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上下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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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4章 伟大先行者孙中山

    孙中山,出生在广东香山县翠亭村一户农民家里。名孙文,字逸仙,因后来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所以“中山”就成了他的号。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拜倒在洋人脚下,放手卖国。岌岌可危的国势使得诸多有志之士开始准备以行动报效祖国。在孙中山的积极推动下,1905年8月,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在东京组成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为同盟会制定了著名的十六字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更鲜明地揭起了民主革命的大旗。后来,孙中山又把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孙中山领导同盟会发动了多次反清武装斗争。连绵不断、此呼彼应的起义动摇着专制的根基,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武昌起义的枪声划破了中国的黑暗上空,宣告了清王朝封建庙堂的坍塌。1911年12月底,孙中山从国外归来,立即被南京十七省代表会议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孙中山庄严宣誓就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垮台了,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破天荒地出现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座重大的里程碑。

    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法令和政策,制定了以主权在民、三权分立为原则的《临时约法》。这些法令和政策宣判了封建帝制的死刑,使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促进了民主思想的高涨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给人们以新的希望之光。

    但是,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就夭折了。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和资产阶级的软弱,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孙中山为之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但面对整个资产阶级向右转的重压,毫无回天之力的孙中山被迫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革命政权的丧失,使孙中山十分苦闷,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建设共和制度的理想,他决心致力社会经济改革,振兴实业,以图从其他方面改造社会。辞职后,他到各地讲演,阐述民生主义原理,宣传发展经济、实现中国的近代化。振兴中国的火焰仍在他心中燃烧。但在袁世凯的反动统治下,这些主张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1912年8月,在宋教仁的积极活动下,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在年底的大选中,国民党取得了压倒多数席位,准备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对反袁民主派阵营的扩大深为惊恐,就指使特务于1913年3月20日刺杀了宋教仁。

    宋案的枪声使孙中山从和平建设的迷雾中惊醒,他又重新举起了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发动了反袁二次革命。然而,这时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涣散无力,结果不到两个月,二次革命就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又一次亡命日本。

    在艰难处境之中,孙中山显示出无畏的进取精神,决心“再举革命”。1914年,他在东京另组中华革命党,继续开展反袁斗争。在这段艰苦斗争的岁月里,孙中山和宋庆龄结为革命的伴侣。

    袁世凯暴毙后,接踵而来的是军阀割据、混战火并的局面。在横流的浊波逆浪面前,孙中山坚信共和理想,继续与北洋军阀斗争。1917年和1921年,他两度在广州举起“护法”的旗帜,并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兴师北伐。但是,在封建军阀和官僚政客的摧残践踏下,《临时约法》和共和的光彩已经掉落殆尽,“护法”的旗帜已经唤不起人民的支持;而且孙中山依靠的军事力量又都是与北洋军阀有矛盾的地方实力派和新军阀,这些人本来与北洋军阀是一丘之貉,“护法”的失败在所难免。

    接踵而来的失败使孙中山处于孑然无助、前途渺茫的逆境之中。严酷的现实迫使孙中山痛苦地思索。他在迷惘和黑暗中艰难地探索着斗争需要新的旗帜、新的生力军。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孙中山看到了希望所在。他把目光投向了列宁领导下的苏俄,投向了中国共产党人。从此开始了孙中山晚年的伟大跃进,开始了他革命生涯中最光辉的阶段。

    孙中山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伟大事业十分钦佩,主动要求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选举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各民族平等,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后来又补充了“耕者有其田”。新三民主义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石和革命统一战线的纲领。

    国共合作和三大政策的施行,推动了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1924年10月,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将军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北洋政府,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为了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孙中山应邀前往北京。在途中,他号召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而斗争。多年来艰辛困顿的斗争生活使孙中山积劳成疾,抵天津时已经卧病不起。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这位为改造中国耗费了毕生精力的革命先行者因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溘然长逝,终年5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