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2章 五代十国和两宋(20)
我想说的话，只三句罢了：希望皇上能结人心，厚风俗，存法度。人君所依靠的就是人心，这就像树木有根，灯盏有油，鱼儿有水，农夫有田，做生意的人有钱财。失掉了人心，国家就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自古以来，没有人君平和、简易、随俗、同众而国家不安定，也没有人君刚愎自用而国家不危亡的。皇上一定也知道人心为什么会不高兴的道理了。
从祖宗以来，理财用的不过是三司。现在皇上不把理财用的事交付给三司，无故又创设制置三司条例一司，让六、七个年轻人，日夜在里面空自议论，又让四十多个使者分别到全国各地推行。再说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司，不过是为求利而新设的名称罢了；六、七个年轻人和四十多个使者，不过是求利的工具罢了。开端的声势很宏大，百姓却实在惊疑；创立的法式很新奇，官吏们却个个惶惑。以万乘之尊的君主而谈利，以天子的宰相而理财，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意见不一，然而却没有人愿意回过头去看看这种情况，听听朝中大臣和天下百姓的反映，只是说：“我没有那种事，何必担心别人的议论。”把渔网撒在江湖中，对人却说：“我不是为了捕鱼”，还不如扔掉渔网而别人自然会相信。驱逐鹰犬奔赴丛林，对人却说：“我不是在打猎”，还不如遣散鹰犬而野兽自然会驯服。所以我认为要消除邪恶的谗言而招来和气，那末不如罢去条例司。
现在君臣勤于政务，几乎一年了，而富国的功效，却茫茫然犹如捕风，只听说内库拿出了数百万缗钱，祠部投入了五千多个人罢了。用这样的方法进行改革，有谁不能？而所做的事，路上的行人都知道它很困难。汴水水流混浊，自有人民以来，都不用它种稻。今天却想用筑水库令汴水变法。万顷水稻，必需用千顷水库的水来灌溉，这些水库一年淤塞一次，三年就全部塞满了。皇上却相信了他们的说法，立即就派了人去观察地形，所在地区的人民就要替这些使者开通道路，使者们在这些地区寻访水利，但他们中不少人都是浅薄轻飘之徒，他们不负责任轻率地争着发表自己的看法。官府虽然知道这些意见漏洞很多，但是却不敢立即贬退，而是召集了老老少少，让他们来观察研究，决定可否。如果不是明显的难以实行，就一定要征集民工兴建。官吏们得过且过，以轻率马虎的态度顺从着，不了解情况的人还真以为皇上有心要兴建这些工程，结果是上面浪费了钱粮，下面影响了农时。堤防一开掘，水流失去了它原来的故道，必然泛滥，这个时候，虽然让百姓吃这些提议的人的肉，对百姓又有何补益呢！我不了解朝廷何苦要这样做呢？
自古以来，凡使用役夫，一定是使用当地的百姓。现在听说要到江苏、浙江之间的几个郡去雇用役夫，而且想把这种办法推行到全国各地。只有一个成年男子的家庭，没有男子而只有妇女的家庭，是百姓中最困苦的，而皇上却第一个想役使他们！皇上富有天下，难道就忍心不加怜悯！自从杨炎实行两税法，租、调和庸已经合在一起了，为什么还想再取庸？万一后代不幸出现了喜欢聚敛的臣子，庸钱不去除，差役都照旧，追究这种做法是从哪里来的，就一定有承担这种罪责的人。青苗的时候向农民放债，自古以来都是禁止的。现在却由皇上开始创立成法规，每年执行。虽然说不允许强行摊派，但几世以后，暴君污吏，皇上能保证不出现这种现象吗？估计愿意请求贷青苗钱的人家，一定是些孤苦贫弱无人接济的人家，官吏鞭挞过急，那末一定接着逃亡，如果不回来，他们的拖欠就要均摊到邻保身上，这种情况必然会出现，到那时，天下百姓怨恨这件事，国史记载这件事，说：“青苗钱是从皇上开始的。”这难道不可惜吗！再说建立常平仓的制度，应该说已经考虑得很周到了，现在却想改为青苗钱！破坏了常平仓制度，建立了青苗钱制度，丧失的只会更加多。亏损了官府，损害了人民，虽然后悔又如何来得及。
