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部的作战室里，司令长官蒋鼎文上将正在主持军事会议，与会的有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以及军长以上将官和参谋人员。
此时的中原战场，中国军队分为两大重兵集团。一是以汤恩伯为首的机动作战部队，下辖4个集团军，总兵力为30万人。汤恩伯集团名义上是军委会直辖兵团，但因配合作战的需要，仍然归一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因此汤恩伯还兼任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二是蒋鼎文指挥的一战区主力——河防军，这是由8个集团军、1个兵团共17个军组成的大军，总兵力为40万人，其任务是依托黄河南岸既设河防阵地抗击日军。
1944年4月，中原地区70万中国军队的命运就落在蒋鼎文和汤恩伯这两位位高权重的陆军上将身上。
蒋鼎文是个老资格军人，早年毕业于浙江陆军讲武堂。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时，他已经是孙中山大元帅府的上校参谋，那时蒋介石还不过是个少将参谋长，军衔只比蒋鼎文高一级，合称孙中山身边的“两蒋”。这“两蒋”恰巧又都来自浙江，操一口宁波官话，所以人们总是错把他俩当成亲戚。那时颇有心计的蒋鼎文，作出了一生中最为正确的决定，他以上校之尊，甘愿屈就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队的中尉区队长，军衔被降了四级也在所不惜。当年秋天，军校举行野外演习，蒋鼎文任连指挥官，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1]
亲临现场。加伦将军见蒋鼎文小身板儿挺得笔直，一举一动都透着军人范儿，怎么看怎么顺眼，于是便即席发问了几句，蒋鼎文皆对答如流。事后加伦将军对蒋介石说：“此人可重用。”这一字千金的评语非同小可，以加伦是国民**首席军事顾问的身份，说话自然是一言九鼎，从此蒋鼎文官运亨通，成了“黄埔八大金刚”之一。
平心而论，此公即便在内战战场上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战绩，他官场上的政治手腕倒是远远超过其军事才能。此外，这位蒋鼎文上将还有个不太好改的恶习——嗜赌如命，曾经干出过一夜间输光全师官兵三个月薪饷的事，是个一粘赌台就舍生忘死的赌徒。
此时的蒋鼎文双眼布满血丝，不住地打着哈欠——看来他昨天又是豪赌一宿，到现在还没缓过劲来。
蒋鼎文慢吞吞地说：“诸位同仁，本战区近日形势颇紧，河对岸日本人调动频繁。据情报称，日军似有较大的战略动作。本人已上报军委会及蒋委员长，军委会已派人来我战区商议军事部署问题。”
说到这里，蒋鼎文看了看身边一位中等个子、身材均匀的陆军少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派来的督战官蔡继刚少将。”
年仅40岁的蔡继刚“咔嚓”一声立正，潇洒地向大家敬了个礼。
蒋鼎文继续说：“我们讨论的作战问题，诸位均可同蔡将军磋商，我们第一战区的重大决策，都可由蔡将军直接向军委会上报，获得批准。”
会议室内所有将官的目光一下都落在了这位少将身上。
蔡继刚不卑不亢地微微欠身：“晚生年轻无知，虽粗通军事，也多是纸上谈兵，各位长官长年带兵，身经百战，蔡某岂敢班门弄斧？还望各位长官多多指教！”
众将官面面相觑，都不知这位来自军令部的少将身后有何背景，自然没有人敢多嘴。
蒋鼎文继续说：“我们现在的兵力部署大致是：郑州至陕县沿黄河南岸一线，约200公里的河岸上，集中4个集团军。孙蔚如第4集团军驻守郑州；刘茂恩第14集团军驻守洛阳；李家珏第36集团军驻守新安；高树勋第39集团军驻守渑池、陕县地区。”
蒋鼎文说到这里，转向一战区副司令官汤恩伯：“恩伯，给大家谈谈你那个方向的兵力部署。”
汤恩伯扫了一眼众将官，面无表情地报出一连串布防数据：“王仲谦第31集团军驻郑州以南；何柱国第15集团军及陈大庆第19集团军全部置于平汉路南段西侧；另有贺粹之第12军，刘昌义暂编第15军和豫皖边区的地方部队布防于平汉路南段东侧。我集团兵力的态势和战役决心是：在郑州东边黄泛区中牟，部署前哨守军暂编15军的27师，其他主力的任务是确保平汉铁路南段之安全。”
这时，一位中将举手要求发言，是第33集团军司令官李家钰。
蔡继刚因工作关系，早就认识这位中将，李家钰字其相，是川军老资格将领，抗战前就是第47军中将军长了。他1937年9月率47军出川，一直在太行山与日军作战。1939年李家钰积功升任36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才调到河南担负黄河防务。因为关系比较好，蔡继刚总是称他为“其相兄”，从来不称呼官职。蔡继刚的字为云鹤，所以李家钰称蔡继刚为“云鹤老弟”。
