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帝王野史
英武睿智的明太祖
1328年9月18日，元文宗天历元年，朱元璋出生于安徽钟离太平乡孤庄村（现安徽盱眙）的一个贫苦农家，父母起名为重八。重八祖籍江苏句容，祖父辈逃生到盱眙垦荒，便安家那里。父亲一生为佃农，由于地主时常加租，难以支持，东迁西移，不断变换东家。到60岁，才在孤庄村定居。重八为家中四子，上有三个哥哥，二个姐姐。
重八幼时体质瘦弱，父母担心养活不了，便给他在附近的庙里舍了身，企望佛祖保佑重八健康成人。这也许就是他后来投身寺院的一个姻缘吧。
当时的佃农，很多为地主垦荒，荒田的租金稍微低一些。而一旦生田变为熟田，地主就提租，否则赣赶人。朱家在孤庄村已经住了有些年头，租金一涨再涨，加上儿女多，生计很难维持。重八七岁时，便得帮衬家里，去给地主放牛。
放牛的日子里，重八结交了一些童年玩伴，象汤和、徐达、周德兴，后来都成了他忠实的左右手。重八个性突出，心思多，花样多，又有胆气，敢担当，在玩伴中很有威信。王文录《龙兴慈记》中记载了一个故事，显示了重八从小不同寻常小儿的峥嵘头角。
一天，重八和伙伴们在山上放牛。大伙儿疯玩了一气，不觉都饿了。看看太阳落山还早着呢，谁也不敢这会儿就回村，要不会挨地主的鞭子。大家越饿越想着吃的，七嘴八舌，有人说：不知道肉是什么滋味，富人家成天都吃。更是惹得众人肚空心慌。重八突然提高嗓门，大声说：“放着现成的肉，不吃白不吃。”动手去牵过来了一头小牛。几个小伙伴先是一愣，但看到有人作主，又实在馋得难受，便一起上前将牛捆了，宰牛、剥皮、烤肉，不一会儿就都狼吞虎咽起来。吃完了，天也昏黑了，该回家了，大家都发愁，怎么跟地主交代？还是重八出了主意，将小牛皮骨埋了，把牛尾巴插在一个地缝里，回去告诉地主，小牛陷到地里去，只剩尾巴露在地面，怎么拔也拔不出来。这样荒唐天真的故事，自然地主不会相信。重八挨了一顿暴打，被赶回家。而他也因此在伙伴中成了当然的头领。
朱元璋的少年时期，全国各地相继爆发百姓聚众起义。1337年，元璋10岁，广东朱光潜起义，称大金国，很快失败。棒胡于河南汝宁信阳起义，宣扬弥勤佛王降生，也被镇压。另外有合州大足县韩法师。惠州归善聂秀卿、谭景山等起义。十一岁时，袁州彭莹玉、周子旺起义，周子旺称周王，后被捕遇害。彭莹玉逃到淮西，后与徐寿辉再度起事。漳州南胜李志甫起义。这些起义很多借助宗教进行反元宣传，当时，明教、弥勒佛教，白莲教都在民间广为流行，很有影响。
明教起源于西亚，唐时流传到中土。它的主要教义是“二宗三际”，二宗指相信世界的本源是光明和黑暗两种力量。光明也即是善，是理；黑暗是恶，是欲。这两种力量的斗争构成了世界的变动。斗争分为三个过程，即三际。初际，天地未辟，只有光明与黑暗两种力量存在，处于抗衡状态；中际，黑暗压倒光明，世间混乱不平，这时便有明王出世，驱除黑暗，明王即明尊、明使；后际，光明与黑暗各归其位，黑暗处隐，光明昭显，世间恢复和平安定。弥勒佛教认为弥勒佛为释迦牟尼的继承者，释迦仙逝后，世界被恶势力侵占，人心也不再纯良，只有等待弥勒佛的降生，才能挽救世界，重创一个美好合理的世界。白莲教主要是劝人向善，死后可升入西方净土白莲池，永享幸福。这三种宗教在漫长的年代里流传民间，互相融合，它们给广大贫苦农民以希望。传教中提倡互助，教中子弟，一人有事，大家相帮，深得民心。明教有经文道：“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样的宗教，鼓舞了人们反抗恶势力，反抗不平的勇气，成为广大贫苦百姓参加起义的主要精神动力。
1344年，（元顺帝至正四年），朱元璋17岁了。春天起，淮河流域天灾肆虐。旱灾、蝗灾后紧接着是瘟疫。起先是一家一户，后来是一村一村地死人，活人离乡逃命，整个淮河平原一片荒凉萧条。
瘟疫也侵袭了朱元璋的家乡太平乡孤庄村。在这场横祸中，父母哥嫂相继亡故，家里只剩下元璋和他的二哥。骤然面对亲人的死，元璋第一次感到生的艰辛和不易。当时，家徒四壁，别说钱，连一样值钱的东西可以抵当了，为亲人买棺下葬的都没有。还是邻居刘继祖好心，舍了一块地给他们，破衣旧席草草裹了亲人尸身葬了。在后来朱元璋自制的《皇陵碑》里，他追忆：“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欷浆。”穷苦到连人伦之孝都不能尽分，算是让人内心惨痛之至的事了。
天灾使本来艰难为生的农民更加难以维持生计，元统治者手忙脚乱应付各地风潮，丝毫不顾及民生，而且变本加厉地加强对汉人、南人的压制。他们严禁汉人执有军械，一切马匹归公。元人任意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击。甚至有大臣主张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大姓。这无异于火上加油，整个中国如一堆巨大的干草，已零星冒烟，只等待一把大火，熊熊燃起，烧毁整个统治集团。
元璋父母俱丧，顿失依靠，亲戚不多，也大都景况不好，要不就是久无联系，无法投靠。生计维艰，晃荡半年，只得投身寺庙，到邻近皇觉寺去当了和尚。在《皇陵碑》中，他写这段经历：“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所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穷崖崔嵬而倚壁，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央佯。”
元璋在寺内的生活也很辛苦。他剃了头，但没有受戒，是作为小行童被收留的。元朝僧人多有妻室，朱元璋在寺里要做很多杂活，还要伺候长老高彬的家小，从早忙到晚。只是饱了肚子。很多年长师兄也欺负他小，东指西派，时常给脸色，孤身一人，亲友不在，元璋在寺里很不畅快。
有一次，元璋打扫伽蓝殿，不小心叫伽蓝像的石座绊了，又累又气，索性拿起扫帚抽了伽蓝神一顿。
又一次，供在佛殿神案上的红蜡烛叫老鼠啃了，元璋挨了长老的责骂，气极了，心想：你这个伽蓝神连自己屋里的东西都看不好，有什么用？害得我受气。拿笔在神像背后批上：“发去三千里”，竟然把神发配充军去了，元璋少时个性之强，可见一斑。
僧侣在中国是个特殊阶层。寺院靠朝廷资助、信徒捐赠维持，另外寺院又有自己的田产，把土地租给佃农，坐享地租。元璋投身为僧的这一年，整个淮河流域灾情严重，田里颗粒无收，皇觉寺也维持不下去了。寺里先后打发众僧出门云游，元璋也最后一个被打发出去行脚为生了。五十天的行童生涯就此结束。元璋第一次走出了自己的故乡，走到广阔世界里。
1344年，朱元璋离开皇觉寺，开始了三年多的云游生涯。他一路向南，先到合肥，再折向西，到了河南的固始、信阳，又北上汝州、陈州，转向东，经鹿邑回到安徽，到了亳州和颖州。一路上风餐露宿，有人家处便沿门托钵，讨些粮钱，身心都受到了磨炼。真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朱元璋已不再是一个世事不更的莽撞少年了。
在游历中，他了解了世态人情，熟悉了风土人隋。他游迹的主要区域在淮西，这是他未来军事生涯起步的地方，对他以后的行军作战大有益处。他看到了贫民流离失所，广大农民艰难困苦，而元朝政府和各级统治者却无情地压迫百姓。他也接触了明教、弥勒佛教在民间传播的情况，感受了大众郁积的不满和愤怒。他开始思考：在动荡的社会中，他将怎样被影响，将成为什么样的角色？他自己和整个社会的前景在哪里？“西风鹤唳，俄淋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1348年底，元璋回到皇觉寺。他已决定不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日子，他要在将要到来的时代大潮中谋求自己的未来。元璋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训练自己。童年时，他曾在村里蒙学学过认字，现在他迫切地感到知书识礼才能见高识远，才能使头脑清醒。他想尽办法多读书、多识字；同时下功夫结交有见识、有作为的好汉，互相激发。朦胧的雄心大志在他心里渐渐萌芽。
至正三年、四年（1343-1344）黄河决口，冲淹大片农田，元政府主要税收渠道之一的盐场也受到危胁，元首相脱脱决定召集民工，重修河堤，将黄河勒回故道。1351年（至正十一年）四月，脱脱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河防使，召集汴梁大名民夫15万，庐州等地戍军二万，治黄工程开工。
当时河南各地遍布零星义军，明教教主韩山童认为时机已到，准备大举起义。便派人到外散布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暗里派人雕了独眼石像，投进黄河黄陵岗开挖处。同时密遣几百个教徒充当民夫，宣扬天下大乱，明王已经出世，就要拯救万民于水火了。一时间，消息传遍了河南、江淮一带，民间鼎沸。不久，独眼石人果然被挖了出来，群民震动，相信老天终于睁了眼，要反掉元朝天下了。韩山童又听从亲信刘福通意见，打出复宋旗号，争取汉人知识分子和官吏的参与。在河南广平府永年县白鹿庄，韩山童聚集三千人，祭天告地，称自己为宋徼宗八代孙，将要恢复汉人天下，为中国主。他们预定时日，准备各处一同起兵。然而不幸消息走漏，韩山童遭擒被杀。刘福通率领一部分突出重围，眼看事已败露，干脆提前起义，一路攻占了颖州、罗山、上蔡、正阳、霍山。黄陵岗的民夫得知消息，立即起事，并和刘福通汇合一起。这支头裹红巾的义军声势很快壮大，攻克了汝定、光、息等地，占领了米仓朱皋，开仓散米。附近穷苦百姓纷涌投奔，短时间内便发展到几十万人。
1355年，刘福通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号小明王，国号宋，建都亳州，建元龙凤。同一年内，相继又有几处大规模的红巾起义。芝麻李及彭大、赵均用攻陷徐州。彭莹玉、徐寿辉、邹普胜起于蕲，并以蕲为都城，立徐寿辉为帝，国号天完。湘汉流域，有布王三、孟海马和北琐红巾军。闽浙一带，早在1334年，便有方国珍于台州起义，第二年攻陷了温州。
当时，红巾军的檄文中指斥元人“贫极江南，富夸塞北”。在大江南北，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唱道：
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
红巾军士气高涨，所到之处，尽皆披靡，元军久不征战，军纪败坏，连战连败。一些地方官僚与大地主为保护自己，招募游民，组成“义兵”、“民兵”，号称青衣军，顽强反抗红巾军。
1352年二月，郭子兴、孙德崖的一支红巾军攻占了濠州，朱元璋的家乡也笼罩在红巾风潮中。红巾军的消息不时传来，元璋的故乡好友汤和、徐达等都投奔了义军。但是朱元璋还犹疑不决，他不是那种易被人左右，冲动鲁莽的人。濠州城外元将彻里不花远不敢与红巾军正面冲突，便派人四下到乡里抓人，充作叛匪，邀功领赏，农村里人人自危。一天，汤和从濠州城里送来了信，邀元璋参加红巾军。朱元璋没有很快下定决心，有人将此秘密告官。寺里是呆不住了，偏偏这时，元军因庙里供有弥勒佛像，派人来烧了皇觉寺，后路已断，元璋只得投奔濠州城去了。后来，朱元璋在《皇陵碑》中回忆当时情景：
