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三、家庭
家庭单位是自然而成，而不是来自于后天的组织结构，人生命的天性在这里起着决定性地作用。男女婚配建立新家庭，然后繁衍新生命，然后养育成人，此过程中人们组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稳固体。所以，家庭的存在历史也要早于家族、种族、民族和国家等，甚至要早于人类的历史，在人类的形成过程中就得依赖家庭。
人类生物角度上的脆弱，比如孩提时候没有抵御外界危险的一丝能力，年老的时候没有办法举起斤重之物，女性身体功能不利于重农活和野外捕猎，一个人即使是壮年，疾病也随时而来，这个时候都是要依赖家庭的力量来度过困难；人的能力有差异，特长各不相同，这个时候家庭的存在为差异性大的人们提供了合力协作，取长补短，互相提携的最好平台；人类的优势是大脑，家庭这个群体的存在为人类的组织能力发挥提供的空间。
在一个生产落后的时代，一个人脱离家庭安全自由独立生存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农民特别是南方的农民身体瘦弱，个性圆润，所以对家庭的依赖尤为强烈。每一个中国农民都是以家庭成员的面目出现的，都具有强烈的家庭意识。他们的个人生存发展与家庭同体，即使死后也是由家庭为他下葬和超度，个人完全沉浸于家庭，只是家庭的一个组成分子。
传统的农村劳动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耕种劳作，家庭都像一棵大树，浑然一体，人在里面生活，各种发挥特长，互相合作，互相取暖，同心同德。男耕女织，你挑水我淘米，父亲割麦母亲哺育，孩子拾柴奶奶烧饭，家庭成员各有其责，各有位置，有人如枝干，有人如树叶，有人如根系，共同维持。家庭统一耕种与家庭统一生活管理可以说是人类活动效率相对最高的。男耕女织只是一时，很多时候田间劳动是一家人妇孺老弱一起共同参与，这样才能干时节获丰收。饮食是以家庭为单位一起共食，衣着和居所也是以家庭为单位统一管理。吃饭的时候大家同餐共食。菜不分你我，端上来就是一大盆。全鸡全鸭摆在桌上不是给一个人吃的，而是每人都有份。长期的家庭聚餐环境熏陶使中国农民从来不会独吞桌上的菜，绝大多数都是等别人下筷再动手。一盆好菜上的时候不是在考验一个人，而是互相夹菜，让给其他人。如果有一个家庭成员缺席没有到，那么大家都会等到这个人到了以后才一起动筷子。菜都凉了，天都暗了，但是没有人会先吃。男主外，女主内。每天清早，女主人就会捧出全家人一大盆昨夜换洗的衣服到河埠头去洗。自家男人的孩子的父母的都有。村子里每个女主人都是这样的，如果她洗的衣服只有自己的几件倒显得不好意思。在一个家庭里面，和睦相处，人内在的自私心几乎被共同心所取代，结果除了不懂事的孩子外，人人都表现出真心心甘情愿的为其他家庭成员奉献付出所有。
农民个人的行动往往要担负整个家庭的责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家里人是一个特殊的概念，家庭中有人获得了成就，那么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感到脸上有光，相反，如果有人做了不耻之事，家里每个人都感到矮了半截。一个人的债务就是整个家庭的债务，父债子还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子债父还也是基本的常理，父终兄及是家庭主心骨不缺位的方式。中国旧传统的律法讲家庭株连，一个成员违反了某项政府法律，那么其他家庭成员都要被牵连。如果是没收家产，那么一家人就有家无处回。如果是造反，那么灭三族，诛九族也会可能，绝大多数是奉公守法的家里人会被砍头，包括孩子，这样这个家也就断了根。
传统的家庭永远是心头长长的慰藉，是安逸，是踏实。一个人离开了家庭在乡村基本上生存困难。人们总是对孤儿和鳏夫抱着深深的同情和担心，也有很强的歧视。孤儿在生活中缺乏母爱，鳏夫在生活中缺乏妻爱，他们成了乡村事实上的遗弃者，很容易边缘化。田间劳动中孤儿和鳏夫就显得局促，没有帮手，没有协助，孤苦伶仃。即使劳动了一天，回到家里衣服还没有人洗，饭还没有人做，冬被还没有人给晒。每天如果这样子过，那寿命不会长。中国农民不喜欢离家外出，“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草窝”，他们视在外工作为漂泊人生，不是美好安逸的活法；视无家者为流浪汉，风餐露宿。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常年出门在外，这不仅是一个皇家侍卫的心情，也是所有中国农民的心境。“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暮年回乡，叶落归根这不仅是一个著名诗人的感慨，也是所有中国农民无法释怀的情结。
不仅如此，那些在外谋生的人即使死后也希望葬在故乡。那无尽的牵挂眷恋化为一座故土的坟茔，从此飘荡的心也释然了。
中国成年农民最珍视的就是家庭的建设，他们总是想把自己的家庭建设得更加完美，所有付出的所有的得到的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家庭。家庭中起着最重要作用的是父亲，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中国农村的父亲是一个家庭的代表，是家长。他的形象他的为人处事甚至是他的健康状况都是一个家庭的标志。一个失去了父亲的家庭就像房子断了横梁，不成样子，也容易被乡人欺负。人们在评价一个人总是要联系到他的父亲。他是“某某”的儿子是一个招牌式的询问。家长不是好当的。父亲都是满满的责任，是依靠的大山。田间劳动都是由他们组织，也是劳动实施的骨干力量。他们还很会持家，勤俭节约，崇尚积存，目的就是造房买地，为家庭财产添砖加瓦，给自己的儿子们有一个不落伍的住所和仅可能多的财产。他们还会打算，钱都是用到刀口上，用在最需要最合适的时候。他们还把子女的出路安排得非常的具体。长子在家守好几十亩田，庄稼收成有保障；二子学手艺，家里小补小修不用慌；三子读书，也不枉耕读人家；四子学做生意，见见世面。大女儿嫁到邻村，离家近以后自己病痛了有个照应；二女儿嫁到山区，上祖坟祭拜的时候有个落脚点；三女儿嫁海边，可以提供些家庭需要的私盐海鲜等。中国农民的母亲是家庭的温暖。她对孩子全身心付出，无微不至，是家庭的粘合剂，没有母亲的家庭就像冬天漏雨的房子，凄凄惨惨。母亲更是担当了孩子老师的角色。她的有些教导比只传授知识的教师更加有影响，孩子的性格塑造基本上也都是由母亲完成。