李家钰忧心忡忡地发言：“各位长官，目前日军正在修复黄河铁桥，此举表明日军近来要有大动作，铁桥一旦修复，后果不堪设想。愚以为，与其坐等日军来攻，不如先发制人，立刻派飞机轰炸桥南的邙山阵地，然后派小部队过河突袭日军，掩护我工兵将桥再次炸毁。”
应该说李家钰的这一建议非常可行，颇有现代战争中使用特种部队的出奇效果。
但蒋鼎文不以为然：“这类战术动作我看成功的把握不大，对岸日军重兵防守，我小股部队贸然过河，岂不是飞蛾扑火？我战区与日军隔河相峙已达三年，谅日军不敢轻举妄动，我军沿河防线坚固，可称之为三百里血肉长城。因此，目前我战区防线没有必要调整，我军只要固守沿河防线，以不变应万变即可。”
司令长官蒋鼎文这一表态，李家钰马上闭了嘴，几个正准备发言的将领也不再吭声了。
蔡继刚是三天以前到的洛阳，这几天他一分钟也没闲着，仔细研究了蒋鼎文的兵力部署，私下里对他的指挥能力颇感担忧。这位二级陆军上将的脑子似乎不太好使，他缺乏现代化战略思维，打防守永远是线性布防，缺乏战役纵深。他把自己的全部主力都放在黄河沿线的各个据点及平汉铁路南段，而广大后方却无任何机动兵力和战役预备队，这种玩法实在太悬了。当然，如此排兵布阵是根据军令部长徐永昌的判断而形成的，徐永昌认为日军意在打通粤汉线，而黄河以北日军的种种迹象完全是一种战略佯动。
问题是，徐永昌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谁能保证他的判断不会出现失误呢？如果黄河以北的日军不是佯动，而是真的打算突破黄河天险，首先从北面发起进攻，那又将如何应对？这种一厢情愿的判断，并以此判断进行兵力部署，一旦日军突破河防快速推进穿插，分割包围国军的主力师团与各城镇点，那么几十万中国军队将陷入灭顶之灾。
想到这里蔡继刚不由打了个冷战，他忍不住站了起来：“各位长官，我能否谈谈自己的看法？”
蒋鼎文客气地说：“当然可以，你老弟是军令部派来的督战官，是握着尚方宝剑的人嘛。”
蔡继刚谨慎地发言：“我有一个担心，据现有的情报判断，日军这次肯定是要大举进攻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关键是它的进攻方向，日军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它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计划我军究竟了解多少？如果并不了解，仅凭笼统模糊的主观猜测，必将铸成大错。请蒋长官明察！”
蒋鼎文胸有成竹地点点头说：“蔡老弟，这些我心里有数，谢谢你的提醒。老弟还有什么建议吗？”
他这话等于封了蔡继刚的嘴，而蔡继刚若是识相些，此刻就该闭嘴了，可偏偏他并不打算结束：“还有，我认为刚才李长官的提议很重要，邙山头霸王城是大桥南岸的桥头堡，楔入我军防线已经两年多了，就目前态势而言，它早已不是什么眼中钉肉中刺的问题，而是生长在我军身上的一颗毒瘤，它早晩要化脓溃烂，我军一天不除掉这颗毒瘤，我河防部队就一天寝食难安！”
讲到这里，蔡继刚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还有，司令长官将战区司令部设在洛阳，我以为十分不妥，此地离火线太近，一旦指挥部被敌人打掉，我数十万大军分布在数百公里地域内，将如何统一协调作战？”
会议室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有一半以上将官不住地点头，相互交换着眼色。
蒋鼎文笑了笑，以对待晚辈的口吻道：“老弟不必多虑，我半数以上的主力都集中在黄河沿岸，日军想突破我黄河防线怕是没那么容易，退一万步说，即使我防线被突破，但要一口吃掉我几十万人，日军怕是还没长出那么大的嘴。只要我河防部队能与日军绞杀几日，我南线平汉路重兵集团即可北上合围，围歼敌军于豫中平原！蔡老弟还有什么问题？噢，对了，至于指挥部为何设在洛阳，我在此要向诸位解释一下，指挥靠前是我一贯的作战风格，本司令官愿以行动表明，誓与一线将士安危同在，生死与共。”
司令长官这么一解释，在座的众将官自然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连蔡继刚也沉默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人微言轻，再多嘴就讨人嫌了，司令长官对自己已经够客气的了。
蒋鼎文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周，又补充一句：“现在，我要求各集团军，各军长官把军官眷属及笨重行李、重要文件尽快向后方转移。”