住方三载，而有雄者跳梁。初起汝颖，次及风阳南厢。未几陷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号令彰彰。友人寄书，言及趋降。既忧且惧。无可筹详。旁有觉者，将欲声扬。当此之际，逼迫而无已，试与知音相商。乃告之日：果束手以待罪，亦奋臂而相戕。知者为我画计，且默祷以阴阳。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详？神乃阴阴乎有警，其气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则不吉，将就凶而不妨。
与其等着灾祸降临，还不如奋起反抗，死也死得更值。面对凶险，逃避和坐守都没有出路。从朱元璋投奔义军的这种踌躇心境来看，他不是个激情献身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个做事有计较的现实主义者。
1352年闰三月初一，朱元璋投到了濠州红巾军旗下。起初，朱元璋被收为步卒。在军旅生活中，他很快显出了自己的才干，勇敢、有计谋、遇事冷静沉着。出城哨探或打仗，他总是走在最前面，每次都能顺利安全地完成任务。他敢担当责任，处事公平，对弟兄们也很谦逊，从来有功不独占，不好出风头，很快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也很受队长器重。不久积功升为新兵九夫长，被郭子兴调入元帅府听用。
在元帅府，朱元璋办事尽职尽责，效率很高；人缘好，又粗通文墨，有见识，有主意，成了郭子兴的亲信。郭子兴收养了一个老友的女儿马氏为义女，看朱元璋能干可靠，便许配给他。马氏贤良宽厚，后来成了朱元璋忠实的贤内助。
濠州城当时的形势并不乐观，没有一个统一的首领，五个元师各自为政，分为两帮。以孙德崖为首的四人都是贫苦农民出身，而郭子兴原本是个大地主，两帮人谈不拢，互相倾轧。
1352年9月，元丞相脱脱领兵攻克徐州，芝麻李一支红巾军受到重创，芝麻李被俘牺牲。余部由彭大、赵均用率领投奔了濠州。彭大、赵均用进入濠州后，因势大控制了五元帅。他们二人也有矛盾，分别和郭、孙两帮亲近。一次，赵均用、孙德崖绑架了郭子兴，朱元璋请彭大救回，两帮人嫌隙越来越深，城内斗得乱七八糟。城外元军进逼，从这年冬天至第二年春天，元将贾鲁率兵围城七月，后贾鲁病死，濠州幸得解围。
朱元璋看濠州城里的情势，实在没有什么前途，便请求郭子兴派他出去募粮招兵。他先在怀远设法弄了些粮食，以济军队饥荒。又回故乡钟离招兵，童年时的伙伴和许多乡亲如徐达、周德兴、邵荣、郑遇春等都来投奔，一时募集了七百余人。郭子兴升他为镇抚，他从此有了一批可靠能干的淮西战将，以后这批人成了他军队的骨干、开国的功臣。
有了自己领导的一批人马，朱元璋决定小试锋芒。他了解到定远驴牌寨有一支三千人的民兵处境不好，便派人游说，又使计控制了主帅，将这支队伍收归已有。然后指挥这支队伍，夜袭横涧山元军营地，收降其中二万汉兵。自此，朱元璋有了自己的军队。
有了将领，有了军队，朱元璋有了创业的基础。他看到濠州城内义军散乱无纪。无所事事的败迹，深以为诫。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规定军纪，重新编制，训练士卒，他要把军队建成有战斗力的生力军。要成大业，不能只依靠攻城略地的武将，朱元璋也开始留意吸纳文人儒士，帮他出谋划策。冯国用投靠朱元璋后，提出战略目标：攻取集庆，集庆历代为龙蟠虎踞之地，以此为根基，伐南取北，扩充实力。并建议朱元璋争取民心，不要贪图享乐。这些建议，朱元璋都接受了。李善长与朱元璋讨论时局，认为秦末也是天下大乱，汉高祖刘邦知人善用，胸襟远大，不乱杀人，五年就平定了天下；如果能学习这位同乡，迟早一定会平定天下的。朱元璋重用这些谋士，并尽力协调好文武关系。
朱元璋控制定远后，挥师南下，取了滁州。这一仗中，战将花云骁勇无敌，后来的演义小说《大明英列传》中，花云被描述为传奇猛将“黑先锋”。朱元璋略取滁州后，濠州彭大已死，郭子兴斗不过赵均用一帮，率部来滁，朱元璋交出兵权。
1354年，元兵围攻六合。六合在滁州东面，是滁州的屏障，六合一失，滁州顿危。主帅郭子兴因与六合守将有嫌，不准备派兵救援。朱元璋以唇亡齿寒的道理苦劝，终于说服了郭子兴。郭子兴手下众将不敢与元军交锋，推诿不去，朱元璋率军赴援。六合这时已坚持不住，起义军正向滁州方向撤逃，元军随后尾追。朱元璋会合六合义军，在中途设伏，击败了元军。又考虑到元军卷土重来的可能性，送回所获马匹，引元军他去，滁州得保，六合围解。这一仗，显露了朱元璋出奇制胜，富有远见的军事才能。
仗虽然打胜了，人马也壮大了，但滁州缺粮，军心不稳，局限于滁州，迟早会闹出乱子的。朱元璋分兵去取和州，以解粮危。1355年，和州攻克，朱元璋升为总兵官，成为统领和州的主将。在和州，朱元璋发现进城官兵随意掳人妻女，弄得很多家庭妻离子散。于是订了禁令：严禁官兵抢占妇女。和州百姓自此认为朱元璋的军队军纪严明，民心归附。
不久，孙德崖因濠州缺粮，也率部来了和州。郭孙两派纷争又起，郭子兴气病身亡滁州。这年，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在亳州拥立韩林儿为帝，号称小明王。打出了“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号。郭子兴死后，小明王封郭子兴之弟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祜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郭张二人非统领之材，朱元璋成了这支红巾军的实际掌权者。
朱元璋手握实权后，对如何牢牢控制军权，支配将领谋士，有一套自己的思路。他严防文武勾结。不准将领自己选用谋士，所有文臣都由自己选派。他规定：所克城池，令将官守之，勿令儒者在左右议论古今。长袖独舞，杜绝其他将领独立成长的机会。对战将统兵，他也极不放心，派义子监督。另外规定将士家眷必须留驻后方，以为牵制。统治者的威权在此已露端倪。
和州的队伍不断壮大，攻退几次元军的围攻后，部队很快又缺粮了。隔江而望的太平，地冲要津，东北通集庆，南邻芜湖，周围是盛产大米的粮仓。从军需和战略两个角度考虑，都是该争取的地方。只是长江天堑难越，这一计划还只能作纸上谈兵。刚好朱元璋了解到彭莹玉手下有一支巢湖水军，便利用他们与邻近义军仇杀的机会，说服他们到了和州。
朱元璋有了水军，率师渡江，首战常遇春攻下采石，又效仿项羽破釜沉舟之计，将所有船只斩断缆绳，任其顺流而下，鼓励士卒不要满足暂时的饱食，直取太平。朱军势如破竹攻下了太平。朱元璋进入太平，便颁布禁约：“不许虏掠，违令按军法处置”。军纪整肃。
元军派兵水陆两路合围太平，朱元璋派徐达绕到敌军背后，前后夹击，败走元军，俘虏了陆路的指挥“义兵元帅”陈焚先，劝其归降。
七月，张天祜领军首攻集庆，陈焚先和红巾军貌合神离，暗中牵制，张天祜被元将福寿击退。九月，郭天叙、张天祜、陈焚先再攻集庆，陈焚先与元军事先勾结，出卖了郭、张二人，红巾军大败。陈焚先也在混乱中被忠于元朝的民兵错杀。
第二年（1356）三月，朱元璋亲率大军进逼集庆。先破了集庆城外的陈兆先军，使其归降，为使降军安心，朱元璋选五百名降军为亲兵，表示信任。几天后，攻破集庆，元守将福寿战死，水军统领康茂才率部投降。
朱元璋占领集庆后，效法刘邦约法三章，召集地方父老官吏宣布：“元朝政事不修，全国大乱。我是为民除害而来的。你们可以安下心来。贤人君子有愿意跟我建立功业的，我以礼相待。元朝旧政有不便于民的，我下令废除。当官的不许贪污、暴虐、害我百姓！”这份通告，安定了民心，也笼络了一些士人官吏。集庆是东南大城，朱元璋在这里开始施展政治手腕，建立行政制度。他废止元朝不合理的旧法，而保留其合理的法规，留用一些元朝旧吏，这些措施，很快吸引了杨宪、夏煜、孙炎等一批儒士。
集庆告捷，小明王先后升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同章，部将各得升赏。朱元璋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并自建“天兴建康翼大元帅府”。
朱元璋进一步发展势力，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巩固应天府这个根据地，廓清周围敌对势力。二是解决军队长久的供粮问题。第一个问题尤其迫在眉睫。集庆所处的形势是：东边有元将定定扼守镇江；东南有张士诚，占据平江、常州；东北青衣军张明鉴据有扬州；南面元将八思尔不花守徽州、宁国；西面徐寿辉占池州，几面受敌，只有北面有小明王旗下的红巾军是友军。
朱元璋同众人商议，第一步，要确保应天府安全。为此必须占据镇江、宁国两处要地。镇江直通应天，宁国可在背面造成威胁。朱元璋的战略非常合理。1356年，徐达攻下了镇江，其后，常州、长兴、宁国、江阴、常熟、池州、徽州、扬州各地先后被克，到1357年，应天府周围的战略要地全部为朱元璋控制。第二步，朱元璋分清强弱，逐步对付敌对势力。在东面，沿太湖构成防线，限制张士诚西进。西面对徐寿辉采取以守为主的策略。南面针对相对孤立的元军，在宁国、徽州屯驻大军，准备进征浙东。
第二个问题的解决，颇费踌躇。攻下集庆后，朱元璋麾下已有十多万大军，兵不可一日无粮，而几年来战乱不休，农村生产大幅度下降。朱元璋的军队也和其它各类军队一样，采取“寨粮”政策，任意向百姓搜刮索取给养，这不是长久之计。朱元璋借鉴曹操当年屯军经验，下令军屯。又任命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负责水利。一年内这两项措施见效，军队给养有了保证。至1360年，朱元璋明令禁止军队征收“褰粮”。
内外难题都已解决，朱元璋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浙江，1358年底，朱元璋率军进入浙江，取徽州、建德路，12月攻下婺州，军旗悬挂“奉天都统中华”金牌。婺州不战而降，朱元璋设中书浙东行省，于行省门口悬挂“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黄旗。朱元璋此时已有了明确的目标：统治中华大地，恢复汉人天下。
西岳华山的下棋坪，传说为智者朱升与朱元璋对弈之地。朱升给朱元璋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真言。这一建议，成为朱元璋长期的战略方针，是他积蓄力量，消平各地武装力量的根本依据。朱元璋在数年征战中，充分认识到读书人的重要作用，最早起用的李善长，出谋划策、协调文武，是他得力的左膀右臂。读书人熟知史地，高瞻远瞩，富有政治经验，又多在地方有威信，有影响，养一批士人，就等于增强了自己决策发展的能力。
江浙一带，自宋以来，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理学、儒学在这里传统极深。朱元璋进军浙东后，募请了一批名重天下的文人，叶仪、宋濂、刘基等。这些人都是正统的理学经师，儒家弟子，有顽固的封建君臣思想，视起义军为叛贼。朱元璋在他们的影响下，俨然将自己视为奉天承命，重建新的封建王朝的救世明君。1358年。朱元璋召见徽州儒生唐仲实，问以汉唐宋元各代开国君主平定天下之道，朱元璋的雄心大志已是昭昭不隐。
