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

有一点樊进仁没有想到，他是不可能成为宋副总编的兄弟的。

宋博的心思，从来都不在他樊进仁身上，也就是说，宋博心里根本没有想什么兄弟之情分，宋博心里惦记的，是年底那场全社瞩目的民主评议。

报社这些年，每年年底都要搞一次全社范围内的民主评议，让全体职工集中起来，坐在大会议室里，每人手里发一张纸，上面有很多名字，名字后面还有些空格，需要他们在空格里一一填画，或者钩，或者叉。

这是对报社处以上干部进行无记名评议。评议内容就三项，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评议后当场计算结果，然后当场公布。不仅要计算出每个处以上干部的几项得票数，还要计算出每个人的称职率，然后按照称职率进行排名。称职率要是低于了百分之七十，就要被免职。

宋博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宋博认为，这其实就是乔华邦的一次自我满足。每次评议，结果一出来，乔华邦都是稳坐第一名，百分之百的称职率，遥遥领先的称职得票率，在乔华邦身上，还没有出现过一次弃权票，评议对他乔华邦，从来都是一件得意的事情。可是对别人就不一样了，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得意的境遇了。每次评议，二十几个中层干部的排名都会有变化，今年你在我前面，明年我在你前面，这次你上来了，下次他下去了，弄得处以上干部人心惶惶，个个如坐针毡，看上去表情平静，面带微笑，其实内心早就翻江倒海地乱扑腾了。

宋博自己，就是翻江倒海乱扑腾人之一。

这算什么？为了满足你一个人的虚荣，拉这么多人给你垫背？就为了看别人现眼？就这一件事情，宋博对乔社长咬过不少次牙根子。

民主评议让宋博不舒服，不仅仅因为乔华邦年年位居榜首。乔华邦是一社之长，他当榜首，似乎天经地义，人家是元老，人家是资深，不出大差池，没有大冤仇，谁会和他过不去？一社之长的威望，决定了大家会不加思考地给乔华邦一个“称职”。这一点宋博不想多说。

宋博想说的，是魏晓东。魏晓东连续数年位列前三，这让宋博心里痛得不轻。

报社有四个副总编，当了几年副总编的宋博，早就排列第二，仅次于杨清阳。可是一到这个民主评议排名，他就掉到了前三之外，乔社长和杨清阳在他前面也就罢了，可魏晓东，年年名字端坐在他前面。这让宋博很不舒服，甚至一想起来，就胸口堵得慌。

起初，宋博只对这个排名不舒服，看到自己排在魏晓东后面，一个堂堂第二副总编辑，竟然排在一个部门主任的屁股后面，他实在没法舒服。继而，他开始对报社人不舒服，因为票是他们投的。宋博不舒服的是，平日里见了他，谁不笑脸相迎？他也自认为自己很会处理各种关系，和大家关系都不错，怎么一到了可以暗地里悄悄画押的时候，就说他不称职了呢？说你不称职，那得多大的仇，多大的恨呢！谁那么恨他呢？

一想到有人暗地里对自己怀恨在心，有可能还是一张见了他笑得最灿烂的脸，宋博就非常不舒服。

慢慢地，宋博对大家的不满意，就集中在了“魏晓东”这三个字上，尤其是一到年底，这三个字就变得格外刺眼。尽管魏晓东对他恭敬有加，和他从无纠葛，尽管魏晓东的得票是人家自己的事情。

前两天，宋博对魏晓东的不舒服，终于达到了顶点。

乔华邦在一次社委会上提了一个提议，说报社需要增设一个总编辑助理的职位，一是培养梯队，二是减轻几个副总编辑的工作压力，这个总编辑助理是正处级待遇，虽然是正处级，但职责等同于副总编辑，享受副总编辑待遇。乔华邦同时还提了几个人选，魏晓东是他第一个点到的名字。

