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曾国藩是一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让人叹服的持家有道的封建家长。在当时那样一个乱世中，居然从一个并不非常显要的乡绅家庭中走出了两位封疆授爵之大臣(曾国藩、曾国荃)；一位外交界的奇才，曾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曾纪泽)；一位著名的数学家(曾纪鸿)。不能不说和其持家治家大有关系。
家政方略
曾国藩的治家思想向来被人推崇。在曾国藩一系列的家政思想中，不仅提出了诸如“八本、八宝、三不信”思想、勤俭孝佛德行，吸取了中国传统化中所一贯推崇的家政道德思想，而且做出了自己特有的发扬和创新。
俗语云：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但家有家规，军有军纪，而且国有国法。一国之内没有规矩，国家就会陷于混乱，一切事务、政策都无法有效地组织实施起来；一军之中缺少了军规，军队组织就会涣散，将勇各行其是，军队的战斗力势必就会受损，作战的指令和意图就不能得到圆满实现；落实到一家之内，如果日常事务中没有明确的或约定俗成的规矩，家庭成员各行其道，这家人就会显得没有规矩，没有教养。而且一个家庭化内涵的厚实不厚实，外人一望即知。再者，有效的家庭组织、家风，可以增强一个家庭的内在凝聚力、化气氛，有效地支持所有家庭成员各自的成长与发展，协调成员间的关系，促使全家人齐心协力，共同发展。一旦一个家庭内在的能动性、整合力和生机勃勃的气象被这个家庭的主持者通过适当的方式和规矩合理地调动起来，这个家庭的成员中就会出现那种“兵雄雄一个，将雄雄一窝”的局面。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带有一定封建色彩，但是你又不能不佩服其为持家有道的封建家长。在当时那样一个乱世中，居然从一个并不非常显要的乡绅家庭中走出了两位封疆授爵之大臣(曾国藩、曾国荃)；一位外交界的奇才，曾经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曾纪泽)；一位著名的数学家(曾纪鸿)等。不能不说和其持家治家大有关系。
不但如此，曾国藩一生品行的过人之处，应是他说得出来就一定做得出来的精神。他在管理家庭方面，也并不满足于仅仅提出一种治家之道，而且更加积极地躬身实践，他是如此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有令必行，有错必究，又相亲相爱，齐心协力，形成了曾国藩十分严谨又十分注重内在团结的家风。
要讲曾国藩的治家之道，就必须先提到其祖父星冈公、父亲竹亭公、两代人于治家方面给曾国藩遗留下的宝贵经验。在易孟醇先生《曾国藩传》中，对湘乡曾氏的家谱及星冈公、竹亭公在世时的情况作了描述：曾氏第六十二代曾孟学迁至湘乡大界后，在这里繁衍了大批子孙。曾氏迁湘乡后到第四世，家庭开始富裕起来，人丁也更加繁盛。第四子贞棋，名应祯，字元吉(1694~1764)，“少贫，手致数千金产，室庐数处，尽以子其子。而自置衡邑之能塘湾田四十亩以志焉”。曾元吉次子辅臣，别号辅庭(1722~1777)，配蒋氏，生于一，名衍胜。衍胜字儒胜，号竟希，别号慎斋(1743~1817)，是曾国藩曾祖。他六十六岁那年，即嘉庆十三年(1809)，举家从大界迁至白杨坪居住，死那时，曾国藩已五岁。
曾竟希第三子兴驼，字玉屏，中年改名星冈(1774~1817)，即国藩祖父星冈公。他继承祖业，占有一百多亩水田和多处山村、屋宇。由于年轻时家道正兴，星冈公年轻时**游台，酒食征逐。直到父死后，己过而立之年的曾星冈，挑起了一家重担，才开始收心治产业。对于自己的这些经历，星冈公曾有一段坦率的自述：“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袭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志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凭马徒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崛山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目多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听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泵，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他的长子名毓济，字麟书，号竹亭(1790~1851)，即曾国藩之父。其科考未第，以读书、教书终其身。
曾国藩就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受祖父曾星冈、父亲曾竹亭的影响特别深。由于曾竹亭科考落第，愤而设馆授课，星冈公一直是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的最高管理者。
据曾国藩说：“吾家累世以来，孝悌勤俭，辅臣公以上吾不及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辅臣公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用去一(当为二)，尚余九十八还其父。其俭如此。”
曾星冈从中年起也接受了父亲竟希公的这种身教。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曾国藩已点翰林，正式步入仕途，曾星冈依然训诫儿子竹亭说：“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靠他吃饭。”后来，曾国藩把父亲的这种家风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家书中提出来，用来教育子侄。他写道：“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扫清洁，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此四事以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他把这八件事归纳为“书、疏、鱼、猪、早、扫、考、宝”的“八字诀”，并“拟即写屏上”，赠予诸弟。他认为只有这样，“庶不改祖父以来之旧家风”。
星冈公性情暴烈，言行专横，对妻子儿女皆如此，他气象尊严，凛然难犯，对儿子曾竹亭最为严峻，“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竟日嘀嘀，诸数惩尤。间作激岩之辞，以为岂少我耶，举家耸惧。”儿子曾竹亭则“起敬起孝，屏气扶墙，跟徐进，愉色如初”。可以看出，曾星冈是个中国传统的“严父”类型。应该说，中国传统的“严父”式的家庭教育，尽管有许多不近情理的地方，仍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教育子女的方式。和今天中国对独生子女单纯“溺爱”的家教相比，“严父”式教育能够更好地磨炼子女的性情，培养其严谨刻苦、尊老爱幼的品德。
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初一日，曾国藩动身进京散馆，在这之前的十月二十八日早晨，他站在阶前向祖父说：“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曾星冈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祖父的言传身教，对曾国藩仍然有影响，他写道：“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他常常重提此事，同诸弟共勉。
在另一处，曾国藩写道：“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潞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星冈公。”甚至对于祖父的那种粗暴、凛不可犯，曾国藩也理解为：“盖亦具有一种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节，流于放肆也。”曾国藩还写道：“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曾星冈的言行，对曾国藩的性格的形成，起了特别大的影响作用，因此，曾国藩对于祖父终生敬服。获得高官厚禄以后，他依然说：“国藩与国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见吾祖者，威谓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远甚也”。他甚至为祖父深抱委屈，认为“王考府君威仪言论，实有雄伟非常之概，而终老山村，曾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
从这些言论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之治家与其乃祖星冈公、其父竹亭公之家教遗风干系颇深。曾氏不管在政治上，还是在民风家教中，都痛感清代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因此他每每以自己的理学素养出发，发崇古之思，以重振纲常伦理之说为己任。这的确是他思想中比较保守、传统的一面，但也未必全是负面的。由于中国传统化思想的良莠杂陈，纲常伦理既有积极、规范的一面，也有束缚人性愚昧落后的一面，因此我们也应对曾氏治家区别对待，扬弃良莠，而且也由于所处时代变迁转折之点，曾国藩的治家思想也有许多比较先进的时代特征与元素。这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注意的。
知足长丰
凡盛衰在气象，气象盛则虽饥亦乐，气象衰则虽饱亦忧。今我家方全盘之时，而贤弟以区区数百金为极少，不足比数；设以贤弟处楚善、宽五之地，或处葛、熊二家之地，贤弟能一日以安乎?