朱元璋平定浙江元军后，应天外围仍是几面为敌，西有陈友谅，南为张士诚，都构成很大威胁，只有北面为小明王红巾军主力控制，隔断了元军的威胁，刘基到应天后，为朱元璋分析形势，认为陈友谅控制长江上游，占尽地利，兵力雄厚，拥有庞大水军，野心勃勃，时时窥伺应天；而张士诚则踞守南部，胸无大志，为人宽厚无法，将士多有养尊处优之辈，不足为虑。应集中力量先取陈、后定张。然后北图中原。取陈之计，在于创造战机。诱敌而后歼。
陈友谅，沔阳人，世代打渔为生。曾做过县中小吏，和上司不和，投奔了红巾军，积功升为元帅。彭莹玉战死杭州，徐寿辉迁都汉阳，天完王朝为丞相倪文俊控制。徐倪不和，倪文俊领兵脱离徐寿辉，逃到黄州陈友谅的地盘。陈友谅使计杀了倪文俊，夺了他的军队，又挟持了徐寿辉。1360年5月，陈友谅攻占太平，朱元璋守将花荣战死。不久，陈友谅弑杀徐寿辉，在采石称帝，国号汉，控制赣、湖广各地。
陈友谅称帝后，即联络张士诚，两线夹击，攻取应天。汉军声势浩大，水陆并进。朱元璋采取了掌握敌机，诱敌深入的策略，使和陈友谅为老相识的康茂才诈降，提供情报，约定内外夹击。陈友谅信以为真，分兵三路。进取江东桥。朱元璋一面在江东桥设置重兵埋伏，一面派胡大海绕道取广信，断其后路。陈友谅主力来袭后，朱元璋伏兵尽出，陈友谅被杀了个措手不及，主力尽歼。水军也因潮落水浅，退逃不得，尽都降了。朱元璋趁势鼓勇而进，一路取了安庆、信州、袁州，收复太平。张士诚见陈友谅兵败，收兵不发。这一次大战，削弱了陈友谅的实力，增强了朱军的士气，朱元璋和陈友谅实力相抗衡，可以一决雌雄了。
1361年正月，小明王封朱元璋为吴国公。
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后，小明王朝内部出现纷争，大将毛贵与赵均用因立场不同，互相仇杀。元将察罕帖木儿趁机收复关陇，进占山东。张士诚一军趋势袭击小明王军，小明王都城安丰岌岌可危。安丰一失，应天势必暴露于元军主力之下。朱元璋决定率兵赴援。此时张士诚部将吕珍已包围安丰，刘福通战死，朱元璋及时赶到，击退吕珍。小明王被迎到滁州，置于自己控制之下。
朱元璋率军赴援安丰时，陈友谅乘虚出兵。提兵六十万，巨舰百艘，空国而来。先占了吉安、临江、无为州，又层层围困洪都。洪都守将为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朱文正坚守洪都八十五天，直到朱元璋回师来救，汉军才撤围洪都。
陈友谅引兵退据鄱阳湖，欲与朱元璋决一死战。汉兵联舟江上，遮断长江十几里，拥有六十万之众；朱元璋水军多为小船，人马二十万，军力上逊于陈。然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朱军千里来援，士气高涨，陈军在洪都战役中没有进展，拖困过久，士气萎靡；朱元璋善于用人，将士一心，陈友谅燥怒多疑，内部多有猜惧。另外小船虽不如巨舰有威力，但进退灵活，而汉军战舰铁索相连，移动不便，失去了先机。
战役打响前，朱元璋派兵锁住鄱阳湖通往长江的出口，关门打狗。又切断陈友谅的后方粮道，断其给养。朱军上下怀着必胜的信心，展开了这一场恶战。朱军船为白色，汉军船为红色，战役一开始就进入白热化阶段。朱元璋号令鲜明，全军动作一致，战术上主要用火攻，有一种“没奈何”的火器，一旦扔到敌船，便爆炸起火。又组织了取死队，冲击敌舰，同焚共灭。战役打得很艰苦，双方将士都很顽强，鄱阳湖里一片血光。朱元璋亲临战场，在炮火中指挥。座舰被毁，还差点被俘，统帅的作为，更激励了将士奋战。一直打了三十多天，还没有分个胜败，这时陈军补给供应不上，军队绝粮了。陈友谅与各将协商，众将意见相左。陈友谅决定烧船登陆，南下湖南。他的左、右金吾将军，看前景渺芒，分别投降了朱军。陈军军力大衰，陈友谅决定率船冲出鄱阳湖，激战中中箭身亡，部将携太子陈理逃回武昌。这场战役，进行了三十六天，朱军死伤近半，而陈系汉军则在这一役中灰飞烟灭，剩余残部逐渐被朱元璋消灭。朱元璋自此控制了汉江流域，成为东南实力最强的军事集团。
1364年，朱元璋在应天自立吴王，建中书省，设百官，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仍沿用小明王“龙凤年号”。
朱元璋的下一步便是针对张士诚了。平定江南，然后北图中原，以成王业。
张士诚，江苏泰州人，原是私盐贩子，1353年起义，占据泰州、高邮等地，1354年，自立为王，国号大周。1356年，建都平江。张士诚为人宽厚，礼贤下士，建都平江后设立弘文馆，招募了一批文人儒士，这些人尽心为他谋划治国。但他缺乏雄谋远略，又无治人之能，本人贪图享乐，臣僚们也放任贪娱，统治集团内部松散不振，没有战斗力。
张士诚的势力范围是全国最富庶的区域，元人不肯放弃这个重要的粮米之乡，对他多次招降，而张士诚则反复不定，与元朝的关系很复杂。他既利用与元政府建立关系来对抗朱元璋，又不甘心受元人控制。1363年，张士诚拘禁江浙右丞相达识帖木儿，自立吴王，史称东吴，以别于朱元璋的西吴，后达识帖木儿自杀。
张士诚对红巾军反感极深，对朱元璋强烈敌对。与朱元璋接邻十年，征战不断。
1356年，朱元璋制定了消平东吴的军事部署，分三步进行，第一步：从1365年开始，主要攻取东吴北境淮水流域，半年内肃清江北，限制东吴于长江之南。第二步，自1366年8月，兵分两路，进取湖、杭，11月，收降湖、杭两地，第三步，在北西南三面已为朱军所控的形势下，围攻平江，平江军民拼死顽抗10个多月，1367年9月城破，张士诚被俘赐死。
1366年，朱元璋曾发布了讨张檄文，文中第一次公然指斥红巾军起义，将自己与义军划清界限，开始为自己建立封建正统王朝做舆论准备。檄文叙述了朱元璋成功立业的经历，文中有六层意思：一、元朝失政，气数已尽，二、起义军妖惑百姓，实为叛逆；三、为地主官吏组织的民兵、义兵正名；四、为自己起兵立名——吊民伐罪，承天治世；五、声讨张士诚叛元的逆行；六、对征服的臣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以严法制之。
朱元璋建立新的皇朝。已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1366年12月，朱元璋派大将廖永忠迎小明王于滁州，船行中流，廖密遣人将之凿沉，小明王死。朱元璋销毁一切记载龙凤王朝的史料。1367年，朱元璋改元为吴元年。
灭陈平张以后，朱元璋的势力扩大到两湖、江浙、赣皖和河南东南部，控制了全国经济条件最好、人口最稠密、文化最兴盛的地区。1367年，朱元璋制定了南征北伐大计，南北两路同时进军。
当时，南方独立的军事势力还有：浙江的方国珍、福建的陈友定、四川的明玉珍，以及被元政府控制的两广、云南。依据叶兑当年的建议，朱元璋南征的策略是先降方国珍，再取福建，然后下两广；云南路途遥远，四川闭国自守，可从容徐图。
1367年9月，朱元璋派水陆两师攻取方国珍。陆军由朱亮祖率一军攻台州，汤和、吴祯率一军攻庆元（今宁波）；水师由廖永忠率领，切断方国珍逃窜海上的路线。方国珍战无可战，逃无可逃，12月被迫投降。
在进取浙东的同时，同年12月，朱元璋实行南征第二步：平定福建。陈友定原为“义兵”首领，因与红巾军作战有功，升到福建行省平章。后不断扩大地盘，控制了闽中八郡。陈友定对元朝廷忠心耿耿，历年与西吴为敌。
进军福建的路线分为三路：胡廷瑞、何文辉从江西进兵，廖永忠从明州水路进逼福州，李文忠从浦城取建宁。福州、建宁很快攻克，陈友定据守老巢延平。吴军几路围攻延平，1368年元月，攻陷延平，陈友定被俘不屈，殉身应天。到1368年9月，福建全境廓清。
第三步是平定两广。在1367年10月，杨璟、周德兴已先期领兵由湖南进取广西。1368年2月，第二路陆仲亨由韶州（今广东曲江）取德庆，第三路廖永忠水师由福州下取广州。二路军进展顺利，很快占据了北江、西江，切断了两广问的联系。三路军主将廖永忠在湖州说降了何真，和平获取了广州。然后率师沿西江进入广西。一路军进展最为艰难，每前进一步，都负出了重大代价。永州、全州都是浴血苦战攻克的。两广战役的最后一战，是靖江（广西桂林）围歼战，一路军、三路军会合后全力攻击，至1368年6月，攻下靖江。7月，两广全境平定。中国南部除云南、四川外，尽人朱元璋版图。
1363年，红巾军主将刘福通战死，小明王被朱元璋迎到滁州后，北方地区起义军的势力大大衰减，元政府重新控制了局面。然而元朝贵族与因抗击红巾军而兴起的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日益扩大，各割据势力之间也互相争地盘、争兵权。他们互相利用、勾心斗角，局势一派混乱。
当时北方的主要割据势力有：河南的扩廓帖木儿，陕西、甘肃的李思齐、张良弼，河北、山西的孛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原为元“义兵”首领察罕帖木儿的侄子，察罕在山东围攻红巾军时被降兵刺杀。元政府为控制“义兵”，任命扩廓帖木儿承袭察罕军权、爵位，引起了察罕原部属李思齐的不满。察罕帖木儿原来与孛罗帖木儿多年不和，互相争斗，他们的矛盾也转移到了扩廓帖木儿身上。元宫廷内部政治斗争也极为复杂，元贵族不掌握有战斗力的军队，而对掌握精干军队的割据首领，又支配不动，不能聚集军力，对付日益强大的朱元璋。扩廓帖木儿、孛罗帖木儿、李思齐争战不休，整个元朝廷简直是在坐等朱元璋北伐军的到来。
1367年10月，朱元璋下达了北伐的命令，出师前，宋濂代拟了《讨元檄文》檄文在北方汉人中激起了广泛的响应，檄文中提出的恢复汉人统治地位、礼义治国、驱暴安民顺应了当时的民心。另外，对异族，提出都是同生于天地之间的人，当同样对待，这是进步的观念。
出师前，朱元璋再次严申军纪：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
对于北伐的具体步骤，将帅中有两种意见：常遇春认为我兵强、元兵弱，应以优势兵力直捣大都，然后分兵扫荡中原，北方可定；而朱元璋则坚持一贯的稳健原则，不打无把握之仗，认为直攻大都危险系数太高。大都城防严密，倘若急切难下，主力困于大都，敌兵援军到来，则里外受敌，必败无疑。主张步步推进，先取山东，再下河南，使大都失去屏翼；然后攻占潼关，堵上元军西退的大门，再引师取大都，就如瓮中捉鳖，稳取大都；然后挥师西进，收回关陇，廓清北方。
1367年10月21日，朱元璋在应天祭告天地，发师北伐。北伐军的主帅是徐达，常遇春为副将，北伐军完全按照朱元璋的计划进军。1367年12月，徐达、常遇春首先攻下山东名城济南，三个月内，肃平山东。其后，分兵两路进取河南，邓愈从南进军，徐达、常遇春由东挺进，两军包围汴梁，1368年4月，汴梁不战而降。接着进击洛阳，在洛阳击败扩廓帖木儿。洛阳既降，河南已平。5月13日，另有一军由冯胜率领，攻克潼关，李思齐、张良弼败走。至此，大都已完全失去凭仗，成了一座孤城。
1368年8月，徐、常大军越过黄河，沿运河水陆并进。元顺帝在明军到达之前，仓皇逃奔上都。9月20日，徐达率军顺利进入大都。朱元璋改大都为北平。
稍事休整后，徐达、常遇春领军西进，至1369年秋，占领了晋陕两地。其后，在关陛一带降了李思齐、杀了张良弼，关陇尽为所有。而与元军主力皇家嫡系军和扩廓帖木儿一军则数次相战，互有胜负。后元军主力退居外蒙，长期成为明王国北疆的威胁，几十年后的土木堡之役，几乎毁了明朝的基业。元顺帝1370年死于北漠，太子爱猷识里达腊继位，元朝皇系又在外蒙维持多年。至此，中国基本统一，华夏易主。
荒唐的明光宗
