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9章 隋唐(17)
元正天皇于灵龟二年（716年）组建起庞大的遣唐使团，任命多治比县守为押使，颁授节刀。另任命大使、副使、大小判官、大小灵事等，一行557人之多，分乘四条大船，于养老元年（717年）从日本难波出发，沿南线来唐，使节于第二年返回日本。同行的学生吉备真备在长安学习经史达18年之久，返日时带去《唐礼》一百三十卷，《大衍历经》一卷，还有测影铁尺、铜律管、射甲箭等。他与同行来唐的大和长冈在日本共同制定律令，并使我国僧一行创立的新历，于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七年（768年）在日本实行。随使团来唐的学问僧玄昉，在唐研习法相宗18年，返日时带走经论五千余卷，他后来成为日本法相宗第四代祖师。
圣武天皇于天平四年（732年）组织了五百九十四人的遣唐使团，任命多治比广为大使，造船四艘，次年从难波出发来唐。天平六年（734年），使团的第一船舶返回日本，天平八年（736年），第二舶返回到达日本。另外两艘船在中途遇难。随此团来唐的僧人茶睿、普照欲迎接鉴真大师到日本，五次渡海未成，茶睿死于端州（今广东肇庆），普照在中国先后21年，天平胜宝五年与鉴真大师回乘遣唐使船返回日本。
并于孝谦天皇于天平胜宝二年（750年）任命藤原清河为大使，大伴古麻吕、吉备真备为副使。天平胜宝四年举行了朝拜仪式，天皇授大使节刀，赐宴饯行，还为其赋诗。使团成员分乘四艘大船从难波出发。大使藤原清河所乘第一舶漂流到安南（今越南），历尽艰辛才到达长安，后在唐朝任官。第二舶于天平胜宝六年（754年）返日，随行的有鉴真大师及24名弟子。第三、四舶也分别于天平胜宝五年、六年返回日本。吉备真备曾在唐留学多年，他取楷体汉字偏旁制定了片假名。
淳仁天皇时期，曾于天平宝字三年（759年）派遣判官、录事等99人乘船来唐迎接藤原清河返日。天平宝字五年、六年（761年、762年）又曾两度任命遣唐大使，但均未成行。
日本光仁天皇至仁明天皇时期，正是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的后期，仍组织大规模的遣唐使团，不过随行来唐的留学生，学问僧滞留在唐的时间大大缩短了，一般为一至二年。
光仁天皇于宝龟六年（775年）任命佐伯今毛人为大使，同时建造大船四艘。第二年，遣唐使团出发，因未赶上信风，中途而返。宝龟八年，天皇以节刀授副使小野石根，授权其行使大使职权。使团乘船沿南线至扬州。第二年启航回国，在途中，第一舶遇难，小野石根及唐使赵宝英等63人遇难身亡。这一年，光仁天皇为送唐使孙兴进回国，任命了送唐客使，宝龟十年从难波出发，两年后返日。
桓武天皇于延历二十年（801年）任命藤原葛野麻吕为大使，并为其赋诗预祝平安，赏赐御被、御衣及黄金二百两。由于风暴，遣唐使团的四艘大船耽搁至延历二十三年（804年）才从筑紫启航。大使藤原葛野麻吕所乘第一舶到达福州，副使石川道益的第二舶到达明州。第三、四舶遇到风暴，漂流失航，不知去向。延历二十四年（805年），遣唐使团的第一、二舶自明州出发返回日本。随使团来唐的学问僧最澄，雇用经生数十人抄写经论，他带回日本四百六十卷经疏及大量佛画、佛具。最澄死后被日本天皇追任为传教大师，他的弟子义真成为日本天台宗第一代座主。随使团来唐的还有学问僧空海，他在长安青龙寺学习密教，返日时带走大量经书、佛像等，在日本创立真宫宗。他还仿照草体汉字创造了平假名。
仁明天皇承和元年（834年）任命藤原常嗣为大使，小野篁为副使，组建了651人的遣唐使团。天皇赐宴，并赏赐衣绢、黄金等物品，又亲临神社为使团祈祷平安。由于风暴，承和三年、四年两次启航均未成行，第三舶还被风暴摧毁，直到承和五年（838年）其余的三艘船才出发来唐。第二年，遣唐使团原乘第一、四舶的人员，因船损破，于是在楚州分乘九只新罗船返回日本。第二舶在返回途中遇到风暴，漂流到南海，幸存者几经磨难于承和七年返回日本。随此团来唐的有学问僧圆仁，他在中国求法九年，先后在扬州、五台山、长安等地研习天台法华显教和真宫密教，后携佛经论、章记七百九十四卷以及法门道具返回日本，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记》。
宇多天皇于宽平六年（894年）组织了最后一次遣唐使团，任命营原道真为大使，但后因得知唐朝国内动乱，未成行。