人类天性中繁衍生命的本能是建立家庭的根本原因，提升到文化层次上就是“有后”，提升到价值追求上就是家庭延续不断。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里的无后有两种解释，一是没有尽到后代的责任，二是没有后代，此处权作第二种解释)。家庭的建立就得有孩子，只有夫妻两人家庭就失去了重要的意义。传统社会里，农民对人丁兴旺非常看重。等到自己年老的时候，看到子孙满堂，四世同堂，那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传统农民一般都是不节制生育的，也没有节制生育的医疗条件。一户人家每隔一两年就生，一生十来个，其中就有四五个儿子。要给儿子们都建立起好家庭，普通农家真是要命了。然而，等到儿子成家了，他们就满足了。
中国农民不仅仅肩负对下的任务，还有头顶对上的使命。因为祖荫庇护情结深厚，他们就总感到自己死去的上辈或者更上的先辈一直监视着自己。所以他一定要告慰先辈自己没有偷懒，呕心沥血为家族做了有意义的事情。于是光宗耀祖成了每一个农民的梦想。只是这番无限荣光只有极少数的精英农民能够实现，他们成了乡村的楷模。一个乞丐最后当上了皇帝，他把一生务农的父亲、爷爷、太爷爷等都尊为皇帝。原来的破祖坟也进行修缮，变成了陵寝。一个书生最后当上了大官，他最大的欣慰是皇帝对他上三代封赏。绝大多数的农民只能通过摆桌子祭奠、烧纸钱、上坟跪拜等方式来完成自己对上的责任。
乡村农民浓烈的家庭观不被历史长河稀释的关键是财产的家庭所有制，这是传统中国农村不断延续的根本。财产家庭所有制使家庭财产有了继承的法理，家庭的财富就在家庭成员内部之间消化，这利于家庭的传承和凝聚。有恒产者有恒心，藏富于民，这是传统社会统治者一直以来管理乡村的指导思想。这里的“民”实际上也是指家庭。家庭拥有恒产就使家庭有了稳定的物质基础和追求的目标。无为而治也是传统社会统治管理的一种方式，上层不过多干涉家庭的经济活动，让家庭因安静生产而富。如果家庭创建结果始终是一穷二白，那么家庭的圈子就一定松垮掉，人们就会陷入无目标，不安逸的困惑中。家庭所有制虽然属于财产私有制，但又不是财产集中制。家庭财产私有制最不能容忍的也是社会财产高度集中。权贵阶层大肆敛财拥田万顷使绝大多数农村家庭没有土地，这种财富制度根本不可能建立起家庭所有制。唯一公有制集中统一社会财富剥夺了家庭的财富拥有，这同样不利于家庭所有制。中国上世纪中叶以行政权力在乡村推行的集体化运动，实行集中统一的公有模式，又试图打破家庭单位，大家集体劳动，集体吃大食堂，甚至集体住宿，这种看似现代化的革新最终失败了。因为那场轰轰烈烈的集体化革新运动后农村集体集中了所有的社会财富，导致实际的家庭利益被边缘化。家庭利益与集体利益成了对立面。这极不适应农民们的天性，也不符合农民的价值观。
家庭得以传承和凝聚还需要其他方面的合力。在一个家庭里，家长一般掌控着财权。家庭的所有权都是以他的名义确立的。家庭财产如果想分割、转移、出售、继承、赐予都必须由他同意并具名，其他人不算数。这种家庭财富的处置权力出自于家庭财富家长既有权力的事实，也有官方对家庭财富由家长冠名的强化。家庭财富家长控制权的存在使家庭成员只能听命于家长，不敢有所造次，这样就可以使家庭成员间有妥协而安稳。而家庭成年成员都要上缴自己的所得给家长也促使家庭的财富因集中看起来富有。家长集中财权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第一个男孩子到了婚配的时候，全家所有的力量都会集中起来支持兄长建立家庭，有时候连妹妹的男方聘礼也被家长自作主张转成了兄长给未来媳妇的聘礼。家庭集中财权也可以使一家人收入微薄但是也可以把总多的孩子养大。
乡村家庭道德上的建设也促成家庭的安稳。家庭中父母对下的爱是无保留的，这是天性使然，也是责任性担当，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悉心付出，抱着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态度，最后会把自己创造的所有财富都留给自己的孩子（家长制之所以大行其道关键还是家庭财产归根到账最终都是孩子的。）。孩子对父母的爱要有回报。父母养孩子就是为了老的时候有一个依靠，孩子要懂得感恩。乡民还把孝道视为一个人最重要的道德。万事孝为先，孝子能够站上道德的高点，让乡人津津乐道，不孝子会让父母寒心。孝主要有五大类：一是要四肢勤劳，不能懒惰，要体谅父母之劳，二是要节约，不能贪吃，要知道父母攒钱不容易，三是不能只顾着妻子而不顾年老的父母，四是不得犯上，不要言语中伤父母，五是不能好斗逞强，否则会连累父母。这五孝基本说清了孩子在家里对父母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兄弟姐妹之间的相携互助也是非常的明显，不能争强好胜。一般情况下，一个家庭，兄弟姐妹众多，长兄长姐付出最多，对下面的弟弟妹妹百般照看，而弟弟妹妹又懂得感恩。
因为稳固的家庭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有利于乡村的稳定，所以历朝历代官方也都是提倡农民们以家为重，专心经营。那些利于家庭稳定的典型事迹或者典型人物会被表彰。守寡女子为了家庭不改嫁从一而终，最后她会得到官方的封赏，村子路上码起高高的贞洁牌坊。一个家庭长久维持下去就像绵绵长河不息，这同样会获得官方的认可，像义门陈氏就获得过唐宋数位皇帝的亲笔敕赐旌表和诸多将相名流诗赋赞誉。
