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中华民国(5)
26日下午，日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宋哲元严辞拒绝，并于27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守土抗战。7月28日上午，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指挥已召集到北平周围的朝鲜军第20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约1万人，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中国守军发起全面进攻。第29军将士奋勇还击，终因实力相差过于悬殊而不敌，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也被侵占。
“七七”事变是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中国在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七七”事变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是“九一八”事变的继续，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进而吞并全中国的必然步骤。“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活动不仅威胁到人民大众的生存，而且直接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中国国民政府对日本残存的一点和平幻想彻底破灭，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出了积极反应，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前所未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体现了“民族意识胜过一切”的思想，在大敌当前的紧急关头，产生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民族危机唤醒了沉睡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无情的战争教育了全国各族人民，从沿海到内地、从都市到偏乡僻壤的全中国人民都被动员起来了，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掀起，如火如荼。
链接：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九、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在侵入已经撤守的南京城后，为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迫使中国政府俯首，采用极其野蛮的手段对和平居民及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血腥屠杀，史称“南京大屠杀”。
“七七”事变爆发以后，日本大举入侵中国。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中国首都南京处于日军直接威胁之下。在淞沪会战中败退下来的中国军队极其混乱，因而未能在上海至南京沿线组织起有效的抵抗。白崇禧等人鉴于双方实力悬殊，主张南京只能作象征性防守。唐生智则认为南京既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又是国父陵墓所在地，力主死守南京，并主动请缨指挥南京保卫战，声称要与首都共存亡。
11月25日，日军分三路进逼南京。12月5日，外围战打响。7日，日军向南京复廓阵地逼近，至9日战况更加激烈。唐生智命令将各部所有船只尽数收缴，以作背水一战。日军劝降不成，10日发动总攻击。11日全线展开激战，当晚蒋介石命唐生智相机撤退。12日，敌猛攻南京光华门、和平门，雨花台失守。下午，唐生智匆忙下令撤退，确定“大部突围，一部渡江”的原则，唐生智出城渡江北去。因撤退仓促、组织紊乱，原撤退计划未能实现，各军争相渡江，溺死者不计其数。第二天南京陷落，随之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据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称：“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污辱这个城市”，“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当时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对国内的报告也有这样的话：“犯罪的不是这个或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日本皇军。……它是一架正在开动的兽性机器。”13日上午，日军谷寿夫第6师团由光华门、雨花门入城，随即将马路上的难民当做枪杀目标。接着，中岛、末松等部队相继进入南北市区，血洗聚集在中华路、中山东路、中山北路等地的难民，马路街巷之内顿时血肉狼藉尸体遍横，六朝古都霎时变成了人间地狱。14日，日军大部队拥入城内，大规模屠杀全面展开。日军完全失去了纪律约束，他们单独或三两成群地在全市任意游荡，随处杀人、强奸、放火和抢劫。几天之内，中山南北路、中央路等几条主要要道及两边街巷里遍地都是被杀害者血肉模糊的尸体，惨不忍睹。