日本前后共派遣遣唐使十九次，但其中有的未成行，有的是为了迎送唐使，实际上以遣唐使名义出使唐朝并成行的，只有十三次。日本派遣唐使来唐意图是在观摩汲取中国的典章制度、科技文化。日本天皇亲自任命押使，大使、副使，举行隆重的送行仪式。遣唐使到达长安，一般会受到唐王朝的优礼，大唐天子在延英殿或麟德殿召见他们，设宴款待并颁发赐赏品，有的还被授予唐朝的官职。遗唐使一般逗留数月即回国，随行的留学生、学问僧则一般要停留相当长的时间，少则一、二年，多则二、三十年。遣唐使回到日本，将举行上还节刀的仪式，天皇对其论功行赏，不少遣唐使回国后位列公卿，如吉备真备，粟田真人、多治比县守、多治比广成、藤原葛麻吕等。他们参与国政，使唐朝的文化及典章制度在日本得到传播推广。
河西四镇的兴废
唐贞观十四年（640年）八月平定高昌，九月将安西都护府属于西州交河城管理（今新疆吐鲁番西交河古城址），管理西域地区军政事务。二十年（646年）六月，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遣使贡衣物，请求和亲，太宗应许，诏令割让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等五国为聘礼。二十一年（647年），唐朝因怨恨龟兹曾援助焉耆叛唐，且为了彻底控制西域，故发兵进攻龟兹。次年十月唐昆兵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率兵打败西突厥别部处月、处密后，擒斩焉耆王薛婆阿那支。接着于十二月打败龟兹，继而攻拔其王都，擒龟兹王布失毕。唐军进驻龟兹，遂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都城（今新疆库车），同时在龟兹、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四城修筑城堡，建置军镇，由安西都护府兼统，故简称“安西四镇”。
分类粮仓高宗以后，安西四镇时置时废，军镇也有所变动。永徽元年（650年），已被唐封为瑶池都督的西突厥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叛变，“自称可汗，总有西域之地。”故高宗根据当时的形势，撤掉四镇，将安西都护府迁回西州。显庆二年（657年），唐派苏定方等讨平阿史那贺鲁。次年，复将安西都护府迁回龟兹城，以高昌故地为西州，四镇也随之恢复。咸亨元年（670年）四月，吐蕃攻陷安西，并与于阗等合力占领龟兹拨换城（今新疆温宿），四镇再罢。但此后唐经营西域的活动仍未停止。咸亨三年（672年）以后，疏勒、于阗国王相继入朝投降，唐以于阗为毗沙都督府，以其王尉迟伏雄为毗沙都督，分其境内为十州。不久，龟兹王白素稽也先后献银颇罗和名马，唐在西域的势力又有所恢复。调露元年（679年），匐延都督、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别帅李遮匐与吐蕃连和，进逼安西，唐朝派安抚大使裴行俭平叛，遂重置四镇。但这时由副大使、安西都护王方翼在碎叶水旁筑碎叶镇城（在前苏联伊塞克湖以西，托克玛克城附近）以工焉耆，故从此时起，安西四镇是碎叶、龟兹、于阗、疏勒。武则天当政第二年（686年）西域形势再度紧张，唐军败于吐蕃，不得不再次放弃四镇。
长寿元年（692年），唐西州都督唐休请求朝廷复取四镇，朝廷派右鹰杨卫将军王孝杰任武威军总管，与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将兵击吐蕃。其年十一月，王孝杰等大破吐蕃，收复四镇，并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唐朝廷接受四镇几度失陷的教训，为了巩固西部边防，遣军二万四千人常驻四镇。但对此举朝内政长期以来有两种不同意见。神功元年（679年），宰相、鸾台侍郎狄仁杰上言请放弃四镇，理由是朝廷长年遣人征戍，“所贵滋广”、“调发日加”，弄得百姓怨言，国家也费用也加大。认为不如仍立可汗，对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叛则伐之，降则抚之”，以逸待劳，使突厥、吐蕃不击而服。但此议遭到右史崔融驳斥，认为四镇如不守，则突厥、吐蕃等强敌就势必会侵略西域，诸国不能抵抗，引起背叛唐朝的骚动和不安，甚至会因此影响南羌，危及河西。从国家的长远安全考虑，只有坚守四镇。朝廷接受崔融的意见，故四镇一直未得罢守，而西域的形势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也比较稳定。