四十三年夏五月，太子居住在慈庆宫。有个不知名的男子手持棍棒闯入宫中，击伤守门的内侍，到殿前檐下被抓住。
皇帝命令司法部门审理此案。御史刘廷元上奏：“罪犯名叫张差，苏州人。这人说话呜啦呜啦，语无伦次。查他的来路，像是个疯子；看他的长相，实在是个滑头。请司法部门严加审讯。”当时太子人选虽然定了下来，皇帝待他很薄。既然认定张差是个疯子，按律条应当处斩。奏章已写定，还未来得及递上，提牢主事王之采私下盘问张差，得到全部供词，揭开他的话，通过侍郎张问达上报朝廷，奏折上去未有示下；郎中陆大受、过庭训相继上疏，也不予上报。过庭训便将文书转移到苏州，跟踪它的走向，知州戚延龄备言张差得癫狂病的来龙去脉，并说了郑贵妃派遣小珰建造佛寺，小珰和泥烧砖，很多居民卖柴薪获利的事。张差卖地买柴，要拿到街上去卖，人们忌恨他，烧了他的柴薪。张差因柴薪被烧而破产，不胜愤恨，便手持棍棒要去告御状。因此，初审的大臣们据此以为他是疯子而定了案。又过了几天，张问达以员外郎陆梦龙的话，责令十三司会审。陆梦龙详细询问张差，具知内监庞保、刘成主使的内情。张差还交代：“二人给我金、银壶各一个，豢养我已三年，叫我打上宫门。”于是刑部疏请法司提审庞保、刘成对质。庞保、刘成都是郑贵妃的内侍，朝廷内外说啥的都有，言谈话语涉及到郑国泰，并涉及郑贵妃。
此前，妖人王日乾上奏言巫蛊（古代巫师使用邪术加害他人）事，词句已经形成，这事又涉及刘成，皇帝动了心，告诉郑贵妃好自为之。郑贵妃困窘，哀求皇太子。皇太子请皇上迅速结案，不要株连别人。皇帝便驾御慈宁宫，太子侍候在皇帝左右，召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等文武大臣进宫，责备他们离间父子关系。为此皇帝拉着太子的手，对大臣们说：“此儿极其孝顺，朕特别爱怜他。若是朕另有打算，为何不早点更换？”又看着问太子：“有什么话，当大臣的面都说出来，不要隐讳。”太子说：“我父皇是何等的爱我，可外廷却议论纷纷，你们这些无君的臣下，使我成为不孝的子孙！”皇帝对大臣们说：“你们能听皇太子的话吗？”一连说了好几遍，大臣们叩了头退出。结果张差在市上被五马分尸，刘成、庞保被活活打死在宫中。
《东皋杂记》记载说：“明梃击案，参加审案的御史劳永嘉，是现在石门地方人。当时，郑国泰拿70万钱贿赂他，在半夜剪断张差的舌头，使案子查无对证才罢手。劳永嘉受贿时曾说：70万钱，连子孙都买去了。”
光宗有病。内侍崔文升进泻药，致使光宗瘫在床上。都城传言说崔文升为贵妃所指使，群情惊骇。给事中杨琏上疏，弹劾崔文升胡乱用药，并责备辅臣方从哲。方从哲这才进言给皇帝用药千万要谨慎，皇帝褒奖了他。
后来，皇帝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在乾清官召见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刘一璟、韩，尚书周嘉谟、李汝华，侍郎孙如游，都御史张问达及给事中杨琏。皇帝问：“有鸿胪官进药的人，现在在那里？”方从哲回答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己说他进的是仙丹妙药，臣等不敢轻信。”皇帝下令传李可灼来，催他和药进上，这就是所谓的红丸药。皇帝吃了药，再三称李可灼是忠臣。大臣们退下，李可灼又进上一丸药。
第二天，天将亮未亮，皇帝驾崩，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李可灼下的是劫药。可方从哲却在起草圣旨，赏李可灼白银，接着又改诏剥夺李可灼一年的俸禄。于是御史郭如楚、冯上元、焦原溥、给事中魏应嘉、太常卿曹珧、光禄寺卿高攀龙、主事吕惟祺等，纷纷上奏章论崔文升、李可灼的罪行。给事中惠世扬并弹劾方从哲目中无君，该杀。《昆仑堂集》咏明代诗史说：“无端香气绕蓬莱，不是金茎承露杯。谁使文成归海岛，却容柳泌人天台？金丹坐致千秋恨，玉殿旋移万国哀。尝药慢将功罪定，君王已去灵集台。红丸聚讼亦呶呶，疑谤平分未可淆。豫向昭阳防祸水，谁将脊恤进神膏？心惊午夜归龙驭，恨逐轻烟入凤巢。若使宰臣真爱主，罪人何止窜青芳。”
亡国之君崇祯帝
明末代皇帝朱由检，是光宗朱常洛的第五子，光宗二、三、四子时都是幼时天亡，故熹宗位得以传予朱由检。这位崇祯帝登位之时，接到手的是一副烂摊子：外有“强寇”压境——崛起于建州的女真部落后金觊觎中原的富饶，常常进攻明土，关外土地全部沦陷；内有“流寇”四起——李自成、张献忠等饥民大起义，计有十三家七十二营，严重威胁着朱明皇朝的统治。
崇祯帝不同于其长兄熹宗，他受命于艰难之中，一心想做个中兴之芏，即位十七年几乎不知游乐享受，宵衣旰食，勤于政事。但是他并不是个英明之主，而是多疑猜忌，信任宦官，滥杀大臣，不会用人，终难挽回明末败亡的趋势，成了亡国之君。
崇祯帝的生母刘氏，是光宗当皇太子时的妃嫔，她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生下崇祯帝时，已经失宠，不知怎地得罪了光宗被责罚而死。光宗既而又后悔了，怕神宗知道斥责他，就命掖庭宫监不得传开去，将她偷偷葬于西山。崇祯帝长大后，近侍才告诉他生母的葬地，他很伤心偷偷交与内侍钱抄，命代他前往祭祀。
登位以后，他追谥生母为孝纯皇太后，还命人根据生母生前友人的回忆绘成生母画像。像成之日，他亲自跪在午门迎接，悬挂于宫中，可谓孝顺之极。
崇祯帝即位不久，即册立信王妃周氏为皇后，并封田氏、袁氏为皇贵妃。周后原籍江南苏州，后迁居大兴（今北京城西南）。天启年间，以贤淑之名人选信王府。当时神宗的刘昭妃以皇祖母的身份掌管皇太后的册宝，宫中大事必先禀告她。熹宗和张皇后只有信王一个弟弟，十分爱护，为他选妃也就格外慎重，按皇帝大婚前的规矩行事。当周氏由两位贵人陪伴出现在张皇后眼前时，张后觉得她过于幼弱，但刘昭妃不以为然，觉得周氏长身玉立，虽觉瘦削了些。将来成长后必然丰满。因而周氏便册为信王妃。
周皇后性格与张后相似，严正而谨慎，不苟言笑。崇祯因国事多艰，日理万机，常因批阅奏章直至夜半甚至凌晨，就宿于乾清官御书房，很少与后妃们相狎亲近。周皇后则统摄六宫，治以礼法，颇有威望。
然而有时候，官闱中，后妃间，少不了争风吃醋之类的事。崇祯帝从当信王时起，就宠幸田氏。田氏系陕西人，后举家迁徙扬州，自小学得江南美女的种种风情。她秀外慧中，凡琴棋书画，兼之刺绣烹饪，一经授技，顷刻就心领神会。尤可饮佩的是，以一纤妍女子，竟擅长骑射，上马挽弓，其发必中。她举止娴雅，言语不多，精于才艺，故一进信王府，便大得庞幸。崇祯帝每与田氏相伴，总觉得乐趣无究，或对帝鼓琴，伴帝奏笛，或与帝奕棋，或挥洒丹青，无一不精。这位田妃虽然生得美貌无双，但不尚妆饰，帝每见到她，总有清水太宗出芙蓉之叹。
因崇祯帝的特别宠幸，田贵妃久而不免生出骄矜之态，不但同她的地位相同的袁贵妃不在她眼里，就是六官之主周皇后，也渐渐地看轻了。周皇后不容妃嫔如此骄矜，往往裁之以礼法。
有一年元旦，天气格外寒冷，田妃同其他妃嫔按规矩去坤宁宫朝见皇后，先在坤宁官门口庑殿等候。谁知等了半日，不见皇后命人出来宣召，阵阵西风吹来，侵入肌骨，田妃几乎冻僵。正气恼间，皇后命她入见，参拜完毕，也不问一句，便命她退下。后来，她听宫婢们说，袁贵妃朝见皇后时，两人欢声笑语，洽谈多时，尽兴而散。气得她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崇祯帝一到，她就哭诉了一番，崇祯帝听了很不高兴，以为皇后羞辱田妃，是向他示威的表现。
一天，帝后两人坐在交泰殿叙话，皇后免不了又说了些田妃的不是，引得崇祯帝怒火上升，挥臂命皇后退下。皇后不听，仍想唠叨，崇祯帝更恼火，竟用力推搡皇后，因有些臂力，皇后又没有思想准备，一下子站不稳重重跌倒在地，宫人们忙上前搀扶，扶不起来，费了好大力气才搀起，周皇后不由伤心哭泣道：
“陛下如此狠心待妾，难道不念当年为信王时，魏阉专权，陛下日夜忧虑，无人可商大事，只有陛下与臣妾共度患难之日。今日贵为天子，就忘了糟糠之妻么？妾死不足惜，只怕陛下也落个寡恩的名声！”
说罢，径直返回坤宁宫。
过了三天，崇祯召坤宁宫太监问皇后怎样了，太监答道：“皇后三天来不吃不喝，只一味哭泣。”崇祯听了，有些伤心，命内监拿着貂皮绣服前去赏赐给皇后，又传谕抚慰皇后，并命田妃自行修省。皇后这才消了气，起身叩谢皇恩，开始进食。
当时，一班朝臣俱庸腐不堪，阁臣像走马灯似地换，可谓朝进暮退。大学士周延儒前些年被首辅温体仁所排斥，落职回乡。后来，他得知皇帝专宠田妃，便买通内监，贿通田妃，要田妃在崇祯跟前极力推举，仍得大学士之位。崇祯对复职的周延儒满怀希望，甚至下座礼敬说：“朕以天下托先生。”
崇祯以为得了周延儒好比得了大贤相，朝廷就有救了，所以下朝后回到西宫，满怀欣喜地同田妃一起喝酒。酒至半酣，他得意地托起田妃那双三寸金莲欣赏着，猛然看见那双绣有精致的花鸟的绣鞋上，用金线锈成一行楷书，仔细一瞧，竟是“周延儒恭进”五个字。他顿时大为恼怒，斥责贵妃道：“你在深宫内院，怎能不遵祖训，随意交结外朝大臣？真是不得了！”说着，再也不看跪伏地上惊惶失措磕头谢罪的田妃一眼，大步拂袖而出。
不多时，就有一名内监手持皇帝诏旨，把田妃谴责一通，令她谪居启祥宫，三个月不予召见。田妃一听，玉容失色，却也无可奈何，只得含泪叩头谢恩。
过了一个多月，周皇后邀请崇祯帝驾幸永和门看花，袁妃也来侍候，独不见田妃。皇后见崇祯懒洋洋无精打彩，奏请崇祯宣召田妃一同出来赏花，崇祯不应。皇后见他没有反感，便命小太监用车去启祥宫将田妃接来。田妃来了之后，崇祯见她玉容戚然，人面憔悴，大为不忍，连皇后见了也觉心酸，和颜悦色招呼田妃入座侍饮。帝、后之间，帝、妃之间尽兴宴饮，直至夜阑席散。这一夕，皇后请求崇祯驾幸西宫，与田妃重新叙欢。一宵恩爱非同平常，于是，大家和好如初。
然而田贵妃经此挫折，总不免郁郁寡欢，加上她生下的几个皇子先后夭折，尤其伤心。到崇祯十五年七月竟一病而亡。崇祯异常悲伤，放声痛哭，之后久久不能忘怀。对田妃的葬礼备极优厚，加谥号为“恭淑端慧静怀皇贵妃”。
随着李自成、张献忠等军队步步进逼，崇祯帝忧心如焚，食不甘味，每天只食些蔬菜，人一天天消瘦下去。周皇后很是心疼，亲手烹制一些精美的菜肴准备进献崇祯帝。又怕皇帝不肯吃，便编一席话去劝解皇帝，她说：“臣妾曾梦见孝纯太后（崇祯帝生母）对妾说，皇帝这些天来过于劳累憔悴不堪，嘱他善自珍重，不要吃得这么少！太后说着就哭了。”崇祯听了，心下十分动情，既追念生母，又感谢皇后一片深情，连连点头。皇后又叩头谢过皇恩，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沾湿了桌子。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皇城被李自成的部队攻破。崇祯帝哭着对周皇后说：“大势去矣！你为国母，理应殉国尽忠。”周后含泪叩头答道：“臣妾服侍陛下十八年，最终也没有见到陛下听我一句话，所以才会有今日。今陛下命臣妾死，臣妾岂有不从之理？”她抚着太子朱慈娘以及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熠三人大哭了一场，看着三皇子匆匆逃出官去，便走进内室闭门自缢而死。
崇祯帝手持利剑，砍倒自己的亲生女儿长公主及袁贵妃，又杀死嫔妃好几人，同内监王承恩一起连饮数十杯酒，又咬破食指，蘸了指血亲自书写遗诏，放入衣襟藏好然后登上煤山，在寿皇亭内自缢而死，年三十五岁。太监王承恩也在对面一棵树上缢死。
后来，崇祯与周后的尸体由清人葬人位于昌平的田贵妃之墓，称之为“思陵”。
