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2章 四重身份集于一身的郑观应
郑观应，字正翔，号陶斋，又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等。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近代中国洋行买办，民族资本家，改良主义思想家，设备企业经营家。著有充满爱国主义思想的《盛世危言》。
郑观应的父亲郑文瑞是一位村塾教师，由于经常做些修桥补路、赈荒救济的公益事宜，因此在乡里颇有声望。郑观应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自然从小就随父亲读四书五经，学八股文。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对郑观应却关上了大门。16岁时，郑观应考秀才未中，便对仕途失去了兴趣，决心学贾。
这对郑观应来讲，是一条现成的道路。因为他所在的香山县离省城广州不远，与香港隔水相望，与澳门也近在咫尺。而香山人素有与外商打交道的传统，有绰号叫“买办之乡”。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是上海新德洋行的买办，亲戚曾寄圃是上海宝顺洋场的买办，堂兄郑济东也在宝顺洋行做事，而名噪一时的大买办唐廷枢、徐润更是他的姻亲和世交。因此，1858年郑观应离开家乡来到上海，投奔叔父郑廷江，打工兼跟叔父学英语。两年后，郑观应被曾寄圃所在的宝顺洋行委以负责轮船揽载等业务，正式开始了他洋行买办的生涯。
宝顺洋行的买办生涯使他的英语水平迅速提高，也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等情况有了广泛的了解。1874年，郑观应与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签订了三年的合同，受聘为公司总经理，相当于总买办的地位，负责所有轮船揽载及用人事务。在这里，郑观应的经营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不但年俸高达七千两，还有数目更大的分红。合同期满后，又与太古签了五年合同，继任总经理职位。
在这期间，郑观应从未放弃过独自经营，因此郑观应又是一个民族资本家。他不但经营茶栈，还向其时洋务派办的近代工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与上海轮船招商局投资。1881年又投资津沪电线，1882年还主持筹资开办了造纸公司。洋行买办与民族资本家的双重身份，以及经济实力的增长，使郑观应开始与清政府发生关系。李鸿章、唐远枢、徐润等都与之交游。1880年前后，郑观应开始在洋务派的企业中任职，后一直受李鸿章重用。因此郑观应又多了一重身份——洋务企业经营家。
郑观应还有一重身份便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其思想主要体现在代表作《盛世危言》之中。这部书的中心思想是“富强救国”，一出版就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当时的礼部尚书孙家鼐和安徽巡抚邓华熙都把这部书推荐给光绪帝。皇帝阅后命总理衙门印2000部发给大臣们参阅。郑观应自己排印的500部，也很快被求索一空。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评价说：“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语精神，可以坐而言起而行也。”当时的翰林院编修，后来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更是倍加推崇此书。
在这部书里，郑观应把御外侮反侵略放到首要地位，并强调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将强兵与富国联系起来，提出“商战主张”，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与外国资本主义在市场上竞争。同时也认为富国强兵的根本在于改革政治。这部书反映了时代的脉搏，也反映了广大人民富强救国的愿望，是郑观应改良主义思想的结晶。
郑观应的父亲郑文瑞是一位村塾教师，由于经常做些修桥补路、赈荒救济的公益事宜，因此在乡里颇有声望。郑观应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自然从小就随父亲读四书五经，学八股文。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对郑观应却关上了大门。16岁时，郑观应考秀才未中，便对仕途失去了兴趣，决心学贾。
这对郑观应来讲，是一条现成的道路。因为他所在的香山县离省城广州不远，与香港隔水相望，与澳门也近在咫尺。而香山人素有与外商打交道的传统，有绰号叫“买办之乡”。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是上海新德洋行的买办，亲戚曾寄圃是上海宝顺洋场的买办，堂兄郑济东也在宝顺洋行做事，而名噪一时的大买办唐廷枢、徐润更是他的姻亲和世交。因此，1858年郑观应离开家乡来到上海，投奔叔父郑廷江，打工兼跟叔父学英语。两年后，郑观应被曾寄圃所在的宝顺洋行委以负责轮船揽载等业务，正式开始了他洋行买办的生涯。
宝顺洋行的买办生涯使他的英语水平迅速提高，也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等情况有了广泛的了解。1874年，郑观应与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签订了三年的合同，受聘为公司总经理，相当于总买办的地位，负责所有轮船揽载及用人事务。在这里，郑观应的经营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不但年俸高达七千两，还有数目更大的分红。合同期满后，又与太古签了五年合同，继任总经理职位。
在这期间，郑观应从未放弃过独自经营，因此郑观应又是一个民族资本家。他不但经营茶栈，还向其时洋务派办的近代工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与上海轮船招商局投资。1881年又投资津沪电线，1882年还主持筹资开办了造纸公司。洋行买办与民族资本家的双重身份，以及经济实力的增长，使郑观应开始与清政府发生关系。李鸿章、唐远枢、徐润等都与之交游。1880年前后，郑观应开始在洋务派的企业中任职，后一直受李鸿章重用。因此郑观应又多了一重身份——洋务企业经营家。
郑观应还有一重身份便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其思想主要体现在代表作《盛世危言》之中。这部书的中心思想是“富强救国”，一出版就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当时的礼部尚书孙家鼐和安徽巡抚邓华熙都把这部书推荐给光绪帝。皇帝阅后命总理衙门印2000部发给大臣们参阅。郑观应自己排印的500部，也很快被求索一空。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评价说：“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语精神，可以坐而言起而行也。”当时的翰林院编修，后来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更是倍加推崇此书。
在这部书里，郑观应把御外侮反侵略放到首要地位，并强调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将强兵与富国联系起来，提出“商战主张”，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与外国资本主义在市场上竞争。同时也认为富国强兵的根本在于改革政治。这部书反映了时代的脉搏，也反映了广大人民富强救国的愿望，是郑观应改良主义思想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