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4章 、蒋经国来了
“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和他们谈判了。\\ 。.c0 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达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临行前父亲就给过我们指示，绝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照顾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斯大林虽然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最大症结所在。”
“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所以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史大林谈判。同时又指示我以个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立的道理。我遂以私人资格去见斯大林，斯大林当然还是那句话，问我为什么坚持中国对外蒙古的和解放一定要反对”
“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滑稽的命题，而且还是强盗逻辑。我当即这样告诉斯大林说，我们中国十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还在敌人手中。这时您再让外立。岂不是面对老蒋突然点名要求直接公开谈论访苏结论。身为太子的蒋经国又怎能不知晓作为父亲的一位领袖人物的心思。所以不觉一脸愤懑地说道：
“有一点我们的大多数同志可能并不知情，谈判之前，斯大林对这次中苏谈判是定了调子的。他说，谈问题、签协议都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因为那是罗斯福签过字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雅尔塔协定。”
逼迫我们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更是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然而最终我们还是做了让步，因为不这样做。中苏友好条约就无法签订，斯大林也不会出兵，罗斯福就会怪罪我们破坏了全球战略。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那就是外蒙古允许，但一定要注明，必要经过公民投票，并且要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投票。这原则，斯大林总算是同意了。”
“不过斯大林很快又对他的人说：条约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们绝不以人废言。只要自己能发愤图强，有了力量，抗俄一旦取得胜利，外蒙古还不是仍旧可以归还到我国的版图上吗”
“同志们，从苏联回来我们就专门做了一个统计，自1644年起，到今天外蒙古被迫出去为止，俄国从我们手中掠夺走的土地，先后共有五十四次之多。中国领土被占的面积，包括现在外蒙古在内。共有6578820平方公里之巨，约为我原有领土的三分之一。倘若与我们现有领土12000000平方公里比较，则已有一半的土地被俄国占领去了。这样大的仇恨，我们将永世难忘”
这时，不知是谁带头在底下振臂高呼了一声：
“打倒新沙皇斯大林。打倒挂羊头卖狗肉的红色苏联，还我蒙古。”
呼喊声中。有资格与会的胡宗南、薛岳、蒋鼎文等一众高级将领，一脸激愤地呼啦啦站起身来：
“经国同志，请不要再说了，您直接告诉我们得了，在你签下这个条约之后回国到现在，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只要允许，我们一定跟着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蒋经国一听，先是谨慎地看了一眼台上正襟危坐的老蒋，随后一脸郑重地一抱拳道：
“感谢诸位将军声援，怎么做当然首先得听总裁的安排。假若我能有幸得到总裁指示，全权处理当下突击营之国际冲突之危机，我必将维护我中华之最后之尊严，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听了蒋经国这番再明白不过的话，限于身份一直未敢轻易开言的戴笠终于憋不住了，脱口就问道：
“经国先生，您的意思是要支持突击营，即使我政府要公开面对苏俄强权”
“正是，”蒋经国毫不犹疑地同样也是脱口而出道：
