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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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再给历史把个脉】蒋廷黻论近代中国外交

进入近代,东北亚一直成为中国外交的难点,始终困扰,甚至牵制着中国。东北亚问题的症结在如何看待朝鲜,中国只有弄明白这一点,才能找到解决东北亚外交困境的钥匙。在这个问题上,外交史专家蒋廷黻的一些论述最具启发意义。

蒋廷黻认为,在光绪初年,日本、俄国、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六国都曾试图与朝鲜发生关系。李鸿章的研判是,日本和俄国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而其他诸国则只是为了通商与传教。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主张借用英、法、德、美四国的力量对付俄国和日本,于是他从光绪六年起就竭力劝说朝鲜放弃闭关自守政策,想方设法诱导朝鲜与西方各国签订通商友好条约。

在李鸿章的劝说下,朝鲜于光绪八年与各国订约,朝鲜半岛的大国均势似乎形成。然而到了后来,李鸿章的朝鲜政策终归失败,其原因据蒋廷黻的分析主要有两个:

第一,朝鲜地瘠民贫,内政不修,经济未得开发,致注重通商的国家无大利可图。所以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不得不爆发的时候,英、美、法、德都觉得与己利害关系不大,无积极干涉的必要。

第二,中国始终不愿改变旧的宗主国对藩属的观念。朝鲜对中国的重要全在国防,在国防上中国所怕的不是朝鲜,而是别的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朝鲜为跳板向中国作进一步的侵略。朝鲜果能独立自保,中国的国防目的即可达到。

光绪十年,德国驻朝鲜总领事根据这些理由曾向李鸿章建议,化朝鲜为远东的比利时,由列强共同担保其独立和中立。这种建议不但清政府不能接受,就是李鸿章也表示反对,因为这个办法不合乎中国在朝鲜的传统宗主权。以后在袁世凯的积极运作下,宗主权几乎变成了统治权。结果,美国舆论哗然,反对中国改变朝鲜的现状。而朝鲜内部的新派人物也因对中国的失望而有意于联合日本或俄国,朝鲜半岛的局势日趋复杂。

1894年春,东学党起事,日本遂借口保护日侨向朝鲜派遣重兵。世界各国均知局势严重,中国士大夫的激昂也可想而知。他们主张即时动员,力主军事解决。在朝的一些军政要员多年来想倒李而屡屡失败者亦坚决主战,以便借对外来对内。李鸿章拿到这个难题竟无法交卷,因为以往他假借朝廷的威力迫使各省协济北洋军饷,其理由就是对日备战。甚至他过去反对在伊犁、越南等地用兵对付俄国和法国等,也都是为了集中力量保护朝鲜,以免朝鲜落入日本人手里。现在朝鲜形势吃紧,李鸿章如再不以强硬的态度对付日本,他就无法自圆其说,也必然将丧失自己的诚信。李鸿章处于战和两难之间。

恰当此时,俄国公使喀西尼路过天津,李鸿章临时抱佛脚向俄国求援,喀西尼也觉得如果让日本的阴谋得逞独占朝鲜,将损害俄国的利益,于是答应李鸿章的请求,警告日本撤兵。有了俄国的答应,李鸿章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他觉得日本怕俄国,有了俄国人出面,日本肯定会撤兵,朝鲜危机就可以旦夕化解。于是他在对日外交上取强硬姿态,不肯退让,但他在军事上却不积极准备,以防患于不测。他期待不战而胜,期待列强干预。

喀西尼的答应是不负责任的,俄国的既定政策是不干预。俄国的真实态度早被日本方面所获知,因此日本不仅无意撤兵,反而加紧了向朝鲜进攻,逼迫李鸿章应战。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日本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中国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失败。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决定了远东地区的政治格局,远东的政治领袖终于由中国移交给日本,中国从此开始了从属的地位。在战前,中国只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从此之后,中国则要面临东西洋的夹攻和侵略了。所以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不仅是军事的,也是外交的和政治的。军事失败的缘由大体上说有这样两层:一是中国西化的水准低于日本;这一层的责任主要应该由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来承担;二是中国此时的军政太过**;这一点,李鸿章应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至于中国外交失败的根由也可以分为几个层面。第一,像战和这样的军国大事,无论如何也不能仅凭一个公使的谈话就贸然决定,不仅公使的谈话不能算数,即便是外交部长的谈话也不能当真,必定要有正式的件,经双方全权代表正式签字并经元首批准方有相当的把握,尽管依然不是绝对的把握。而李鸿章过于轻信喀西尼的谈话,铸成了大错。这也表明李鸿章在外交上的幼稚。俄国政府根据其整体利益决定不采纳喀西尼的建议,李鸿章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幼稚的外交导致了重大失败。