传统乡村重视成家立业，成家显然比立业更加重要。只有成家的男人才能算得上是成年的男人，在乡村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中国成年农民活着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自己，而是能够为自己的儿子操办婚姻，替他建立家庭，让儿子成年。替儿子建立家庭是一项最艰难的工程，需要大量的金钱付出。要造房子，要下聘礼，要购置家具，要送礼。农田收入微薄，所以平时得省吃俭用，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儿子身体不断长高，做父亲的就“性命难逃”。这“性命难逃”不是指死，而是指日子难熬，需要巨大的付出。有条件的家庭很早就规划自己孩子的婚姻：有指腹为婚，有儿童时候的婚约，还有近亲婚配。等不到男女双方长大了，童婚现象也不算少，很多人年纪轻轻就告别了少男少女时代，做了丈夫或成了别人的老婆。有的经济条件差，就捡一个家庭经济条件更加差的女婴养着做童养媳。乡村土改后地主富农阶级成了乡村的贱民，他们的子女也被搞臭了。等子女成年了却门槛冷落，周边没有人愿意把女儿嫁进这种家庭去受罪，也没有小伙子愿意娶地主富农的女儿，以免被拖累。结果地主富农家庭只能彼此间通过换亲的方式来解决儿子女儿的婚姻。此种过程虽然会产生很多的人间悲剧，但是闭塞的乡村里听从父母之命也不算是最差的婚配方式，总比乱点鸳鸯谱强，也比听从组织安排强。自由婚姻也会有看走眼的悲剧发生。
传统的中国农民家庭基本上都是一夫一妻制度，这是受农村的经济条件和女主人在家庭里的地位决定。乡村经济收入微薄，即使是有田几十亩，但要娶上两房也是非常困难，而且乡村的女主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并不是很低，她们也不同意丈夫再娶小妾。那些所谓财主一妻四妾的故事基本都是占地几千亩的大户人家，绝大多数的农民是不可能的。
周家渡村农民都是普通的农户，没有大户人家。老婆到了夫家生下孩子干起农活，基本上就是半边天了，男人那敢再纳妾。记忆里周顺富的爷爷有过小老婆，因为大老婆十几年不生，周顺富的爷爷就花了一些银两领了一个女人进来，听说这个女人是被丈夫赌博输掉的。生下周顺富的父亲不久，这个女人就被周顺富的奶奶赶走了。这严格意义上讲不是纳妾，只是借腹生子。
乡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每个村子几乎都有鳏夫存在，他们不是因为个人智商问题，而是家庭经济跟不上。鳏夫相当于没有什么未来，属于自生自灭的一族，在乡村的地位不高。女性基本上没有剩女，都能找到婆家。有的女性不幸守寡，如果还是年轻想改嫁，一般很容易找到夫家。所以旧乡村有很多异父同母、同父异母，甚至是“拖油瓶”的现象。
因为没有节育的理念，所以一户人家基本上都是可以男男女女生下十多个孩子，其中几个会因为身体或者意外原因夭折。这么多的孩子挤在一个小家庭里生存，农田里的收成又微薄，养活他们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最年长的孩子比最小的孩子年纪要大二十多岁，负责起了照看小弟弟小妹妹的责任。做父母的根本做不到细致养育，那些孩子与其说是养大的，不如说是听天由命自己烂大的。很多农村孩子都是饥肠辘辘，营养不养，衣着破烂，形象邋遢。当这些孩子不断长大的时候，他们就逐渐参与到家庭劳动力里面。
哪怕男女比例失调，但是农村男孩子的地位还是要比女孩子来得高。每一个家庭都迫切希望能生个男孩子。农田作业的强度是离不开男人的，挑谷担，抬稻桶只能依靠男人，儿子们又有传宗接代的含义，娶别人家的女儿进家门，自己的姓由儿子传给孙子，一代一代传下去。最重要的是大家在一个村子里群居，虽然有同舟共济，但是也会有怕强凌弱。儿子众多在村子里就是一种强大的势力，只有孤女寡母，族人也会来抢夺财产。
农民生了女儿似乎是白生：女儿是要嫁出去的，最后她是进了别人的族谱，成了别家的人，女儿生下来的孩子姓也是跟女婿的，只能算是外人。族谱里面男性与女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意义，很多女孩子没有进入族谱，取名也勿需按照家族的排序。乡村重大的祭祀活动必须要靠男人承担，女人上不了台面。正桌吃饭轮不到，族里事情插不上，只能在内屋里默默干活，收拾碗筷。地位低卑后连身边物品也跟着低贱，女人使用的物品与肮脏晦气联系在一起，一个大男人不小心碰到了女人晾在杆子上的短裤那就会触了霉头，倒大运。一个男人如果从女人胯下钻过，那是倒了八辈子的霉。在一个家庭里面，一般家长也是男性。那些只生了女儿的农民家庭在村子会感到压抑，有时还因为势小被别人欺负。这种状况导致很多农民家庭都非生下儿子不可。既关系面子，也关系家庭在村子里的势力。为了得到一个儿子，他们想了很多法子，吃偏方、拜菩萨、求祖宗，甚至是与儿子多的家庭对换孩子。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那么找个上门女婿充充门面也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因为对儿子看重，所以那些独子都会被整个家庭中其他的人员所溺爱，就像《红楼梦》中贾宝玉那样的众星拱月。农村父母那里感情最淡的是大儿子，因为大儿子出生给母亲带来生育疼痛难产风险，大儿子长大了，父母的心就用到了下面的孩子身上。父母一般最喜欢的是最小的儿子，古文《触龙说太后》里的赵太后和触龙就是典型的爱少子的代表，原因是自己体衰，生怕小儿子吃亏，内在还有最小的儿子从生命的角度来说体现了主人的性能力。