从前汉武帝因为财力枯竭，用商人桑弘羊的建议，买贱卖贵，称它为均输。在那个时候，商人们停业不干，盗贼益发猖狂，几乎要发生动乱。汉昭帝即位，霍光顺着百姓的愿望，百姓想要的，就给他们，百姓因此归心，国家于是无事。没想到今天这种论调又产生了。立法的初期，耗费已经很多了，即使稍有所获，而由国家征收的商业税的数额，损失一定很多。这就像有人为他的主人管理牲畜，用一条牛换了五只羊，一条牛失去了，就隐瞒着不说；五只羊换到了，就指为自己的功劳。现在破坏了常平仓而不谈青苗法的功劳，亏损了商业税而得到了均输法的利益，同上面所说的用一条牛换五只羊的例子又有什么两样？我私下认为它甚至比用一条牛换五只羊更蠢呀！倡议新法的人一定会说：“百姓可以和他们快乐地享受成功，而难以和他们谋虑开始。”所以皇上执意不顾一切，而规定必需推行。这个恰恰是战国时代那些贪功的人所推行的冒险和侥幸的政治主张。结果必然是还没有享受到成功的喜悦，而百姓的怨声却早已四起了。我之所以希望皇上结人心的道理，就在这里呀！
国家之所以存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浅深，不在国力的强弱；一个朝代享国时间所以有长有短，在于社会风俗的淳厚和浅薄，不在社会的富和穷。做人主的知道了这个道理，就会知道孰轻孰重了。所以，我希望皇上务必推崇道德，看重风俗，不希望皇上急于事功，贪图富强。爱惜风俗，就像保护人的元气。圣人不是不知道严峻刻薄的方法可以齐聚众心，勇猛强悍的人士可以成就事业，忠厚的人近于迂阔，老成的人开始好像迟钝。然而圣人却始终不肯用那种人来替代这种人，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圣人知道那样做的结果得到的小，失去的大啊！仁祖皇帝执法非常宽，能按照规定的等级次第和劳绩大小进用官员，专门替人掩盖过失，未曾轻易改变旧的规章。考察他事业的是否成功，应该说还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如果说到用兵，那么十次出兵有九次必失；如果说到国家的财政，只是仅仅能够足用而没有积余。他只是把德政和恩泽施信人民，使社会风俗能知道遵守一定的道德标准，所以他去世的时候，天下终于返回到仁的局面了。评论的人看到在他晚年官吏都恪守成规而不知变更，对政事都不思奋发有为，有所创举，就想用苛察来矫正它，用智能来齐一它，他们招来了新进勇锐的人，企图使朝廷的一切措施都能很快收到功效。结果是还没有享受到它的成功，而浅薄之风气已经形成。他们又开了很多能骤然进身的门路，这样就使人们容易得到意外的侥幸收获，公卿侍从只要稍稍抬举半步就可得到好处，这样就使那些原来按照正常制度调升的人产生了非分之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希望风俗淳厚，能做到吗？近年来朴拙的人愈来愈少，靠投机取巧而进身的读书人愈益增多。惟请皇上可怜这种情况，挽救这种情况，把简易作为治政的法则，把清静作为立国的指导思想，这样人民的道德就可以归于淳厚。我之所以希望皇上重视社会风俗的道理，就在这里啊！