开元四年（716年），唐玄宗以陕王李嗣升（即后来的肃宗）遥领安西大都护，充当河西道四镇诸蕃部落大使，实际统领四镇的是副大使郭虔。开元六年（718年），又任命汤嘉惠为四镇节度经略使，从此四镇由专设的节度使统领，又称安西节度使。后以安西四镇节度使为定名。在此期间，突骑施虽一度笼络大食、吐蕃、谋取四镇，并围龟兹拨换城，但唐朝发三姓可汗清居碎叶城，四镇节度使汤嘉惠建议以焉耆镇代替碎叶镇，故开元七年以后的安西四镇又是龟兹、于阗、焉耆、疏勒。
安史之乱之后，安西、北庭以及河西、陇右驻军大都内调，唐边防空虚，吐蕃趁机而入，进占河西陇右诸州。安西四镇与朝廷的交通断绝，然而四镇留后郭昕却仍率将士闭境拒守，屡次遣使奉表均不能到达，消息不通达十余年。唐建中二年（781年），郭昕的表奏才从间道历诸胡最后从回纥到达长安。朝廷为了嘉奖他们坚守四镇的功劳，任命郭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并且诏令四镇将士均迁升七资。
贞元中，北庭及安西四镇相继陷于吐蕃，九世纪中叶，安西四镇又相继落入回鹘之手。
唐安西四镇在历史上存在了一个半世纪，它是唐代最西部的哨所和堡垒，对于唐朝政府的经营西域，保护中西陆上的交通要道，巩固唐的西北边防，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氏族志》到《姓氏录》
李唐王朝以关中本位政策立国。唐初，中央的文臣武将，特别是位居宰辅及诸卫大将军以上者，多出身于关陇地区的望族及宇文氏关陇集团，或系“太原元从”，与李唐家族构成唐初统治集团的上层。
但东汉以来沿袭四百年的山东士族以及江南士族在社会上仍然保持着很高的声望，仍以不屑于同皇族通婚而自命清高。这对李唐王室及其关陇集团很不利。为此，唐太宗一直对此现象非常不满。
约在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命令吏部尚书摄司空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等大臣“遍责天下谱牒，质诸史籍，考其真伪，辩其昭穆，第其甲乙，褒进忠贤，贬退奸逆，分为九等。”经过核查考辩，重新排定了293姓共1651家的等级次序，汇成一书，取名《氏族志》，又称《贞观氏族志》。
三彩战马俑唐太宗亲自审阅了《氏族志》稿。当他看到博陵崔氏仍位居第一时，便对高士廉等人明确指出：我同山东的崔、卢、李、郑等家族没有旧怨。他们逐代衰落，没有什么当大官的，还自称士大夫，卖婚索财，自我标榜，有亏德行，为什么仍要推重他们？他说：“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土，皆功效显著……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不须论数世以前，只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
根据太宗钦定的原则和标准，《氏族志》将所记293姓1651家重新定等排次，分为九等（从“上上”到“下下”）。李氏皇族为上上等，皇后家族为上中等，崔干则位于第三等（即“上下”）。该书共一百卷，约在贞观十二年（738年）初刊布天下。同时，“赐士廉物千段”，“寻同中书门下三品”，以示褒奖。
唐太宗又诏令天下：“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婚；三品以上纳币不得过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为归装，夫氏禁受陪门财。”这里的李宝是北魏太和年所定的四海望族的第一名。按太宗的规定，“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
《氏族志》的修订、刊布及禁七姓十家自为婚，压抑了山东、江南士族，巩固提高关了陇集团的社会地位。但是，由于魏徵、房玄龄等重臣与之通婚，山东士族仍然保持着相当高的社会地位。被禁止自为婚的十家之间仍暗中通婚，朝廷也无可奈何。