中国农村女性与家庭的依附关系更加明显。女子无才就是德，传统思想把女孩子关进家门，不开拓她们的眼界，不让她们知道外面的世界。女孩子很少有单独外出的机会，更不要说可以独自与男孩出去玩耍，这是为了禁锢女性的性心理，不让她们知道男性，也是为了守护女孩子的纯洁，这纯洁是女孩以后成家最大的资本。读书明理不如不识字，安娜卡列尼娜式的离家出走会幸福吗？抛头露面不如守拙安分。在娘家的时候是听从父母，兄长，一等找了丈夫结了婚就放弃了个人曾经的全部浪漫和梦想，成了家庭的主心骨，一心顾着在家伺候丈夫和护育孩子。做姑娘的时候他们有很多推心置腹的女伙伴，成了农妇后，再也没有什么朋友了。没有人会与一个全心投入营造家庭的自私的女人交朋友。女孩变成妇女，除了生理上的变化，心理上的变化更明显。她们一下子变得斤斤计较，为了家而自私自利，与公婆的吵架成了家庭便饭，与叔子们争利也是不放弃一丝一毫。她们的嗓门越来越大，动作也粗鲁起来。
因为观念上女孩要出嫁，最后不是属于家庭里的人，所以女孩子有时成为了家庭利益的对立面。
一个民间的传说让中国农民对女儿充满偏见：
有一户殷实人家请来了一位风水先生来家看风水，风水先生转了一圈后若有所获，可就是不开口。家主的女儿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她偷偷的把私房钱塞给风水先生，风水先生把秘密透露给了这个女儿并用其他的简单结果搪塞家主。几年后，女儿要出嫁了，在上轿之前，女儿要求父亲把山口的一块杂地作为陪嫁之物，否则不上轿。父亲拗不过女儿，答应了女儿的这个看来并不过分的要求。在过去的农村，殷实人家给女儿陪嫁土地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一年后，女儿的公公死去，女儿家就把公公的坟墓造在这块杂地上。
不出几年光景，女儿家就兴旺发达起来，而父亲家却开始日落西山。原来，风水先生透露出的秘密是，那山口的杂地是风水宝地，谁拥有它，子孙后代将兴旺发达；谁失去它，将遭受衰败的命运。
当这个家族知道了自己兴衰的原因以后，这个家族凡是有新生女婴出生就丢弃，他们不再养女儿了。
我们不知这故事是真是假，但是传说故事把女性放到了家庭利益冲突的反面，结果农民们就不喜欢女儿了。虽然小时候的女孩子是那么的可爱活泼，但是有些女孩子也确实早早地为自己以后的夫家打小算盘。农民们因此也会防一手。女儿出嫁那天走出娘家大门的时候会在路上铺上麻袋子，上轿的时候也是由哥哥抱上轿子，就是不希望女儿的鞋子把娘家的财气粘走。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国人口压力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一直引以为豪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变成了人均占有低下。政府反原来的鼓励生育转变为控制生育，开始施行计划生育政策。开始的时候是要求农民家庭最多只能生两个孩子。为了这项政策的落实，地方政府使用的又是宣传加权力管理多重齐下的方式。像以前所有推行的政策一样，宣传计划生育好的标语满天飞，政府各级部门都成立了相应的机构，最低一级机构下沉到乡村各个角落，农村干部摸清本村情况，随时出现在那些有苗头的农户家里。农民想生孩子必须获得准生证，否则医院都是不准接待检查和生产，乡村旧的接生婆也都被通知不准接生没有准生证的孕妇。如果孩子还没有生下来，那些违规的怀孕女性就会被像犯人一样地被绑架着强制押到医院流产或者强制结扎。那些不符合政策又偷偷生下小孩的农民受到了集体组织的打击。他们会被扣工分，不准参加集体劳动，取消集体口粮分配，甚至是重重罚款。违反政府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民如果是从事着相对高级的集体工作，那么就会被赶到普通农民一列中去。控制生育一劳永逸的办法是结扎。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村妇女如果已经完成了生育指标，那么就被动员到医院做输卵管结扎手术。个别妇女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做结扎手术，那么就对丈夫的输精管结扎。
到了八十年代，中国施行了更加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结扎手术被更加便捷的安置节育环替换。控制生育的政策与中国农民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和儿孙满堂思想相矛盾。一胎无法保证是男孩子，很多生了女儿的家庭挖空心思的想再生一个，以至于怀二胎的时候东躲西藏。
周家渡村人绝大多数农民家庭都是响应号召，接受了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如果生下来是男孩那高兴得大排筵席，如果生下了女孩，那也好的。大家都这样子了，原来那种没有男孩子的面子思想也淡化了。周家渡村几个部分破坏计划生育政策的后果是：民办教师周贤明生二胎被开除出教师队伍，离开了学校讲台，他笨手笨脚地与其他社员一起到生产集体队田里干活。原来在村民中他有些地位，现在很多人反而瞧不起他；普通农民周建军因为生了二胎，孩子成了“黑”户口，每年生产队分粮食的时候孩子没有分配口粮，他们都还被罚款。因为没有钱缴纳了社会抚养，他家瓦片被掀掉了三分之一没收。好在老房子瓦片铺得密，他把剩余的瓦片稀释，勉强又盖满了。
从现代社会的角度来说，传统的家庭对农民个体的成长有束缚的力量。传统的家长制决定了家长具有一言九鼎的话语权，在家庭内部根本没有平等和民主气息，做子女的如果个性懦弱还可以忍气吞声，如果个性强，家庭内部矛盾难免随时爆发。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遵照父母之命安排的职业必定有不合胃口的痛苦，遵照父母之命的婚姻必定会出现梁山伯与祝英台式的悲剧。子女所得全部上缴父母也必定会有兄弟姐妹间分配的不公平。男尊女卑、嫡贵庶贱、夫为妻纲等不平等现象也必定制约人的自由发展。
虽然中国农民具有强烈的家庭意识，但是传统社会也有特例。传统的家庭对人的宗教修为是一种羁绊，有人看破红尘或出家或为僧或为尼或为道士，他们都是传统家庭的背叛者和逃离者。如果自家孩子看破红尘，他们的父母会非常的伤心。这样的人在传统社会不是少数。