凡遇之丰啬顺舛，有数存焉，虽圣人不能自为主张。天可使吾今日处丰享之境，即可使吾明日处楚善、宽五之境。君子之处顺境，兢兢焉常觉天之过厚于我，我当以所余被人之不足；君子之处啬境，亦兢兢焉常觉天之厚于我。非果厚也，以为较之尤啬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所谓“境地须看不如我者”，此之谓也。
来书有“区区千金”四字，其毋乃不知天之已厚于我兄弟乎?兄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剥”也者，“复”之几也，君子以为可喜也，“夹”也者；“垢”之渐也，君子以为可危也，是故，既吉矣，则由吝以趋于凶；既凶矣，则由悔以趋于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
引自《曾正公全集》
凡是盛衰要看气象，气象兴盛则虽然遭受饥饿也快乐，气象衰败则虽然能饱食也感到忧虑。现在我家正处在全盛之时，而贤弟认为区区百金，数目极少，不值得称道；如果贤弟处在楚善、宽五，或处在葛熊二家的境地，贤弟能有一日安心吗?
一个人遭遇的丰厚、艰啬、顺利、舛乖，都是有天数的，就算圣人也无法自主。天可以让我今天处于丰厚通达的境地，也可让我明天就处于楚善、宽五那样的境地。君子在处于顺境时，常常会战战兢兢地觉得上天待我过厚，我应当用我的余财去添补别人的不足；君子在处于艰啬之境时，也会战战兢兢地觉得上天待我不薄。其实并不是真的丰厚，而是与那些比自己还艰啬的人相比，是过厚了，古人说的“要与那些处境不如我的人比较，”就是这个意思。
你的来信中有“区区千金”四字，难道还不知道上天待我兄弟已是十分丰厚了吗?我曾经考察《易》道，研究其中的盈虚消长之理，从中知道人不可能没有缺陷!太阳到了中天就会西斜，月亮满了就会亏缺，天有孤虚，地有东南陷落的时候，从来没有完美没有缺陷的东西。“剥”中隐藏着“复”，所以君子认为是可喜的，“央”是“姤”的开始，因此君子认为是危险的。所以，原本吉利的，通过“吝”就会走向凶；原本凶的，通过“悔”也会走向吉。君子只知道有“悔”。“悔”，就是守制而不敢求全。小人常常求全，而一旦得了全，吝与凶就会随之而来。假如别人常缺而一个人常全，按天道屈伸的规律，会这样不公平吗?
家兴于才
曾国藩曾说：“银钱田产，最容易滋长后人的骄气和惰气。我们家中一定不要累私钱财，不可以购买田产，你们只要努力读书，决不怕没有饭吃。”
曾国藩一生为官清廉，从不利用手中职权为子孙后代敛集财富。他经常告诫自己的子侄，让他们不要有依靠父辈、继承万贯家业之心，要学会自立。曾国藩认为遗产过多容易滋生后代骄奢**逸的思想，因此他提出了“遗产不可过多”的主张。
多数人的观念都是，用尽办法为子孙积聚财富，就算后代不能自立(由于蠢笨、懒惰)也不会流落街头，遭人耻笑。但是他们却没想过为子孙留下过多财产，反而是害了子孙，因钱多生活无忧，子孙不思进取，整日玩乐无度，最后只能坐吃山空。这种积财以为积福的思想反而害了子孙。
曾国藩出身贫穷，深知财可助人也可害人的道理。他为官一生，以“清廉”著称，尽管没有很多遗产，但绝非没有遗产的人，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就在思考怎样处理遗产的问题，这种想法得益于祖父星冈公。
曾星冈在世时，常常讽刺那些喜欢积攒私财的人家，他认为积攒私财是败家之兆。所谓穷则思俭，俭以善德，俭以养廉，有德有廉可谓君子，于此外又何所求耶?曾国藩对祖父的看法非常赞赏。他认为，给子孙留下万贯家财，不如教子孙走正道，让子孙学会一些谋生的技能，让他们自食其力。曾国藩说：“如果子孙因为祖上的财富而误入卑鄙自私的歧途，将来必定心胸日益狭隘，到了那时就难以换回了。”明人钱琦说：“处贵而骄，败之端也；处富而奢，哀之始也。”钱琦就是告诉我们，人如果品行不端正，就算身处富贵，也注定败之。
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曾国藩平时对自己的子侄总是严加训诫，要他们学会谋生的一技之长，并告诉他们，在家业兴旺的时候，要想到衰败时的光景；人处在高位之时，要想到处于低位时的光景。富贵显赫的人家，更不能忘记这个道理。
曾国藩认为富贵不可长久，不可以官为生。他常训诫子侄要以种田作为永远的家业命脉，只要这根命脉不断，曾家的人就不会受穷、受苦。家族的兴旺与发达，不能凭借一时的官爵，如果子孙后代不思进取，懒惰懈怠，再大的家业也会瞬间耗空。因此曾国藩认为简朴耕读之家，其子孙能自食其力，努力读书，这样的家族可以延续二十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延续十代、八代。
曾国藩深信：子孙后代穷或富，是命里注定的。天命要他富有，即使没有一点家产他也会有饭吃，天注定要他命里贫穷，就算有良田万顷，他也会无饭可吃，曾国藩认为，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不是人力所能为之，人所能做的只是自强自立，走正大光明之路。
曾国藩的为人思想与左宗棠不谋而合，左宗棠的教子思想也是以德性为本。左宗棠说：“尔曹能谨慎齐家，不至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怒情流荡，以沈(同沉)溺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假如你们品行不正，我积的钱越多，你们犯的错误就越多、越大。左宗棠的话虽然严厉却能警醒后人，他的教育思想与曾国藩的思想如出一辙。曾国藩一生为官，阅历丰富，知晓天下官宦之家，大都只享用一代就败落了，而且官宦子弟大都骄奢**逸，然后四处流浪，最终落个饿死阴沟的下场，有幸延续两代的实属少见。在曾国藩看来，官宦之家不蓄积银两，子弟就会明白，自己如不努力上进，将来父亲不再为官，就有饥寒之患，懂得此中道理，子弟也就会以自强自勉，学会谋生的技能。
曾国藩认为家族的兴旺发达取决于家庭贤人的出现，曾国藩眼中的“贤人”是指可以自立之人，他常说：“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然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又说：“所贵平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能自树立子孙。”而这种“自树立”之人，即指具有维护家风、兴旺家族能力的子弟。
曾国藩一生崇尚自立于世，从他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历经艰辛，但始终努力不弃，终有所成。他严于律己，对自己的子弟也是同样要求，他做官不贪，不爱钱，更不为后代积财，在今天也是令人感叹不已的!