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发言过后，再也没有开口，他时不时将眼神移向窗外，显得心不在焉。
这时一个参谋将一封密信交给蒋鼎文，信是第40军军长马法五转来的庞炳勋的情报：
“敌人已计划4月中旬发动攻势，望早作准备！”
蒋鼎文阅后皱起眉头，随手将密信交给在座的高级军官们传看，众人看完信后都默不作声。
蔡继刚心说，是不好表态啊，这个庞炳勋于一年前投降了日本人，被汪精卫伪**任命为暂编第24集团军总司令，成了大汉奸，而这关节他居然转来了重要情报，谁信呢？谁又敢信呢？
去年4月，日军五万余兵力扫荡太行山区，庞炳勋的第24集团军防地豫北林县被日军突破，庞炳勋带领集团军总部向深山转移避战，后在九连窑附近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总部人员大乱。混乱中庞炳勋和儿子庞庆振以及两名卫士躲进了半山腰上的一个山洞里。
数日后，经早已投降日军的孙殿英从中斡旋，庞炳勋正式投降了日军。庞炳勋的投敌在重庆官场上引起轩然大波，蒋介石极为震怒，一时舆论大哗。庞炳勋本是抗日名将，1938年台儿庄会战时，庞炳勋与张自忠率部在临沂和日军坂垣师团血战，解了临沂之围，成了名噪一时的抗日功臣。如今连庞炳勋这样的抗日功臣都投敌当了汉奸，这实在让国民**下不来台，蒋委员长颜面扫地。
军统负责人戴笠是个现实主义者，他认为，你庞炳勋愿意自毁名声当汉奸，那是你的事，可就算你当了汉奸也没关系，我照样可以把你变成“卧底”，让你这个集团军司令成为我的编外特工，老子连薪饷都省了。戴笠指示军统人员对庞炳勋进行策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承诺将来对庞投敌之事不予追究，战争结束后一样论功行赏。
对戴笠伸出的橄榄枝，庞炳勋也很高兴，他没想到这一投敌行为不但什么也没失去，集团军司令照当，还弄了个“高级特工”的身份，天下还有这么好的事么？因此庞炳勋一再表示，自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愿意为国立功。事实上，近一年来，他一直和军统河南站保持着秘密联系。
1944年年初，庞炳勋调任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在此期间，庞炳勋的绥靖公署成了重庆国民**、南京汪精卫伪**和日本军方三家共享的接待站，三方的官员谁来都接待，衣食住行全包了。庞炳勋认为，只要这三家的官员互不见面，互不相扰，他多花点招待费倒也是小意思。
戴笠经过多方面考察认为，庞炳勋与军统方面的合作还是很有诚意的，他不时发送的一些日伪方面的情报，经核实，这些情报是真实的，也是有价值的。
而蒋鼎文可不像戴笠这么现实，他是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与日本人的仇恨不共戴天，他的思维层次比较单一，认为凡是投降者必是汉奸，是汉奸就不可信任。
于是蒋鼎文说了句很有分量，也很有导向性的话：“诸位，有没有人相信这位大汉奸的情报？”
众将官都不吭声，是啊，长官的话说到这份上了，谁敢说自己相信大汉奸，这不是自讨没趣么？
只有汤恩伯有些迟疑地说：“这份情报和军令部的其他情报似乎能对得上号，应该仔细斟酌一下。不过……万一是个圈套呢？”
蒋鼎文接嘴道：“是啊，万一这里面有阴谋，责任恐怕还是要由战区长官来负责。汤副司令，你准备为这份情报负责吗？”
汤恩伯摇摇头：“不，我负不了这个责。”
这时蔡继刚又忍不住了：“二位长官，庞炳勋的情报不可全信，但也不可不信，我认为，我们作好敌人从北面进攻的准备总没有坏处。”
蒋鼎文有些不悦：“督战官，你的提醒我注意就是啦。我军部署方案基本不变，各位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了？那就先散会吧。”
散会后，蔡继刚走到司令部院中的花园边，在一排绿篱旁停下脚步。刚刚浇过水的小叶黄杨萌出嫩叶，青翠欲滴，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一丝春意，他忧心忡忡地陷入了沉思。
蔡继刚是安徽桐城人，这一年整40岁。他父亲蔡朝云是晚清举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广东督军府参谋、外交督办等职。蔡继刚自幼在家乡读书，1922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26年他清华毕业后决定投笔从戎，走富国强兵之路，于是赴美考入弗吉尼亚军校。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蔡继刚早已从军校毕业，正在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游历。那段时间他玩得很开心，因为他历经千辛万苦在丛林深处找到了传说中的食人族，还和一位食人族青年交上了朋友。