“借此正论突击营这一国家大事之机会，我也算作自动请缨也好，为民请命也罢，只要我能以国家面目出使这一国际强权争端，我当以中华民族之一份子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就是，就是，我们支持经国先生”
胡宗南、薛岳等一干大将又握拳一番呐喊起来：“作为军事将领，我们这次也抛开个人恩怨和立场，坚决支持孟遥及其突击营在外蒙古的一切政治和军事行动。”
群情激奋，但每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有一个不发话，他们再怎么叫嚷也都是无济于事的。就在这时，老蒋果然适时地将目光定在了何应钦头上，缓缓吐出一串字来：
“你是军事方面的大政方针制定者，你对此有何高见”
“我”
众怒难犯，何应钦显然是深谙此道的，但他同样又不肯轻易放弃他手中的那点权利，当然更不肯丢弃他内心那点阴暗的东西。
不过，就在他嗫嚅着支支吾吾之时，白崇禧虎地一声站起身来，直视着何应钦就是怒目而视。而李宗仁则更加干脆。直接扭头望着老蒋毫不讳言地出声道：
“委员长要问的是我们桂系对此事的集体看法吧。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桂系不桂系的说法了。但有一点我可以直接代表他们，关于外蒙古之事，不是哪个个人的事情。不过假若委员长明天要我披挂上阵，到外蒙古再来一个台儿庄大战，我今天就回去整装待发。”
老蒋点点头，沉默半晌，忽然面露微笑对李宗仁颔首道：
“德邻兄言重了，此等先锋之事，怎可让兄再像以往那样冲锋陷阵，岂不真令我党国汗颜哉兄且安坐。容小辈打探一番也不迟也。”
蒋经国一听，急忙激动地挺胸而立，目光灼灼地望着老蒋。
然而老蒋却是两眼虚虚地飘向窗外，半晌方才幽幽地说了一句：
“你若是有心。倒不妨去探个究竟，就算不能斡旋也能代表我国家之名义给国际一个态度。当然，对你也是一番历练。可惜呀，蒋百里与宋希濂此刻仍羁留海南岛上，突击营对你素来陌生，你如此简单前去多有不妥啊”
话音落处，蒋鼎文应声站了起来：
“委员长勿忧，若经国先生看得起，鼎文愿随同前往。”
老蒋一脸惊喜地扭过头来，还未开口。戴笠倒先兴奋地叫了一声：
“这个好，这个甚好，我倒把你这个西安行营给忘了。想当年为了突击营那些稀罕物，你倒是与我那兄弟孟遥使了不少心眼，如此也算得颇有旧交了。”
老蒋终于正眼望向了他这个此前一直与他作对的儿子，而且表情也一下子变得十分严厉起来：
“既然是外蒙古之事，且牵涉主权、领土等颇多重大现实与历史事项，你不仅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为国争光，为民族尊严而战。而且不要忘了1924年的那个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切不可再让苏俄大玩两面手法。记住，现在我中华，不需要第二个顾维钧，更不需要第二个王正廷。”
蒋经国一脸惊喜，同时又是一脸沉思地揣测着老蒋的话。一字一顿地说道：
“父亲，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有孟将军和他的突击营在前，以及他们已有的在外蒙古的事实扩张，我只需把握这一点即可：要打就打，要谈则谈”
老蒋马上脸上一寒，鼻子里只是轻轻哼了一声，便不置可否地兀自起身向外走去。只是走到门口处，他却看似无意地对紧随其后的陈布雷补充一句道：
“布雷先生就代表我在这里再坐一下吧，有些事情或许要商量着来。”
陈布雷答应一声，随即撩起长袍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之上，风轻云淡地轻飘飘坐了下去。
很显然，对于老蒋提到的顾维钧、王正廷，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清楚是怎么回事的了。1919年10月徐树铮率军到外蒙后，认为取消外蒙自治是中俄实力的较量，如今俄国发生革命，尚无统一政府，正是以武力取消外蒙自治的好时机。只可惜的是，事倍功半，刚刚在外蒙古站住脚跟的徐树铮，因为不可能远离北洋政治斗争中心的局限性，未等巩固战果便匆匆回国。
很快，出现权力真空的外蒙出现了由苏俄支持的革命武装，以及由白俄溃军在日军支持下的反动武装，打着恢复立的旗号逼近库伦，并获得了失势王公贵族们的支持。
这两股武装势力，很快在1921年便将最后一直中国守军击溃并永久地撤出了库伦。当年7月，苏俄红军也进占库伦，稍后又进占唐努乌梁海。由苏俄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也随之成立。不过，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表示“不打算同中国发生冲突，但它声明，不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
而在外蒙古的苏俄红军最高领导人齐切林在给列宁的密信中，曾这样不无得意地写道：“蒙古革命政府现在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我们相当长的一段边界线从此变得安全了。”