(本章完)
家庭单位是自然而成，而不是来自于后天的组织结构，人生命的天性在这里起着决定性地作用。男女婚配建立新家庭，然后繁衍新生命，然后养育成人，此过程中人们组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稳固体。所以，家庭的存在历史也要早于家族、种族、民族和国家等，甚至要早于人类的历史，在人类的形成过程中就得依赖家庭。
人类生物角度上的脆弱，比如孩提时候没有抵御外界危险的一丝能力，年老的时候没有办法举起斤重之物，女性身体功能不利于重农活和野外捕猎，一个人即使是壮年，疾病也随时而来，这个时候都是要依赖家庭的力量来度过困难；人的能力有差异，特长各不相同，这个时候家庭的存在为差异性大的人们提供了合力协作，取长补短，互相提携的最好平台；人类的优势是大脑，家庭这个群体的存在为人类的组织能力发挥提供的空间。
在一个生产落后的时代，一个人脱离家庭安全自由独立生存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农民特别是南方的农民身体瘦弱，个性圆润，所以对家庭的依赖尤为强烈。每一个中国农民都是以家庭成员的面目出现的，都具有强烈的家庭意识。他们的个人生存发展与家庭同体，即使死后也是由家庭为他下葬和超度，个人完全沉浸于家庭，只是家庭的一个组成分子。
传统的农村劳动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耕种劳作，家庭都像一棵大树，浑然一体，人在里面生活，各种发挥特长，互相合作，互相取暖，同心同德。男耕女织，你挑水我淘米，父亲割麦母亲哺育，孩子拾柴奶奶烧饭，家庭成员各有其责，各有位置，有人如枝干，有人如树叶，有人如根系，共同维持。家庭统一耕种与家庭统一生活管理可以说是人类活动效率相对最高的。男耕女织只是一时，很多时候田间劳动是一家人妇孺老弱一起共同参与，这样才能干时节获丰收。饮食是以家庭为单位一起共食，衣着和居所也是以家庭为单位统一管理。吃饭的时候大家同餐共食。菜不分你我，端上来就是一大盆。全鸡全鸭摆在桌上不是给一个人吃的，而是每人都有份。长期的家庭聚餐环境熏陶使中国农民从来不会独吞桌上的菜，绝大多数都是等别人下筷再动手。一盆好菜上的时候不是在考验一个人，而是互相夹菜，让给其他人。如果有一个家庭成员缺席没有到，那么大家都会等到这个人到了以后才一起动筷子。菜都凉了，天都暗了，但是没有人会先吃。男主外，女主内。每天清早，女主人就会捧出全家人一大盆昨夜换洗的衣服到河埠头去洗。自家男人的孩子的父母的都有。村子里每个女主人都是这样的，如果她洗的衣服只有自己的几件倒显得不好意思。在一个家庭里面，和睦相处，人内在的自私心几乎被共同心所取代，结果除了不懂事的孩子外，人人都表现出真心心甘情愿的为其他家庭成员奉献付出所有。
农民个人的行动往往要担负整个家庭的责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家里人是一个特殊的概念，家庭中有人获得了成就，那么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感到脸上有光，相反，如果有人做了不耻之事，家里每个人都感到矮了半截。一个人的债务就是整个家庭的债务，父债子还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子债父还也是基本的常理，父终兄及是家庭主心骨不缺位的方式。中国旧传统的律法讲家庭株连，一个成员违反了某项政府法律，那么其他家庭成员都要被牵连。如果是没收家产，那么一家人就有家无处回。如果是造反，那么灭三族，诛九族也会可能，绝大多数是奉公守法的家里人会被砍头，包括孩子，这样这个家也就断了根。
传统的家庭永远是心头长长的慰藉，是安逸，是踏实。一个人离开了家庭在乡村基本上生存困难。人们总是对孤儿和鳏夫抱着深深的同情和担心，也有很强的歧视。孤儿在生活中缺乏母爱，鳏夫在生活中缺乏妻爱，他们成了乡村事实上的遗弃者，很容易边缘化。田间劳动中孤儿和鳏夫就显得局促，没有帮手，没有协助，孤苦伶仃。即使劳动了一天，回到家里衣服还没有人洗，饭还没有人做，冬被还没有人给晒。每天如果这样子过，那寿命不会长。中国农民不喜欢离家外出，“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草窝”，他们视在外工作为漂泊人生，不是美好安逸的活法；视无家者为流浪汉，风餐露宿。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常年出门在外，这不仅是一个皇家侍卫的心情，也是所有中国农民的心境。“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暮年回乡，叶落归根这不仅是一个著名诗人的感慨，也是所有中国农民无法释怀的情结。
不仅如此，那些在外谋生的人即使死后也希望葬在故乡。那无尽的牵挂眷恋化为一座故土的坟茔，从此飘荡的心也释然了。
中国成年农民最珍视的就是家庭的建设，他们总是想把自己的家庭建设得更加完美，所有付出的所有的得到的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家庭。家庭中起着最重要作用的是父亲，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中国农村的父亲是一个家庭的代表，是家长。他的形象他的为人处事甚至是他的健康状况都是一个家庭的标志。一个失去了父亲的家庭就像房子断了横梁，不成样子，也容易被乡人欺负。人们在评价一个人总是要联系到他的父亲。他是“某某”的儿子是一个招牌式的询问。家长不是好当的。父亲都是满满的责任，是依靠的大山。田间劳动都是由他们组织，也是劳动实施的骨干力量。他们还很会持家，勤俭节约，崇尚积存，目的就是造房买地，为家庭财产添砖加瓦，给自己的儿子们有一个不落伍的住所和仅可能多的财产。他们还会打算，钱都是用到刀口上，用在最需要最合适的时候。他们还把子女的出路安排得非常的具体。长子在家守好几十亩田，庄稼收成有保障；二子学手艺，家里小补小修不用慌；三子读书，也不枉耕读人家；四子学做生意，见见世面。大女儿嫁到邻村，离家近以后自己病痛了有个照应；二女儿嫁到山区，上祖坟祭拜的时候有个落脚点；三女儿嫁海边，可以提供些家庭需要的私盐海鲜等。中国农民的母亲是家庭的温暖。她对孩子全身心付出，无微不至，是家庭的粘合剂，没有母亲的家庭就像冬天漏雨的房子，凄凄惨惨。母亲更是担当了孩子老师的角色。她的有些教导比只传授知识的教师更加有影响，孩子的性格塑造基本上也都是由母亲完成。
