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9章 民国(15)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在上海分数路向租界向闸北区进攻。驻守上海的以蒋光鼐、蔡廷锴将军率领的第十九路军，违背国民党政府的命令，自功进行英勇抵抗。蒋光鼐、蔡廷锴等通电表示，“为救国守土而抵抗，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中日双方激战23天，十九路军连成皆捷，使日本侵略军遭到沉重打击，前后增兵6.7万人，死伤万余，三易主帅，却无法实现日军的速战速决的作战计划。在战斗中，十九路军和随后参战的部分第五军广大爱国官兵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忱和英勇牺牲精神。如在蕴藻浜一处阵地上的60名士兵，以火油濡湿身体，负巨型炸弹，猛扑日军阵地，使敌军阵线崩溃，60位爱国志士全部壮烈殉国。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十九路军的抗战，得到全市各界人民的大力支持。上海工人、农民、学生和各界群众，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协助十九路军作战，护理伤员。宋庆龄、何香凝等亲临前线慰问，主持、组织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发起捐赠棉衣3万多套送至前线。全国各地人民和海外华侨踊跃向十九路军捐款，达700余万元。中共江苏省领导下成立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在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蔡廷锴旧照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下，第十九路军和随后参战的部分第五军官兵，坚持抵抗一个多月，连续打退了战器装备和兵员数量占优势的日军，取得重大成果。迫使日军三易主帅，数度增兵，损伤一万余人，没有实现其速战速决的迷梦。
但是，国民党政府对十九路军的抗战不但不予支持，反而用停发军饷，截留捐款、限制其他部队增援等手段横加破坏。3月初，日军发起总攻，中国军队在背腹受敌，又无援军的情况下，不得已奉命放弃庙行、江湾、闸北阵地，撤出上海。经过英、美等国“调停”，中日双方进行谈判，于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中国军队不能驻扎，只能由警察接管，而日军若干部队则可在上述地区驻扎。这是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
上海停战协定签订不久，蒋介石就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为国民党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立即将英勇抗日的第十九路军调驻江西参加“剿共”。加上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一时蓬勃兴起的全国性抗日爱国运动趋于低落。
东北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将已被废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秘密送到东北。并于1932年3月1日，用“满洲国”政府名义，发表一个所谓“建国宣言”，宣布“满洲国”成立。从此，日本侵略者及其卵翼下的伪满政权，对东北人民实行野蛮的军事统治。日伪宪兵、警察，特务随意逮捕和杀害城乡中国居民，用各种狠毒手段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用中国人进行细菌试验。它们在经济上实行“统制”政策，通过各种手段，对东北人民进行经济掠夺，摧残东北地区的民族工商业。在文化教育上实行法西斯专制政策和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妄图泯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加强殖民统治，逐步把东北变为它侵略华北和全中国的战略基地。
19路军在闸北与日军巷战面对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东北人民以各种形式同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沈阳、抚顺、鞍山、本溪、辽阳、哈尔滨等地工人先后举行罢工。沈阳兵工厂的工人，拒绝为敌人生产屠杀中国人的武器而举行罢工，长春中长铁路工人，用转移机车和车辆的办法，破坏日军运兵北上，吉海铁路工人扒铁路、毁桥梁、颠覆军车，打击日军侵略者。青年学生和爱国知识分子冒着生命危险展开抗日爱国运动；许多农民拿起锄头、木棍和刀枪，与日伪军展开斗争；流亡关内的东北各阶层人民到处奔走呼号进行救亡活动。流亡在北平的东北各界知名人士高崇民、阎宝航等联络各界爱国人士，于9月28日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并且把“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作为他们开展抗日活动的中心任务。
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相继兴起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其中较著名的领导人有黑龙江省的乌占山、苏炳文；吉林省的李杜、丁超、王德林、冯占海；辽宁省的黄显声、唐聚王、邓铁梅等。这些抗日义勇军，多数是属于东北军，部分是东北军旧部与民众结合组织起来的部队，还有一些自发的农民武装和地主武装。他们的斗争给日本侵略者以相当的打击，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1932年一年内，辽宁、吉林两省的重要城市，被义勇军袭击达30余次，其仅沈阳市便被袭击11次，沈阳和哈尔滨的飞机场被义勇军烧毁；抚顺煤矿的发电厂也被义勇军破坏。但这些自发的抗日武装力量，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统一的政治目标，领导人物成份复杂，意见分歧，奋战一年余，到1933年转入低潮。
在此期间，中共满洲省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与抗日义勇军的联系，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派出杨靖宇、董长荣、王德泰、周保中（白族）、李兆麟、赵尚志、冯仲云、魏拯民等一大批干部，到东北军和义勇军中开展工作，或建立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从1932年起，先后组织了由汉、满、朝、蒙、回等民族的爱国志士参加的10余支抗日游击队，主要有：磐石、东满、珠河、密山、宁安、汤原、饶河、巴某游击队。这些部队虽然人数不多，武器恶劣、斗争环境困难，但战士素质好，有党的领导，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使抗日烽火很快燃遍东北各地。自1933年9月至1936年2月，先后发展成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至六军，1936年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也粉碎了其速战速决的迷梦。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后，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联成一片，拥有人口300万。而其他革命根据地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粉碎了敌人的围攻之后，也就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全国红军发展到10万人，还有10余万赤卫队。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省瑞金的叶挺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大纲宣布“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还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等。