因此到1923年，苏俄政府派加拉罕来华谈判中苏建交，蒙古问题成为谈判的一大关键。
中方要求俄军于六个月内撤离。废弃俄蒙之间的协约；俄方则只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领土主权及苏军撤离。但拒绝规定撤军时间与步骤。
1924年1月17日，加拉罕甚至就蒙古问题在给中国谈判代表团团长王正廷的信函中，发出了这样裸的武力威胁：
“倘若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再出现白匪，而中国政府仍予庇护，或不顾我国请求，不想或没有能力消灭白匪，则苏维埃政府将如同1921年在蒙古那样，只得借助红军采取必要措施，以保卫自己的安全。我们以极其艰苦的斗争所获得的自由及安全，绝不容许再遭受任何危害。”
最终达成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由当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与加拉罕于1924年5月31日签订。
关于外蒙问题如是规定如下：
“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联政府声明，一俟有关撤退苏联政府驻外蒙军队之问题，即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即将苏联政府一切军队由外蒙尽数撤退”。
而外蒙当局对中苏大纲协定的对策，则是一方面不承认该协议，另一方面又继续维持与苏联的同盟关系。
苏联方面，齐切林于1924年6月秘密致电外蒙当局领导人，称莫斯科不会坐视蒙古任人摆布，苏军不会从蒙古撤军。次年初又对外公开发表对外谈话，称“苏联承认蒙古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但享有广泛的自治权；由此，中国不得干预其内部事务，蒙古并可建立其的对外关系。”
老蒋说的不要第二个顾维钧、王正廷。足见这段往事在他心底留下的愤懑与屈辱感有多深。
但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的确从来拼得都是彼此的拳头和力量。此时的中国就像一个羸弱且多病的巨人，块头再大也只能任由别人划下各条道道、框框往进钻。
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强横的突击营在前面横冲直撞，老蒋的心底不知有多少狂喜和狂热的万千头绪，岂有不顺水推舟而且还要推波助澜一番的
可谓最能揣测老蒋内心第一人的陈布雷，当然也就心中有数而稳坐钓鱼台只等下饵垂钓了。不过对于小蒋的“要打就打、要谈则谈”的高论，陈布雷凭着对老蒋的把握还是在心里不由暗自赞叹了一番：
果然龙生龙凤生凤，小蒋出言便直接切中了要害啊。
却说蒋经国秘密前来蒙古基地的请求电文传来，孟遥不觉就是一阵头大如牛，苦笑不已。何也只因现在他的这块地位尚不明确的地盘上。一位太子党就够他受了，再多一位太子党，岂不更添烦恼。
原来，此前抱定“静静看戏”的延安，那也只是几大伟人做给别人看的表面文章。在确认蒙古战事已不可逆转之际。已在某个农村大地“锻炼”年余的毛岸英，忽然被一支突然而来的秘密小部队给接走了。随后。他便以一身便装出现在了突击营的蒙古基地之中。
当然，这次远行可不像从前他的农村岁月，随同毛岸英而来的不仅有一支装备精良的护卫部队，而且早已是一方大员的陈赓，也罕见地离开了他那个重要岗位而一起出现在了蒙古。
老友相见，尤其是对于已具有特殊意义的毛岸英的到访，突击营上下自不敢怠慢。不过由于战事已近，把酒言欢、甚至抵足而眠的情景自然是不可能再现的了。
诸多部队要调遣，诸多新城要重新配属兵力、武器和装备，今天的孟遥，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忙碌而且战战兢兢。因为这一次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危机，堪称开国之战，立国之局。胜，理所当然，败，则将彻底被打回原形，退无可退。
所以，孟遥在挤出时间和陈赓、毛岸英见了一面之后，便十万火急地将秦汉、庄沪生二人叫了过来，直接将陈、毛扔给了他们。
好在这些年虽然早已过去，而上海的流浪时光尽管痛苦而不堪回首，但对于庄沪生、秦汉这些曾在一起飘泊、流浪的小伙伴的记忆，却对至今仍处于动荡不定生活的毛岸英而言，可谓是亲上加亲，弥足珍贵。这可比单纯要整日与算得上半个长辈的孟遥干巴巴地待在一起，不知要轻松、快活多少倍，不觉之中便让毛岸英在原本能来突击营的喜悦中，又平添了一些期许。
老实说，从延安开始出发，毛岸英便一直在脑海中回忆着已日渐有些模糊的孟遥形象。遗憾的是，他竟然留下的都是孟遥一脸严肃的模样。
惊疑之余，毛岸英很快就醒悟过来，不觉自己都嫣然失笑。
