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仁宗第二
元丰八年六月，赵煦刚刚登上皇帝之位不久，屁股都还没有坐热，就又遭遇到了一件伤心事，皇帝的老师——伊川先生程颐因病去世。
程颐自元丰六年三月起为赵煦授课，师生之间一直都相处得很融洽，太皇太后和神宗因为程颐讲授得宜的缘故而多次下旨褒奖。
在生病后不久，程颐就已经自知不起，给赵煦准备了一道遗表，他病逝后由家人代他交给朝廷。遗表中有“臣受恩深重，未及报效等语”，赵煦看了老师的遗折之后心有所感，郁郁不乐了很长一段时间。
太皇太后久历风浪，自然不会像赵煦那么“多愁善感”，但随着程颐的去世，有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地摆在了高老太太面前——那就是由谁来担当赵煦的老师。
一直以来，因为有了神宗的“前车之鉴”，太皇太后在赵煦的教育问题上是相当谨慎的。她可不希望再出现一个神宗那样的皇帝了。尽管神宗是她的儿子，但这母子俩的政治观念明显是背道而驰的。
太皇太后一直坚定地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她是勋贵家庭出身，有此观点并不奇怪。神宗则出于缓解大宋统治危机（冗兵、冗官、冗费）的目的，态度坚定地要求改变祖宗成法。
神宗即位时已经成年，且握有实权，太皇太后虽然对变法的种种措施感到严重不满，主要是因为影响到了她娘家的利益。但除了时不时地找神宗哭诉一番，顺便打打王安石的“小报告”外，太皇太后也没有太好的借口对神宗的施政方针进行直接的干涉。
现在皇帝儿子已经走了，他留下的变法，在司马光“以母改子”的借口下相信也撑不了太久了。但太皇太后不能不考虑到自己已经五十多岁了，谁也不能保证她还能再活几年。在自己掌权执政的当下，当然一切都不是问题。
但等到现在的小皇帝长大亲政后就不好说了，谁知道赵煦会不会遗传他老爹的政治理念，也和太皇太后唱“对台戏”。
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出现，让赵煦的政治观念和太皇太后始终保持高度一致，皇帝的教育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才有了太皇太后早在元丰五年就主动为赵煦请老师，并时刻关注他学业进展的事发生。
对于自己新老师的人选，赵煦有着自己的考虑：他决定利用任命新任帝师的这次机会，从太皇太后手中“夺取”一部分官员的“人事任免权”。
当然这种“夺取”应该也必须以相当温和地手段进行，最好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悄无声息地达到赵煦的目的。
那么，赵煦为什么要如此急切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呢？因为如果按照原先的历史发展，他在未来整整八年的时间里都只能充当“橡皮图章”的角色，没有一点实权。这是现在的赵煦所万万不能接受的，他等不了八年，大宋也等不起八年。
需知仅仅二十几年之后，在东北的白山黑水间，就会出现一股极具破坏力，极其野蛮的力量。在原先的历史上，就是这股力量将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大宋打得颜面尽失，甚至连皇帝都成了人家的俘虏。
要不是后来天不绝宋，连续出现了岳飞、韩世忠这样不世出的名将出来力挽狂澜，大宋早就被金人灭得连渣也没有了。
后来的明朝就没有大宋的好运气，所以才出现了不但汉人政权被灭国，甚至连本民族的衣冠都保不住的情况。二百多年后，汉人好不容易恢复了自己的江山，可是本民族的文化核心却已经几乎消失殆尽，再也找不回来了。搞得后世的中国人还要去某个岛国探寻汉唐文化的精髓。
赵佣作为一个穿越者，明知自己的国家会在几十年后惨遭大变，几乎到了差一点就亡国的境地。他要是还不想办法改变，那才是“咄咄怪事”呢。从这一点说，就算神宗都没有赵煦那么“激进”。