祖宗委任了谏院的官员以后，就没有开罪过一个言官。即使有轻微的责备，随即也就越级提升了他们，允许他们可以根据风闻就议论朝政，而不必顾及官长。在议论中涉及到帝王，那末天子就要改变神色；议论中涉及朝廷，那末宰相就要等候处分。做台谏的人本来未必都是贤人，他们讲的话也未必都正确，然而一定要培养我们的锐气，之所以要借给他们以重权，难道是白白地这样做的吗？是想用他们的权力不让奸臣萌生啊！现在法令严密，朝廷也很清明，说有奸臣，是万万没有这个道理的。然而养猫本来是为了灭鼠，不可以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不捕捉老鼠的猫；养狗本来是为了防盗，不能因为没有盗贼就饲养不叫的狗。皇上你能够不上念祖宗创设谏官的原意，下为子孙万世设防吗？我听那些德高望重的长老们谈论，都说谏官们的言论，常常是根据天下人的公议而发的。公众的议论是赞美的，台谏也就赞美它；公众的议论是抨击的，台谏也就抨击它。现在公众的议论沸腾，怨言交互而来，公众的意见所在，也就可以知道了。我担心从此以后，习惯成风，都成了宰相的私人，以致君上孤立。朝廷的法度一旦废弛，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我之所以希望皇上保存法度的道理，也就在这里啊！
苏轼看到王安石用独断专任来赞美神宗，就借考试进士策问的机会，用“晋武帝靠独断平定东吴而取得胜利，后秦苻坚用独断讨伐东晋而失败，齐恒公专任管仲而成就了霸业，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亡，事情相同而成效不同”为问。王安石大怒，让御史谢景温劾奏苏轼的过错，搞得很凶，却一无所获。苏轼就自请外放，通判杭州。高丽（今朝鲜）来向中国进贡，使者在官吏面前打开礼物时，官吏们发现礼单上面用了甲子纪年。苏轼拒绝接受，说：“高丽对我们大宋是称臣的国家，而礼单上却不写明中国的年号，我怎么敢接受！”使者改甲子为熙宁，苏轼才接受了。
王安石像当时新政日益推行，苏轼在这中间，常常用变通的办法以方便百姓，百姓依靠这种变通才得以安定。后来调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当时司农推行新法，不按时推行的人以违背制度论处。苏轼对提举官说：“违背制度的罪名，如果是从朝廷规定下来的，谁敢不听从？现在只是司农决定的，这是擅自制定法律啊！”提举官吃惊地说：“您老姑且慢慢看着办吧！”没有多久，朝廷知道这个手实法实在是在害民，就取消了。
有个强盗的盗窃案子暴露了，安抚司派三班使臣带领着强悍的差役下乡捕捉，这些差役凶恶残暴，肆意横行，甚至用禁物来诬陷百姓，他们随便冲进老百姓家打人杀人，后来就畏罪逃跑，快要造成乱子了。百姓们奔赴官府向苏轼告状，苏轼故意把他们的诉状放置一边，看也不看地说：“一定不至于这样。”那些溃逃中的差役听到了，稍稍安定了下来，苏轼慢慢地派人把他们引出来杀了。
后来调任徐州（今属江苏）。当时正值黄河在曹村决口，泛滥到梁山泊，溢满了南清河，汇聚到了徐州城下，水势还在暴涨，如果不及时排泄，徐州城就将坍倒，城里的富户纷纷争着出城避水。苏轼说：“富户一旦出城，城里的百姓就都会动摇，我和谁来共同守城？只要我在徐州，就一定不让洪水冲倒徐州城。”于是把那些富户又赶进了城内。苏轼亲自趟水到武卫营中，唤来了卒长说：“黄河水将要败坏徐州城了，事态急了，虽然你们是禁军，也要请你们尽力帮助我。”卒长说：“太守尚且不躲避大水，我辈是小人，当然更该效命。”就带领了他的士兵拿着畚箕和铁锸奔了出去，修筑了东南的长堤，从戏马台开始，一直到徐州城为止。暴雨日夜不停，城墙不被淹没的只有三板了。苏轼住在城墙上临时搭的小屋里，就是经过自己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们分段堵塞洪水，保护徐州城，最后终于保全了徐州城。苏轼又请求朝廷同意征调一年中应该征发的役夫增筑徐州攻城，造木岸，以防止洪水的再次袭击。朝廷依从了他的请求。