那时的孟遥，费尽周折寻找他们兄弟二人，可谓是大费周章，甚至动用了青红帮这样的力量。成功寻访到他们之后，又在紧张有余、毫无趣味的秘密收养中等待机会，恶劣的外部环境，又如何让孟遥轻松的起来呢
现在秦汉、庄沪生他们一来，大家反倒都不由自主地松下一口起来。不过，一帮昔日的小伙伴刚刚开心地聊了几句，毛岸英忽然就笑不出来了。
原来，秦汉这位第一近卫师主官的身份，一下子让他感慨万千中伤感起来。要知道，他现在可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呀
“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所以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史大林谈判。同时又指示我以个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立的道理。我遂以私人资格去见斯大林，斯大林当然还是那句话，问我为什么坚持中国对外蒙古的和解放一定要反对”
“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滑稽的命题，而且还是强盗逻辑。我当即这样告诉斯大林说，我们中国十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还在敌人手中。这时您再让外立。岂不是面对老蒋突然点名要求直接公开谈论访苏结论。身为太子的蒋经国又怎能不知晓作为父亲的一位领袖人物的心思。所以不觉一脸愤懑地说道：
“有一点我们的大多数同志可能并不知情，谈判之前，斯大林对这次中苏谈判是定了调子的。他说，谈问题、签协议都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因为那是罗斯福签过字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雅尔塔协定。”
逼迫我们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更是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然而最终我们还是做了让步，因为不这样做。中苏友好条约就无法签订，斯大林也不会出兵，罗斯福就会怪罪我们破坏了全球战略。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那就是外蒙古允许，但一定要注明，必要经过公民投票，并且要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投票。这原则，斯大林总算是同意了。”
“不过斯大林很快又对他的人说：条约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们绝不以人废言。只要自己能发愤图强，有了力量，抗俄一旦取得胜利，外蒙古还不是仍旧可以归还到我国的版图上吗”
“同志们，从苏联回来我们就专门做了一个统计，自1644年起，到今天外蒙古被迫出去为止，俄国从我们手中掠夺走的土地，先后共有五十四次之多。中国领土被占的面积，包括现在外蒙古在内。共有6578820平方公里之巨，约为我原有领土的三分之一。倘若与我们现有领土12000000平方公里比较，则已有一半的土地被俄国占领去了。这样大的仇恨，我们将永世难忘”
这时，不知是谁带头在底下振臂高呼了一声：
“打倒新沙皇斯大林。打倒挂羊头卖狗肉的红色苏联，还我蒙古。”
呼喊声中。有资格与会的胡宗南、薛岳、蒋鼎文等一众高级将领，一脸激愤地呼啦啦站起身来：
“经国同志，请不要再说了，您直接告诉我们得了，在你签下这个条约之后回国到现在，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只要允许，我们一定跟着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蒋经国一听，先是谨慎地看了一眼台上正襟危坐的老蒋，随后一脸郑重地一抱拳道：
“感谢诸位将军声援，怎么做当然首先得听总裁的安排。假若我能有幸得到总裁指示，全权处理当下突击营之国际冲突之危机，我必将维护我中华之最后之尊严，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听了蒋经国这番再明白不过的话，限于身份一直未敢轻易开言的戴笠终于憋不住了，脱口就问道：
“经国先生，您的意思是要支持突击营，即使我政府要公开面对苏俄强权”
“正是，”蒋经国毫不犹疑地同样也是脱口而出道：
“借此正论突击营这一国家大事之机会，我也算作自动请缨也好，为民请命也罢，只要我能以国家面目出使这一国际强权争端，我当以中华民族之一份子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就是，就是，我们支持经国先生”
胡宗南、薛岳等一干大将又握拳一番呐喊起来：“作为军事将领，我们这次也抛开个人恩怨和立场，坚决支持孟遥及其突击营在外蒙古的一切政治和军事行动。”