那个土著青年一开始把蔡继刚当成了猎物，准备先杀死他，然后把他的尸体风干后存起来慢慢享用。两人交手的过程很简单，土著人虽然动作敏捷灵活，但并不擅长格斗，当他举着一支吹管准备向蔡继刚吹出毒刺时，蔡继刚一掌打飞了他的吹管，紧接着土著人的睾丸遭到膝盖的重击，他疼得弯下了腰。蔡继刚一把揪住他的头发，拎着他的脑袋在一棵高大的马黛树上连连撞击。土著人对这种野蛮的打架方式感到很不适应，他还没来得及施展拳脚就被撞晕了。土著人醒来后摸着自己满头的紫包大为诧异，他本来以为自己已经很野蛮了，没想到这位长得貌似印第安人[2]
的家伙比自己还要野蛮。南美热带雨林中的土著民族大部分都讲究生殖崇拜，他们认为裤裆里那个东西比较神圣，自家人打架时也有约定俗成的规矩，决不照那个地方打，这是延续种族的必要工具，而不是某种攻击性武器。土著人实在想不明白，眼前这家伙怎么能如此不懂规矩，竟毫无顾忌地往生殖器上踢呢？
蔡继刚可管不了那么多，一旦出手就异常凶狠。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些生长在热带丛林中身材矮小的土著居民，打架虽然不怎么样，可玩起独门暗器来个顶个是高手。用吹管发射毒刺那都是小意思，你永远也弄不清他们都有些什么歪门邪道的暗器，他们可以无师自通地从热带植物中提取诸如生物碱之类的剧毒，然后涂抹在暗器上，让人挨上一下就完蛋。蔡继刚从军校毕业后，便在世界各个角落游荡，为的是增长见识，磨炼意志，锻炼自己处理危机的能力，以便将来回去报效国家，而绝不是为了被一个处于蒙昧状态的土著人当成点心吃掉。要是一不留神着了这小子的道，个人丢命是小事，传出去非让人笑掉大牙不可，做鬼都没脸面。
蔡继刚忽然惊喜地发现，这土著人居然略通英语，因为他嘟囔着几句简单的英语：“你是个魔鬼，我不和你打……没有人可以和魔鬼打架……”
蔡继刚用英语回答：“你才是魔鬼，只有魔鬼才无缘无故夺人性命。”
土著人毫无愧色：“我在狩猎，因为我饿了，杀了你我才能吃到饱饭。”
蔡继刚顿时大怒，这他妈的算什么理由？土著人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使他感到很不高兴，你凭什么吃老子？老子还想吃你呢。蔡继刚一生气，好久不用的国骂就脱口而出：“去你妈的……”可转念一想，这小子听不懂汉语，还是说英语吧。蔡继刚和颜悦色地用英语告诉他：“现在你成了我的猎物，我也饿了，准备把你吃掉，你同意吗？”
土著人摊开双手，表情夸张地说：“我除了同意，好像没有别的办法。”
蔡继刚被他奇怪的逻辑气乐了：“那你能给我个建议吗？你是喜欢被烧烤呢，还是喜欢被煮熟了吃？”
土著人回答：“你应该先杀了我，剩下的问题需要自己考虑。”
蔡继刚忍不住大笑起来：“如果我不杀你，我能得到什么？”
土著人考虑了一下说：“你可以得到一个奴仆，或者……一个朋友。”
蔡继刚说：“那好，我不杀你，我们做个朋友吧。”
土著人点点头，又提出一个令蔡继刚大为恼怒的建议：“我们可以再找到一个人，合伙杀死他，一起享用他的肉，你可以多吃一些。”
蔡继刚差点儿又用汉语骂起娘来。
他决定给土著人起个名字，于是想起英国小说家笛福的作品《鲁滨逊漂流记》，鲁滨孙流落荒岛28年，在岛上收留了野人星期五。眼前这个一心一意想吃人的土著青年干脆就叫星期五吧。
通过和星期五交谈，蔡继刚得知，几年前有个国籍不详的白人探险家，划着独木舟沿亚马逊河顺流直下，走到这里时船翻了，那个白人刚刚爬上岸就被食人族的弟兄们抓住，本想当晚就杀掉，用于改善生活，可部落首领认为此人太瘦，食用时可能口感不太好，便决定等养肥了再吃。于是，星期五被派去看守这个囚犯，和他一起度过了几个月时光。这个白人教会了星期五一些简单的英语，但星期五没有得到继续深造的机会，那白人最终还是被吃掉了。
那次部落宴会星期五没有参加，他拒绝吃自己老师的肉。
蔡继刚本来想去部落里看看，但星期五拒绝带路，他认为蔡继刚一旦走进部落，一定会被吃掉，他不希望自己的朋友变成美味的食品填饱别人的肚子。星期五帮助蔡继刚在一棵巨大的马黛树上搭了个窝棚，他时常溜出部落给蔡继刚送来一些令人难以下咽的食品。在蔡继刚逗留的十几天内，星期五还教会他不少丛林知识和生存技巧，两人相处得很愉快。若不是部落里其他土著发现了两人的秘密，蔡继刚也许还要在窝棚里多住些日子。
在一个雾气蒙蒙的早晨，星期五惊慌地跑来通知蔡继刚，部落里有人发现了他的窝棚，前来抓捕的人马上就到。蔡继刚匆匆告别星期五，以长途奔袭的速度逃离了这片危险的丛林。