除了任意屠杀外，日军还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15日，日军在汉中门外用机枪射杀已经放下武器、没有任何抵抗力量的3000余名中国军警。16日，日军共将14000余人分别在中山码头和鱼类营屠杀。据屠杀幸存者梁廷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誓证言，日军将被害者排成长达四分之三英里的队伍，每五人一组，倒背手捆绑，每数十步置机枪一挺，自黄昏起开始屠杀，直到夜间10点。就连按国际惯例所谓的国际安全区，在日军的残暴屠杀中也毫无安全可言。日军完全置国际惯例于不顾，频繁闯入难民区搜查、拘捕，或掠夺财物，或强奸妇女。他们先是拘捕并杀害难民区维持治安的中国警官，随后就以清查“便衣兵”为名闯入难民区，对凡是属于役龄的难民无论是否士兵，几十人一队，绑着手串在一起拉着走，带到僻静之所施以集体屠杀。17日，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进入南京城后，即对纵兵杀戮、奸掠的谷寿夫大加奖励，使得屠杀暴行更加惨无人道。
尤为令人恐怖的是日军为取乐而举行的“杀人比赛”。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刊登了一则题为《紫金山下》的消息，报道向井少尉与野田少尉的“杀人比赛”。日本国内对日军攻占南京进而制造的屠杀行为大肆宣扬，将这两个杀人狂称之为“勇士”，从而引发日本国内民众的大规模庆祝游行，进一步推动了杀人狂热。18日，日军将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赶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12月下旬，在日军为搜查潜藏在百姓中的中国军人而发起的所谓“清街运动”和“难民登记”中，又有上万人被杀。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指出，在日军占领后最初6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达20万人以上，仅掩埋的尸体即达15.5万人。但因日军进行集体屠杀后，往往将尸体焚化或投入江中，再加上被个别的或小规模地屠杀而无法计算在内的受害者，中国军民被屠杀总数至少在30万人以上。屠杀中国军民的手段之残暴是战争史上史无前例的。二战期间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杀人手段大多是在短时间内迅速置人死地，而日军的手段除枪杀外，砍头、活埋、劈头、切腹、火烧、割四肢等惨不忍睹的手段无所不用，其狂虐残暴的程度，世所罕见。
伴随大规模屠杀同时进行的是日军的奸淫暴行。在占领南京后的第一个月中，全城至少发生2万起以上强奸、轮奸事件。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惨遭杀戮、毁尸，惨不忍睹。日军还强征随军慰安妇供日军长期发泄兽欲。大量事实证明，日军的性暴力事件，不仅仅在于“军纪松弛”，而是在军官默认、纵容、鼓动下的集团性暴力。
除了上述暴行，日军还在南京进行官方默许的大规模抢劫和有计划的破坏行动。日军占领南京初期，从中国难民那里抢夺了大量生活用品和食物。他们还闯入民宅、商店、机关、仓库等大肆劫掠。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转引一位留京外侨给友人信件称：“所有的私人住宅，不论是被占领的，或未被占领的，大的或小的，中国人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从1937年底到1938年的一段时间里，每天都有大量的卡车络绎不绝地把抢来的器物运到下关，装上火车、轮船，转运至日本国内。更有甚者，日军还有目的地掠夺中国文化珍品。从上海派来精于鉴别文物图书者，并动用军队、特工人员，将省立国学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等70多处藏书抢走。累计被日军掠夺的图书、文献达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从12月19日或20日开始，日军开始在市内纵火。他们往往在洗劫商店之后，将其付之一炬。市区南部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是南京主要的商业区，几乎全被烧光，整个市区约三分之一的建筑物被焚毁。
松井石根受审
日军在南京的血腥暴行，通过国际新闻媒介及由南京辗转到达抗战大后方的中国军民的揭露，很快便为全国人民及国际社会所了解。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愿望相反，同胞罹难之仇，国土沦丧之痛，亡国灭种之危，使中国人民在血泊中更加坚定，更加激发了中国人民共同御侮的坚强意志，举国愤慨，群情激昂。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各党各派及各族人民像百川汇海一样，投身于伟大的反侵略战争的滔滔洪流。在国际上，南京大屠杀的极度非人性也导致了日本侵略者在国际上失去了支持，从而陷入极度孤立的状态。
链接：松井石根
日本陆军大将，皇道派将领，甲级战犯，驻扎中国13年的中国通，大亚细亚主义的鼓吹者，二二六事变后的整肃中退出现役，上海事变爆发后，作为攻坚战专家重新服现役，他在1937年指挥5个师团的日本中支派遣军突破70个中国师顽强防守的赛特特防线，顺势攻陷中国首都南京，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尽管他后来为了赎罪在日本热海为阵亡双方的将士修建了兴亚观音院，但还是作为甲级战犯被送上了绞刑架。