群情激奋，但每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有一个不发话，他们再怎么叫嚷也都是无济于事的。就在这时，老蒋果然适时地将目光定在了何应钦头上，缓缓吐出一串字来：
“你是军事方面的大政方针制定者，你对此有何高见”
“我”
众怒难犯，何应钦显然是深谙此道的，但他同样又不肯轻易放弃他手中的那点权利，当然更不肯丢弃他内心那点阴暗的东西。
不过，就在他嗫嚅着支支吾吾之时，白崇禧虎地一声站起身来，直视着何应钦就是怒目而视。而李宗仁则更加干脆。直接扭头望着老蒋毫不讳言地出声道：
“委员长要问的是我们桂系对此事的集体看法吧。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桂系不桂系的说法了。但有一点我可以直接代表他们，关于外蒙古之事，不是哪个个人的事情。不过假若委员长明天要我披挂上阵，到外蒙古再来一个台儿庄大战，我今天就回去整装待发。”
老蒋点点头，沉默半晌，忽然面露微笑对李宗仁颔首道：
“德邻兄言重了，此等先锋之事，怎可让兄再像以往那样冲锋陷阵，岂不真令我党国汗颜哉兄且安坐。容小辈打探一番也不迟也。”
蒋经国一听，急忙激动地挺胸而立，目光灼灼地望着老蒋。
然而老蒋却是两眼虚虚地飘向窗外，半晌方才幽幽地说了一句：
“你若是有心。倒不妨去探个究竟，就算不能斡旋也能代表我国家之名义给国际一个态度。当然，对你也是一番历练。可惜呀，蒋百里与宋希濂此刻仍羁留海南岛上，突击营对你素来陌生，你如此简单前去多有不妥啊”
话音落处，蒋鼎文应声站了起来：
“委员长勿忧，若经国先生看得起，鼎文愿随同前往。”
老蒋一脸惊喜地扭过头来，还未开口。戴笠倒先兴奋地叫了一声：
“这个好，这个甚好，我倒把你这个西安行营给忘了。想当年为了突击营那些稀罕物，你倒是与我那兄弟孟遥使了不少心眼，如此也算得颇有旧交了。”
老蒋终于正眼望向了他这个此前一直与他作对的儿子，而且表情也一下子变得十分严厉起来：
“既然是外蒙古之事，且牵涉主权、领土等颇多重大现实与历史事项，你不仅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为国争光，为民族尊严而战。而且不要忘了1924年的那个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切不可再让苏俄大玩两面手法。记住，现在我中华，不需要第二个顾维钧，更不需要第二个王正廷。”
蒋经国一脸惊喜，同时又是一脸沉思地揣测着老蒋的话。一字一顿地说道：
“父亲，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有孟将军和他的突击营在前，以及他们已有的在外蒙古的事实扩张，我只需把握这一点即可：要打就打，要谈则谈”
老蒋马上脸上一寒，鼻子里只是轻轻哼了一声，便不置可否地兀自起身向外走去。只是走到门口处，他却看似无意地对紧随其后的陈布雷补充一句道：
“布雷先生就代表我在这里再坐一下吧，有些事情或许要商量着来。”
陈布雷答应一声，随即撩起长袍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之上，风轻云淡地轻飘飘坐了下去。
很显然，对于老蒋提到的顾维钧、王正廷，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清楚是怎么回事的了。1919年10月徐树铮率军到外蒙后，认为取消外蒙自治是中俄实力的较量，如今俄国发生革命，尚无统一政府，正是以武力取消外蒙自治的好时机。只可惜的是，事倍功半，刚刚在外蒙古站住脚跟的徐树铮，因为不可能远离北洋政治斗争中心的局限性，未等巩固战果便匆匆回国。
很快，出现权力真空的外蒙出现了由苏俄支持的革命武装，以及由白俄溃军在日军支持下的反动武装，打着恢复立的旗号逼近库伦，并获得了失势王公贵族们的支持。
这两股武装势力，很快在1921年便将最后一直中国守军击溃并永久地撤出了库伦。当年7月，苏俄红军也进占库伦，稍后又进占唐努乌梁海。由苏俄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也随之成立。不过，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表示“不打算同中国发生冲突，但它声明，不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
而在外蒙古的苏俄红军最高领导人齐切林在给列宁的密信中，曾这样不无得意地写道：“蒙古革命政府现在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我们相当长的一段边界线从此变得安全了。”
因此到1923年，苏俄政府派加拉罕来华谈判中苏建交，蒙古问题成为谈判的一大关键。
中方要求俄军于六个月内撤离。废弃俄蒙之间的协约；俄方则只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领土主权及苏军撤离。但拒绝规定撤军时间与步骤。