几天以后，衣衫褴褛的蔡继刚出现在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市，他住进当地最好的一家旅馆，先洗了个热水澡，然后穿上睡袍坐在露台的躺椅上，一边品尝着哥伦比亚咖啡，一边浏览刚送来的《华盛顿邮报》，这一天是1931年9月20日。蔡继刚在报纸的第4版上发现一条新闻，他顿时扔掉咖啡杯蹦了起来。就在两天以前的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袭击了沈阳北大营的中国驻军，张学良的东北军不战自溃，日军兵不血刃占领沈阳和辽宁全境。
蔡继刚顿时气血翻涌，经脉逆行。该发生的事一定会发生，几年来他一直关注着日本军队的动向，尤其是日本关东军。他早就断定，那些桀骜不驯的少壮派军人早晚会整出点事来，这是一群成天拎着脑袋要和别人换命的家伙，他们厌恶和平生活，无时无刻不梦想着在战争中建功立业，报效天皇。如果眼下没有发动战争的借口，他们也要不遗余力地制造出战争借口。这个不安分的大和民族，既然中国不幸与它做了邻居，那么战争是难以避免的。
蔡继刚当即决定回国，他的想法很简单，祖国有了危难，身为军人，他理应血洒疆场，报效国家。回国后，经清华校友介绍，他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财政部税警总团，任上尉连长。
这个税警总团在中国现代建军史的地位绝对非同小可，它原是1930年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期建立的私人武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一支用于缉私征税的准军事武装，但在宋子文的苦心经营下，居然建成了一支连甲级正规军都无法比拟的精锐部队。它的人才选拔全由宋子文亲自网罗，各任总团长全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排以上军官大部分由留美学生担任，另还有一个由八名德国军官组成的顾问团。税警团对士兵的招募要求也很高，文盲一个不要，最起码念过几年“私塾”。
税警总团的武器装备均由财政部自行采购，全部装备欧美武器，精良程度非一般部队可比。该团还把中国传统教育和美国军校教育方式结合起来，制订出一套与国军其他部队不同的训练操典。蔡继刚在这支部队中一直服役到1937年的淞沪会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深刻意识到，中日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既然战争迟早要爆发，那么国民**需要做的，就是尽量延缓战争的提前爆发，以赢得时间进行战争准备。在此期间，国民**建立了国防委员会，并连续颁布了1935～1936年的《防卫计划大纲》，军队建设最重要的就是从1933年开始利用中德军事合作契机，准备组建80个德械师的新式军队，收复东北失地。到了1936年，国防委员会又实行全国整顿，拟订三年内整编120个精锐师的扩军计划。
早在1933年，国民**鉴于“一·二八事变”的教训，针对日本的侵略意图和日军可能进攻的方向，决定在京沪杭地区构筑规模巨大的国防工事，于浙江境内修筑了两条国防工事，即“乍浦—平湖—嘉善—西塘”防线。此国防工事按照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由参谋本部城塞组设计，苏浙边区绥靖主任张发奎主持修建。该工事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工程可谓浩大，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尚未全部完工。
国民**还派出采购团赴德、法、意、美等国采购最新式的火炮、作战飞机和坦克。
在以后的岁月中，蔡继刚经常发出这样的感叹，若是战争再晚爆发几年，我们的抵抗会更加从容，也更有把握一些。
1937年的“七七事变”是个偶发的事件，当时中日两国都没有作好全面战争的准备，战后所有证据都指出，此事变绝非预谋，因为双方都没有准备军队部署以及事件发展的兵力计划。当时主政北平的中方军政最高长官宋哲元要求部属息事宁人，尽量不要给日军扩大事端的借口，为中国争取更多准备抗战的时间。
此时，南京国民**正与延安的中共红军进行改编国军的谈判、与西南诸侯进行军队整编安排以及进行准备抗战的理财、练兵计划，根本顾不上在北平郊区发生的军事冲突。
当时的日本**，则是受困于全球经济大萧条余波的影响，财政上正焦头烂额，无意对外生事。日军参谋本部，在参谋次官多田骏及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的领导下，正在推动对苏联作战的战略整备，并指示驻华日军减少对中国的军事挑衅。而日军在河北的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刚刚暴毙，尚未下葬，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还没有到任。日本**与军部并没有决定要对卢沟桥发生的冲突进行直接军事干预。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日本的强硬派将校，却决定联手利用这个意外事件，对中国平津地区进行一次扩大的控制拓展。他们的目的是，至少要拿下永定河以东的河北地界，将其并入殷汝耕的冀东自治区，若是能一步到位，并吞冀察两省，****华北，则更为上策。