后又徙知湖州（今属浙江），苏轼上表谢恩。又因为对朝廷那些不利于民的措施不敢大胆直言，于是用诗歌寄托讽谏，希望对国家有所补益。御史李定、舒、何正臣拾取苏轼表中的一些话，并且和他的诗歌联系起来，进行诬陷，说苏轼是在讪谤朝廷，把他逮捕押解到了台狱，想置他于死地，枉法诬陷，罗织罪名，拖了很长时间也无法断决。唯独宋神宗怜惜他，以团练副使的名义把他安置到了黄州。苏轼和田夫野老，一起玩于山水之间，苏轼还在东坡那里造了房子，自号为“东坡居士”。
熙宁三年（1071年），宋神宗几次有意重新起用苏轼，总是被掌握大权的人阻挡了。神宗曾经对宰相王、蔡确说：“国朝的历史至关重要，可以任命苏轼把它写出来。”王面有难色。神宗说：“苏轼不行，姑且用曾巩。”曾巩进《太祖总论》，神宗感到不妥当，就写了亲笔信命令把苏轼移到汝州（今河南临汝）。其中有这样的话：“苏轼被贬黜后，闭门思过，经历的岁月很长了，人才实在难得，不忍心终身让他弃置在外。”苏轼没有去汝州，上书说自己处境饥寒，有田产在常州，希望能回常州定居。早上上的奏书，傍晚就被批准了。
在路过金陵（今江苏南京），苏轼去见了王安石，他对王安石说：“大的兵灾、大的狱讼，是汉朝、唐朝灭亡的先兆。祖宗用仁厚治理天下，正是希望革除这种情况。现在对西方的用兵，连年不断，东南又屡次兴起大的狱讼，明公为什么不说一句挽救这种危局的话呢？”王安石说：“这两件事都是吕惠卿挑起的，我王安石身在外，怎敢随便说话？”苏轼说：“在朝廷就议政，在朝外就不说，这不过是侍奉君王的常礼罢了。现在皇上对待明公不用常礼，明公对待皇上难道可以用常礼吗？”王安石厉声地说：“王安石必须说。”又说：“话出在我王安石的嘴里，听在你苏子瞻的耳内。”又说：“一个人必须知道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即使能得到天下也不去做，才可以同他相交。”苏轼开玩笑地说：“现在的君子，为了争着减少半年的磨勘年限，虽然叫他杀人也是肯干的。”王安石笑而不言。
从祖宗以来，理财用的不过是三司。现在皇上不把理财用的事交付给三司，无故又创设制置三司条例一司，让六、七个年轻人，日夜在里面空自议论，又让四十多个使者分别到全国各地推行。再说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司，不过是为求利而新设的名称罢了；六、七个年轻人和四十多个使者，不过是求利的工具罢了。开端的声势很宏大，百姓却实在惊疑；创立的法式很新奇，官吏们却个个惶惑。以万乘之尊的君主而谈利，以天子的宰相而理财，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意见不一，然而却没有人愿意回过头去看看这种情况，听听朝中大臣和天下百姓的反映，只是说：“我没有那种事，何必担心别人的议论。”把渔网撒在江湖中，对人却说：“我不是为了捕鱼”，还不如扔掉渔网而别人自然会相信。驱逐鹰犬奔赴丛林，对人却说：“我不是在打猎”，还不如遣散鹰犬而野兽自然会驯服。所以我认为要消除邪恶的谗言而招来和气，那末不如罢去条例司。