到了高宗武则天当政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武则天之父曾作过木材商，所以，虽系太原元从亦无资格跻身于《贞观氏族志》中高门之列。武则天最重要的助手之一节义府的家族未被录于《氏族志》中。武氏集团的社会声望并不高。武则天以内宠掌握朝政本又不合封建礼教，关陇集团出于对李唐王朝正统的维护当然不支持她当政，更不会拥戴她取李唐而代之。这样，提高自己及武氏集团成员的社会地位，重新组织统治集团骨干队伍，就成了执政后武则天进步巩固统治地位所急于完成的两大政治任务。
圣武天皇于天平四年（732年）组织了五百九十四人的遣唐使团，任命多治比广为大使，造船四艘，次年从难波出发来唐。天平六年（734年），使团的第一船舶返回日本，天平八年（736年），第二舶返回到达日本。另外两艘船在中途遇难。随此团来唐的僧人茶睿、普照欲迎接鉴真大师到日本，五次渡海未成，茶睿死于端州（今广东肇庆），普照在中国先后21年，天平胜宝五年与鉴真大师回乘遣唐使船返回日本。
并于孝谦天皇于天平胜宝二年（750年）任命藤原清河为大使，大伴古麻吕、吉备真备为副使。天平胜宝四年举行了朝拜仪式，天皇授大使节刀，赐宴饯行，还为其赋诗。使团成员分乘四艘大船从难波出发。大使藤原清河所乘第一舶漂流到安南（今越南），历尽艰辛才到达长安，后在唐朝任官。第二舶于天平胜宝六年（754年）返日，随行的有鉴真大师及24名弟子。第三、四舶也分别于天平胜宝五年、六年返回日本。吉备真备曾在唐留学多年，他取楷体汉字偏旁制定了片假名。
淳仁天皇时期，曾于天平宝字三年（759年）派遣判官、录事等99人乘船来唐迎接藤原清河返日。天平宝字五年、六年（761年、762年）又曾两度任命遣唐大使，但均未成行。
日本光仁天皇至仁明天皇时期，正是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的后期，仍组织大规模的遣唐使团，不过随行来唐的留学生，学问僧滞留在唐的时间大大缩短了，一般为一至二年。
光仁天皇于宝龟六年（775年）任命佐伯今毛人为大使，同时建造大船四艘。第二年，遣唐使团出发，因未赶上信风，中途而返。宝龟八年，天皇以节刀授副使小野石根，授权其行使大使职权。使团乘船沿南线至扬州。第二年启航回国，在途中，第一舶遇难，小野石根及唐使赵宝英等63人遇难身亡。这一年，光仁天皇为送唐使孙兴进回国，任命了送唐客使，宝龟十年从难波出发，两年后返日。
桓武天皇于延历二十年（801年）任命藤原葛野麻吕为大使，并为其赋诗预祝平安，赏赐御被、御衣及黄金二百两。由于风暴，遣唐使团的四艘大船耽搁至延历二十三年（804年）才从筑紫启航。大使藤原葛野麻吕所乘第一舶到达福州，副使石川道益的第二舶到达明州。第三、四舶遇到风暴，漂流失航，不知去向。延历二十四年（805年），遣唐使团的第一、二舶自明州出发返回日本。随使团来唐的学问僧最澄，雇用经生数十人抄写经论，他带回日本四百六十卷经疏及大量佛画、佛具。最澄死后被日本天皇追任为传教大师，他的弟子义真成为日本天台宗第一代座主。随使团来唐的还有学问僧空海，他在长安青龙寺学习密教，返日时带走大量经书、佛像等，在日本创立真宫宗。他还仿照草体汉字创造了平假名。
仁明天皇承和元年（834年）任命藤原常嗣为大使，小野篁为副使，组建了651人的遣唐使团。天皇赐宴，并赏赐衣绢、黄金等物品，又亲临神社为使团祈祷平安。由于风暴，承和三年、四年两次启航均未成行，第三舶还被风暴摧毁，直到承和五年（838年）其余的三艘船才出发来唐。第二年，遣唐使团原乘第一、四舶的人员，因船损破，于是在楚州分乘九只新罗船返回日本。第二舶在返回途中遇到风暴，漂流到南海，幸存者几经磨难于承和七年返回日本。随此团来唐的有学问僧圆仁，他在中国求法九年，先后在扬州、五台山、长安等地研习天台法华显教和真宫密教，后携佛经论、章记七百九十四卷以及法门道具返回日本，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记》。
宇多天皇于宽平六年（894年）组织了最后一次遣唐使团，任命营原道真为大使，但后因得知唐朝国内动乱，未成行。
日本前后共派遣遣唐使十九次，但其中有的未成行，有的是为了迎送唐使，实际上以遣唐使名义出使唐朝并成行的，只有十三次。日本派遣唐使来唐意图是在观摩汲取中国的典章制度、科技文化。日本天皇亲自任命押使，大使、副使，举行隆重的送行仪式。遣唐使到达长安，一般会受到唐王朝的优礼，大唐天子在延英殿或麟德殿召见他们，设宴款待并颁发赐赏品，有的还被授予唐朝的官职。遗唐使一般逗留数月即回国，随行的留学生、学问僧则一般要停留相当长的时间，少则一、二年，多则二、三十年。遣唐使回到日本，将举行上还节刀的仪式，天皇对其论功行赏，不少遣唐使回国后位列公卿，如吉备真备，粟田真人、多治比县守、多治比广成、藤原葛麻吕等。他们参与国政，使唐朝的文化及典章制度在日本得到传播推广。