蒋介石及麾下的战略家们认为，虽然日本帝国的长远目标是要征服整个中国，但在具体策略上，要采取的是逐步蚕食，而非一口吞下。它的国力、兵力有限，没有能力占领整个中国。而当时的日本军部断定，中国不敢全方位反击日本的侵略，中国军队最强烈的反弹，不过是在事发热点上进行局部有限的抵抗。根据过去的经验，中国军队面对日军的一次次进攻，竭尽全力也无法防守，在遭到巨大伤亡之后，中国**只好被迫签订停火协定，默认既定事实。
蒋介石认为，日本这种逐步蚕食的战略比发动全面战争更为可怕，它就像一头巨兽，每得到一块地方，就会强壮一分，占领区的全部资源都会纳入其总体战体系，最后由量变而产生质变。中国巨人就像被野兽撕咬下一块块肌肉，每失血一次就衰弱一分，终有一天，日本帝国将羽翼丰满，真正强壮起来，用最后一击将中国巨人击倒。
1937年8月初，蔡继刚去拜访父亲的好友、时任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的蒋百里将军。那天蒋百里家高朋满座，来访的都是一些军政要人，其中有第9集团军司令官张治中将军，有军政部政务次长陈诚将军，有刚刚被任命为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的白崇禧将军，还有自己在弗吉尼亚军校的老校友、时任税警总团第4团团长的孙立人上校。还有一些曾留学日本、德国、美国军校的青年校官，其中大部分人蔡继刚都很熟悉。
蔡继刚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多大人物，蒋先生家的大客厅里将星闪烁，到处是身穿黄呢军服、武装带上佩中正剑的将军。他感到来得很不是时候，本想和蒋先生寒暄几句就告辞，谁知蒋百里一见到这个晚辈很是高兴，亲热地拉着蔡继刚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还问他是否看过自己刚刚发表的军事论著集《国防论》。
蔡继刚谨慎地回答：“蒋伯伯，晚辈看了，非常推崇，尤其那句扉页题词很是鼓舞人心：‘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蒋百里笑道：“哦，看来你看得很仔细，说说看！”
蔡继刚说：“您对日军作战的主要论点有三：第一，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第二，对日本的策略是不畏鲸吞，只怕蚕食，须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
蒋百里拍拍他的肩膀表示赞许，并顺着他的思路说：“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所以我的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
蔡继刚试探着问：“蒋伯伯，晚辈听说蒋委员长准备在石家庄建立指挥行营，由徐永昌出任行营主任，并动员100个步兵师北上，与日军决战于华北。这个传闻属实吗？”
蒋百里微笑着反问道：“如果是这样，有什么不妥吗？”
蔡继刚猛地站起身来，脱口而出：“此举万万不可！我认为华北决战的方略隐藏着严重的地缘战略危机，假如日军在华北决战中获胜，那么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就会沿津浦路和平汉路迅速南下，渡过黄河，进入中原，进窥武汉，切断国民**撤向西南的战略通道，从北向南完成对中国的战略切割，那么我国就会失去进行抵抗的战略纵深，无法与日军进行持久抗战，也就是说，在战略上，中国非败不可！”
蔡继刚急促的嗓音惊动了在场的所有将校，他们都扭过头来注视着这个年轻的中校。老校友孙立人上校还向蔡继刚挤了挤眼睛，以示鼓励。
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那年44岁，年纪虽不老，却在多年的征战中练就一套老谋深算的处世方式，他沉静地看着蔡继刚说：“中校，请继续说下去，如果由你来主持制订战略方案，你准备怎么打？”