现在君臣勤于政务，几乎一年了，而富国的功效，却茫茫然犹如捕风，只听说内库拿出了数百万缗钱，祠部投入了五千多个人罢了。用这样的方法进行改革，有谁不能？而所做的事，路上的行人都知道它很困难。汴水水流混浊，自有人民以来，都不用它种稻。今天却想用筑水库令汴水变法。万顷水稻，必需用千顷水库的水来灌溉，这些水库一年淤塞一次，三年就全部塞满了。皇上却相信了他们的说法，立即就派了人去观察地形，所在地区的人民就要替这些使者开通道路，使者们在这些地区寻访水利，但他们中不少人都是浅薄轻飘之徒，他们不负责任轻率地争着发表自己的看法。官府虽然知道这些意见漏洞很多，但是却不敢立即贬退，而是召集了老老少少，让他们来观察研究，决定可否。如果不是明显的难以实行，就一定要征集民工兴建。官吏们得过且过，以轻率马虎的态度顺从着，不了解情况的人还真以为皇上有心要兴建这些工程，结果是上面浪费了钱粮，下面影响了农时。堤防一开掘，水流失去了它原来的故道，必然泛滥，这个时候，虽然让百姓吃这些提议的人的肉，对百姓又有何补益呢！我不了解朝廷何苦要这样做呢？
自古以来，凡使用役夫，一定是使用当地的百姓。现在听说要到江苏、浙江之间的几个郡去雇用役夫，而且想把这种办法推行到全国各地。只有一个成年男子的家庭，没有男子而只有妇女的家庭，是百姓中最困苦的，而皇上却第一个想役使他们！皇上富有天下，难道就忍心不加怜悯！自从杨炎实行两税法，租、调和庸已经合在一起了，为什么还想再取庸？万一后代不幸出现了喜欢聚敛的臣子，庸钱不去除，差役都照旧，追究这种做法是从哪里来的，就一定有承担这种罪责的人。青苗的时候向农民放债，自古以来都是禁止的。现在却由皇上开始创立成法规，每年执行。虽然说不允许强行摊派，但几世以后，暴君污吏，皇上能保证不出现这种现象吗？估计愿意请求贷青苗钱的人家，一定是些孤苦贫弱无人接济的人家，官吏鞭挞过急，那末一定接着逃亡，如果不回来，他们的拖欠就要均摊到邻保身上，这种情况必然会出现，到那时，天下百姓怨恨这件事，国史记载这件事，说：“青苗钱是从皇上开始的。”这难道不可惜吗！再说建立常平仓的制度，应该说已经考虑得很周到了，现在却想改为青苗钱！破坏了常平仓制度，建立了青苗钱制度，丧失的只会更加多。亏损了官府，损害了人民，虽然后悔又如何来得及。
从前汉武帝因为财力枯竭，用商人桑弘羊的建议，买贱卖贵，称它为均输。在那个时候，商人们停业不干，盗贼益发猖狂，几乎要发生动乱。汉昭帝即位，霍光顺着百姓的愿望，百姓想要的，就给他们，百姓因此归心，国家于是无事。没想到今天这种论调又产生了。立法的初期，耗费已经很多了，即使稍有所获，而由国家征收的商业税的数额，损失一定很多。这就像有人为他的主人管理牲畜，用一条牛换了五只羊，一条牛失去了，就隐瞒着不说；五只羊换到了，就指为自己的功劳。现在破坏了常平仓而不谈青苗法的功劳，亏损了商业税而得到了均输法的利益，同上面所说的用一条牛换五只羊的例子又有什么两样？我私下认为它甚至比用一条牛换五只羊更蠢呀！倡议新法的人一定会说：“百姓可以和他们快乐地享受成功，而难以和他们谋虑开始。”所以皇上执意不顾一切，而规定必需推行。这个恰恰是战国时代那些贪功的人所推行的冒险和侥幸的政治主张。结果必然是还没有享受到成功的喜悦，而百姓的怨声却早已四起了。我之所以希望皇上结人心的道理，就在这里呀！
国家之所以存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浅深，不在国力的强弱；一个朝代享国时间所以有长有短，在于社会风俗的淳厚和浅薄，不在社会的富和穷。做人主的知道了这个道理，就会知道孰轻孰重了。所以，我希望皇上务必推崇道德，看重风俗，不希望皇上急于事功，贪图富强。爱惜风俗，就像保护人的元气。圣人不是不知道严峻刻薄的方法可以齐聚众心，勇猛强悍的人士可以成就事业，忠厚的人近于迂阔，老成的人开始好像迟钝。然而圣人却始终不肯用那种人来替代这种人，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圣人知道那样做的结果得到的小，失去的大啊！仁祖皇帝执法非常宽，能按照规定的等级次第和劳绩大小进用官员，专门替人掩盖过失，未曾轻易改变旧的规章。