在功不可没。
至于文化凝聚力，话说回来，中国之能统一，到底也仍与秦汉以来一脉相传的文化系统相衔接，“我们不把它当作首屈一指的因素，并不是漠视它的存在。”汉魏晋至宋齐梁陈的“禅让”未曾中断，而北朝的东魏与西魏，也同样“逊位”于北齐与北周，可见一个正统的观念始终没有消失。中国人的入世观念(所谓“入世”，是与“出世”相对照的。积极投入生活，努力面对社会，是“入世”；反之，消积面对甚至逃避，则称之为“出世”。“入世”与“出世”的观念，均来自于佛教。)和乐观与积极的思想，也是一种很雄厚的力量，它并没有因为长期分裂而全部沦亡。这种文化上的统一因素，当然是在董仲舒提倡的“大一统”观念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也早已深入人心。
同样，由于中国在公元前统一是政治上的早熟，以致于不能区分清楚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在囫囵吞枣的情形之下，凡事靠中央随时摆布，上面说了的就是真理，生杀予夺全由他们掌握，下面的再怎么弄也是白搭；施政的名义是道德，具体执行过程中却任意伸缩，只能引起朝中官员的不安和恐惧。
第一帝国的存在及其过分早熟，导致它的很多毛病无可修正，只能重起炉灶。但问题不仅在于朝廷的上层领导机构，民间的低层机构也有问题。过去以小自耕农为基础而形成的农村经济，适合于官僚机构的统治，因为彼此都是简单而雷同，问题也不至于很复杂。可是一到社会进步，官僚们就手忙脚乱，也不知道要尊重财产权，以保持社会秩序，或是用道德名义来压制豪强对贫民土地的兼并，失去土地后的流民，遇到饥荒，一旦得不到政府的救济，就会产生事端。
东汉灭亡之后的369年，中国无法统一，从而开始了最长的一段分裂时期。在这分裂的369年中，酝酿着一个大问题，牵涉整个国家从头到尾的重新组织。关于这一点，不仅乱世枭雄曹操不可能预测，即是历史学家陈寿和裴松之等人也没有看到。也正因为这个缘故，黄仁宇先生对于曹操等人的评价并不算高。
在这次大分裂的时候，人口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移动，尽管汉人人数占优势，却无法“违抗天命”，不能与这自然力量抗衡；北方的少数民族虽擅长骑兵战术，却也无法越过淮水及汉水等地区，并且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不可能推广到全中国。
这个问题，直到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令后，才有所解决。后来，“均田令”发展为“租庸调”，更构成了第二帝国存在的基础。孝文帝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不是因为文化程度高，而是由于条件简单，可以从最基本的事业着手，并能以原始作风来解决问题，所以又形成了中国再统一的局面。
隋唐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唐玄宗时爆发“安史之乱”，以后又出现了“藩镇割据”，最终导致五代十国的第二次大分裂。由于掌权的都是军阀，他们能够注重实际，以地方分权的精神主持事务，因地制宜，针对各处状况，采取不同的措施，结果也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又由于有唐朝留下来的一套完备的法令，所以赵匡胤虽是军人，却能将一个分裂的帝国重新拼凑起来，以中央集权代替地方分权，重新返回到官僚主义的体制上来。
宋朝灭亡后，经过短暂元朝的破坏，明朝的朱元璋让制度重新回到传统的老路上，所以依然能够维持统一。只是到了鸦片战争之后，由于西方势力的介入，中国才再次出现分裂。但此时的情况，已经大相径庭了。
中国社会演变的动力：均田制
有些历史学家每提到中国的重新统一时，总要强调中国传统思想的伟大。但是传统思想能够发生功效则是因为社会组织已经和它接近。
——黄仁宇：《北魏拓跋氏》
由于很早就统一，中国已发展出一套特别的治国之道，将无数的农户置于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这个趋势持续了2000多年。但是，中国政府和国家的道德色彩、理想主义等等现象，都源于数字上无法管理。黄仁宇先生尖锐地指出，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很可能误判中国近年来的发展。
均田制充当了在这个数字上进行管理的角色，也就是说，正是通过均田制，黄仁宇先生将中国历史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我们了解黄仁宇先生史学思想的一把钥匙。
黄仁宇先生非常强调均田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这种重要性，几乎是除了地理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它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势，它既是导致中国古代社会保持稳定的经济基础，又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动力。正因为如此，均田制的存在，成为黄仁宇先生区分第一帝国(秦汉)与第二帝国(隋唐宋)的最主要标准之一。
欲了解均田制的作用，得先从它的源流“井田制”说起。古文献上记载，我国周代曾实行过井田制。《孟子·滕文公上》上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意思是，井田制大约以900亩为一个单元面积，中间一块为100亩，是公家所有的土地；公田的四周则是八块私人的土地，各100亩的样子。这种情况很类似于现在大伙儿玩的游戏“扫雷”，以被翻开的数字(公田)为中心，在周围有8个空格(私田)。
这里所说的公田，属于领主；所谓私田，是指领主分给农奴的土地。务农时，所有的人先把公家的那100亩土地上的农活做完，然后再各自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干活。这种份地会按照领主的意愿，任意和农奴交换。由于当时的施肥技术比较差，土地的地力跟不上，所以领主们也经常带着全部的农奴，寻找新的地方，一般是三年就须“换土易居”。总之，所谓井田制，实质就是劳役地租制。(在世界历史上，关于地租的方式，大致包括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三种类型。劳役地租是指直接用服劳役的方式，补偿给土地的主人；实物地租则通常是交纳土地上出产的东西；货币地租则是商品生产发展以后出现的现象。)
井田制的破坏，大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生产力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农奴们对于公田生产的积极性越来越差。为了保证收入，领主们逐渐放弃共同耕种的办法，代之以实物税。公元594年，鲁国宣布“初税亩”，即按亩征税。这使得领主经济走向崩溃，地主经济兴起，而且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常态。
秦汉时代，土地兼并的问题随着王朝的稳定而凸现出来。这一点，在东汉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豪强地主将很多农民纳入自己的保护范围，而不受国家的控制。这对于东汉王朝的财政体制是一个沉重打击。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政府颁布了占田制。
占田制规定男子可以占田70亩，女子30亩；此外丁男课田50亩，丁女20亩，次丁男25亩。所谓占田，是指农民保有田租的土地数量，这两者多少反映了当时农民占有土地的一般状况，但又同每户农民的实际占有土地数量无关。
与占田制同时推行的还有户调制。户调制规定，丁男每年交给政府绢3匹，绵3斤；丁女或次丁男折半交纳。西晋颁行占田制和户调制，目的在于通过对田租、户调的调整，尽可能地加强对农民的控制，并使那些脱离了户籍管理的人，重新归于政府的掌握之中。但是，由于西晋政权的存在，严重依赖于豪强势力，占田制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不可能长期推行下去，到晋惠帝时期，就已经有名无实了。
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为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并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舞台。在占田制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摸索，到公元485年的北魏太和九年，经李冲建议，由实际掌权的冯太后颁布了著名的均田令。
均田令的主要内容是，15岁以上的男子受露田(未种树的田)40亩，桑田20亩，妇人受露田20亩。露田加倍或加两倍授给(加倍的部分称为倍田)，以备休耕，年满70岁后，归还政府。桑田作为世业，不须还官，但要种上一定数量的桑、榆、枣树。家内原有的种了桑树的私田不动，可是要用来抵消应受桑田及倍田的份额。不宜种桑树的地方，男子给麻田10亩，妇女5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