那一刻，宋博心里陡然就蹿起一种紧迫感。他突然觉得，自己应该为自己做点什么，自己应该重新估计报社的形势，重新估计自己的人际形势了。

宋博要做的事情，是他以前不屑于做，后来想做而没有做，现在必须赶紧做的。这件事情的主要目的，基本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尽可能地降低对手的口碑，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口碑。通过民主评议，宋博算是真正知道了，什么是“金杯银杯不如别人的口碑”这句话的含义和分量了。

至于怎么办到，他脑子里想到了几个人选。

在宋博眼里，樊进仁是一根理想的搅屎棍子。

尽管宋博可以确定，樊进仁不是“a4门”的那根搅屎棍，尽管从内容上看，似乎像是樊进仁所为，极尽制造和渲染之能事，可是从技术上看，不太符合樊进仁的心理，因为不够直接，樊进仁喜欢面对面地看人难堪，兜这么大一个圈子，显然不是樊进仁的风格。就是从结果上看，也不像是樊进仁的做派，他可不喜欢如此悬疑没有谜底的结果，出场了不少人，到后来，把谁也没咋的。

但是以宋博对樊进仁的了解，人品十分马虎的樊进仁，即使没参与“a4门”，也一点不妨碍成为一根好搅屎棍的可能。宋博看出来了，在“a4门”中，樊进仁一直在看戏，并且期待看一场好戏，可是这场戏，显然让他看得有点不过瘾，看得有些百无聊赖。身在《假日》周刊的樊进仁，对《新华大时报》的形势，从没有放松自己的关注，樊进仁的百无聊赖，被宋博及时地看出来了，于是，他就及时地递过去一根橄榄枝。宋博坚信，樊进仁会伸手接住的，果然不出他的所料，樊进仁欣然接住。

宋博不指望樊进仁说他的好话，但他需要樊进仁去说别人的坏话，他确信，别人被贬低的同时，就是自己被抬高的时候。

自那次小包间见面之后，宋博开始和樊进仁频频见面。每次见面，他都要给樊进仁透露很多内幕，内容包括每周社委会的议题，会上谁说谁的问题了，谁和谁发生了争执，谁让乔华邦点了名批评，谁在会上提出什么重要事项，报社将发生什么大的变动，报社财务出现了什么问题，奖金分配要做哪些调整，人事部门把谁的职称弄砸了……

宋博的意思，樊进仁心领神会。

很快，报社走廊里就出现了大声骂娘的声音。有人去找领导哭，有人去找人事部门闹，有人下班不着急走了，而是聚在一起愤愤不平，还有人跑到上级部委，诉说报社的种种不公。这些人都试图澄清和证实某些事情，并且都说得有鼻子有眼。

被推到风口上的是杨清阳。

一次社委会的内容，被绘声绘色地搬到了大家伙儿面前。那是一次涉及奖金标准的会议，会上，因为杨清阳的坚决反对，原本要向上调整的奖金额度，不仅没有上调，还有了不易察觉的下调。按照杨清阳的建议，奖金的分配做了变动，不仅降低了行政人员的奖金比例，还增加了采编人员奖金等级的升级难度。

报社a级稿的奖励金额一直不菲，如果拿不到a级稿，或者拿到的a级稿减少，那拿到的奖金总数就会大大减少。

新的奖金分配制度下来后，报社上下都掐着指头计算，计算的结果是，大家的奖金都将减少，要想保持原有水平，你就得比原来更加使劲地干，更加拼命地干。

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有一种惯常的理解，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那就是，不管你单位的经营情况如何，人们都难以接受自己工资水平的降低，你可以不提高工资，但决不能降低工资，哪怕是降低一块钱，人们心里都会产生莫名的恐慌。

尽管是集体决定，但会上杨清阳的发言，几乎被一字不落地传扬出来，有些如“我们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不能用奖金刺激干劲”、“奖金不能只上不下”等关键词语，格外刺激人们的神经。受刺激的人们，不断地联想，他们不光担心饭碗里的饭菜质量，更担心手里的饭碗会不会砸了，好像报社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