事关战略大局，此时的蔡继刚也顾不上谦虚了，他慷慨陈词：“我认为当前我军唯一的策略是迅速开辟第二战场，以争取战略主动，控制战略轴线的发展，即使付出最高昂的战略成本也在所不惜。如果我统帅部以京沪杭地区的重大地缘经济政治利益，来吸引日军改变战略决战地点，然后以长江作为我国战略纵深轴线，由东向西节节抵抗，步步后撤，逐渐拉高我国的地利优势，同时也将抗战的战略资源，同步移转到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我认为，如能做到这一步，中国就亡不了。”
白崇禧微笑着问：“你的意思是，改华北决战为华东决战，先发制人在上海打响，吸引日军主力师团增援淞沪，将战略轴线由南北方向改为东西方向？”
“是这样，我认为非如此不可，否则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绝非危言耸听。”蔡继刚回答。
孙立人把一杯咖啡递给蔡继刚：“云鹤兄，刚才大家正在讨论这个问题，而且是英雄所见略同。蒋先生、张总司令、陈长官和白长官都想到了改变战略轴线的方案，并准备上报蒋委员长批准。”
蒋百里赞许道：“贤侄啊，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倒是很有战略眼光，能一针见血地提出问题，并且马上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你这样的军官将来前途无量啊。”
“蒋伯伯，您过奖了，其实各位长官早已想到这一点了，我不过是马后炮罢了。”蔡继刚恭敬地回答。
1937年的蒋百里，是中国军界当之无愧的重量级人物。他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后来又留学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曾任保定军校校长、陆军大学代理校长等职，一生桃李满天下。他在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先后被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聘为参谋长或顾问，却从来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只是充当高级幕僚，颠沛于诸侯之间。准确地说，蒋百里先生是位军事学家，而非军事家，但他的军事学术成就却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最早关于空军构建的思想，是来自陆军出身的蒋百里。他也是提出对日持久战理论的第一人，被称为中国“现代兵学之父”。
蔡继刚年轻时一贯恃才傲物，他看得上眼的人不多，唯独对这位军界老前辈，蔡继刚始终奉其为终生导师。
1937年8月13日，中国军队先发制人，在上海八字桥打响了淞沪会战的第一枪，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血战骤然爆发，中日双方在这场会战中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上百万人。
蔡继刚以税警第4团副团长的职务参加了淞沪会战，在孙立人团长率领下，于蕰藻浜一线同日军血战两周。在阻击战中，孙立人身先士卒，负伤13处后撤下战场，蔡继刚接替了第4团的指挥，直到第五天他三处负伤后才被抬下战场。
从表面上看，蔡继刚的军旅生涯很完美，军校毕业后从连长干起，直至副团长，在战争中独立指挥团级建制打过恶仗，经历过最惨烈血腥的现代化战争，他的资历似乎无可挑剔。但蔡继刚坏事就坏在嘴上，弗吉尼亚军校的立校精神是诚实与荣誉，蔡继刚一直将此奉为金科玉律。他性格直率，口无遮拦，不愿说违心话，他看不惯军官之间的倾轧和钩心斗角，也难以容忍国军内部的腐败风气。他当营长时，曾经有个军需处长诱劝他经手全营伙食费时“捞一把”，蔡继刚当即翻了脸，毫不客气地向团长孙立人揭发了那位军需处长，使这位仁兄连降三级。
本来税警总团就标新立异，以众多的留学生来管理军事训练和日常生活，这已在传统排外的国情之下显得鹤立鸡群了，再加之留过洋的军官们无视环境如何，相互间开口便是洋文，这更让不懂外文的军官们感到自卑，他们将这些洋派军官们视为异类。而蔡继刚的为人更是异类中的异类，因此处处受到排挤。蔡继刚心灰意冷，渐生脱离税警总团的念头。
淞沪会战中，税警总团伤亡惨重。会战结束后，当时的总团长黄杰被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拉拢，将余部编为40师，而五千多个伤员就不管了。蔡继刚闻讯，伤未痊愈便赶往40师师部归建，他实在不愿再回到税警总团了。
孙立人以后就以这5000伤员为基础，于1938年重建税警总团，不久便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1941年年底，这支部队又被改编为新38师，加入远征军战斗序列，归国后编为新1军，成为国军五大王牌之一，此为后话。