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专案审理，判处对大屠杀负有主要责任的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绞刑，第6师团长谷寿夫由盟军从日本引渡中国处死，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受到了历史的惩罚。
十、中国远征军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为支援英军在缅甸（时为英属殖民地）抗击日本法西斯、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补给线安全而组建的出国作战部队，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型代表，也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并立下赫赫战功。
抗战爆发后，由于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急需大量物资和外援，遂于1938年初修筑滇缅公路。来自滇西28个县的20万民众在抗日救国信念鼓舞下，自带口粮和工具，风餐露宿，劈石凿岩，历时10个月，在高山峡谷激流险滩上，沿滇西、缅北990公里的山野，用双手和血汗修筑了滇缅公路。其间因爆破、坠岩、坠江、土石重压、恶性痢疾而死去的不计其数。1938年底滇缅公路通车，从此成为中国抗战的输血管。
日本图谋以武力强迫中断“第三国”援华的活动。1939年冬，日军占领南宁，切断中国通过越南海防的国际交通线。1940年春，日本对滇越铁路狂轰滥炸；6月，迫使法国接受停止中越运货的要求。尽管如此，日寇并不罢休，9月，日本侵入越南，并与泰国订友好条约，滇越线全面中断。滇缅公路成了唯一的一条援华通道。
缅甸是东南亚半岛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西屏英属印度，北部和东北部与中国西藏和云南接壤。滇缅公路是中国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日军据此还可以威胁中国西南大后方。缅甸对于盟国中的中英双方来说都有重要战略意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短时间内席卷东南亚，随即矛头直指缅甸。
为了保卫缅甸，中英早在1941年初就酝酿成立军事同盟。中国积极准备并提出中国军队及早进入缅甸布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23日，中英双方在重庆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形成。但是，由于英军轻视中国军队的力量，过于高估自己，又不愿外国军队深入自己的殖民地，一再拖延阻挠中国远征军入缅，预定入缅的中国远征军只好停留在中缅边境。然而，1942年1月初日本展开进攻后，英缅军一路溃败，这才急忙请中国军队入缅参战。中国成立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原定第二路在越南方面，后因情况变化取消），开赴缅甸战场。但是，由于已经失去作战先机，造成缅甸保卫战的失利。这主要是由于英国极端坚持先欧后亚的既定战略，战局一旦不利，便对保卫缅甸完全失去兴趣，一再撤退，使中国远征军保卫缅甸的作战变成了掩护英军撤退的作战。
但是，中国远征军却仍然取得了让盟军钦佩的战绩，并达到了一定的战略目的。从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开始与日军作战，至8月初中英联军撤离缅甸，历时半年，转战1500余公里，浴血奋战，屡挫敌锋，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多次给英缅军有力的支援，取得了同古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解围战、东枝收复战等胜利。在仁安羌援英作战中，中国远征军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凭借一团之力与数倍于己之敌连续英勇作战，以少胜多，解救出被围困数日濒临绝境的英缅军第1师，轰动英伦三岛。新编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屡建奇功，掩护了英军的平安撤退，后在翻越野人山对敌作战中不幸受伤殉国。战役结束后，英美政府高度颂扬并授予孙立人将军与戴安澜将军（追赠）功勋章。
缅甸失守给以后作战带来极为消极的影响，使日本可以直接威胁印度，也使中国彻底失去了滇缅公路这唯一的陆上交通线，以后不得不开辟从印度飞越驼峰（在喜马拉雅山）的空中航线。但是，也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国远征作战掩护英军撤退，保存了力量，为保卫印度并消耗日军部分力量，阻滞日军进攻中国西南大后方，赢得了时间。中国远征军配合国内部队阻敌于云南境内怒江天险，最后形成长期对峙，粉碎了日军从缅北进攻中国西南大后方的企图。这次远征作战，也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首次出国作战，他们弘扬了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和民族牺牲精神，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出动103000人，伤亡56480人（绝大部分在胡康河谷野人山）。日军伤亡约4500人，英军伤亡1.3万余人。