考察他事业的是否成功，应该说还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如果说到用兵，那么十次出兵有九次必失；如果说到国家的财政，只是仅仅能够足用而没有积余。他只是把德政和恩泽施信人民，使社会风俗能知道遵守一定的道德标准，所以他去世的时候，天下终于返回到仁的局面了。评论的人看到在他晚年官吏都恪守成规而不知变更，对政事都不思奋发有为，有所创举，就想用苛察来矫正它，用智能来齐一它，他们招来了新进勇锐的人，企图使朝廷的一切措施都能很快收到功效。结果是还没有享受到它的成功，而浅薄之风气已经形成。他们又开了很多能骤然进身的门路，这样就使人们容易得到意外的侥幸收获，公卿侍从只要稍稍抬举半步就可得到好处，这样就使那些原来按照正常制度调升的人产生了非分之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希望风俗淳厚，能做到吗？近年来朴拙的人愈来愈少，靠投机取巧而进身的读书人愈益增多。惟请皇上可怜这种情况，挽救这种情况，把简易作为治政的法则，把清静作为立国的指导思想，这样人民的道德就可以归于淳厚。我之所以希望皇上重视社会风俗的道理，就在这里啊！
祖宗委任了谏院的官员以后，就没有开罪过一个言官。即使有轻微的责备，随即也就越级提升了他们，允许他们可以根据风闻就议论朝政，而不必顾及官长。在议论中涉及到帝王，那末天子就要改变神色；议论中涉及朝廷，那末宰相就要等候处分。做台谏的人本来未必都是贤人，他们讲的话也未必都正确，然而一定要培养我们的锐气，之所以要借给他们以重权，难道是白白地这样做的吗？是想用他们的权力不让奸臣萌生啊！现在法令严密，朝廷也很清明，说有奸臣，是万万没有这个道理的。然而养猫本来是为了灭鼠，不可以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不捕捉老鼠的猫；养狗本来是为了防盗，不能因为没有盗贼就饲养不叫的狗。皇上你能够不上念祖宗创设谏官的原意，下为子孙万世设防吗？我听那些德高望重的长老们谈论，都说谏官们的言论，常常是根据天下人的公议而发的。公众的议论是赞美的，台谏也就赞美它；公众的议论是抨击的，台谏也就抨击它。现在公众的议论沸腾，怨言交互而来，公众的意见所在，也就可以知道了。我担心从此以后，习惯成风，都成了宰相的私人，以致君上孤立。朝廷的法度一旦废弛，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我之所以希望皇上保存法度的道理，也就在这里啊！
苏轼看到王安石用独断专任来赞美神宗，就借考试进士策问的机会，用“晋武帝靠独断平定东吴而取得胜利，后秦苻坚用独断讨伐东晋而失败，齐恒公专任管仲而成就了霸业，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亡，事情相同而成效不同”为问。王安石大怒，让御史谢景温劾奏苏轼的过错，搞得很凶，却一无所获。苏轼就自请外放，通判杭州。高丽（今朝鲜）来向中国进贡，使者在官吏面前打开礼物时，官吏们发现礼单上面用了甲子纪年。苏轼拒绝接受，说：“高丽对我们大宋是称臣的国家，而礼单上却不写明中国的年号，我怎么敢接受！”使者改甲子为熙宁，苏轼才接受了。
王安石像当时新政日益推行，苏轼在这中间，常常用变通的办法以方便百姓，百姓依靠这种变通才得以安定。后来调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当时司农推行新法，不按时推行的人以违背制度论处。苏轼对提举官说：“违背制度的罪名，如果是从朝廷规定下来的，谁敢不听从？现在只是司农决定的，这是擅自制定法律啊！”提举官吃惊地说：“您老姑且慢慢看着办吧！”没有多久，朝廷知道这个手实法实在是在害民，就取消了。