大会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瞿秋白、张丞、邓发、王稼祥等64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25日，组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领土上已经有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政权。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群众的政府，是人民根本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它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和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但是大会通过的宪法及土地法、劳动法等文件，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起草的，文件虽肯定了工农享有各项政治、经济权利，但在中间派别问题和土地、劳动、税收等问题上含有“左”倾错误的内容，这对根据地发展是有害的。
万里长征
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的广泛推行，直接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及中央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分别从瑞金、雩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留下部分红军16万余人和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坚持当地斗争。
在长征初期，“左”倾冒险主义者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部队出发前，政治局既没有讨论，又没有做深入的政治动员，在军事上又不能把握有利时机，主动地歼灭敌人，而是让红军以消极的防御作战来掩护庞大的后方机关转移，使红军陷于被动。广大指战员虽然英勇奋战，连续突破了敌人设置的四道封锁线，但人员折损过半，到达湖南通县时，只剩下3万人。但“左”倾机会主义者却不顾一切，仍然坚持去湘西的计划，使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此时，国民党已判断出红军向湘西转移意图，便集结重兵，阻挡两部红军会师，并企图一举消灭中央红军。在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和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一主张到1934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得到多数人的赞同。1934年12月底，红军到达乌江边的猴场。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猴场召开了会议，重申创建川黔根据地，并向川南发展的战略方针。会后，红军打响了强渡乌江的战斗，消灭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4个团，乘胜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
长征中的毛泽东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进行整编、紧缩机关，充实连队，决定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采取高度灵活的还功方针，一渡赤水河，进入川领边扎西。2月下旬又挥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入遵义。3月中旬，红军迅速跳出敌合围圈，三渡赤水，再入川南。随后，又出敌不意地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乘滇军援贵之际，直插云南，作威胁昆明夺势。接着红军又向西北方向急进，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35年5月，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进入川康边境。6月，红军翻过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占领了四川懋功，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共中央根据会师后的形势，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当时在四方面军担任领导工作的张国焘却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主张向川康边界退却。为了统一战略方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明确指出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7月，红军连续翻越几座大雪山，到达毛儿盖。8月3日，红军总部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张国焘率领，朱德、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随后，左、右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等地出发，跨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于8月下旬先后到达阿坝和巴西地区。
9月，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自恃枪多势众，要挟右路军和中共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在巴西紧急磋商，决定迅速离险区，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约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川甘边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再次电告张国焘改正错误，率部北上。但张国焘却顽固坚持其错误主张，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原四方面军四军、三十军南下，并于10月在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共中央。朱德、刘伯承等在艰难的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攻克甘南天险脂子口，越过岷山，到达哈达铺，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西甘支队。