曾国藩曾说：“银钱田产，最容易滋长后人的骄气和惰气。我们家中一定不要累积钱财，不可以购买田产，你们只要努力读书，决不怕没有饭吃。”
1854年2月上旬，曾国藩的父亲命令曾国藩写一副对联挂在大厅之上，联为有子孙有田国家风半读半耕，但以宾表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闯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曾国藩对父亲的见解非常赞同，他常说，他依靠祖宗的积善行德，年纪轻轻就“一帆风顺”做了高官，深怕由于自己一个人享用而致使家道中落，他极力劝诫各位弟兄和子女：愿咱家成为耕读孝佛之家，而不愿成为官宦之家。1866年7月6日他在《致澄弟》中说到：我觉得我们弟兄身处这样的时代，名声远扬，应以钱少，产业少为好。一则可以平日里避免别人看了抱着掠取的期望，时局动荡之时也可免遭抢掠。二是子弟之辈看到家中窘迫的状况，也不至于一味讲究奢侈了。纪泽母子八月间就能回湘乡，各方面请老弟费心照料。
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八个字，是我们曾家历代的家气象、格局，我从嘉庆末年到道光十九年，见到祖父星冈公每天生活守常规，不改这个规矩。不相信医药、堪舆、和尚、巫师、祷祝等事，这也是老弟都曾经亲眼见过的，我辈者能认真遵守家风，则家道便可多支撑些年，望老弟率纪泽和各位侄儿切实做好。家中木器还不齐备，请老弟帮兄购置一些，不要超过三百两银子，家具只求结实耐用，不图雕花倭图，但是油漆要好一点，这样能经久耐用，房屋不求华美，周围要多种竹木松柏，多留些地做菜园，即使占去一些田地也不要紧，清贫俭朴就像穷苦人家，所领的养廉银全部充公使用。没有购置一座房地、一田亩，吃饭不过四篷，男女婚嫁，不过两百两银子。”
勤俭传家
曾国藩对于家中的妇女，同样严格要求她们力行“勤俭”。他认为：“凡是世家子弟不勤不俭，从世家妇女的言行就能看出来。”又说：“家道兴衰，全系于内政之整散。”所以，他要求自己的妻子“以勤俭自惕”，“以劳苦自乐”，为各房及子孙做出榜样。
曾国藩即使位居高官，但一生勤劳、节俭，并不因自己的权势而坐享其成。
咸丰十一年六月，因处于战争时期，供需紧张，有时常需军队自己种菜。曾国藩幼时在农村，对耕种上的事还较熟悉，所以，他即使在日理万机、戎马倥惚之际，也不忘对士兵种菜加以指导。时间长了，他在军营总结出“课勇夫种菜”的经验，后来还写信将它告诉了长子曾纪泽。
他在信中说到：“每块土约三丈长，五尺宽，务使瓣草及摘蔬之时，人足行两边沟内，不践菜土之内。沟宽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横直，有沟有浍，下雨则水有所归；不使积潦伤菜。”又鉴于家乡老农种菜不怎么讲究整土开沟之弊，他要求在自己家中“首先试验，开此风气”。曾国藩不但要求自己勤劳、节俭，对家人也是这样。他常在家书中不厌其烦地告诫子弟要“勤俭自持，习劳习苦”，“磨炼筋骨”。并说“大官靠不住，惟勤俭可恃”，“家勤则兴，人勤则俭，能勤能俭，永不贪钱。”曾国藩认为体现勤俭的重要地方就是“早起”。早起，是农业社会中最优良的习惯。宰予昼寝，昼寝就是晏起之谓。日高三丈，尚未起床，故孔子斥之，谓为朽木。曾国藩在信中屡次对弟弟们提到：我们家从高曾祖以来就有了天未亮就起床的好习惯，竟希公、星冈公、竹亭公都是黎明时分起床，“竟日无片刻暇逸”。所以，他给自己定了“不晏起，勤打扫，好收拾”的戒条，这个戒条在他的一生中从未间断过，因为他的严于自律，家中子弟皆以“贪睡、晏起”为戒，以“早起、洒扫”互勉。
新媳妇进门，就要教她做菜煮饭，时时督促她勤劳纺织，让她会做针线活，自己缝衣服，自己做鞋袜。还要教会她们讲究做小菜，如腐乳、酱油、酱菜、醋、干笋、烘鱼之类。曾国藩认为，“这些事看上去是小事，但却关系到一个家族的兴衰，因此，必须做到“大房唱之，四房皆和之，家风自厚矣!”为了使家中妇女养成良好的习惯，他将“食事，衣事，细工，粗工”作为每日必修功课，按早饭后，已午刻，中餐后，酉刻四段时间分别实习；规定食事每日验一次，衣事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织者验“鹅”蛋，细工五日验一次，粗工每日验一次，又规定“四女一媳”，每年要给他做一双布鞋和若干酱菜、烘鱼，然后寄与他，“各表孝敬之忱，各事针线之工，余亦得察闺门之勤惰也。”
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位居高官，却从不沾染官僚的习气，在生活中仍然保持贫民子弟的朴实家风。他曾反复告诫曾家后代，一定要一边种地，一边读书，以保持前辈的老传统，千万不要沾染些官场习气。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或许还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他对自己的儿子严加约束：“不许坐轿，不许使唤奴仆做取水添茶、拾柴收粪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亲自去做；播种除草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学。惟有这样，才能避免骄奢**逸，才算抓到了根本!”他认为，不管是大家，不管小家，无论是官家，还是农家，不管手工之家，还是商贾之家，如果勤苦俭约，就没有不兴旺的；如果骄奢倦怠，就没有不衰败的。
所以，曾国藩在家训中，时时强调一个“俭”字。为了做到俭而不奢，居官清廉，他对子弟作了许多具体规定，如：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
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多财则终为患害。后辈子侄，总宜教之以礼。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舆马，长其骄惰之气。一次姑息，二次、三次姑息，以后娇惯则难改，不可不慎。四轿(指四人抬的轿子)一事，家中坐者太多，闻纪泽亦坐四轿，此断不可。即弟亦只可偶一坐之，常坐则不可。不可结轿而远行，四抬则不可。竹头木屑，皆为有用，则随处皆取携不穷也。“俭”字功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雇工。衣服不宜多制，尤其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然而，生活之中光知道俭朴还不够，还要勤劳。勤劳才能家业兴旺。曾国藩说：“勤则兴，懒则败，一定之理。”
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初三，曾国藩作《习劳而神钦》，他这样写道：“谁都喜欢安逸而厌恶劳动，无论出身贵贱，聪明的、愚蠢的、年老的、年轻的，都贪图安逸而不想去劳动，古往今来都是如此的，这是人之常情。一个人身上每天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食物，和他每天所做的事情，所付出的劳动相称，旁边的人则不会对他有什么议论，鬼神也是允许的，原因是这是他自食其力的结果。如果农夫和织妇，一年到头辛勤劳动，才得到几石粟米、几尺布，而富贵的人家，一年到头安逸享乐，生活奢化，不做任何事情，就得到美味佳肴，锦衣华服，高枕无忧，一声吆唱，一帮人听候使唤，这是天下最不公平的事情，鬼神也是不允许的，如何能够长久呢!”