但是现在太皇太后和朝臣的想法却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把赵煦塑造成“仁宗第二”。因为只有像宋仁宗那样克己复礼、循规蹈矩的皇帝才符合传统儒家对皇帝的要求。
单从这一点说，宋朝就很难出现像汉唐开国之初那些大有作为的皇帝，就算是作为开国之君的赵匡胤都“雄起不了”，只能乖乖地在儒家规定的范围内行使皇帝的职权。宋神宗的出现已经可以说是一个“异数”了，谁也不会想到，赵煦会比自己的老爹还要“激进”——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预见未来的。
在思虑良久后，赵煦决定了帝师的新人选——大名鼎鼎的苏轼苏大胡子。苏轼这个人的名气之大在宋朝可以说无出其右者，早在仁宗年间，苏轼就已经名声在外了。在他第一次参加科举的时候，仁宗皇帝就因为发现了这个人才而高兴地对曹皇后说：“我已经为孙子辈找到了一个宰相的人选。”由此可见仁宗对苏轼的看重。
但赵煦选择苏轼作为自己的帝师，并不仅仅是考虑到他的名气，当然更不可能是因为他“宋词第一人”的身份，这是选帝师又不是在选年度最佳词人。
赵煦选择苏轼作为帝师，最大的原因是考虑到他在政治上所持的立场，苏轼终身奉行的是一种比较平民化的政治立场。这就让苏轼成为眼下朝中新旧两党都可以接受的帝师人选。
现在唯一的问题在于如何选一个恰当的时机，用一种合适的方式向太皇太后提出苏轼这个人选。
最终，在熬死了好几亿脑细胞之后，（夸张了点）赵煦最终想到的办法是这样的：太皇太后和大臣们不是想让他成为仁宗第二吗？索性赵煦就将计就计，处处表现出以仁宗为榜样的姿态，时不时地在太皇太后面前诵读一下《仁宗实录》，然后假装不经意间，把仁宗称赞苏轼为宰相才的那一段给翻出来。接着赵煦再顺水推舟地提出要让苏轼做自己的第二任帝师。有仁宗皇帝的“煌煌圣谕”打底，太皇太后和大臣们也应该无话可说了。
在这样环环相扣的安排下，即使太皇太后人老成精发现了什么，应该也没有办法拒绝了吧？
(本章完)
程颐自元丰六年三月起为赵煦授课，师生之间一直都相处得很融洽，太皇太后和神宗因为程颐讲授得宜的缘故而多次下旨褒奖。
在生病后不久，程颐就已经自知不起，给赵煦准备了一道遗表，他病逝后由家人代他交给朝廷。遗表中有“臣受恩深重，未及报效等语”，赵煦看了老师的遗折之后心有所感，郁郁不乐了很长一段时间。
太皇太后久历风浪，自然不会像赵煦那么“多愁善感”，但随着程颐的去世，有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地摆在了高老太太面前——那就是由谁来担当赵煦的老师。
一直以来，因为有了神宗的“前车之鉴”，太皇太后在赵煦的教育问题上是相当谨慎的。她可不希望再出现一个神宗那样的皇帝了。尽管神宗是她的儿子，但这母子俩的政治观念明显是背道而驰的。
太皇太后一直坚定地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她是勋贵家庭出身，有此观点并不奇怪。神宗则出于缓解大宋统治危机（冗兵、冗官、冗费）的目的，态度坚定地要求改变祖宗成法。
神宗即位时已经成年，且握有实权，太皇太后虽然对变法的种种措施感到严重不满，主要是因为影响到了她娘家的利益。但除了时不时地找神宗哭诉一番，顺便打打王安石的“小报告”外，太皇太后也没有太好的借口对神宗的施政方针进行直接的干涉。
现在皇帝儿子已经走了，他留下的变法，在司马光“以母改子”的借口下相信也撑不了太久了。但太皇太后不能不考虑到自己已经五十多岁了，谁也不能保证她还能再活几年。在自己掌权执政的当下，当然一切都不是问题。
但等到现在的小皇帝长大亲政后就不好说了，谁知道赵煦会不会遗传他老爹的政治理念，也和太皇太后唱“对台戏”。