9月27日占领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之后，中共中央率部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结束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11月1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中心瓦窖堡，及时解放了刘志丹等被迫害的干部，纠正了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11月20日至24日，红军在直罗镇全歼国民党军一个师又一个团，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十九路军的抗战，得到全市各界人民的大力支持。上海工人、农民、学生和各界群众，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协助十九路军作战，护理伤员。宋庆龄、何香凝等亲临前线慰问，主持、组织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发起捐赠棉衣3万多套送至前线。全国各地人民和海外华侨踊跃向十九路军捐款，达700余万元。中共江苏省领导下成立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在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蔡廷锴旧照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下，第十九路军和随后参战的部分第五军官兵，坚持抵抗一个多月，连续打退了战器装备和兵员数量占优势的日军，取得重大成果。迫使日军三易主帅，数度增兵，损伤一万余人，没有实现其速战速决的迷梦。
但是，国民党政府对十九路军的抗战不但不予支持，反而用停发军饷，截留捐款、限制其他部队增援等手段横加破坏。3月初，日军发起总攻，中国军队在背腹受敌，又无援军的情况下，不得已奉命放弃庙行、江湾、闸北阵地，撤出上海。经过英、美等国“调停”，中日双方进行谈判，于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中国军队不能驻扎，只能由警察接管，而日军若干部队则可在上述地区驻扎。这是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
上海停战协定签订不久，蒋介石就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为国民党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立即将英勇抗日的第十九路军调驻江西参加“剿共”。加上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一时蓬勃兴起的全国性抗日爱国运动趋于低落。
东北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将已被废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秘密送到东北。并于1932年3月1日，用“满洲国”政府名义，发表一个所谓“建国宣言”，宣布“满洲国”成立。从此，日本侵略者及其卵翼下的伪满政权，对东北人民实行野蛮的军事统治。日伪宪兵、警察，特务随意逮捕和杀害城乡中国居民，用各种狠毒手段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用中国人进行细菌试验。它们在经济上实行“统制”政策，通过各种手段，对东北人民进行经济掠夺，摧残东北地区的民族工商业。在文化教育上实行法西斯专制政策和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妄图泯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加强殖民统治，逐步把东北变为它侵略华北和全中国的战略基地。
19路军在闸北与日军巷战面对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东北人民以各种形式同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沈阳、抚顺、鞍山、本溪、辽阳、哈尔滨等地工人先后举行罢工。沈阳兵工厂的工人，拒绝为敌人生产屠杀中国人的武器而举行罢工，长春中长铁路工人，用转移机车和车辆的办法，破坏日军运兵北上，吉海铁路工人扒铁路、毁桥梁、颠覆军车，打击日军侵略者。青年学生和爱国知识分子冒着生命危险展开抗日爱国运动；许多农民拿起锄头、木棍和刀枪，与日伪军展开斗争；流亡关内的东北各阶层人民到处奔走呼号进行救亡活动。流亡在北平的东北各界知名人士高崇民、阎宝航等联络各界爱国人士，于9月28日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并且把“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作为他们开展抗日活动的中心任务。
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相继兴起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其中较著名的领导人有黑龙江省的乌占山、苏炳文；吉林省的李杜、丁超、王德林、冯占海；辽宁省的黄显声、唐聚王、邓铁梅等。这些抗日义勇军，多数是属于东北军，部分是东北军旧部与民众结合组织起来的部队，还有一些自发的农民武装和地主武装。他们的斗争给日本侵略者以相当的打击，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1932年一年内，辽宁、吉林两省的重要城市，被义勇军袭击达30余次，其仅沈阳市便被袭击11次，沈阳和哈尔滨的飞机场被义勇军烧毁；抚顺煤矿的发电厂也被义勇军破坏。但这些自发的抗日武装力量，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统一的政治目标，领导人物成份复杂，意见分歧，奋战一年余，到1933年转入低潮。
在此期间，中共满洲省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与抗日义勇军的联系，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派出杨靖宇、董长荣、王德泰、周保中（白族）、李兆麟、赵尚志、冯仲云、魏拯民等一大批干部，到东北军和义勇军中开展工作，或建立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从1932年起，先后组织了由汉、满、朝、蒙、回等民族的爱国志士参加的10余支抗日游击队，主要有：磐石、东满、珠河、密山、宁安、汤原、饶河、巴某游击队。这些部队虽然人数不多，武器恶劣、斗争环境困难，但战士素质好，有党的领导，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使抗日烽火很快燃遍东北各地。自1933年9月至1936年2月，先后发展成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至六军，1936年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也粉碎了其速战速决的迷梦。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后，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联成一片，拥有人口300万。而其他革命根据地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粉碎了敌人的围攻之后，也就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全国红军发展到10万人，还有10余万赤卫队。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省瑞金的叶挺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大纲宣布“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还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等。