1328年9月18日，元文宗天历元年，朱元璋出生于安徽钟离太平乡孤庄村（现安徽盱眙）的一个贫苦农家，父母起名为重八。重八祖籍江苏句容，祖父辈逃生到盱眙垦荒，便安家那里。父亲一生为佃农，由于地主时常加租，难以支持，东迁西移，不断变换东家。到60岁，才在孤庄村定居。重八为家中四子，上有三个哥哥，二个姐姐。
重八幼时体质瘦弱，父母担心养活不了，便给他在附近的庙里舍了身，企望佛祖保佑重八健康成人。这也许就是他后来投身寺院的一个姻缘吧。
当时的佃农，很多为地主垦荒，荒田的租金稍微低一些。而一旦生田变为熟田，地主就提租，否则赣赶人。朱家在孤庄村已经住了有些年头，租金一涨再涨，加上儿女多，生计很难维持。重八七岁时，便得帮衬家里，去给地主放牛。
放牛的日子里，重八结交了一些童年玩伴，象汤和、徐达、周德兴，后来都成了他忠实的左右手。重八个性突出，心思多，花样多，又有胆气，敢担当，在玩伴中很有威信。王文录《龙兴慈记》中记载了一个故事，显示了重八从小不同寻常小儿的峥嵘头角。
一天，重八和伙伴们在山上放牛。大伙儿疯玩了一气，不觉都饿了。看看太阳落山还早着呢，谁也不敢这会儿就回村，要不会挨地主的鞭子。大家越饿越想着吃的，七嘴八舌，有人说：不知道肉是什么滋味，富人家成天都吃。更是惹得众人肚空心慌。重八突然提高嗓门，大声说：“放着现成的肉，不吃白不吃。”动手去牵过来了一头小牛。几个小伙伴先是一愣，但看到有人作主，又实在馋得难受，便一起上前将牛捆了，宰牛、剥皮、烤肉，不一会儿就都狼吞虎咽起来。吃完了，天也昏黑了，该回家了，大家都发愁，怎么跟地主交代？还是重八出了主意，将小牛皮骨埋了，把牛尾巴插在一个地缝里，回去告诉地主，小牛陷到地里去，只剩尾巴露在地面，怎么拔也拔不出来。这样荒唐天真的故事，自然地主不会相信。重八挨了一顿暴打，被赶回家。而他也因此在伙伴中成了当然的头领。
朱元璋的少年时期，全国各地相继爆发百姓聚众起义。1337年，元璋10岁，广东朱光潜起义，称大金国，很快失败。棒胡于河南汝宁信阳起义，宣扬弥勤佛王降生，也被镇压。另外有合州大足县韩法师。惠州归善聂秀卿、谭景山等起义。十一岁时，袁州彭莹玉、周子旺起义，周子旺称周王，后被捕遇害。彭莹玉逃到淮西，后与徐寿辉再度起事。漳州南胜李志甫起义。这些起义很多借助宗教进行反元宣传，当时，明教、弥勒佛教，白莲教都在民间广为流行，很有影响。
明教起源于西亚，唐时流传到中土。它的主要教义是“二宗三际”，二宗指相信世界的本源是光明和黑暗两种力量。光明也即是善，是理；黑暗是恶，是欲。这两种力量的斗争构成了世界的变动。斗争分为三个过程，即三际。初际，天地未辟，只有光明与黑暗两种力量存在，处于抗衡状态；中际，黑暗压倒光明，世间混乱不平，这时便有明王出世，驱除黑暗，明王即明尊、明使；后际，光明与黑暗各归其位，黑暗处隐，光明昭显，世间恢复和平安定。弥勒佛教认为弥勒佛为释迦牟尼的继承者，释迦仙逝后，世界被恶势力侵占，人心也不再纯良，只有等待弥勒佛的降生，才能挽救世界，重创一个美好合理的世界。白莲教主要是劝人向善，死后可升入西方净土白莲池，永享幸福。这三种宗教在漫长的年代里流传民间，互相融合，它们给广大贫苦农民以希望。传教中提倡互助，教中子弟，一人有事，大家相帮，深得民心。明教有经文道：“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样的宗教，鼓舞了人们反抗恶势力，反抗不平的勇气，成为广大贫苦百姓参加起义的主要精神动力。
1344年，（元顺帝至正四年），朱元璋17岁了。春天起，淮河流域天灾肆虐。旱灾、蝗灾后紧接着是瘟疫。起先是一家一户，后来是一村一村地死人，活人离乡逃命，整个淮河平原一片荒凉萧条。
瘟疫也侵袭了朱元璋的家乡太平乡孤庄村。在这场横祸中，父母哥嫂相继亡故，家里只剩下元璋和他的二哥。骤然面对亲人的死，元璋第一次感到生的艰辛和不易。当时，家徒四壁，别说钱，连一样值钱的东西可以抵当了，为亲人买棺下葬的都没有。还是邻居刘继祖好心，舍了一块地给他们，破衣旧席草草裹了亲人尸身葬了。在后来朱元璋自制的《皇陵碑》里，他追忆：“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欷浆。”穷苦到连人伦之孝都不能尽分，算是让人内心惨痛之至的事了。
天灾使本来艰难为生的农民更加难以维持生计，元统治者手忙脚乱应付各地风潮，丝毫不顾及民生，而且变本加厉地加强对汉人、南人的压制。他们严禁汉人执有军械，一切马匹归公。元人任意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击。甚至有大臣主张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大姓。这无异于火上加油，整个中国如一堆巨大的干草，已零星冒烟，只等待一把大火，熊熊燃起，烧毁整个统治集团。
元璋父母俱丧，顿失依靠，亲戚不多，也大都景况不好，要不就是久无联系，无法投靠。生计维艰，晃荡半年，只得投身寺庙，到邻近皇觉寺去当了和尚。在《皇陵碑》中，他写这段经历：“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所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穷崖崔嵬而倚壁，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央佯。”
元璋在寺内的生活也很辛苦。他剃了头，但没有受戒，是作为小行童被收留的。元朝僧人多有妻室，朱元璋在寺里要做很多杂活，还要伺候长老高彬的家小，从早忙到晚。只是饱了肚子。很多年长师兄也欺负他小，东指西派，时常给脸色，孤身一人，亲友不在，元璋在寺里很不畅快。
有一次，元璋打扫伽蓝殿，不小心叫伽蓝像的石座绊了，又累又气，索性拿起扫帚抽了伽蓝神一顿。
又一次，供在佛殿神案上的红蜡烛叫老鼠啃了，元璋挨了长老的责骂，气极了，心想：你这个伽蓝神连自己屋里的东西都看不好，有什么用？害得我受气。拿笔在神像背后批上：“发去三千里”，竟然把神发配充军去了，元璋少时个性之强，可见一斑。
僧侣在中国是个特殊阶层。寺院靠朝廷资助、信徒捐赠维持，另外寺院又有自己的田产，把土地租给佃农，坐享地租。元璋投身为僧的这一年，整个淮河流域灾情严重，田里颗粒无收，皇觉寺也维持不下去了。寺里先后打发众僧出门云游，元璋也最后一个被打发出去行脚为生了。五十天的行童生涯就此结束。元璋第一次走出了自己的故乡，走到广阔世界里。
1344年，朱元璋离开皇觉寺，开始了三年多的云游生涯。他一路向南，先到合肥，再折向西，到了河南的固始、信阳，又北上汝州、陈州，转向东，经鹿邑回到安徽，到了亳州和颖州。一路上风餐露宿，有人家处便沿门托钵，讨些粮钱，身心都受到了磨炼。真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朱元璋已不再是一个世事不更的莽撞少年了。
在游历中，他了解了世态人情，熟悉了风土人隋。他游迹的主要区域在淮西，这是他未来军事生涯起步的地方，对他以后的行军作战大有益处。他看到了贫民流离失所，广大农民艰难困苦，而元朝政府和各级统治者却无情地压迫百姓。他也接触了明教、弥勒佛教在民间传播的情况，感受了大众郁积的不满和愤怒。他开始思考：在动荡的社会中，他将怎样被影响，将成为什么样的角色？他自己和整个社会的前景在哪里？“西风鹤唳，俄淋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1348年底，元璋回到皇觉寺。他已决定不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日子，他要在将要到来的时代大潮中谋求自己的未来。元璋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训练自己。童年时，他曾在村里蒙学学过认字，现在他迫切地感到知书识礼才能见高识远，才能使头脑清醒。他想尽办法多读书、多识字；同时下功夫结交有见识、有作为的好汉，互相激发。朦胧的雄心大志在他心里渐渐萌芽。
至正三年、四年（1343-1344）黄河决口，冲淹大片农田，元政府主要税收渠道之一的盐场也受到危胁，元首相脱脱决定召集民工，重修河堤，将黄河勒回故道。1351年（至正十一年）四月，脱脱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河防使，召集汴梁大名民夫15万，庐州等地戍军二万，治黄工程开工。
当时河南各地遍布零星义军，明教教主韩山童认为时机已到，准备大举起义。便派人到外散布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暗里派人雕了独眼石像，投进黄河黄陵岗开挖处。同时密遣几百个教徒充当民夫，宣扬天下大乱，明王已经出世，就要拯救万民于水火了。一时间，消息传遍了河南、江淮一带，民间鼎沸。不久，独眼石人果然被挖了出来，群民震动，相信老天终于睁了眼，要反掉元朝天下了。韩山童又听从亲信刘福通意见，打出复宋旗号，争取汉人知识分子和官吏的参与。在河南广平府永年县白鹿庄，韩山童聚集三千人，祭天告地，称自己为宋徼宗八代孙，将要恢复汉人天下，为中国主。他们预定时日，准备各处一同起兵。然而不幸消息走漏，韩山童遭擒被杀。刘福通率领一部分突出重围，眼看事已败露，干脆提前起义，一路攻占了颖州、罗山、上蔡、正阳、霍山。黄陵岗的民夫得知消息，立即起事，并和刘福通汇合一起。这支头裹红巾的义军声势很快壮大，攻克了汝定、光、息等地，占领了米仓朱皋，开仓散米。附近穷苦百姓纷涌投奔，短时间内便发展到几十万人。
1355年，刘福通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号小明王，国号宋，建都亳州，建元龙凤。同一年内，相继又有几处大规模的红巾起义。芝麻李及彭大、赵均用攻陷徐州。彭莹玉、徐寿辉、邹普胜起于蕲，并以蕲为都城，立徐寿辉为帝，国号天完。湘汉流域，有布王三、孟海马和北琐红巾军。闽浙一带，早在1334年，便有方国珍于台州起义，第二年攻陷了温州。
当时，红巾军的檄文中指斥元人“贫极江南，富夸塞北”。在大江南北，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唱道：
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
红巾军士气高涨，所到之处，尽皆披靡，元军久不征战，军纪败坏，连战连败。一些地方官僚与大地主为保护自己，招募游民，组成“义兵”、“民兵”，号称青衣军，顽强反抗红巾军。
1352年二月，郭子兴、孙德崖的一支红巾军攻占了濠州，朱元璋的家乡也笼罩在红巾风潮中。红巾军的消息不时传来，元璋的故乡好友汤和、徐达等都投奔了义军。但是朱元璋还犹疑不决，他不是那种易被人左右，冲动鲁莽的人。濠州城外元将彻里不花远不敢与红巾军正面冲突，便派人四下到乡里抓人，充作叛匪，邀功领赏，农村里人人自危。一天，汤和从濠州城里送来了信，邀元璋参加红巾军。朱元璋没有很快下定决心，有人将此秘密告官。寺里是呆不住了，偏偏这时，元军因庙里供有弥勒佛像，派人来烧了皇觉寺，后路已断，元璋只得投奔濠州城去了。后来，朱元璋在《皇陵碑》中回忆当时情景：