人类天性中繁衍生命的本能是建立家庭的根本原因，提升到文化层次上就是“有后”，提升到价值追求上就是家庭延续不断。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里的无后有两种解释，一是没有尽到后代的责任，二是没有后代，此处权作第二种解释)。家庭的建立就得有孩子，只有夫妻两人家庭就失去了重要的意义。传统社会里，农民对人丁兴旺非常看重。等到自己年老的时候，看到子孙满堂，四世同堂，那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传统农民一般都是不节制生育的，也没有节制生育的医疗条件。一户人家每隔一两年就生，一生十来个，其中就有四五个儿子。要给儿子们都建立起好家庭，普通农家真是要命了。然而，等到儿子成家了，他们就满足了。
中国农民不仅仅肩负对下的任务，还有头顶对上的使命。因为祖荫庇护情结深厚，他们就总感到自己死去的上辈或者更上的先辈一直监视着自己。所以他一定要告慰先辈自己没有偷懒，呕心沥血为家族做了有意义的事情。于是光宗耀祖成了每一个农民的梦想。只是这番无限荣光只有极少数的精英农民能够实现，他们成了乡村的楷模。一个乞丐最后当上了皇帝，他把一生务农的父亲、爷爷、太爷爷等都尊为皇帝。原来的破祖坟也进行修缮，变成了陵寝。一个书生最后当上了大官，他最大的欣慰是皇帝对他上三代封赏。绝大多数的农民只能通过摆桌子祭奠、烧纸钱、上坟跪拜等方式来完成自己对上的责任。
乡村农民浓烈的家庭观不被历史长河稀释的关键是财产的家庭所有制，这是传统中国农村不断延续的根本。财产家庭所有制使家庭财产有了继承的法理，家庭的财富就在家庭成员内部之间消化，这利于家庭的传承和凝聚。有恒产者有恒心，藏富于民，这是传统社会统治者一直以来管理乡村的指导思想。这里的“民”实际上也是指家庭。家庭拥有恒产就使家庭有了稳定的物质基础和追求的目标。无为而治也是传统社会统治管理的一种方式，上层不过多干涉家庭的经济活动，让家庭因安静生产而富。如果家庭创建结果始终是一穷二白，那么家庭的圈子就一定松垮掉，人们就会陷入无目标，不安逸的困惑中。家庭所有制虽然属于财产私有制，但又不是财产集中制。家庭财产私有制最不能容忍的也是社会财产高度集中。权贵阶层大肆敛财拥田万顷使绝大多数农村家庭没有土地，这种财富制度根本不可能建立起家庭所有制。唯一公有制集中统一社会财富剥夺了家庭的财富拥有，这同样不利于家庭所有制。中国上世纪中叶以行政权力在乡村推行的集体化运动，实行集中统一的公有模式，又试图打破家庭单位，大家集体劳动，集体吃大食堂，甚至集体住宿，这种看似现代化的革新最终失败了。因为那场轰轰烈烈的集体化革新运动后农村集体集中了所有的社会财富，导致实际的家庭利益被边缘化。家庭利益与集体利益成了对立面。这极不适应农民们的天性，也不符合农民的价值观。
家庭得以传承和凝聚还需要其他方面的合力。在一个家庭里，家长一般掌控着财权。家庭的所有权都是以他的名义确立的。家庭财产如果想分割、转移、出售、继承、赐予都必须由他同意并具名，其他人不算数。这种家庭财富的处置权力出自于家庭财富家长既有权力的事实，也有官方对家庭财富由家长冠名的强化。家庭财富家长控制权的存在使家庭成员只能听命于家长，不敢有所造次，这样就可以使家庭成员间有妥协而安稳。而家庭成年成员都要上缴自己的所得给家长也促使家庭的财富因集中看起来富有。家长集中财权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第一个男孩子到了婚配的时候，全家所有的力量都会集中起来支持兄长建立家庭，有时候连妹妹的男方聘礼也被家长自作主张转成了兄长给未来媳妇的聘礼。家庭集中财权也可以使一家人收入微薄但是也可以把总多的孩子养大。
乡村家庭道德上的建设也促成家庭的安稳。家庭中父母对下的爱是无保留的，这是天性使然，也是责任性担当，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悉心付出，抱着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态度，最后会把自己创造的所有财富都留给自己的孩子（家长制之所以大行其道关键还是家庭财产归根到账最终都是孩子的。）。孩子对父母的爱要有回报。父母养孩子就是为了老的时候有一个依靠，孩子要懂得感恩。乡民还把孝道视为一个人最重要的道德。万事孝为先，孝子能够站上道德的高点，让乡人津津乐道，不孝子会让父母寒心。孝主要有五大类：一是要四肢勤劳，不能懒惰，要体谅父母之劳，二是要节约，不能贪吃，要知道父母攒钱不容易，三是不能只顾着妻子而不顾年老的父母，四是不得犯上，不要言语中伤父母，五是不能好斗逞强，否则会连累父母。这五孝基本说清了孩子在家里对父母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兄弟姐妹之间的相携互助也是非常的明显，不能争强好胜。一般情况下，一个家庭，兄弟姐妹众多，长兄长姐付出最多，对下面的弟弟妹妹百般照看，而弟弟妹妹又懂得感恩。
因为稳固的家庭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有利于乡村的稳定，所以历朝历代官方也都是提倡农民们以家为重，专心经营。那些利于家庭稳定的典型事迹或者典型人物会被表彰。守寡女子为了家庭不改嫁从一而终，最后她会得到官方的封赏，村子路上码起高高的贞洁牌坊。一个家庭长久维持下去就像绵绵长河不息，这同样会获得官方的认可，像义门陈氏就获得过唐宋数位皇帝的亲笔敕赐旌表和诸多将相名流诗赋赞誉。