大会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瞿秋白、张丞、邓发、王稼祥等64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25日，组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领土上已经有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政权。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群众的政府，是人民根本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它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和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但是大会通过的宪法及土地法、劳动法等文件，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起草的，文件虽肯定了工农享有各项政治、经济权利，但在中间派别问题和土地、劳动、税收等问题上含有“左”倾错误的内容，这对根据地发展是有害的。
万里长征
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的广泛推行，直接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及中央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分别从瑞金、雩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留下部分红军16万余人和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坚持当地斗争。
在长征初期，“左”倾冒险主义者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部队出发前，政治局既没有讨论，又没有做深入的政治动员，在军事上又不能把握有利时机，主动地歼灭敌人，而是让红军以消极的防御作战来掩护庞大的后方机关转移，使红军陷于被动。广大指战员虽然英勇奋战，连续突破了敌人设置的四道封锁线，但人员折损过半，到达湖南通县时，只剩下3万人。但“左”倾机会主义者却不顾一切，仍然坚持去湘西的计划，使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此时，国民党已判断出红军向湘西转移意图，便集结重兵，阻挡两部红军会师，并企图一举消灭中央红军。在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和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一主张到1934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得到多数人的赞同。1934年12月底，红军到达乌江边的猴场。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猴场召开了会议，重申创建川黔根据地，并向川南发展的战略方针。会后，红军打响了强渡乌江的战斗，消灭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4个团，乘胜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
长征中的毛泽东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进行整编、紧缩机关，充实连队，决定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采取高度灵活的还功方针，一渡赤水河，进入川领边扎西。2月下旬又挥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入遵义。3月中旬，红军迅速跳出敌合围圈，三渡赤水，再入川南。随后，又出敌不意地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乘滇军援贵之际，直插云南，作威胁昆明夺势。接着红军又向西北方向急进，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35年5月，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进入川康边境。6月，红军翻过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占领了四川懋功，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共中央根据会师后的形势，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当时在四方面军担任领导工作的张国焘却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主张向川康边界退却。为了统一战略方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明确指出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7月，红军连续翻越几座大雪山，到达毛儿盖。8月3日，红军总部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张国焘率领，朱德、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随后，左、右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等地出发，跨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于8月下旬先后到达阿坝和巴西地区。
9月，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自恃枪多势众，要挟右路军和中共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在巴西紧急磋商，决定迅速离险区，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约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川甘边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再次电告张国焘改正错误，率部北上。但张国焘却顽固坚持其错误主张，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原四方面军四军、三十军南下，并于10月在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共中央。朱德、刘伯承等在艰难的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攻克甘南天险脂子口，越过岷山，到达哈达铺，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西甘支队。9月27日占领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之后，中共中央率部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结束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11月1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中心瓦窖堡，及时解放了刘志丹等被迫害的干部，纠正了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11月20日至24日，红军在直罗镇全歼国民党军一个师又一个团，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