“古代贤明的君主和忠贞的大臣，像汤昼夜工作，王日日勤政，周公夜以继日，每天工作到天亮，这些贤德的人都是以勤劳勉励自己。《无逸》一篇中讲，推行勤劳可以长寿，享受安逸上天也不允许，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要学到一身才华，就必须勤加练习技艺，磨炼筋骨，在困境勉励自己不断努力，操心忧虑，则可以增长智慧和才识；为天下大事奔忙，自己必须挨饿、受冻，不谋私利，造福人类。大禹治水四年，几过家门而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为了让天下人受益，他们都十分俭朴、非常勤劳地为人民大众奉献自己全部身心。所以荀子称赞大禹、墨翟的行为，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勤劳俭朴。”
“从湘军兴起后，我每当看见身上怀有一才一技、能吃苦耐劳的人，都认为他们可以有一番作为、为人所用；有些人没有任何才技，又不习惯于劳作，他们则会一无是处，受尽饥饿寒冷而死。所以说勤劳可以长寿，过于安逸则遭天谴；勤奋则可学到一技之长，为人所用，喜欢懒惰、安逸的人则一无所长、无人理睬；勤奋努力可以济世救民，受到神人的钦佩，懒惰安逸则无人问津，鬼神都不愿帮他。所以君子想得到人、神的帮助，只有勤劳吃苦。”
从这篇章中可以看出，曾国藩认为家业兴旺的长久之计自然在于勤，勤则兴，逸则败，他深知人败，离不得个“逸”字，人如果不勤奋努力，终将一事无成。
耕读守家
吾家门第鼎盛，而居家规模礼义，未能认真讲求。历观古来世家长久者，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妇女须讲求纺织酒食二事。斯之诗，言帝王居室之事，而女子重在酒食是议。家人卦以二爻为主，重在中馈。“内则”一篇，言酒食者居半。故吾屡教儿妇诸女亲主中馈，后辈视之若不要紧。此后还乡居家，妇女从不能精于烹调，必须常至厨房，必须讲求作酒，作醯醢小菜之类。尔等必须留心于莳蔬养鱼，此一家兴旺气象，断不可忽。纺织虽不能多，亦不可间断。大房唱之，四房皆和之，家风自厚矣。至嘱!至嘱!
引自《曾正公全集》
我们家的门第鼎盛，但是对于家庭的礼节之类的事，却没有认真注意。纵观历史上那些长久的世家，男子要注意耕读这两件事，妇女要注重纺织和酒食这两件事。斯之诗中说帝王居室的事，认为女子的重要任务是处理好酒食之事。家人卦中以二爻为主，最主要的也是中馈。“内则”一篇，其中谈论酒食的占了一半篇幅，因此我多次教育儿媳妇和女儿亲自料理中馈；后辈们却对此并不看重。以后还乡家居，那些不能精于烹调的妇女，必须常常到厨房去，要注重酿酒，制作小菜之类。你们必须注意时鲜蔬菜和养鱼，这关系到一家的兴旺之气，忽视不得。纺织虽然不用很多，但是也不能间断。大房主张的东西，四房都赞同，家风自然就淳厚了。
家教有方
曾国藩认为，嫉妒与贪婪是人生常见的两种病症。嫉妒别人的人以害别人开始、以害自己结束；贪婪的人由于贪得无厌，他们得到了害怕失去、失去了怨恨没有得到，所以才招致祸患。
曾国藩出身低微，然而他不仅学识渊博、见识恢弘、武兼备，而且当时的朝廷信赖他，满朝武官员钦佩、尊敬他；死后被谥为“正”、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的一生，谦虚诚实教子有方。他的儿子纪泽诗书画俱佳，又自修英，成为清末著名外交家；纪鸿研究古算学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他不幸早逝。他的孙辈也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昭伦，曾约农这样的学者和教育家。
曾国藩在教子方面有三个方面给人的启迪：
教育子孙读书的目的在于明白事理。他致力于培养孩子们读书的兴趣，着重观察他们的天赋、潜能，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培养、雕塑。他认为一个人只要身体好，能吟诗作，能够明白、通晓事理，就会有所作为，就不愁没有饭吃，就会受到人们的尊敬。他认为当官是一阵子的事，做人是一辈子的事；官衔的大小不取决于自己，而学问的多少则主要取决于自己。
教育子孙要艰苦朴素。曾国藩在京城时见到很多**奢侈腐化，挥霍无度，胸无点墨，且目中无人。所以，他不让自己的孩子住在北京、长沙等繁华的城市，要他们住在老家。并告诫他(她)们：饭菜不能过分丰盛；衣服不能过分华丽；门外不准挂“相府”、“侯府”的匾；出门要轻车简从；考试前后不能拜访考官，不能给考官写信等等。所以，他的子女因为自己的父亲是曾国藩反而更担心自己的言行不够检点、学识不够渊博而损害自己了父亲的声誉。因此他们磨砺自己，迎难而上、奋发图强。
身教重于言教。曾国藩很重视自己的一言一行对孩子的影响，所有要求小孩子做到的、先要求自己做到。他生活俭朴，两袖清风。传说他在吃饭遇到饭里有谷时，从来不把它一口吐在地上，而是用牙齿把谷剥开，把谷里的米吃了，然后把谷壳吐掉。他要求纪泽、纪鸿也这样。他日理万机，不过一有时间，就给小孩子写信，为他们批改诗，还常常与他们交换学习、修身养性的心得体会。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之中，曾国藩既是父亲又是朋友，既是经师又是人师。他获得了孩子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孩子们都十分钦佩、崇拜他，把他视为自己的人生偶像和坐标。
今天看来，他在教育子女成材做人的观点与经验上，在他与子侄的书信中的字里行间，也为人们留下了十分可观的宝贵财富。
以和为贵
曹国藩尤其看重兄弟感情，他对弟弟说：“如果我有了过失，澄弟、沅弟、温弟你们都可以直言相劝，我一定全力改正；如果三位弟弟有了过错，也应该彼此规劝，努力改正。”
曾国藩家庭观念非常重，在处理家事时主张万事以和为贵。曾国藩说：“家和则福自生。如果在一个家庭中，哥哥所说的话，弟弟没有不听从的，弟弟所求的事哥哥没有不应承的，一家融洽相处，和气蒸蒸，像这样的家庭不兴旺发达，从没有过。相反，兄弟之间相互争斗，婆媳之间彼此扯皮，夫妻之间两相计较，像这样的家庭不衰败，也从没有过。”
曾国藩有四个弟弟，大弟曾国潢，字澄侯；二弟曾国华，字温甫；三弟曾国荃，字沅浦；四弟曾国葆，字事恒。他对这四个弟弟关怀备至，因战事关系，对九弟曾国荃(家族中排行第九)，最为关心。