河西四镇的兴废
唐贞观十四年（640年）八月平定高昌，九月将安西都护府属于西州交河城管理（今新疆吐鲁番西交河古城址），管理西域地区军政事务。二十年（646年）六月，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遣使贡衣物，请求和亲，太宗应许，诏令割让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等五国为聘礼。二十一年（647年），唐朝因怨恨龟兹曾援助焉耆叛唐，且为了彻底控制西域，故发兵进攻龟兹。次年十月唐昆兵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率兵打败西突厥别部处月、处密后，擒斩焉耆王薛婆阿那支。接着于十二月打败龟兹，继而攻拔其王都，擒龟兹王布失毕。唐军进驻龟兹，遂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都城（今新疆库车），同时在龟兹、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四城修筑城堡，建置军镇，由安西都护府兼统，故简称“安西四镇”。
分类粮仓高宗以后，安西四镇时置时废，军镇也有所变动。永徽元年（650年），已被唐封为瑶池都督的西突厥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叛变，“自称可汗，总有西域之地。”故高宗根据当时的形势，撤掉四镇，将安西都护府迁回西州。显庆二年（657年），唐派苏定方等讨平阿史那贺鲁。次年，复将安西都护府迁回龟兹城，以高昌故地为西州，四镇也随之恢复。咸亨元年（670年）四月，吐蕃攻陷安西，并与于阗等合力占领龟兹拨换城（今新疆温宿），四镇再罢。但此后唐经营西域的活动仍未停止。咸亨三年（672年）以后，疏勒、于阗国王相继入朝投降，唐以于阗为毗沙都督府，以其王尉迟伏雄为毗沙都督，分其境内为十州。不久，龟兹王白素稽也先后献银颇罗和名马，唐在西域的势力又有所恢复。调露元年（679年），匐延都督、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别帅李遮匐与吐蕃连和，进逼安西，唐朝派安抚大使裴行俭平叛，遂重置四镇。但这时由副大使、安西都护王方翼在碎叶水旁筑碎叶镇城（在前苏联伊塞克湖以西，托克玛克城附近）以工焉耆，故从此时起，安西四镇是碎叶、龟兹、于阗、疏勒。武则天当政第二年（686年）西域形势再度紧张，唐军败于吐蕃，不得不再次放弃四镇。
长寿元年（692年），唐西州都督唐休请求朝廷复取四镇，朝廷派右鹰杨卫将军王孝杰任武威军总管，与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将兵击吐蕃。其年十一月，王孝杰等大破吐蕃，收复四镇，并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唐朝廷接受四镇几度失陷的教训，为了巩固西部边防，遣军二万四千人常驻四镇。但对此举朝内政长期以来有两种不同意见。神功元年（679年），宰相、鸾台侍郎狄仁杰上言请放弃四镇，理由是朝廷长年遣人征戍，“所贵滋广”、“调发日加”，弄得百姓怨言，国家也费用也加大。认为不如仍立可汗，对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叛则伐之，降则抚之”，以逸待劳，使突厥、吐蕃不击而服。但此议遭到右史崔融驳斥，认为四镇如不守，则突厥、吐蕃等强敌就势必会侵略西域，诸国不能抵抗，引起背叛唐朝的骚动和不安，甚至会因此影响南羌，危及河西。从国家的长远安全考虑，只有坚守四镇。朝廷接受崔融的意见，故四镇一直未得罢守，而西域的形势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也比较稳定。
开元四年（716年），唐玄宗以陕王李嗣升（即后来的肃宗）遥领安西大都护，充当河西道四镇诸蕃部落大使，实际统领四镇的是副大使郭虔。开元六年（718年），又任命汤嘉惠为四镇节度经略使，从此四镇由专设的节度使统领，又称安西节度使。后以安西四镇节度使为定名。在此期间，突骑施虽一度笼络大食、吐蕃、谋取四镇，并围龟兹拨换城，但唐朝发三姓可汗清居碎叶城，四镇节度使汤嘉惠建议以焉耆镇代替碎叶镇，故开元七年以后的安西四镇又是龟兹、于阗、焉耆、疏勒。