传统乡村重视成家立业，成家显然比立业更加重要。只有成家的男人才能算得上是成年的男人，在乡村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中国成年农民活着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自己，而是能够为自己的儿子操办婚姻，替他建立家庭，让儿子成年。替儿子建立家庭是一项最艰难的工程，需要大量的金钱付出。要造房子，要下聘礼，要购置家具，要送礼。农田收入微薄，所以平时得省吃俭用，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儿子身体不断长高，做父亲的就“性命难逃”。这“性命难逃”不是指死，而是指日子难熬，需要巨大的付出。有条件的家庭很早就规划自己孩子的婚姻：有指腹为婚，有儿童时候的婚约，还有近亲婚配。等不到男女双方长大了，童婚现象也不算少，很多人年纪轻轻就告别了少男少女时代，做了丈夫或成了别人的老婆。有的经济条件差，就捡一个家庭经济条件更加差的女婴养着做童养媳。乡村土改后地主富农阶级成了乡村的贱民，他们的子女也被搞臭了。等子女成年了却门槛冷落，周边没有人愿意把女儿嫁进这种家庭去受罪，也没有小伙子愿意娶地主富农的女儿，以免被拖累。结果地主富农家庭只能彼此间通过换亲的方式来解决儿子女儿的婚姻。此种过程虽然会产生很多的人间悲剧，但是闭塞的乡村里听从父母之命也不算是最差的婚配方式，总比乱点鸳鸯谱强，也比听从组织安排强。自由婚姻也会有看走眼的悲剧发生。
传统的中国农民家庭基本上都是一夫一妻制度，这是受农村的经济条件和女主人在家庭里的地位决定。乡村经济收入微薄，即使是有田几十亩，但要娶上两房也是非常困难，而且乡村的女主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并不是很低，她们也不同意丈夫再娶小妾。那些所谓财主一妻四妾的故事基本都是占地几千亩的大户人家，绝大多数的农民是不可能的。
周家渡村农民都是普通的农户，没有大户人家。老婆到了夫家生下孩子干起农活，基本上就是半边天了，男人那敢再纳妾。记忆里周顺富的爷爷有过小老婆，因为大老婆十几年不生，周顺富的爷爷就花了一些银两领了一个女人进来，听说这个女人是被丈夫赌博输掉的。生下周顺富的父亲不久，这个女人就被周顺富的奶奶赶走了。这严格意义上讲不是纳妾，只是借腹生子。
乡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每个村子几乎都有鳏夫存在，他们不是因为个人智商问题，而是家庭经济跟不上。鳏夫相当于没有什么未来，属于自生自灭的一族，在乡村的地位不高。女性基本上没有剩女，都能找到婆家。有的女性不幸守寡，如果还是年轻想改嫁，一般很容易找到夫家。所以旧乡村有很多异父同母、同父异母，甚至是“拖油瓶”的现象。
因为没有节育的理念，所以一户人家基本上都是可以男男女女生下十多个孩子，其中几个会因为身体或者意外原因夭折。这么多的孩子挤在一个小家庭里生存，农田里的收成又微薄，养活他们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最年长的孩子比最小的孩子年纪要大二十多岁，负责起了照看小弟弟小妹妹的责任。做父母的根本做不到细致养育，那些孩子与其说是养大的，不如说是听天由命自己烂大的。很多农村孩子都是饥肠辘辘，营养不养，衣着破烂，形象邋遢。当这些孩子不断长大的时候，他们就逐渐参与到家庭劳动力里面。
哪怕男女比例失调，但是农村男孩子的地位还是要比女孩子来得高。每一个家庭都迫切希望能生个男孩子。农田作业的强度是离不开男人的，挑谷担，抬稻桶只能依靠男人，儿子们又有传宗接代的含义，娶别人家的女儿进家门，自己的姓由儿子传给孙子，一代一代传下去。最重要的是大家在一个村子里群居，虽然有同舟共济，但是也会有怕强凌弱。儿子众多在村子里就是一种强大的势力，只有孤女寡母，族人也会来抢夺财产。
农民生了女儿似乎是白生：女儿是要嫁出去的，最后她是进了别人的族谱，成了别家的人，女儿生下来的孩子姓也是跟女婿的，只能算是外人。族谱里面男性与女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意义，很多女孩子没有进入族谱，取名也勿需按照家族的排序。乡村重大的祭祀活动必须要靠男人承担，女人上不了台面。正桌吃饭轮不到，族里事情插不上，只能在内屋里默默干活，收拾碗筷。地位低卑后连身边物品也跟着低贱，女人使用的物品与肮脏晦气联系在一起，一个大男人不小心碰到了女人晾在杆子上的短裤那就会触了霉头，倒大运。一个男人如果从女人胯下钻过，那是倒了八辈子的霉。在一个家庭里面，一般家长也是男性。那些只生了女儿的农民家庭在村子会感到压抑，有时还因为势小被别人欺负。这种状况导致很多农民家庭都非生下儿子不可。既关系面子，也关系家庭在村子里的势力。为了得到一个儿子，他们想了很多法子，吃偏方、拜菩萨、求祖宗，甚至是与儿子多的家庭对换孩子。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那么找个上门女婿充充门面也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因为对儿子看重，所以那些独子都会被整个家庭中其他的人员所溺爱，就像《红楼梦》中贾宝玉那样的众星拱月。农村父母那里感情最淡的是大儿子，因为大儿子出生给母亲带来生育疼痛难产风险，大儿子长大了，父母的心就用到了下面的孩子身上。父母一般最喜欢的是最小的儿子，古文《触龙说太后》里的赵太后和触龙就是典型的爱少子的代表，原因是自己体衰，生怕小儿子吃亏，内在还有最小的儿子从生命的角度来说体现了主人的性能力。
中国农村女性与家庭的依附关系更加明显。女子无才就是德，传统思想把女孩子关进家门，不开拓她们的眼界，不让她们知道外面的世界。女孩子很少有单独外出的机会，更不要说可以独自与男孩出去玩耍，这是为了禁锢女性的性心理，不让她们知道男性，也是为了守护女孩子的纯洁，这纯洁是女孩以后成家最大的资本。读书明理不如不识字，安娜卡列尼娜式的离家出走会幸福吗？抛头露面不如守拙安分。在娘家的时候是听从父母，兄长，一等找了丈夫结了婚就放弃了个人曾经的全部浪漫和梦想，成了家庭的主心骨，一心顾着在家伺候丈夫和护育孩子。做姑娘的时候他们有很多推心置腹的女伙伴，成了农妇后，再也没有什么朋友了。没有人会与一个全心投入营造家庭的自私的女人交朋友。女孩变成妇女，除了生理上的变化，心理上的变化更明显。她们一下子变得斤斤计较，为了家而自私自利，与公婆的吵架成了家庭便饭，与叔子们争利也是不放弃一丝一毫。她们的嗓门越来越大，动作也粗鲁起来。