曾国藩任京官时，九弟曾跟随在他身边。曾国藩对九弟勤加教育，督导甚严。曾国荃才华过人，志向远大，做事很有魄力，但由于年少，有时未免有些骄傲，曾国藩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常常以“长傲之言，为致败之凶德”教育他。曾国荃遇事喜欢发牢骚，曾国藩则以“军中不可再有牢骚之气”教育他；曾国荃作战，缺乏耐性，过于猛打猛攻，曾国藩则以“稳守稳打，不轻进，不轻退”训诫他；曾国荃于半年之中，七拜国恩，曾国藩则以“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戒之。曾国荃对于哥哥的悉心教导，一般能虚心接受，由于兄弟之间能坦诚相对，所以他们能很好合作，最终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然而一个大家庭里，永远风平浪静也是不可能的。咸丰七年，为了一点小事，曾国藩在家里与弟弟发生了争执，这事对曾国藩震动很大，以至过了好久，他还经常悔恨不已。即使身在外地，远隔千里，每当想起这件事，曾国藩就很不开心，心里十分郁闷。后来，他用这件事来教育儿子纪泽，希望他能明白自己这番苦心，一来要纪泽引以为戒，将来与兄弟相处要学会冷静处理问题；二来要他代替自己补偿弟弟，也就是希望纪泽能做出表率在叔父面前多多尽孝。由此可见，曾国藩知错能改，从善如流的品质在处理兄弟关系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人传统的伦常观念中，“父子”是一伦，“兄弟”亦是一伦，父母在世时，父母对子女应负起管教的责任，而子女应对父母竭忠尽孝。父母不在后，父母管教之责便落在长兄的肩上，弟、妹们则应给兄长以足够的尊敬和服从，是所谓“长幼有序”。曾国藩十分看重自己作为诸弟兄长的教育之责，常常费心费力，悉心教导弟弟们，他担心自己做得不好，辜负了父母的重托，这是不孝的表现，会有损孝道。
奉先思孝
俗话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父母都有难操的心!”曾国藩为官一生，很少在家，但是他通过各种方式尽心尽力地为父母分忧，想父母所想，急父母所急。
曾国藩对于父母、祖父母行至孝，凡父母、祖父母之一言一行，无不谨守毋违，且为记之，以示子弟，传为家训。在他看来，作为人子首先要想到尽孝。想父母所想，急父母所急，假如想都没有想到，那又怎么谈得上做到呢?因此心中无论有多少多大的事，但总有一块是留给父母的，这是做子女的本分。
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年轻时为人行侠仗义、待人诚恳，对那些老成端庄的人，星冈公很恭敬地对待从不懈怠，其他各种人，譬如乞讨的、借宿的他都很热情地给予接待。他看见乡亲和亲戚好友，有好事就去祝贺，有丧事就去吊唁，有病就去看望。乡里的人打官司，他常常在中间调解，对那些做事特别不讲道理的人，通常不给他们情面，对其严加斥责。乡里的道路毁坏没修的，孤寡老人生病无亲的，他都给予了一定的帮助。因为星冈公为人正直，慷慨大方，因此在当地有极好的声誉。
星冈公年老时身患重病。行动不便，又说不出话，生活非常不方便。儿子曾麟书孝顺至极，日夜侍奉他。星冈公要东西，用眼睛示意；不舒服时，就皱皱眉，曾麟书心思细腻，常常在父亲想问题之前就想到了；星冈每晚小便六七次，人又特别自尊常不愿仆人帮忙，曾麟书衣不解带侍奉一旁，一看见父亲要起来，赶快就将器皿放好，待一会儿工夫，再走过去，从不让父亲觉得难堪。冬天大便，让别人帮忙挪动父亲的身体，曾麟书就在旁边挡住，父亲身上弄脏一点立刻就换洗，父亲病了三年，曾麟书没睡一夜安稳觉，这与人们所说的“久病床前无孝子”恰好相反。
从两个故事可以看到，曾国藩为人恪守孝道，与他良好的家教是分不开的。教育向来有言教和身教的差异，星冈公讲话向来条理性强，分析问题精辟、透彻，很多的话都成了家规，这也许就是言教；“竹亭公对父亲孝顺，时间虽长却更加用心，没有任何怒言”，这大概就是身教。星冈公与麟书公与后世的教育方法大不相同，但对于感化家人，成为乡人的榜样，却起到了相同作用。
曾国藩长年在外，在家时间很短，但从来不忘孝敬双亲。他在京城做官时，总是常常写信回去告诉父亲自己的现状，让父母不必担忧。每次写信给父母，开头总是：“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膝下”或“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万福金安”，末则写上“男谨禀”或“男谨呈”。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即使远在千里，对父母也是孝心备至的。
因为远离家乡，自己不能对久病在床的祖父尽孝，在家书中他说：“敬悉祖父大人病体未好，且日加剧。父、叔率诸兄、弟服待已逾三年，无须央之懈，独男一人远离膝下，未得一日尽孙子之职，罪责甚深。”他除了自己常写信回家向父母问安，也经常要求兄弟、子侄写信汇报父母的身体状况。
有一次，曾国藩从弟弟的信中知悉父亲由于过多地为家中之事劳累，以致累坏了身体时，马上写信给父亲，在信中他说到：“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萌儿孙，外为族邻乡里所模范，千金之躯，诚宜珍重。男恭窃卿赢，服役已兼数人，而大人以家务劳苦如是，男实不安于心。”他又写信给弟弟，让弟弟一定要照顾好父母，一番孝心溢于言表。
曾国藩要做任何事时，总要与父母商量，有时两位老人不同意或想不开时，他便很耐心地开导。老人实在不答应，曾国藩便听从他们的意见不去做。曾国藩在京为官时曾写过这样一封家书：“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近一千，归家则途费又须数百，甚是昔办；二则二品归籍，必须自己具折，折中难于措辞，私心所愿者，颇想得一学差，三年任满，即归家省亲，上也。若其不能，则或明年得一外省主考，能办途费，则后年必归。次也，若二者不能，则只得望六弟、九弟明年得中一人，后年得一京官，支持门面，余则归家告养，他日再定行止耳。如三者皆不得，则直待六年之后，至甲寅年母亲七十之年，余誓具折告养，虽负债累了，归无储栗，余亦断断不顾矣。然此实不得已之计。奢能于前三得中得其一者，则后年可见堂上各大人，乃如天之福也，不审祖宗能默佑否?”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曾国藩尽管位居高宫，但时时想念家中父母，渴望回归故里，亲自侍奉双亲，然而是官场事务繁多，抽不开身，只好把这种孝敬双亲的炽热情感深深藏在心里。为人子女，总想令父母健康一些，安逸一些，少操心一些。《礼记》中说：“凡为人之子，冬温而夏清，昏定晨省。”说的是儿女对父母之礼，冬天设法使父母暖和，夏天使父母清凉，晚上为父母整理床铺，早上向父母问安。让父母冬暖夏凉，一般人可能是容易做到。很多人连让父母冬暖夏凉也做不到，不是没有能力做到，而是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不就是没有孝心吗?