安史之乱之后，安西、北庭以及河西、陇右驻军大都内调，唐边防空虚，吐蕃趁机而入，进占河西陇右诸州。安西四镇与朝廷的交通断绝，然而四镇留后郭昕却仍率将士闭境拒守，屡次遣使奉表均不能到达，消息不通达十余年。唐建中二年（781年），郭昕的表奏才从间道历诸胡最后从回纥到达长安。朝廷为了嘉奖他们坚守四镇的功劳，任命郭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并且诏令四镇将士均迁升七资。
贞元中，北庭及安西四镇相继陷于吐蕃，九世纪中叶，安西四镇又相继落入回鹘之手。
唐安西四镇在历史上存在了一个半世纪，它是唐代最西部的哨所和堡垒，对于唐朝政府的经营西域，保护中西陆上的交通要道，巩固唐的西北边防，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氏族志》到《姓氏录》
李唐王朝以关中本位政策立国。唐初，中央的文臣武将，特别是位居宰辅及诸卫大将军以上者，多出身于关陇地区的望族及宇文氏关陇集团，或系“太原元从”，与李唐家族构成唐初统治集团的上层。
但东汉以来沿袭四百年的山东士族以及江南士族在社会上仍然保持着很高的声望，仍以不屑于同皇族通婚而自命清高。这对李唐王室及其关陇集团很不利。为此，唐太宗一直对此现象非常不满。
约在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命令吏部尚书摄司空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等大臣“遍责天下谱牒，质诸史籍，考其真伪，辩其昭穆，第其甲乙，褒进忠贤，贬退奸逆，分为九等。”经过核查考辩，重新排定了293姓共1651家的等级次序，汇成一书，取名《氏族志》，又称《贞观氏族志》。
三彩战马俑唐太宗亲自审阅了《氏族志》稿。当他看到博陵崔氏仍位居第一时，便对高士廉等人明确指出：我同山东的崔、卢、李、郑等家族没有旧怨。他们逐代衰落，没有什么当大官的，还自称士大夫，卖婚索财，自我标榜，有亏德行，为什么仍要推重他们？他说：“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土，皆功效显著……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不须论数世以前，只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
根据太宗钦定的原则和标准，《氏族志》将所记293姓1651家重新定等排次，分为九等（从“上上”到“下下”）。李氏皇族为上上等，皇后家族为上中等，崔干则位于第三等（即“上下”）。该书共一百卷，约在贞观十二年（738年）初刊布天下。同时，“赐士廉物千段”，“寻同中书门下三品”，以示褒奖。
唐太宗又诏令天下：“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婚；三品以上纳币不得过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为归装，夫氏禁受陪门财。”这里的李宝是北魏太和年所定的四海望族的第一名。按太宗的规定，“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
《氏族志》的修订、刊布及禁七姓十家自为婚，压抑了山东、江南士族，巩固提高关了陇集团的社会地位。但是，由于魏徵、房玄龄等重臣与之通婚，山东士族仍然保持着相当高的社会地位。被禁止自为婚的十家之间仍暗中通婚，朝廷也无可奈何。
到了高宗武则天当政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武则天之父曾作过木材商，所以，虽系太原元从亦无资格跻身于《贞观氏族志》中高门之列。武则天最重要的助手之一节义府的家族未被录于《氏族志》中。武氏集团的社会声望并不高。武则天以内宠掌握朝政本又不合封建礼教，关陇集团出于对李唐王朝正统的维护当然不支持她当政，更不会拥戴她取李唐而代之。这样，提高自己及武氏集团成员的社会地位，重新组织统治集团骨干队伍，就成了执政后武则天进步巩固统治地位所急于完成的两大政治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