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出现，让赵煦的政治观念和太皇太后始终保持高度一致，皇帝的教育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才有了太皇太后早在元丰五年就主动为赵煦请老师，并时刻关注他学业进展的事发生。
对于自己新老师的人选，赵煦有着自己的考虑：他决定利用任命新任帝师的这次机会，从太皇太后手中“夺取”一部分官员的“人事任免权”。
当然这种“夺取”应该也必须以相当温和地手段进行，最好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悄无声息地达到赵煦的目的。
那么，赵煦为什么要如此急切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呢？因为如果按照原先的历史发展，他在未来整整八年的时间里都只能充当“橡皮图章”的角色，没有一点实权。这是现在的赵煦所万万不能接受的，他等不了八年，大宋也等不起八年。
需知仅仅二十几年之后，在东北的白山黑水间，就会出现一股极具破坏力，极其野蛮的力量。在原先的历史上，就是这股力量将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大宋打得颜面尽失，甚至连皇帝都成了人家的俘虏。
要不是后来天不绝宋，连续出现了岳飞、韩世忠这样不世出的名将出来力挽狂澜，大宋早就被金人灭得连渣也没有了。
后来的明朝就没有大宋的好运气，所以才出现了不但汉人政权被灭国，甚至连本民族的衣冠都保不住的情况。二百多年后，汉人好不容易恢复了自己的江山，可是本民族的文化核心却已经几乎消失殆尽，再也找不回来了。搞得后世的中国人还要去某个岛国探寻汉唐文化的精髓。
赵佣作为一个穿越者，明知自己的国家会在几十年后惨遭大变，几乎到了差一点就亡国的境地。他要是还不想办法改变，那才是“咄咄怪事”呢。从这一点说，就算神宗都没有赵煦那么“激进”。
但是现在太皇太后和朝臣的想法却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把赵煦塑造成“仁宗第二”。因为只有像宋仁宗那样克己复礼、循规蹈矩的皇帝才符合传统儒家对皇帝的要求。
单从这一点说，宋朝就很难出现像汉唐开国之初那些大有作为的皇帝，就算是作为开国之君的赵匡胤都“雄起不了”，只能乖乖地在儒家规定的范围内行使皇帝的职权。宋神宗的出现已经可以说是一个“异数”了，谁也不会想到，赵煦会比自己的老爹还要“激进”——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预见未来的。
在思虑良久后，赵煦决定了帝师的新人选——大名鼎鼎的苏轼苏大胡子。苏轼这个人的名气之大在宋朝可以说无出其右者，早在仁宗年间，苏轼就已经名声在外了。在他第一次参加科举的时候，仁宗皇帝就因为发现了这个人才而高兴地对曹皇后说：“我已经为孙子辈找到了一个宰相的人选。”由此可见仁宗对苏轼的看重。
但赵煦选择苏轼作为自己的帝师，并不仅仅是考虑到他的名气，当然更不可能是因为他“宋词第一人”的身份，这是选帝师又不是在选年度最佳词人。
赵煦选择苏轼作为帝师，最大的原因是考虑到他在政治上所持的立场，苏轼终身奉行的是一种比较平民化的政治立场。这就让苏轼成为眼下朝中新旧两党都可以接受的帝师人选。
现在唯一的问题在于如何选一个恰当的时机，用一种合适的方式向太皇太后提出苏轼这个人选。
最终，在熬死了好几亿脑细胞之后，（夸张了点）赵煦最终想到的办法是这样的：太皇太后和大臣们不是想让他成为仁宗第二吗？索性赵煦就将计就计，处处表现出以仁宗为榜样的姿态，时不时地在太皇太后面前诵读一下《仁宗实录》，然后假装不经意间，把仁宗称赞苏轼为宰相才的那一段给翻出来。接着赵煦再顺水推舟地提出要让苏轼做自己的第二任帝师。有仁宗皇帝的“煌煌圣谕”打底，太皇太后和大臣们也应该无话可说了。
在这样环环相扣的安排下，即使太皇太后人老成精发现了什么，应该也没有办法拒绝了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