《尚书》云：“奉先思孝。”就是说侍奉先祖要念念不忘尽孝，也就是说为人子首先要想到尽孝。想父母所想，急父母所急。如果想都没有想到，那又怎么谈得上做到呢?假如心中无论装有多少事，多大的事，却总有一块是留给父母的，这就是做子女的本分，如果连这点本分都没有，那就不成其为人子了。
曾国藩身为人子，却不能经常在家侍奉双亲，心里的难过是可想而知的，他总希望自己能多为父母做一些事情，用此来报答父母。他在京城做官时，得知母亲想买一个丫头，马上写信表示支持，并从自己很少的收入里挤出五十金寄给母亲。祖父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他给祖父买了一件黑狸皮褂，用以御寒，又担心家人不会保管皮褂，因此特地写信说：“闻狸皮在南边易于回潮，黑色变为黄色，不矢口信否?若果尔，则回潮天气须勤勤俭视，又凡收皮货，须在省城买‘潮老’(指防潮剂)，其色如白淮盐，微带黄色，其气如棒木。用皮纸包好，每包约寸大，每衣内置三四包。收衣时，仍将此包置衣内。又每年晒皮货晒衣之日，不必折收，须过两天。待热气退尽乃收。”这样细微的事情，曾国藩也要再三叮嘱，可见他对父母的孝顺并不是装装样子，而是时时将父母放在心间，处处为他们着想。
俗话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父母都有难操的心!”曾国藩为官一生，很少在家，但他通过各种方式尽心尽力地为父母分忧，想父母所想，急父母所急。不像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心中虽有父母，但他们总觉得时间还长呢，孝顺父母的时间多的是，因此整天忙着自己的事业，渐渐将父母忘记在岁月的流逝中，却不知父母已慢慢老去。另一种人事业有成后把父母接到身边，结果父母来后，自己的家务做得越来越少了，父母比原来在家里更辛苦了。像这两种人难道是讲孝心吗?更有甚者嫌父母穷，不愿为父母花费过多且不照顾父母，或是婆媳关系处理不好，让母亲孤苦伶仃一个人过。以上几种人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清人朱柏庐有一副对联说：“
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
曾国藩的孝顺不只对双亲，他一直主张“贵体孝道，推祖父母之爱以爱叔父，推父母之爱以爱温弟之妻妾儿女及兰、惠二家”，并努力去实现它，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孝子。
曾国藩的三叔父曾骥云，一直在家务农，生活艰苦，曾国藩常常不忘接济他，待他如同父亲，他后来依靠曾国藩的孝敬，生活慢慢地好了起来。曾国藩不但对叔父常敬孝心，对兄弟也是关爱有加。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才华出众，后来加入湘军，成为一名得力干将，立下了许多战功。但为人有些骄傲，曾国藩常耐心地对他加以劝诫，让他慢慢学会怎样做人。生活中，曾国藩也是时时处处关照弟弟。有一次，曾国荃左臂疼痛不能伸缩，曾国藩特别担心，后来专门派人给弟弟送去膏药三副。曾国藩得到一个“一品”的名额，不给自己的儿子，却给了弟弟的儿子纪瑞，事先也不告诉弟弟。从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身为长兄的曾国藩爱弟、让弟的浓浓深情。
劝诫兄弟
曾国藩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的人，对兄弟子女也要求十分严格。要求一严，就不免提意见的时候多，表扬的时候少。曾国藩还是一个责任心和道德感十分强的人，凡是看不惯的，有违家法的，他都会直言不讳地给予批评。
曾国藩尤其看重兄弟感情，这与他的家庭观念极重有关。普通人一般会认为：家庭与事业不可两全，其实不然。即使真的无法两全，也应给予“家庭”以足够的重视，由于家庭之内亲情所系，才真正是一个人根据所在。个人尽管可能在社会上有些声名、地位和交际往来，然而以血缘关系织就的家庭仍然是最为温暖的根本庇护之所。
时代愈向前发展，这一点就会愈易突出。一个人在社会上也可能会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一旦他与家庭这个亲情相系的“营养供给站”切断了联系，他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成为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深受漂泊无根之苦，从而焦躁不安，孤苦无依，难有大成就。曾国藩深明此理，一生两大成就：出则为人臣之极，人则为持家之范。他的家庭之内兄弟姊妹很多，其间姑嫂嫌隙，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一定也有发生，然而全赖他治家有方，一家人其乐融融，和睦相亲。
曾国藩十分钟爱自己的弟弟，手足情深，始终不渝。曾国藩十岁时，弟曾国潢出生。曾竹亭笑谓之曰：“汝今有弟矣。”命作诗一道，题目《兄弟怡怡》。成，竹亭喜道：“中有至性语，必能以孝支承其家矣。”
曾竹亭有五子：长子曾国藩，字涤生；次子曾国潢，字澄侯；次子曾国华，字温甫；次子曾国荃，字玩浦；次子曾国葆，字事恒。曾国藩对于四个弟弟爱护备至，因战事关系，对九弟曾国荃，尤为关心。
了解曾国藩治家思想的人，都知道曾国藩对于家庭非常端重“孝悌”二字。在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六日的家书中，曾国藩写道：“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章说得好，亦只算是个名教中之罪人。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何不日日在‘孝悌’两字上用功。《曲礼内则》所说的，甸甸依他做出，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思，秩然有序，此其大学问也。著诗不好，此小事，不足计；即好极，亦不值一钱。”
之责便落在长兄的肩上，弟、妹们则应给兄长以足够的尊敬和服从，是所谓“长幼有序”。曾国藩非常重视自己作为诸弟兄长的教育之责，唯恐有丝毫之失，有负父母重托，有损孝道。
曾国藩曾在家书中说：“子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心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又说：“余尝语岱云云：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之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