第二,假使当时中国驻俄、驻日公使深知所在国的真实情形,又假使他们知无不言而言又无不尽,再假使李鸿章和其他主政者对外交官的报告加以相当的考虑和信任,那么中国在甲午之役期间的外交或许能够兼顾利害和力量。蒋廷黻指出,政策的发动当然根据国家的利害,但是政策的贯彻要靠国家的力量。个人负重若超过其力之所能必致害身。外交的企图,纵使是正当的,倘超过国力,必致误国。所以外交必须知己知彼。这种工作,唯独健全的外交机构始能负荷。中国政治家素重用人而不知运用机关,李鸿章当然也不例外。当然,前面所说的三种假设也不存在,当时中国驻外使对所在国的国情所知有限,所知者又因种种顾虑而不能尽言,所言者政府未必能信。其结果就是李鸿章因偏信喀西尼而采取外交积极、军事消极的误国政策。

蒋廷黻还指出,当时李鸿章虽不能济事,但其见解、思路仍超人一等。至于一般的士大夫,他们除了发表不着边际的高调外,别无可取。甲午以前的小风波,李的才能足以度过,在甲午及甲午以后的大风浪中,李鸿章实在不能掌舵了。愈到后来,他愈不济事。在作战中,他多方求援,但西洋各国均借词搪塞。这不是李鸿章的过错,因为当时中国的国力实不足以左右任何西洋国家的政策。外国虽不援中国于未败之先,却又援中国于既败订约之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本是不怀好意的,以后瓜分的祸根就种于此。所以,蒋廷黻强调,中国对“友邦”的所谓“友谊”不可太凭一时的情感和幻想。我们愈研究国际关系,愈知道国与国是寡情的。外交上既没有永远的敌人,更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都是利害关系。

后人能够责备李鸿章的是他甲午之后的联俄政策。沙皇俄国假借援助中国的美名,行割中国的实际政治。最初修中东铁路,因而引起以后严重的东北问题,一直演变到九一八甚至到七七事变。中东铁路是李鸿章联俄的代价。戊戌年春,俄国又假助中国的名义,强迫中国许它修筑南满铁路和租借大连旅顺。这两个海口就是俄、德、法三国于甲午战后帮助中国用两千万向日本赎回的。

三国的援助,若清算一下,仅使中国白白地抛弃了两千万两银子也就罢了。这还不够。1900年,俄国趁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混乱派兵侵占东北。在北京交涉的时候,它又假助中国收复平津的美名,强迫中国向它割让东北的一切权力。当时英、美、日三国竭力支持刘坤一、张之洞抗俄,而李鸿章则坚持与俄国订约。李鸿章末年的荒唐简直不敢想象,幸而条约未签之前李就去世了,不然真不知后来的情形还会怎样发展。

李鸿章去世之后,中国的外交路线发生了重大变化。1902年,英日同盟成立对付俄国。当时中国舆论倾向于加入这个同盟,留学日本的学生甚至发起成立义勇军,准备协助日本与俄国作战。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政府虽然表面上宣布中立,实际上对日本表示出相当的同情,地方势力如张作霖甚至还以实力去帮助日本作战。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的倾向。

蒋廷黻就此指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不但失败了,而且简直是引狼入室。李在辛丑之前想联俄制日,后来的人乃反其道而行之,反过来想联日制俄。李鸿章的成绩固然不好,其后果也不堪问,但后来者的成绩亦更不值得夸耀,与李鸿章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日俄战争之后,中日两国在南满开始摩擦。由此又可证明所谓外交也者,在自己的国力发展未到相当程度的时候,是不可靠的。无论是联东以制西,或是联西以制东,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小心的时候,代价还要大于当初所要避免的损失。

蒋廷黻分析民国外交时指出,民国以来,中国的外交方案并无根本的变动。与前不同的就是在内乱时期,党派的竞争免不了要借外以制内。大概说来,在朝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少,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低;反之,在野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多,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高。同时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即政府因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说话行事比较谨慎;反对政府的人,因不负实际责任可以随便给政府出难题,对社会唱高调。因此,一般人民很容易发生误会,以为官僚不努力、太消极,甚至于不爱国。反之,反对政府的人因言论激昂好像是特别爱国,特别有作为。国际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不但在中国,就是在教育普及、新闻事业十分发达的国家如英美,一般人民关于外交问题容易为野心家的宣传所麻醉。所以在这些国家,后来就有不少公私组织,专门研究国际问题,以图舆论的健全化和外交的超党化。而这种组织在中国却一直不能成立,十分遗憾。

总结到抗战爆发时先前百年的外交,蒋廷黻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中国近百年对外失败不是由于中国人不爱国。

第二,中国的失败由于外交者尚属次要,由于内争者实为主要。内争的致命伤即现代化的建设过于零碎、迟缓和不彻底。

第三,就外交本身而论,中国的失败一部分应归咎于士大夫的虚骄,其他部分应归咎于外交机构的不健全。若再进一步的研究,这两种弊病都要归根于中国人的知识、思想及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我们不能不承认,蒋廷黻的分析和结论确实有相当的道理,确乎为智者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