缅甸作战失利后，中国远征军一部分退入英属印度，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指导下，受训于兰姆伽训练营并进行整编，1943年8月改编为中国驻印军，全副美式装备，战斗力大为提高。同时，中国鉴于缅甸的重要性，积极酝酿反攻缅甸，在滇西重新组编并整训第二批远征军，于1943年2月设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与英美军队协同反攻缅甸。
“七七”事变是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中国在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七七”事变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是“九一八”事变的继续，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进而吞并全中国的必然步骤。“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活动不仅威胁到人民大众的生存，而且直接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中国国民政府对日本残存的一点和平幻想彻底破灭，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出了积极反应，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前所未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体现了“民族意识胜过一切”的思想，在大敌当前的紧急关头，产生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民族危机唤醒了沉睡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无情的战争教育了全国各族人民，从沿海到内地、从都市到偏乡僻壤的全中国人民都被动员起来了，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掀起，如火如荼。
链接：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九、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在侵入已经撤守的南京城后，为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迫使中国政府俯首，采用极其野蛮的手段对和平居民及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血腥屠杀，史称“南京大屠杀”。
“七七”事变爆发以后，日本大举入侵中国。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中国首都南京处于日军直接威胁之下。在淞沪会战中败退下来的中国军队极其混乱，因而未能在上海至南京沿线组织起有效的抵抗。白崇禧等人鉴于双方实力悬殊，主张南京只能作象征性防守。唐生智则认为南京既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又是国父陵墓所在地，力主死守南京，并主动请缨指挥南京保卫战，声称要与首都共存亡。
11月25日，日军分三路进逼南京。12月5日，外围战打响。7日，日军向南京复廓阵地逼近，至9日战况更加激烈。唐生智命令将各部所有船只尽数收缴，以作背水一战。日军劝降不成，10日发动总攻击。11日全线展开激战，当晚蒋介石命唐生智相机撤退。12日，敌猛攻南京光华门、和平门，雨花台失守。下午，唐生智匆忙下令撤退，确定“大部突围，一部渡江”的原则，唐生智出城渡江北去。因撤退仓促、组织紊乱，原撤退计划未能实现，各军争相渡江，溺死者不计其数。第二天南京陷落，随之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据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称：“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污辱这个城市”，“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当时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对国内的报告也有这样的话：“犯罪的不是这个或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日本皇军。……它是一架正在开动的兽性机器。”13日上午，日军谷寿夫第6师团由光华门、雨花门入城，随即将马路上的难民当做枪杀目标。接着，中岛、末松等部队相继进入南北市区，血洗聚集在中华路、中山东路、中山北路等地的难民，马路街巷之内顿时血肉狼藉尸体遍横，六朝古都霎时变成了人间地狱。14日，日军大部队拥入城内，大规模屠杀全面展开。日军完全失去了纪律约束，他们单独或三两成群地在全市任意游荡，随处杀人、强奸、放火和抢劫。几天之内，中山南北路、中央路等几条主要要道及两边街巷里遍地都是被杀害者血肉模糊的尸体，惨不忍睹。