住方三载，而有雄者跳梁。初起汝颖，次及风阳南厢。未几陷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号令彰彰。友人寄书，言及趋降。既忧且惧。无可筹详。旁有觉者，将欲声扬。当此之际，逼迫而无已，试与知音相商。乃告之日：果束手以待罪，亦奋臂而相戕。知者为我画计，且默祷以阴阳。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详？神乃阴阴乎有警，其气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则不吉，将就凶而不妨。
与其等着灾祸降临，还不如奋起反抗，死也死得更值。面对凶险，逃避和坐守都没有出路。从朱元璋投奔义军的这种踌躇心境来看，他不是个激情献身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个做事有计较的现实主义者。
1352年闰三月初一，朱元璋投到了濠州红巾军旗下。起初，朱元璋被收为步卒。在军旅生活中，他很快显出了自己的才干，勇敢、有计谋、遇事冷静沉着。出城哨探或打仗，他总是走在最前面，每次都能顺利安全地完成任务。他敢担当责任，处事公平，对弟兄们也很谦逊，从来有功不独占，不好出风头，很快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也很受队长器重。不久积功升为新兵九夫长，被郭子兴调入元帅府听用。
在元帅府，朱元璋办事尽职尽责，效率很高；人缘好，又粗通文墨，有见识，有主意，成了郭子兴的亲信。郭子兴收养了一个老友的女儿马氏为义女，看朱元璋能干可靠，便许配给他。马氏贤良宽厚，后来成了朱元璋忠实的贤内助。
濠州城当时的形势并不乐观，没有一个统一的首领，五个元师各自为政，分为两帮。以孙德崖为首的四人都是贫苦农民出身，而郭子兴原本是个大地主，两帮人谈不拢，互相倾轧。
1352年9月，元丞相脱脱领兵攻克徐州，芝麻李一支红巾军受到重创，芝麻李被俘牺牲。余部由彭大、赵均用率领投奔了濠州。彭大、赵均用进入濠州后，因势大控制了五元帅。他们二人也有矛盾，分别和郭、孙两帮亲近。一次，赵均用、孙德崖绑架了郭子兴，朱元璋请彭大救回，两帮人嫌隙越来越深，城内斗得乱七八糟。城外元军进逼，从这年冬天至第二年春天，元将贾鲁率兵围城七月，后贾鲁病死，濠州幸得解围。
朱元璋看濠州城里的情势，实在没有什么前途，便请求郭子兴派他出去募粮招兵。他先在怀远设法弄了些粮食，以济军队饥荒。又回故乡钟离招兵，童年时的伙伴和许多乡亲如徐达、周德兴、邵荣、郑遇春等都来投奔，一时募集了七百余人。郭子兴升他为镇抚，他从此有了一批可靠能干的淮西战将，以后这批人成了他军队的骨干、开国的功臣。
有了自己领导的一批人马，朱元璋决定小试锋芒。他了解到定远驴牌寨有一支三千人的民兵处境不好，便派人游说，又使计控制了主帅，将这支队伍收归已有。然后指挥这支队伍，夜袭横涧山元军营地，收降其中二万汉兵。自此，朱元璋有了自己的军队。
有了将领，有了军队，朱元璋有了创业的基础。他看到濠州城内义军散乱无纪。无所事事的败迹，深以为诫。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规定军纪，重新编制，训练士卒，他要把军队建成有战斗力的生力军。要成大业，不能只依靠攻城略地的武将，朱元璋也开始留意吸纳文人儒士，帮他出谋划策。冯国用投靠朱元璋后，提出战略目标：攻取集庆，集庆历代为龙蟠虎踞之地，以此为根基，伐南取北，扩充实力。并建议朱元璋争取民心，不要贪图享乐。这些建议，朱元璋都接受了。李善长与朱元璋讨论时局，认为秦末也是天下大乱，汉高祖刘邦知人善用，胸襟远大，不乱杀人，五年就平定了天下；如果能学习这位同乡，迟早一定会平定天下的。朱元璋重用这些谋士，并尽力协调好文武关系。
朱元璋控制定远后，挥师南下，取了滁州。这一仗中，战将花云骁勇无敌，后来的演义小说《大明英列传》中，花云被描述为传奇猛将“黑先锋”。朱元璋略取滁州后，濠州彭大已死，郭子兴斗不过赵均用一帮，率部来滁，朱元璋交出兵权。
1354年，元兵围攻六合。六合在滁州东面，是滁州的屏障，六合一失，滁州顿危。主帅郭子兴因与六合守将有嫌，不准备派兵救援。朱元璋以唇亡齿寒的道理苦劝，终于说服了郭子兴。郭子兴手下众将不敢与元军交锋，推诿不去，朱元璋率军赴援。六合这时已坚持不住，起义军正向滁州方向撤逃，元军随后尾追。朱元璋会合六合义军，在中途设伏，击败了元军。又考虑到元军卷土重来的可能性，送回所获马匹，引元军他去，滁州得保，六合围解。这一仗，显露了朱元璋出奇制胜，富有远见的军事才能。
仗虽然打胜了，人马也壮大了，但滁州缺粮，军心不稳，局限于滁州，迟早会闹出乱子的。朱元璋分兵去取和州，以解粮危。1355年，和州攻克，朱元璋升为总兵官，成为统领和州的主将。在和州，朱元璋发现进城官兵随意掳人妻女，弄得很多家庭妻离子散。于是订了禁令：严禁官兵抢占妇女。和州百姓自此认为朱元璋的军队军纪严明，民心归附。
不久，孙德崖因濠州缺粮，也率部来了和州。郭孙两派纷争又起，郭子兴气病身亡滁州。这年，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在亳州拥立韩林儿为帝，号称小明王。打出了“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号。郭子兴死后，小明王封郭子兴之弟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祜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郭张二人非统领之材，朱元璋成了这支红巾军的实际掌权者。
朱元璋手握实权后，对如何牢牢控制军权，支配将领谋士，有一套自己的思路。他严防文武勾结。不准将领自己选用谋士，所有文臣都由自己选派。他规定：所克城池，令将官守之，勿令儒者在左右议论古今。长袖独舞，杜绝其他将领独立成长的机会。对战将统兵，他也极不放心，派义子监督。另外规定将士家眷必须留驻后方，以为牵制。统治者的威权在此已露端倪。
和州的队伍不断壮大，攻退几次元军的围攻后，部队很快又缺粮了。隔江而望的太平，地冲要津，东北通集庆，南邻芜湖，周围是盛产大米的粮仓。从军需和战略两个角度考虑，都是该争取的地方。只是长江天堑难越，这一计划还只能作纸上谈兵。刚好朱元璋了解到彭莹玉手下有一支巢湖水军，便利用他们与邻近义军仇杀的机会，说服他们到了和州。
朱元璋有了水军，率师渡江，首战常遇春攻下采石，又效仿项羽破釜沉舟之计，将所有船只斩断缆绳，任其顺流而下，鼓励士卒不要满足暂时的饱食，直取太平。朱军势如破竹攻下了太平。朱元璋进入太平，便颁布禁约：“不许虏掠，违令按军法处置”。军纪整肃。
元军派兵水陆两路合围太平，朱元璋派徐达绕到敌军背后，前后夹击，败走元军，俘虏了陆路的指挥“义兵元帅”陈焚先，劝其归降。
七月，张天祜领军首攻集庆，陈焚先和红巾军貌合神离，暗中牵制，张天祜被元将福寿击退。九月，郭天叙、张天祜、陈焚先再攻集庆，陈焚先与元军事先勾结，出卖了郭、张二人，红巾军大败。陈焚先也在混乱中被忠于元朝的民兵错杀。
第二年（1356）三月，朱元璋亲率大军进逼集庆。先破了集庆城外的陈兆先军，使其归降，为使降军安心，朱元璋选五百名降军为亲兵，表示信任。几天后，攻破集庆，元守将福寿战死，水军统领康茂才率部投降。
朱元璋占领集庆后，效法刘邦约法三章，召集地方父老官吏宣布：“元朝政事不修，全国大乱。我是为民除害而来的。你们可以安下心来。贤人君子有愿意跟我建立功业的，我以礼相待。元朝旧政有不便于民的，我下令废除。当官的不许贪污、暴虐、害我百姓！”这份通告，安定了民心，也笼络了一些士人官吏。集庆是东南大城，朱元璋在这里开始施展政治手腕，建立行政制度。他废止元朝不合理的旧法，而保留其合理的法规，留用一些元朝旧吏，这些措施，很快吸引了杨宪、夏煜、孙炎等一批儒士。
集庆告捷，小明王先后升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同章，部将各得升赏。朱元璋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并自建“天兴建康翼大元帅府”。
朱元璋进一步发展势力，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巩固应天府这个根据地，廓清周围敌对势力。二是解决军队长久的供粮问题。第一个问题尤其迫在眉睫。集庆所处的形势是：东边有元将定定扼守镇江；东南有张士诚，占据平江、常州；东北青衣军张明鉴据有扬州；南面元将八思尔不花守徽州、宁国；西面徐寿辉占池州，几面受敌，只有北面有小明王旗下的红巾军是友军。
朱元璋同众人商议，第一步，要确保应天府安全。为此必须占据镇江、宁国两处要地。镇江直通应天，宁国可在背面造成威胁。朱元璋的战略非常合理。1356年，徐达攻下了镇江，其后，常州、长兴、宁国、江阴、常熟、池州、徽州、扬州各地先后被克，到1357年，应天府周围的战略要地全部为朱元璋控制。第二步，朱元璋分清强弱，逐步对付敌对势力。在东面，沿太湖构成防线，限制张士诚西进。西面对徐寿辉采取以守为主的策略。南面针对相对孤立的元军，在宁国、徽州屯驻大军，准备进征浙东。
第二个问题的解决，颇费踌躇。攻下集庆后，朱元璋麾下已有十多万大军，兵不可一日无粮，而几年来战乱不休，农村生产大幅度下降。朱元璋的军队也和其它各类军队一样，采取“寨粮”政策，任意向百姓搜刮索取给养，这不是长久之计。朱元璋借鉴曹操当年屯军经验，下令军屯。又任命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负责水利。一年内这两项措施见效，军队给养有了保证。至1360年，朱元璋明令禁止军队征收“褰粮”。
内外难题都已解决，朱元璋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浙江，1358年底，朱元璋率军进入浙江，取徽州、建德路，12月攻下婺州，军旗悬挂“奉天都统中华”金牌。婺州不战而降，朱元璋设中书浙东行省，于行省门口悬挂“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黄旗。朱元璋此时已有了明确的目标：统治中华大地，恢复汉人天下。
西岳华山的下棋坪，传说为智者朱升与朱元璋对弈之地。朱升给朱元璋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真言。这一建议，成为朱元璋长期的战略方针，是他积蓄力量，消平各地武装力量的根本依据。朱元璋在数年征战中，充分认识到读书人的重要作用，最早起用的李善长，出谋划策、协调文武，是他得力的左膀右臂。读书人熟知史地，高瞻远瞩，富有政治经验，又多在地方有威信，有影响，养一批士人，就等于增强了自己决策发展的能力。
江浙一带，自宋以来，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理学、儒学在这里传统极深。朱元璋进军浙东后，募请了一批名重天下的文人，叶仪、宋濂、刘基等。这些人都是正统的理学经师，儒家弟子，有顽固的封建君臣思想，视起义军为叛贼。朱元璋在他们的影响下，俨然将自己视为奉天承命，重建新的封建王朝的救世明君。1358年。朱元璋召见徽州儒生唐仲实，问以汉唐宋元各代开国君主平定天下之道，朱元璋的雄心大志已是昭昭不隐。