1924年1月17日，加拉罕甚至就蒙古问题在给中国谈判代表团团长王正廷的信函中，发出了这样裸的武力威胁：
“倘若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再出现白匪，而中国政府仍予庇护，或不顾我国请求，不想或没有能力消灭白匪，则苏维埃政府将如同1921年在蒙古那样，只得借助红军采取必要措施，以保卫自己的安全。我们以极其艰苦的斗争所获得的自由及安全，绝不容许再遭受任何危害。”
最终达成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由当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与加拉罕于1924年5月31日签订。
关于外蒙问题如是规定如下：
“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联政府声明，一俟有关撤退苏联政府驻外蒙军队之问题，即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即将苏联政府一切军队由外蒙尽数撤退”。
而外蒙当局对中苏大纲协定的对策，则是一方面不承认该协议，另一方面又继续维持与苏联的同盟关系。
苏联方面，齐切林于1924年6月秘密致电外蒙当局领导人，称莫斯科不会坐视蒙古任人摆布，苏军不会从蒙古撤军。次年初又对外公开发表对外谈话，称“苏联承认蒙古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但享有广泛的自治权；由此，中国不得干预其内部事务，蒙古并可建立其的对外关系。”
老蒋说的不要第二个顾维钧、王正廷。足见这段往事在他心底留下的愤懑与屈辱感有多深。
但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的确从来拼得都是彼此的拳头和力量。此时的中国就像一个羸弱且多病的巨人，块头再大也只能任由别人划下各条道道、框框往进钻。
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强横的突击营在前面横冲直撞，老蒋的心底不知有多少狂喜和狂热的万千头绪，岂有不顺水推舟而且还要推波助澜一番的
可谓最能揣测老蒋内心第一人的陈布雷，当然也就心中有数而稳坐钓鱼台只等下饵垂钓了。不过对于小蒋的“要打就打、要谈则谈”的高论，陈布雷凭着对老蒋的把握还是在心里不由暗自赞叹了一番：
果然龙生龙凤生凤，小蒋出言便直接切中了要害啊。
却说蒋经国秘密前来蒙古基地的请求电文传来，孟遥不觉就是一阵头大如牛，苦笑不已。何也只因现在他的这块地位尚不明确的地盘上。一位太子党就够他受了，再多一位太子党，岂不更添烦恼。
原来，此前抱定“静静看戏”的延安，那也只是几大伟人做给别人看的表面文章。在确认蒙古战事已不可逆转之际。已在某个农村大地“锻炼”年余的毛岸英，忽然被一支突然而来的秘密小部队给接走了。随后。他便以一身便装出现在了突击营的蒙古基地之中。
当然，这次远行可不像从前他的农村岁月，随同毛岸英而来的不仅有一支装备精良的护卫部队，而且早已是一方大员的陈赓，也罕见地离开了他那个重要岗位而一起出现在了蒙古。
老友相见，尤其是对于已具有特殊意义的毛岸英的到访，突击营上下自不敢怠慢。不过由于战事已近，把酒言欢、甚至抵足而眠的情景自然是不可能再现的了。
诸多部队要调遣，诸多新城要重新配属兵力、武器和装备，今天的孟遥，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忙碌而且战战兢兢。因为这一次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危机，堪称开国之战，立国之局。胜，理所当然，败，则将彻底被打回原形，退无可退。
所以，孟遥在挤出时间和陈赓、毛岸英见了一面之后，便十万火急地将秦汉、庄沪生二人叫了过来，直接将陈、毛扔给了他们。
好在这些年虽然早已过去，而上海的流浪时光尽管痛苦而不堪回首，但对于庄沪生、秦汉这些曾在一起飘泊、流浪的小伙伴的记忆，却对至今仍处于动荡不定生活的毛岸英而言，可谓是亲上加亲，弥足珍贵。这可比单纯要整日与算得上半个长辈的孟遥干巴巴地待在一起，不知要轻松、快活多少倍，不觉之中便让毛岸英在原本能来突击营的喜悦中，又平添了一些期许。
老实说，从延安开始出发，毛岸英便一直在脑海中回忆着已日渐有些模糊的孟遥形象。遗憾的是，他竟然留下的都是孟遥一脸严肃的模样。
惊疑之余，毛岸英很快就醒悟过来，不觉自己都嫣然失笑。
那时的孟遥，费尽周折寻找他们兄弟二人，可谓是大费周章，甚至动用了青红帮这样的力量。成功寻访到他们之后，又在紧张有余、毫无趣味的秘密收养中等待机会，恶劣的外部环境，又如何让孟遥轻松的起来呢
现在秦汉、庄沪生他们一来，大家反倒都不由自主地松下一口起来。不过，一帮昔日的小伙伴刚刚开心地聊了几句，毛岸英忽然就笑不出来了。
原来，秦汉这位第一近卫师主官的身份，一下子让他感慨万千中伤感起来。要知道，他现在可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