有个强盗的盗窃案子暴露了，安抚司派三班使臣带领着强悍的差役下乡捕捉，这些差役凶恶残暴，肆意横行，甚至用禁物来诬陷百姓，他们随便冲进老百姓家打人杀人，后来就畏罪逃跑，快要造成乱子了。百姓们奔赴官府向苏轼告状，苏轼故意把他们的诉状放置一边，看也不看地说：“一定不至于这样。”那些溃逃中的差役听到了，稍稍安定了下来，苏轼慢慢地派人把他们引出来杀了。
后来调任徐州（今属江苏）。当时正值黄河在曹村决口，泛滥到梁山泊，溢满了南清河，汇聚到了徐州城下，水势还在暴涨，如果不及时排泄，徐州城就将坍倒，城里的富户纷纷争着出城避水。苏轼说：“富户一旦出城，城里的百姓就都会动摇，我和谁来共同守城？只要我在徐州，就一定不让洪水冲倒徐州城。”于是把那些富户又赶进了城内。苏轼亲自趟水到武卫营中，唤来了卒长说：“黄河水将要败坏徐州城了，事态急了，虽然你们是禁军，也要请你们尽力帮助我。”卒长说：“太守尚且不躲避大水，我辈是小人，当然更该效命。”就带领了他的士兵拿着畚箕和铁锸奔了出去，修筑了东南的长堤，从戏马台开始，一直到徐州城为止。暴雨日夜不停，城墙不被淹没的只有三板了。苏轼住在城墙上临时搭的小屋里，就是经过自己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们分段堵塞洪水，保护徐州城，最后终于保全了徐州城。苏轼又请求朝廷同意征调一年中应该征发的役夫增筑徐州攻城，造木岸，以防止洪水的再次袭击。朝廷依从了他的请求。
后又徙知湖州（今属浙江），苏轼上表谢恩。又因为对朝廷那些不利于民的措施不敢大胆直言，于是用诗歌寄托讽谏，希望对国家有所补益。御史李定、舒、何正臣拾取苏轼表中的一些话，并且和他的诗歌联系起来，进行诬陷，说苏轼是在讪谤朝廷，把他逮捕押解到了台狱，想置他于死地，枉法诬陷，罗织罪名，拖了很长时间也无法断决。唯独宋神宗怜惜他，以团练副使的名义把他安置到了黄州。苏轼和田夫野老，一起玩于山水之间，苏轼还在东坡那里造了房子，自号为“东坡居士”。
熙宁三年（1071年），宋神宗几次有意重新起用苏轼，总是被掌握大权的人阻挡了。神宗曾经对宰相王、蔡确说：“国朝的历史至关重要，可以任命苏轼把它写出来。”王面有难色。神宗说：“苏轼不行，姑且用曾巩。”曾巩进《太祖总论》，神宗感到不妥当，就写了亲笔信命令把苏轼移到汝州（今河南临汝）。其中有这样的话：“苏轼被贬黜后，闭门思过，经历的岁月很长了，人才实在难得，不忍心终身让他弃置在外。”苏轼没有去汝州，上书说自己处境饥寒，有田产在常州，希望能回常州定居。早上上的奏书，傍晚就被批准了。
在路过金陵（今江苏南京），苏轼去见了王安石，他对王安石说：“大的兵灾、大的狱讼，是汉朝、唐朝灭亡的先兆。祖宗用仁厚治理天下，正是希望革除这种情况。现在对西方的用兵，连年不断，东南又屡次兴起大的狱讼，明公为什么不说一句挽救这种危局的话呢？”王安石说：“这两件事都是吕惠卿挑起的，我王安石身在外，怎敢随便说话？”苏轼说：“在朝廷就议政，在朝外就不说，这不过是侍奉君王的常礼罢了。现在皇上对待明公不用常礼，明公对待皇上难道可以用常礼吗？”王安石厉声地说：“王安石必须说。”又说：“话出在我王安石的嘴里，听在你苏子瞻的耳内。”又说：“一个人必须知道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即使能得到天下也不去做，才可以同他相交。”苏轼开玩笑地说：“现在的君子，为了争着减少半年的磨勘年限，虽然叫他杀人也是肯干的。”王安石笑而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