因为观念上女孩要出嫁，最后不是属于家庭里的人，所以女孩子有时成为了家庭利益的对立面。
一个民间的传说让中国农民对女儿充满偏见：
有一户殷实人家请来了一位风水先生来家看风水，风水先生转了一圈后若有所获，可就是不开口。家主的女儿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她偷偷的把私房钱塞给风水先生，风水先生把秘密透露给了这个女儿并用其他的简单结果搪塞家主。几年后，女儿要出嫁了，在上轿之前，女儿要求父亲把山口的一块杂地作为陪嫁之物，否则不上轿。父亲拗不过女儿，答应了女儿的这个看来并不过分的要求。在过去的农村，殷实人家给女儿陪嫁土地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一年后，女儿的公公死去，女儿家就把公公的坟墓造在这块杂地上。
不出几年光景，女儿家就兴旺发达起来，而父亲家却开始日落西山。原来，风水先生透露出的秘密是，那山口的杂地是风水宝地，谁拥有它，子孙后代将兴旺发达；谁失去它，将遭受衰败的命运。
当这个家族知道了自己兴衰的原因以后，这个家族凡是有新生女婴出生就丢弃，他们不再养女儿了。
我们不知这故事是真是假，但是传说故事把女性放到了家庭利益冲突的反面，结果农民们就不喜欢女儿了。虽然小时候的女孩子是那么的可爱活泼，但是有些女孩子也确实早早地为自己以后的夫家打小算盘。农民们因此也会防一手。女儿出嫁那天走出娘家大门的时候会在路上铺上麻袋子，上轿的时候也是由哥哥抱上轿子，就是不希望女儿的鞋子把娘家的财气粘走。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国人口压力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一直引以为豪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变成了人均占有低下。政府反原来的鼓励生育转变为控制生育，开始施行计划生育政策。开始的时候是要求农民家庭最多只能生两个孩子。为了这项政策的落实，地方政府使用的又是宣传加权力管理多重齐下的方式。像以前所有推行的政策一样，宣传计划生育好的标语满天飞，政府各级部门都成立了相应的机构，最低一级机构下沉到乡村各个角落，农村干部摸清本村情况，随时出现在那些有苗头的农户家里。农民想生孩子必须获得准生证，否则医院都是不准接待检查和生产，乡村旧的接生婆也都被通知不准接生没有准生证的孕妇。如果孩子还没有生下来，那些违规的怀孕女性就会被像犯人一样地被绑架着强制押到医院流产或者强制结扎。那些不符合政策又偷偷生下小孩的农民受到了集体组织的打击。他们会被扣工分，不准参加集体劳动，取消集体口粮分配，甚至是重重罚款。违反政府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民如果是从事着相对高级的集体工作，那么就会被赶到普通农民一列中去。控制生育一劳永逸的办法是结扎。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村妇女如果已经完成了生育指标，那么就被动员到医院做输卵管结扎手术。个别妇女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做结扎手术，那么就对丈夫的输精管结扎。
到了八十年代，中国施行了更加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结扎手术被更加便捷的安置节育环替换。控制生育的政策与中国农民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和儿孙满堂思想相矛盾。一胎无法保证是男孩子，很多生了女儿的家庭挖空心思的想再生一个，以至于怀二胎的时候东躲西藏。
周家渡村人绝大多数农民家庭都是响应号召，接受了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如果生下来是男孩那高兴得大排筵席，如果生下了女孩，那也好的。大家都这样子了，原来那种没有男孩子的面子思想也淡化了。周家渡村几个部分破坏计划生育政策的后果是：民办教师周贤明生二胎被开除出教师队伍，离开了学校讲台，他笨手笨脚地与其他社员一起到生产集体队田里干活。原来在村民中他有些地位，现在很多人反而瞧不起他；普通农民周建军因为生了二胎，孩子成了“黑”户口，每年生产队分粮食的时候孩子没有分配口粮，他们都还被罚款。因为没有钱缴纳了社会抚养，他家瓦片被掀掉了三分之一没收。好在老房子瓦片铺得密，他把剩余的瓦片稀释，勉强又盖满了。
从现代社会的角度来说，传统的家庭对农民个体的成长有束缚的力量。传统的家长制决定了家长具有一言九鼎的话语权，在家庭内部根本没有平等和民主气息，做子女的如果个性懦弱还可以忍气吞声，如果个性强，家庭内部矛盾难免随时爆发。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遵照父母之命安排的职业必定有不合胃口的痛苦，遵照父母之命的婚姻必定会出现梁山伯与祝英台式的悲剧。子女所得全部上缴父母也必定会有兄弟姐妹间分配的不公平。男尊女卑、嫡贵庶贱、夫为妻纲等不平等现象也必定制约人的自由发展。
虽然中国农民具有强烈的家庭意识，但是传统社会也有特例。传统的家庭对人的宗教修为是一种羁绊，有人看破红尘或出家或为僧或为尼或为道士，他们都是传统家庭的背叛者和逃离者。如果自家孩子看破红尘，他们的父母会非常的伤心。这样的人在传统社会不是少数。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