朱元璋平定浙江元军后，应天外围仍是几面为敌，西有陈友谅，南为张士诚，都构成很大威胁，只有北面为小明王红巾军主力控制，隔断了元军的威胁，刘基到应天后，为朱元璋分析形势，认为陈友谅控制长江上游，占尽地利，兵力雄厚，拥有庞大水军，野心勃勃，时时窥伺应天；而张士诚则踞守南部，胸无大志，为人宽厚无法，将士多有养尊处优之辈，不足为虑。应集中力量先取陈、后定张。然后北图中原。取陈之计，在于创造战机。诱敌而后歼。
陈友谅，沔阳人，世代打渔为生。曾做过县中小吏，和上司不和，投奔了红巾军，积功升为元帅。彭莹玉战死杭州，徐寿辉迁都汉阳，天完王朝为丞相倪文俊控制。徐倪不和，倪文俊领兵脱离徐寿辉，逃到黄州陈友谅的地盘。陈友谅使计杀了倪文俊，夺了他的军队，又挟持了徐寿辉。1360年5月，陈友谅攻占太平，朱元璋守将花荣战死。不久，陈友谅弑杀徐寿辉，在采石称帝，国号汉，控制赣、湖广各地。
陈友谅称帝后，即联络张士诚，两线夹击，攻取应天。汉军声势浩大，水陆并进。朱元璋采取了掌握敌机，诱敌深入的策略，使和陈友谅为老相识的康茂才诈降，提供情报，约定内外夹击。陈友谅信以为真，分兵三路。进取江东桥。朱元璋一面在江东桥设置重兵埋伏，一面派胡大海绕道取广信，断其后路。陈友谅主力来袭后，朱元璋伏兵尽出，陈友谅被杀了个措手不及，主力尽歼。水军也因潮落水浅，退逃不得，尽都降了。朱元璋趁势鼓勇而进，一路取了安庆、信州、袁州，收复太平。张士诚见陈友谅兵败，收兵不发。这一次大战，削弱了陈友谅的实力，增强了朱军的士气，朱元璋和陈友谅实力相抗衡，可以一决雌雄了。
1361年正月，小明王封朱元璋为吴国公。
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后，小明王朝内部出现纷争，大将毛贵与赵均用因立场不同，互相仇杀。元将察罕帖木儿趁机收复关陇，进占山东。张士诚一军趋势袭击小明王军，小明王都城安丰岌岌可危。安丰一失，应天势必暴露于元军主力之下。朱元璋决定率兵赴援。此时张士诚部将吕珍已包围安丰，刘福通战死，朱元璋及时赶到，击退吕珍。小明王被迎到滁州，置于自己控制之下。
朱元璋率军赴援安丰时，陈友谅乘虚出兵。提兵六十万，巨舰百艘，空国而来。先占了吉安、临江、无为州，又层层围困洪都。洪都守将为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朱文正坚守洪都八十五天，直到朱元璋回师来救，汉军才撤围洪都。
陈友谅引兵退据鄱阳湖，欲与朱元璋决一死战。汉兵联舟江上，遮断长江十几里，拥有六十万之众；朱元璋水军多为小船，人马二十万，军力上逊于陈。然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朱军千里来援，士气高涨，陈军在洪都战役中没有进展，拖困过久，士气萎靡；朱元璋善于用人，将士一心，陈友谅燥怒多疑，内部多有猜惧。另外小船虽不如巨舰有威力，但进退灵活，而汉军战舰铁索相连，移动不便，失去了先机。
战役打响前，朱元璋派兵锁住鄱阳湖通往长江的出口，关门打狗。又切断陈友谅的后方粮道，断其给养。朱军上下怀着必胜的信心，展开了这一场恶战。朱军船为白色，汉军船为红色，战役一开始就进入白热化阶段。朱元璋号令鲜明，全军动作一致，战术上主要用火攻，有一种“没奈何”的火器，一旦扔到敌船，便爆炸起火。又组织了取死队，冲击敌舰，同焚共灭。战役打得很艰苦，双方将士都很顽强，鄱阳湖里一片血光。朱元璋亲临战场，在炮火中指挥。座舰被毁，还差点被俘，统帅的作为，更激励了将士奋战。一直打了三十多天，还没有分个胜败，这时陈军补给供应不上，军队绝粮了。陈友谅与各将协商，众将意见相左。陈友谅决定烧船登陆，南下湖南。他的左、右金吾将军，看前景渺芒，分别投降了朱军。陈军军力大衰，陈友谅决定率船冲出鄱阳湖，激战中中箭身亡，部将携太子陈理逃回武昌。这场战役，进行了三十六天，朱军死伤近半，而陈系汉军则在这一役中灰飞烟灭，剩余残部逐渐被朱元璋消灭。朱元璋自此控制了汉江流域，成为东南实力最强的军事集团。
1364年，朱元璋在应天自立吴王，建中书省，设百官，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仍沿用小明王“龙凤年号”。
朱元璋的下一步便是针对张士诚了。平定江南，然后北图中原，以成王业。
张士诚，江苏泰州人，原是私盐贩子，1353年起义，占据泰州、高邮等地，1354年，自立为王，国号大周。1356年，建都平江。张士诚为人宽厚，礼贤下士，建都平江后设立弘文馆，招募了一批文人儒士，这些人尽心为他谋划治国。但他缺乏雄谋远略，又无治人之能，本人贪图享乐，臣僚们也放任贪娱，统治集团内部松散不振，没有战斗力。
张士诚的势力范围是全国最富庶的区域，元人不肯放弃这个重要的粮米之乡，对他多次招降，而张士诚则反复不定，与元朝的关系很复杂。他既利用与元政府建立关系来对抗朱元璋，又不甘心受元人控制。1363年，张士诚拘禁江浙右丞相达识帖木儿，自立吴王，史称东吴，以别于朱元璋的西吴，后达识帖木儿自杀。
张士诚对红巾军反感极深，对朱元璋强烈敌对。与朱元璋接邻十年，征战不断。
1356年，朱元璋制定了消平东吴的军事部署，分三步进行，第一步：从1365年开始，主要攻取东吴北境淮水流域，半年内肃清江北，限制东吴于长江之南。第二步，自1366年8月，兵分两路，进取湖、杭，11月，收降湖、杭两地，第三步，在北西南三面已为朱军所控的形势下，围攻平江，平江军民拼死顽抗10个多月，1367年9月城破，张士诚被俘赐死。
1366年，朱元璋曾发布了讨张檄文，文中第一次公然指斥红巾军起义，将自己与义军划清界限，开始为自己建立封建正统王朝做舆论准备。檄文叙述了朱元璋成功立业的经历，文中有六层意思：一、元朝失政，气数已尽，二、起义军妖惑百姓，实为叛逆；三、为地主官吏组织的民兵、义兵正名；四、为自己起兵立名——吊民伐罪，承天治世；五、声讨张士诚叛元的逆行；六、对征服的臣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以严法制之。
朱元璋建立新的皇朝。已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1366年12月，朱元璋派大将廖永忠迎小明王于滁州，船行中流，廖密遣人将之凿沉，小明王死。朱元璋销毁一切记载龙凤王朝的史料。1367年，朱元璋改元为吴元年。
灭陈平张以后，朱元璋的势力扩大到两湖、江浙、赣皖和河南东南部，控制了全国经济条件最好、人口最稠密、文化最兴盛的地区。1367年，朱元璋制定了南征北伐大计，南北两路同时进军。
当时，南方独立的军事势力还有：浙江的方国珍、福建的陈友定、四川的明玉珍，以及被元政府控制的两广、云南。依据叶兑当年的建议，朱元璋南征的策略是先降方国珍，再取福建，然后下两广；云南路途遥远，四川闭国自守，可从容徐图。
1367年9月，朱元璋派水陆两师攻取方国珍。陆军由朱亮祖率一军攻台州，汤和、吴祯率一军攻庆元（今宁波）；水师由廖永忠率领，切断方国珍逃窜海上的路线。方国珍战无可战，逃无可逃，12月被迫投降。
在进取浙东的同时，同年12月，朱元璋实行南征第二步：平定福建。陈友定原为“义兵”首领，因与红巾军作战有功，升到福建行省平章。后不断扩大地盘，控制了闽中八郡。陈友定对元朝廷忠心耿耿，历年与西吴为敌。
进军福建的路线分为三路：胡廷瑞、何文辉从江西进兵，廖永忠从明州水路进逼福州，李文忠从浦城取建宁。福州、建宁很快攻克，陈友定据守老巢延平。吴军几路围攻延平，1368年元月，攻陷延平，陈友定被俘不屈，殉身应天。到1368年9月，福建全境廓清。
第三步是平定两广。在1367年10月，杨璟、周德兴已先期领兵由湖南进取广西。1368年2月，第二路陆仲亨由韶州（今广东曲江）取德庆，第三路廖永忠水师由福州下取广州。二路军进展顺利，很快占据了北江、西江，切断了两广问的联系。三路军主将廖永忠在湖州说降了何真，和平获取了广州。然后率师沿西江进入广西。一路军进展最为艰难，每前进一步，都负出了重大代价。永州、全州都是浴血苦战攻克的。两广战役的最后一战，是靖江（广西桂林）围歼战，一路军、三路军会合后全力攻击，至1368年6月，攻下靖江。7月，两广全境平定。中国南部除云南、四川外，尽人朱元璋版图。
1363年，红巾军主将刘福通战死，小明王被朱元璋迎到滁州后，北方地区起义军的势力大大衰减，元政府重新控制了局面。然而元朝贵族与因抗击红巾军而兴起的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日益扩大，各割据势力之间也互相争地盘、争兵权。他们互相利用、勾心斗角，局势一派混乱。
当时北方的主要割据势力有：河南的扩廓帖木儿，陕西、甘肃的李思齐、张良弼，河北、山西的孛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原为元“义兵”首领察罕帖木儿的侄子，察罕在山东围攻红巾军时被降兵刺杀。元政府为控制“义兵”，任命扩廓帖木儿承袭察罕军权、爵位，引起了察罕原部属李思齐的不满。察罕帖木儿原来与孛罗帖木儿多年不和，互相争斗，他们的矛盾也转移到了扩廓帖木儿身上。元宫廷内部政治斗争也极为复杂，元贵族不掌握有战斗力的军队，而对掌握精干军队的割据首领，又支配不动，不能聚集军力，对付日益强大的朱元璋。扩廓帖木儿、孛罗帖木儿、李思齐争战不休，整个元朝廷简直是在坐等朱元璋北伐军的到来。
1367年10月，朱元璋下达了北伐的命令，出师前，宋濂代拟了《讨元檄文》檄文在北方汉人中激起了广泛的响应，檄文中提出的恢复汉人统治地位、礼义治国、驱暴安民顺应了当时的民心。另外，对异族，提出都是同生于天地之间的人，当同样对待，这是进步的观念。
出师前，朱元璋再次严申军纪：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
对于北伐的具体步骤，将帅中有两种意见：常遇春认为我兵强、元兵弱，应以优势兵力直捣大都，然后分兵扫荡中原，北方可定；而朱元璋则坚持一贯的稳健原则，不打无把握之仗，认为直攻大都危险系数太高。大都城防严密，倘若急切难下，主力困于大都，敌兵援军到来，则里外受敌，必败无疑。主张步步推进，先取山东，再下河南，使大都失去屏翼；然后攻占潼关，堵上元军西退的大门，再引师取大都，就如瓮中捉鳖，稳取大都；然后挥师西进，收回关陇，廓清北方。
1367年10月21日，朱元璋在应天祭告天地，发师北伐。北伐军的主帅是徐达，常遇春为副将，北伐军完全按照朱元璋的计划进军。1367年12月，徐达、常遇春首先攻下山东名城济南，三个月内，肃平山东。其后，分兵两路进取河南，邓愈从南进军，徐达、常遇春由东挺进，两军包围汴梁，1368年4月，汴梁不战而降。接着进击洛阳，在洛阳击败扩廓帖木儿。洛阳既降，河南已平。5月13日，另有一军由冯胜率领，攻克潼关，李思齐、张良弼败走。至此，大都已完全失去凭仗，成了一座孤城。
1368年8月，徐、常大军越过黄河，沿运河水陆并进。元顺帝在明军到达之前，仓皇逃奔上都。9月20日，徐达率军顺利进入大都。朱元璋改大都为北平。
稍事休整后，徐达、常遇春领军西进，至1369年秋，占领了晋陕两地。其后，在关陛一带降了李思齐、杀了张良弼，关陇尽为所有。而与元军主力皇家嫡系军和扩廓帖木儿一军则数次相战，互有胜负。后元军主力退居外蒙，长期成为明王国北疆的威胁，几十年后的土木堡之役，几乎毁了明朝的基业。元顺帝1370年死于北漠，太子爱猷识里达腊继位，元朝皇系又在外蒙维持多年。至此，中国基本统一，华夏易主。
荒唐的明光宗
四十三年夏五月，太子居住在慈庆宫。有个不知名的男子手持棍棒闯入宫中，击伤守门的内侍，到殿前檐下被抓住。