除了任意屠杀外，日军还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15日，日军在汉中门外用机枪射杀已经放下武器、没有任何抵抗力量的3000余名中国军警。16日，日军共将14000余人分别在中山码头和鱼类营屠杀。据屠杀幸存者梁廷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誓证言，日军将被害者排成长达四分之三英里的队伍，每五人一组，倒背手捆绑，每数十步置机枪一挺，自黄昏起开始屠杀，直到夜间10点。就连按国际惯例所谓的国际安全区，在日军的残暴屠杀中也毫无安全可言。日军完全置国际惯例于不顾，频繁闯入难民区搜查、拘捕，或掠夺财物，或强奸妇女。他们先是拘捕并杀害难民区维持治安的中国警官，随后就以清查“便衣兵”为名闯入难民区，对凡是属于役龄的难民无论是否士兵，几十人一队，绑着手串在一起拉着走，带到僻静之所施以集体屠杀。17日，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进入南京城后，即对纵兵杀戮、奸掠的谷寿夫大加奖励，使得屠杀暴行更加惨无人道。
尤为令人恐怖的是日军为取乐而举行的“杀人比赛”。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刊登了一则题为《紫金山下》的消息，报道向井少尉与野田少尉的“杀人比赛”。日本国内对日军攻占南京进而制造的屠杀行为大肆宣扬，将这两个杀人狂称之为“勇士”，从而引发日本国内民众的大规模庆祝游行，进一步推动了杀人狂热。18日，日军将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赶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12月下旬，在日军为搜查潜藏在百姓中的中国军人而发起的所谓“清街运动”和“难民登记”中，又有上万人被杀。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指出，在日军占领后最初6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达20万人以上，仅掩埋的尸体即达15.5万人。但因日军进行集体屠杀后，往往将尸体焚化或投入江中，再加上被个别的或小规模地屠杀而无法计算在内的受害者，中国军民被屠杀总数至少在30万人以上。屠杀中国军民的手段之残暴是战争史上史无前例的。二战期间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杀人手段大多是在短时间内迅速置人死地，而日军的手段除枪杀外，砍头、活埋、劈头、切腹、火烧、割四肢等惨不忍睹的手段无所不用，其狂虐残暴的程度，世所罕见。
伴随大规模屠杀同时进行的是日军的奸淫暴行。在占领南京后的第一个月中，全城至少发生2万起以上强奸、轮奸事件。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惨遭杀戮、毁尸，惨不忍睹。日军还强征随军慰安妇供日军长期发泄兽欲。大量事实证明，日军的性暴力事件，不仅仅在于“军纪松弛”，而是在军官默认、纵容、鼓动下的集团性暴力。
除了上述暴行，日军还在南京进行官方默许的大规模抢劫和有计划的破坏行动。日军占领南京初期，从中国难民那里抢夺了大量生活用品和食物。他们还闯入民宅、商店、机关、仓库等大肆劫掠。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转引一位留京外侨给友人信件称：“所有的私人住宅，不论是被占领的，或未被占领的，大的或小的，中国人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从1937年底到1938年的一段时间里，每天都有大量的卡车络绎不绝地把抢来的器物运到下关，装上火车、轮船，转运至日本国内。更有甚者，日军还有目的地掠夺中国文化珍品。从上海派来精于鉴别文物图书者，并动用军队、特工人员，将省立国学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等70多处藏书抢走。累计被日军掠夺的图书、文献达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从12月19日或20日开始，日军开始在市内纵火。他们往往在洗劫商店之后，将其付之一炬。市区南部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是南京主要的商业区，几乎全被烧光，整个市区约三分之一的建筑物被焚毁。
松井石根受审
日军在南京的血腥暴行，通过国际新闻媒介及由南京辗转到达抗战大后方的中国军民的揭露，很快便为全国人民及国际社会所了解。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愿望相反，同胞罹难之仇，国土沦丧之痛，亡国灭种之危，使中国人民在血泊中更加坚定，更加激发了中国人民共同御侮的坚强意志，举国愤慨，群情激昂。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各党各派及各族人民像百川汇海一样，投身于伟大的反侵略战争的滔滔洪流。在国际上，南京大屠杀的极度非人性也导致了日本侵略者在国际上失去了支持，从而陷入极度孤立的状态。
链接：松井石根
日本陆军大将，皇道派将领，甲级战犯，驻扎中国13年的中国通，大亚细亚主义的鼓吹者，二二六事变后的整肃中退出现役，上海事变爆发后，作为攻坚战专家重新服现役，他在1937年指挥5个师团的日本中支派遣军突破70个中国师顽强防守的赛特特防线，顺势攻陷中国首都南京，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尽管他后来为了赎罪在日本热海为阵亡双方的将士修建了兴亚观音院，但还是作为甲级战犯被送上了绞刑架。
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专案审理，判处对大屠杀负有主要责任的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绞刑，第6师团长谷寿夫由盟军从日本引渡中国处死，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受到了历史的惩罚。