至于曾国藩对待兄弟之态度，在爱之以德，不在爱之以姑息。家书中曾言：“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始徙。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于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曾国藩对于家庭，主张教弟；待遇族戚，则主张敬爱。推孝敬父母之爱于诸弟，推孝敬父母之意于诸族戚。对待族戚的道理，曾国藩的家书中亦曾言及。其言说：“至于宗族姻党，无论他与我家有隙无隙，在弟辈只宜一概爱之敬之。孔子曰：‘泛爱众而亲仁。’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礼人不答反其敬。
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将来当家立业，岂不个个都是仇人?古来无与宗族乡党为仇之圣贤，弟辈万不可专责他人也。”
有至大之才者，多有至仁至德之心，这才算得完满主人，不然也只能算个偏才和有缺憾的人。单以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来说，假若能够恰当地处理好兄弟、亲友之间的关系，使家庭和睦、美满，也可算一桩不小的成就了。
有学者评价，曾国藩有一条非常可贵的品质，就是知错就改，从善如流。他的这一品质在处理兄弟关系中尤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来兄弟之间，应该是平辈相处，可以无话不谈的。曾国藩不会由于自己是兄长父母不在时，兄长是可代父行事的，拥有等同于父母的权威，也不会因为自己是大官，就可以以势压人，对兄弟为所欲为，颐指气使。
曾国藩就有这样的胸怀和大度。曾国藩明白，既然是兄弟，就会各有各的优点，也会各有各的缺点。每个人对人对事都会有自己的见解，弟不必贤于兄，兄不必敏于弟。对于诸弟对自己的意见，只要说得入情入理，自己就完全没有不接受的道理。
有一次，曾国荃与曾国藩谈心，其中大有不平之气。曾国荃一下子给哥哥提了特别多意见。最大的意见是说哥哥在兄弟骨肉之间，不能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不能让他们心情舒畅。曾国藩虽然稍稍劝止，但还是让曾国荃把话说完了，一直说至夜至二更。
在此期间，他还给哥哥提了许多其他意见，这些意见大都切中事理，曾国藩在一边倾耳而听。
曾国荃所提的意见事实上是说哥哥太严肃了。
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理论，也不辩解，而是让弟弟把话说完。既然人家有意见，你能堵住他的嘴，也堵不住他的心。有意见你就让他把话说出来，说出来了心中就没有不平之气了，如果你把他的话卡回去，这只能使他的不平之气更添一分，于人于己都没有益处。更何况曾国藩认为曾国荃也说得在理呢?另外，曾国藩还十分讲究兄弟之间的互相谦让，互相帮助，同甘苦共患难，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兄弟之间怎样表达自己的关切和爱护之情呢?曾国藩说：“爱之以德”。对弟弟们百依百顺、姑息纵容，并非爱，反而是不孝不仁。
曾国藩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是一个光明磊落之人，总是能将自己的想法和兄弟和盘托出，以求得兄弟的理解、信任与支持。在兄弟五人中，曾国华对哥哥有很多误解，所以曾国藩总是能对他敞开心扉，也不避开这种误解。他之所以屡次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告知各位兄弟，是因为他觉得兄弟之间除了肝胆相照，就没有更好的法子了。
在兄弟之间，没有一点龃龉是不可能的，不爱之以姑息同样也是很难做到的，或者爱之深切，或者怕产生隔阂，或者怕得罪兄弟，总是不愿开展批评，以为凡事忍让着就可以平安无事了。殊不知这就是分歧的开始。曾国藩决不这么做，他在适当的时候就会表现出自己的严厉。
对于家里的财产，曾国藩一向都以光明磊落的态度与兄弟公平分配，不会因为财产之事与诸弟之间产生嫌隙。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在京城的寓所只有两样东西，一是书籍，一是衣服。衣服是做官的人必不可少的，而书籍是曾国藩一生的嗜好。就是这两样东西，曾国藩也表示，将来罢官以后，除了适合夫人穿的衣服外，其他都和兄弟五人抓阄平分。所有的书籍，则一律收藏于“利见斋”中，无论兄弟还是后辈都不得私自拿走一本。除了这两样东西，曾国藩说他绝不保留任何东西。
这就是在诸弟们眼中的兄长曾国藩。以如此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弟弟们，岂能是那些毫无威信可言的兄长们能比的?既然是位真正有德有识有爱心的好兄长，做弟弟的自然很乐意听从他的劝诫了。曾国藩身为曾门长子，自然对诸弟之成长、发展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经常以自己未能勤于教导、督促诸弟，使其个个功成名就、德行完满而暗自引咎自责。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责任心极强的人。这一点在曾氏的生平行状、国事、家事的处置等方面皆有深切的体现，并且他的责任心也与他独特而过人的“硬、挺”功夫相关。想他当年初率湘勇出省作战，屡战屡败，每次困顿绝境，但竟能支撑下来，终获全胜，实堪敬服。曾国藩一生对诸弟的教导、劝诫，也几乎是达到了时刻不忘的境地，足见其耐心和忍性。
浏览曾氏的家书和有关的献资料就会发现，曾国藩一生花在四个弟弟身上的功夫心血，并不比用在自己的两个儿子身上的少。不论学问、人品、军事、性情、养生、治家等，事无巨细，皆有所涉及。可谓为诸弟殚精竭虑，瞻前顾后，唯恐诸弟有失，有负先人。在四个弟弟中，曾国藩与曾国荃(沅弟)最为相知，这不但因为曾国荃在战场上始终和他一起出生入死，也因为他们兄弟俩最能倾心交谈。当初，曾国藩在京为官时，曾国荃曾追随他左右，听授章学问。曾国荃亦经常向兄长提意见，指正他的得失。曾国藩亦是虚心纳谏之人。他在庚申十一月日记中写道：“近以居位太高，虚名太大，不得闻规谏之言为虑。……内有直弟，外有畏友，庶几其免于大戾乎。居高位者，何人不败于自是，何人不败于恶闻正言哉?”