皇帝命令司法部门审理此案。御史刘廷元上奏：“罪犯名叫张差，苏州人。这人说话呜啦呜啦，语无伦次。查他的来路，像是个疯子；看他的长相，实在是个滑头。请司法部门严加审讯。”当时太子人选虽然定了下来，皇帝待他很薄。既然认定张差是个疯子，按律条应当处斩。奏章已写定，还未来得及递上，提牢主事王之采私下盘问张差，得到全部供词，揭开他的话，通过侍郎张问达上报朝廷，奏折上去未有示下；郎中陆大受、过庭训相继上疏，也不予上报。过庭训便将文书转移到苏州，跟踪它的走向，知州戚延龄备言张差得癫狂病的来龙去脉，并说了郑贵妃派遣小珰建造佛寺，小珰和泥烧砖，很多居民卖柴薪获利的事。张差卖地买柴，要拿到街上去卖，人们忌恨他，烧了他的柴薪。张差因柴薪被烧而破产，不胜愤恨，便手持棍棒要去告御状。因此，初审的大臣们据此以为他是疯子而定了案。又过了几天，张问达以员外郎陆梦龙的话，责令十三司会审。陆梦龙详细询问张差，具知内监庞保、刘成主使的内情。张差还交代：“二人给我金、银壶各一个，豢养我已三年，叫我打上宫门。”于是刑部疏请法司提审庞保、刘成对质。庞保、刘成都是郑贵妃的内侍，朝廷内外说啥的都有，言谈话语涉及到郑国泰，并涉及郑贵妃。
此前，妖人王日乾上奏言巫蛊（古代巫师使用邪术加害他人）事，词句已经形成，这事又涉及刘成，皇帝动了心，告诉郑贵妃好自为之。郑贵妃困窘，哀求皇太子。皇太子请皇上迅速结案，不要株连别人。皇帝便驾御慈宁宫，太子侍候在皇帝左右，召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等文武大臣进宫，责备他们离间父子关系。为此皇帝拉着太子的手，对大臣们说：“此儿极其孝顺，朕特别爱怜他。若是朕另有打算，为何不早点更换？”又看着问太子：“有什么话，当大臣的面都说出来，不要隐讳。”太子说：“我父皇是何等的爱我，可外廷却议论纷纷，你们这些无君的臣下，使我成为不孝的子孙！”皇帝对大臣们说：“你们能听皇太子的话吗？”一连说了好几遍，大臣们叩了头退出。结果张差在市上被五马分尸，刘成、庞保被活活打死在宫中。
《东皋杂记》记载说：“明梃击案，参加审案的御史劳永嘉，是现在石门地方人。当时，郑国泰拿70万钱贿赂他，在半夜剪断张差的舌头，使案子查无对证才罢手。劳永嘉受贿时曾说：70万钱，连子孙都买去了。”
光宗有病。内侍崔文升进泻药，致使光宗瘫在床上。都城传言说崔文升为贵妃所指使，群情惊骇。给事中杨琏上疏，弹劾崔文升胡乱用药，并责备辅臣方从哲。方从哲这才进言给皇帝用药千万要谨慎，皇帝褒奖了他。
后来，皇帝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在乾清官召见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刘一璟、韩，尚书周嘉谟、李汝华，侍郎孙如游，都御史张问达及给事中杨琏。皇帝问：“有鸿胪官进药的人，现在在那里？”方从哲回答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己说他进的是仙丹妙药，臣等不敢轻信。”皇帝下令传李可灼来，催他和药进上，这就是所谓的红丸药。皇帝吃了药，再三称李可灼是忠臣。大臣们退下，李可灼又进上一丸药。
第二天，天将亮未亮，皇帝驾崩，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李可灼下的是劫药。可方从哲却在起草圣旨，赏李可灼白银，接着又改诏剥夺李可灼一年的俸禄。于是御史郭如楚、冯上元、焦原溥、给事中魏应嘉、太常卿曹珧、光禄寺卿高攀龙、主事吕惟祺等，纷纷上奏章论崔文升、李可灼的罪行。给事中惠世扬并弹劾方从哲目中无君，该杀。《昆仑堂集》咏明代诗史说：“无端香气绕蓬莱，不是金茎承露杯。谁使文成归海岛，却容柳泌人天台？金丹坐致千秋恨，玉殿旋移万国哀。尝药慢将功罪定，君王已去灵集台。红丸聚讼亦呶呶，疑谤平分未可淆。豫向昭阳防祸水，谁将脊恤进神膏？心惊午夜归龙驭，恨逐轻烟入凤巢。若使宰臣真爱主，罪人何止窜青芳。”
亡国之君崇祯帝
明末代皇帝朱由检，是光宗朱常洛的第五子，光宗二、三、四子时都是幼时天亡，故熹宗位得以传予朱由检。这位崇祯帝登位之时，接到手的是一副烂摊子：外有“强寇”压境——崛起于建州的女真部落后金觊觎中原的富饶，常常进攻明土，关外土地全部沦陷；内有“流寇”四起——李自成、张献忠等饥民大起义，计有十三家七十二营，严重威胁着朱明皇朝的统治。
崇祯帝不同于其长兄熹宗，他受命于艰难之中，一心想做个中兴之芏，即位十七年几乎不知游乐享受，宵衣旰食，勤于政事。但是他并不是个英明之主，而是多疑猜忌，信任宦官，滥杀大臣，不会用人，终难挽回明末败亡的趋势，成了亡国之君。
崇祯帝的生母刘氏，是光宗当皇太子时的妃嫔，她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生下崇祯帝时，已经失宠，不知怎地得罪了光宗被责罚而死。光宗既而又后悔了，怕神宗知道斥责他，就命掖庭宫监不得传开去，将她偷偷葬于西山。崇祯帝长大后，近侍才告诉他生母的葬地，他很伤心偷偷交与内侍钱抄，命代他前往祭祀。
登位以后，他追谥生母为孝纯皇太后，还命人根据生母生前友人的回忆绘成生母画像。像成之日，他亲自跪在午门迎接，悬挂于宫中，可谓孝顺之极。
崇祯帝即位不久，即册立信王妃周氏为皇后，并封田氏、袁氏为皇贵妃。周后原籍江南苏州，后迁居大兴（今北京城西南）。天启年间，以贤淑之名人选信王府。当时神宗的刘昭妃以皇祖母的身份掌管皇太后的册宝，宫中大事必先禀告她。熹宗和张皇后只有信王一个弟弟，十分爱护，为他选妃也就格外慎重，按皇帝大婚前的规矩行事。当周氏由两位贵人陪伴出现在张皇后眼前时，张后觉得她过于幼弱，但刘昭妃不以为然，觉得周氏长身玉立，虽觉瘦削了些。将来成长后必然丰满。因而周氏便册为信王妃。
周皇后性格与张后相似，严正而谨慎，不苟言笑。崇祯因国事多艰，日理万机，常因批阅奏章直至夜半甚至凌晨，就宿于乾清官御书房，很少与后妃们相狎亲近。周皇后则统摄六宫，治以礼法，颇有威望。
然而有时候，官闱中，后妃间，少不了争风吃醋之类的事。崇祯帝从当信王时起，就宠幸田氏。田氏系陕西人，后举家迁徙扬州，自小学得江南美女的种种风情。她秀外慧中，凡琴棋书画，兼之刺绣烹饪，一经授技，顷刻就心领神会。尤可饮佩的是，以一纤妍女子，竟擅长骑射，上马挽弓，其发必中。她举止娴雅，言语不多，精于才艺，故一进信王府，便大得庞幸。崇祯帝每与田氏相伴，总觉得乐趣无究，或对帝鼓琴，伴帝奏笛，或与帝奕棋，或挥洒丹青，无一不精。这位田妃虽然生得美貌无双，但不尚妆饰，帝每见到她，总有清水太宗出芙蓉之叹。
因崇祯帝的特别宠幸，田贵妃久而不免生出骄矜之态，不但同她的地位相同的袁贵妃不在她眼里，就是六官之主周皇后，也渐渐地看轻了。周皇后不容妃嫔如此骄矜，往往裁之以礼法。
有一年元旦，天气格外寒冷，田妃同其他妃嫔按规矩去坤宁宫朝见皇后，先在坤宁官门口庑殿等候。谁知等了半日，不见皇后命人出来宣召，阵阵西风吹来，侵入肌骨，田妃几乎冻僵。正气恼间，皇后命她入见，参拜完毕，也不问一句，便命她退下。后来，她听宫婢们说，袁贵妃朝见皇后时，两人欢声笑语，洽谈多时，尽兴而散。气得她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崇祯帝一到，她就哭诉了一番，崇祯帝听了很不高兴，以为皇后羞辱田妃，是向他示威的表现。
一天，帝后两人坐在交泰殿叙话，皇后免不了又说了些田妃的不是，引得崇祯帝怒火上升，挥臂命皇后退下。皇后不听，仍想唠叨，崇祯帝更恼火，竟用力推搡皇后，因有些臂力，皇后又没有思想准备，一下子站不稳重重跌倒在地，宫人们忙上前搀扶，扶不起来，费了好大力气才搀起，周皇后不由伤心哭泣道：
“陛下如此狠心待妾，难道不念当年为信王时，魏阉专权，陛下日夜忧虑，无人可商大事，只有陛下与臣妾共度患难之日。今日贵为天子，就忘了糟糠之妻么？妾死不足惜，只怕陛下也落个寡恩的名声！”
说罢，径直返回坤宁宫。
过了三天，崇祯召坤宁宫太监问皇后怎样了，太监答道：“皇后三天来不吃不喝，只一味哭泣。”崇祯听了，有些伤心，命内监拿着貂皮绣服前去赏赐给皇后，又传谕抚慰皇后，并命田妃自行修省。皇后这才消了气，起身叩谢皇恩，开始进食。
当时，一班朝臣俱庸腐不堪，阁臣像走马灯似地换，可谓朝进暮退。大学士周延儒前些年被首辅温体仁所排斥，落职回乡。后来，他得知皇帝专宠田妃，便买通内监，贿通田妃，要田妃在崇祯跟前极力推举，仍得大学士之位。崇祯对复职的周延儒满怀希望，甚至下座礼敬说：“朕以天下托先生。”
崇祯以为得了周延儒好比得了大贤相，朝廷就有救了，所以下朝后回到西宫，满怀欣喜地同田妃一起喝酒。酒至半酣，他得意地托起田妃那双三寸金莲欣赏着，猛然看见那双绣有精致的花鸟的绣鞋上，用金线锈成一行楷书，仔细一瞧，竟是“周延儒恭进”五个字。他顿时大为恼怒，斥责贵妃道：“你在深宫内院，怎能不遵祖训，随意交结外朝大臣？真是不得了！”说着，再也不看跪伏地上惊惶失措磕头谢罪的田妃一眼，大步拂袖而出。
不多时，就有一名内监手持皇帝诏旨，把田妃谴责一通，令她谪居启祥宫，三个月不予召见。田妃一听，玉容失色，却也无可奈何，只得含泪叩头谢恩。
过了一个多月，周皇后邀请崇祯帝驾幸永和门看花，袁妃也来侍候，独不见田妃。皇后见崇祯懒洋洋无精打彩，奏请崇祯宣召田妃一同出来赏花，崇祯不应。皇后见他没有反感，便命小太监用车去启祥宫将田妃接来。田妃来了之后，崇祯见她玉容戚然，人面憔悴，大为不忍，连皇后见了也觉心酸，和颜悦色招呼田妃入座侍饮。帝、后之间，帝、妃之间尽兴宴饮，直至夜阑席散。这一夕，皇后请求崇祯驾幸西宫，与田妃重新叙欢。一宵恩爱非同平常，于是，大家和好如初。
然而田贵妃经此挫折，总不免郁郁寡欢，加上她生下的几个皇子先后夭折，尤其伤心。到崇祯十五年七月竟一病而亡。崇祯异常悲伤，放声痛哭，之后久久不能忘怀。对田妃的葬礼备极优厚，加谥号为“恭淑端慧静怀皇贵妃”。
随着李自成、张献忠等军队步步进逼，崇祯帝忧心如焚，食不甘味，每天只食些蔬菜，人一天天消瘦下去。周皇后很是心疼，亲手烹制一些精美的菜肴准备进献崇祯帝。又怕皇帝不肯吃，便编一席话去劝解皇帝，她说：“臣妾曾梦见孝纯太后（崇祯帝生母）对妾说，皇帝这些天来过于劳累憔悴不堪，嘱他善自珍重，不要吃得这么少！太后说着就哭了。”崇祯听了，心下十分动情，既追念生母，又感谢皇后一片深情，连连点头。皇后又叩头谢过皇恩，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沾湿了桌子。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皇城被李自成的部队攻破。崇祯帝哭着对周皇后说：“大势去矣！你为国母，理应殉国尽忠。”周后含泪叩头答道：“臣妾服侍陛下十八年，最终也没有见到陛下听我一句话，所以才会有今日。今陛下命臣妾死，臣妾岂有不从之理？”她抚着太子朱慈娘以及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熠三人大哭了一场，看着三皇子匆匆逃出官去，便走进内室闭门自缢而死。
崇祯帝手持利剑，砍倒自己的亲生女儿长公主及袁贵妃，又杀死嫔妃好几人，同内监王承恩一起连饮数十杯酒，又咬破食指，蘸了指血亲自书写遗诏，放入衣襟藏好然后登上煤山，在寿皇亭内自缢而死，年三十五岁。太监王承恩也在对面一棵树上缢死。
后来，崇祯与周后的尸体由清人葬人位于昌平的田贵妃之墓，称之为“思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