十、中国远征军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为支援英军在缅甸（时为英属殖民地）抗击日本法西斯、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补给线安全而组建的出国作战部队，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型代表，也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并立下赫赫战功。
抗战爆发后，由于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急需大量物资和外援，遂于1938年初修筑滇缅公路。来自滇西28个县的20万民众在抗日救国信念鼓舞下，自带口粮和工具，风餐露宿，劈石凿岩，历时10个月，在高山峡谷激流险滩上，沿滇西、缅北990公里的山野，用双手和血汗修筑了滇缅公路。其间因爆破、坠岩、坠江、土石重压、恶性痢疾而死去的不计其数。1938年底滇缅公路通车，从此成为中国抗战的输血管。
日本图谋以武力强迫中断“第三国”援华的活动。1939年冬，日军占领南宁，切断中国通过越南海防的国际交通线。1940年春，日本对滇越铁路狂轰滥炸；6月，迫使法国接受停止中越运货的要求。尽管如此，日寇并不罢休，9月，日本侵入越南，并与泰国订友好条约，滇越线全面中断。滇缅公路成了唯一的一条援华通道。
缅甸是东南亚半岛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西屏英属印度，北部和东北部与中国西藏和云南接壤。滇缅公路是中国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日军据此还可以威胁中国西南大后方。缅甸对于盟国中的中英双方来说都有重要战略意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短时间内席卷东南亚，随即矛头直指缅甸。
为了保卫缅甸，中英早在1941年初就酝酿成立军事同盟。中国积极准备并提出中国军队及早进入缅甸布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23日，中英双方在重庆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形成。但是，由于英军轻视中国军队的力量，过于高估自己，又不愿外国军队深入自己的殖民地，一再拖延阻挠中国远征军入缅，预定入缅的中国远征军只好停留在中缅边境。然而，1942年1月初日本展开进攻后，英缅军一路溃败，这才急忙请中国军队入缅参战。中国成立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原定第二路在越南方面，后因情况变化取消），开赴缅甸战场。但是，由于已经失去作战先机，造成缅甸保卫战的失利。这主要是由于英国极端坚持先欧后亚的既定战略，战局一旦不利，便对保卫缅甸完全失去兴趣，一再撤退，使中国远征军保卫缅甸的作战变成了掩护英军撤退的作战。
但是，中国远征军却仍然取得了让盟军钦佩的战绩，并达到了一定的战略目的。从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开始与日军作战，至8月初中英联军撤离缅甸，历时半年，转战1500余公里，浴血奋战，屡挫敌锋，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多次给英缅军有力的支援，取得了同古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解围战、东枝收复战等胜利。在仁安羌援英作战中，中国远征军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凭借一团之力与数倍于己之敌连续英勇作战，以少胜多，解救出被围困数日濒临绝境的英缅军第1师，轰动英伦三岛。新编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屡建奇功，掩护了英军的平安撤退，后在翻越野人山对敌作战中不幸受伤殉国。战役结束后，英美政府高度颂扬并授予孙立人将军与戴安澜将军（追赠）功勋章。
缅甸失守给以后作战带来极为消极的影响，使日本可以直接威胁印度，也使中国彻底失去了滇缅公路这唯一的陆上交通线，以后不得不开辟从印度飞越驼峰（在喜马拉雅山）的空中航线。但是，也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国远征作战掩护英军撤退，保存了力量，为保卫印度并消耗日军部分力量，阻滞日军进攻中国西南大后方，赢得了时间。中国远征军配合国内部队阻敌于云南境内怒江天险，最后形成长期对峙，粉碎了日军从缅北进攻中国西南大后方的企图。这次远征作战，也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首次出国作战，他们弘扬了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和民族牺牲精神，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出动103000人，伤亡56480人（绝大部分在胡康河谷野人山）。日军伤亡约4500人，英军伤亡1.3万余人。
缅甸作战失利后，中国远征军一部分退入英属印度，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指导下，受训于兰姆伽训练营并进行整编，1943年8月改编为中国驻印军，全副美式装备，战斗力大为提高。同时，中国鉴于缅甸的重要性，积极酝酿反攻缅甸，在滇西重新组编并整训第二批远征军，于1943年2月设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与英美军队协同反攻缅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