曾国荃曾在一封信中谈及自己很多不顺心的事情，然而又没有具体谈到是哪一件事情，以曾国藩的默契**，他猜测，弟弟是在担心兄弟之间的不和。曾国藩告诉他，倘若真是如此，则完全不必担心抑郁，他推心置腹地说：弟弟，你对咱家有大功劳，对国家也有大功劳，我哪里会有不感激、不爱护的道理?我对待部属像杨岳斌、彭玉麟、鲍春霆等人都是仁义谦让，难道对自己的弟弟反而会刻薄吗?可能我们之间确有不全，但那也只是意趣不合罢了。弟弟你立志做事，非常近似于春夏发舒之气；我立志做事，颇近似于秋冬收敛之象。弟弟你以为扩散抒发才会生机旺盛，哥哥我认为收敛吝啬才会生机沉厚。我平时最喜欢古人所说的“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我认为珍惜福祉，保全安康的道理和方法没有比这更加精当的了。我曾多次用这七个字来教诫霆字营的统领鲍超，不晓得他和你谈到这些没有?我们的祖父星冈公过去待人接物不论贵贱老少，完全是一团和气，唯独对待子孙侄儿则异常严肃。遇到佳令时节，更加凛然不可侵犯。这或许就是一种收敛之气，目的在于使家中欢乐不至于恣肆放纵。这番苦心不知兄弟你能不能领会。
对曾国荃其人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志大才大不甚收敛的人，而且在细节上不是太顾忌，最后竟落得个“挥金如土、杀人如麻”的名声。曾国藩对他的品性了解甚深，曾一再劝诫他要收敛，要知道人言可畏。古语云：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些指责别人的言论不知从何处兴起，也不知道在何地结束。然而，众口悠悠，沸沸扬扬，防不胜防。那些有才华的人，因为那些怀疑与诽谤无根无据，虽然恼怒，然而还是悍然不顾，结果诽谤一天比一天严重；那些有德行的人，由于这些诽谤无根无据而深感恐惧，于是收敛下来认真反省，并对自己今后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非常谨慎，结果诽谤不攻自破、谣言一天天平息下去。
很明显，曾国藩愿意看到自己的兄弟收敛起来，深刻反省，而不愿意看到弟弟们全然不顾。他希望弟弟们听从他的忠告，手足相联，同走正道。他最担心的就是兄弟们各执己见，在家里斤斤计较，互决雌雄，反而忘记了迫在眉睫的外来灾难。
曾国藩说，我位居高位，又获得了极高的虚名，每时每刻都有颠覆的危险。通观古今人物，像我这样名大权重的人，能够保全善终的人极为少见。所以我深深担忧在我全盛之时，不能庇护你们，到了我颠覆之时，或许还会连累你们。因此我只有在我没事之时，时常用危词苦语来劝诫你们，这样或许能够避免大灾大难。
曾国藩向以思虑深远闻名，他不可能不为自己和诸弟长久打算。既然自知有功高震主之嫌，怎样功成身退，保持收敛，保全身家性命就是一桩学问。这其中体现的就是“花未全开月未圆”的严谨作风和做人哲学。
曾国藩在诸弟为官之后，常常教诫他们正确对待富贵与权位。特别是对那位贪财自傲的沅弟(国荃)，他则予以反复开导，叮嘱再三。同治元年五月，湘军既得安庆，正包围金陵，他警告两个弟弟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金陵快要被攻破之时，他又告诫两个弟弟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子仪)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他担心功败垂成，勉励弟弟须有极强的敬业精神；又怕成大功大名时，飞来无名横祸，故勉励弟弟须有深临履薄的畏惧之情。同时，他不时考虑后路，写信给在乡间的曾国潢，嘱咐他“莫买田产，莫管公事，吾所嘱者，二语而已：‘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从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及至金陵攻克，兄弟封侯封伯之后，他又多次写信给颇有抑郁之气的九弟，劝他“功成身退，愈急愈好”。还特地在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时，作寿诗十三首相赠。其一云：
已寿斯民复寿身，拂衣归钓五湖春。
丹诚磨炼堪千劫，不借良金更铸人。
这仍然是教他要兢兢业业，临深履薄，看透“万事浮云过太虚”的现实，放眼未来，经过千磨万炼，将自己再铸铁人。
对待做官这样，前已述及，对待钱财，曾国藩也反复教育子弟要有个“俭”字。他自诩“阅历数十年，于人世之穷通得失思之烂熟”，认为“祸咎之来，本难逆料，然唯不贪财、不取巧、不沽名、不骄盈四者，究可弥缝一二。”人为财死，不贪少祸，这两点都是被自古以来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
因此，曾国藩如《朱子格言》所说“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一样，反对家中积钱，反对买田起屋。他说：“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弟弟要在老家黄金堂买田起屋，他却写信告诉他们说：这是“重余之罪戾，则寸心大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去年沅弟起屋太大，余至今以为隐虑。”
曾氏对于诸弟家教方面的指导、劝诫，就是希望他们对于家人勤于督促，以坚守耕读孝友的家风为念，而不让曾门变成所谓“官宦”之家，甚至经常劝诫各位弟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常常为科考仕宦而考虑。
四条训则
他给自己的两个儿子纪泽和纪鸿写有四条在今天来说仍有借鉴意义的四条训则：一是慎独心安。即在一个人独处之时，要问心无愧。他认为，心内常怀有宽阔平坦而泰然的心境，是人生中的第一种自强之道、第一剂快乐的良方；二是主敬强身。即尊敬别人、尊重自己是可以强身健体的；三是仁民达人。即不但要使自己地位高尚、丰衣足食，也要推己达人，不仅要“己立己达”，而且也要“立人达人”。四是勤俭神钦。在写毕这四条训则后，他嘱咐二个儿子及诸侄每天晚上都要以此四条作为警醒、每个月底都要以此四条作为总结，以此期待着子侄辈能够安身立命、振兴家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