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最后以惨败告终，还连带着首都南京失守。蔡继刚痛定思痛，得出诸多痛苦的结论，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军界虽名将如云，但真正具有大战略思维的将领却属凤毛麟角。将领们缺乏战略眼光倒也罢了，即使在战役预案的制订与战役指挥层面上，也同样缺乏操作性。以淞沪会战为例，国军统帅部的长官们表现得很弱智，淞沪地区水网密布，地势平坦，地域狭窄，属于战略防御的浅近纵深。在既无战场筑垒准备，又缺乏回旋机动余地的作战地幅内，仓促展开70万大军，摆开决战的态势，此举在战略指导上是极其愚蠢的。蔡继刚百思不解，统帅部的长官们在战役布势和兵力运用上，为什么眼光总盯着淞沪这个弹丸之地？假如国军在淞沪地区打响后，趁日军大举增兵登陆，采用交替掩护、节节抵抗后退的方式，把防御纵深拉长到长江三角洲地区，将日军主力引往预设战场，以现成的国防工事为依托进行正面阻击，进行大纵深防御，再灵活运用轻装部队在江南水网地带进行逆袭，这样既拉长了日军的补给线，又避免了日本海军舰炮火力的威胁，而且能使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日军飞机降低作战半径，削弱其作战效能。若真能如此，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伤亡就不会如此巨大。
淞沪会战的结局使蔡继刚感到很悲哀，没办法，自己虽早有预见，但由于人微言轻，这场大血战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蔡继刚对这场会战的结论是，在战略上，国军统帅部的将领们天才般地制订出改变战略方向的作战方案，使中国以弱势与守势竟然掌握了战略主动，创造出劣势一方引导战略主动的先例，在战略指导方面策划得近乎完美。
然而，在淞沪会战中，国军统帅部在战役布势及兵力运用方面却极为愚蠢，其作战指导思想无法适应机械化兵团大纵深突击的特点，既未形成纵深梯次配置，又缺乏强大的反突击战役预备队。国军一线兵团紧贴海岸线以单薄的点线防御迎敌，在日军优势的空中火力及舰炮火力的攻击下伤亡惨重。而二线兵团在战术上又无法对前线进行有力支援，只能无所事事地采用逐次增加兵力的“添油战术”，不断将大量后备兵力输送到血肉横飞的作战地幅内，将这些有生力量逐渐碾碎于血肉磨坊中。
万幸的是，日本陆军的将领们也同样愚蠢，他们的战术呆板，缺乏灵活性，只会一味地平推硬攻，自恃火力与兵力的优势，专门攻击国军坚固阵地，采取硬碰硬的打法。如果他们的智商再高一些，以优势的火力和机动能力进行迂回攻击，直接切断国军上海与南京之间的交通线，那么国军在上海的阵地早就被日军分割包围，丧失战斗力。若能如此，淞沪会战无论如何坚持不了三个月，中国的70万大军完全有被聚歼的危险。可惜，历史容不得假设。
战争初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蒋介石采取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战。综合武器装备、作战技术、将士之士气等诸因素，国民**军事委员会对日军战斗力的评估是：一个日本士兵可以对抗八个中国士兵。在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的兵力部署也基本按照这个比例。这是个极其无奈的选择，弱势的中国军队只能以巨大的牺牲，换取优势一方的日本军队有限的伤亡。这毫无疑问是不等价的交换，但蒋介石仍然希望以中国人多地广的优势，最终将日本消耗至战败。
纵观淞沪会战，中国方面的战略指导是成功的，而战役布势及战役指挥是失败的、愚蠢的。万幸的是，中国军队以正确的战略指导为此后的长期抗战赢得了时间，同时也将东部的工业及战略资源，有序地转移到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为此后的长期抗战打下了物质基础。凭此一点，中国就亡不了。
蔡继刚在中央军系统中因性格问题及非黄埔出身等原因，一直郁郁不得志，虽然由于不同凡响的学历背景升至上校军衔，但也只是在军一级指挥部当个作战参谋，始终没有带兵权。
1942年年底，军委会军令部需要一名往返各大战区的联络官兼督战官。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此督战官的首选条件，应该由与军内任何派系都不沾边的军官担任，于是蔡继刚理所当然被选中。考虑到经常要和将官们打交道，区区上校何以服众？军令部斟酌再三，上报何应钦特批，破格提升蔡继刚为少将军衔。其实这不过是个礼仪性的虚衔，并无实权。
光阴荏苒，转眼蔡继刚回国参战已近十三余年。此时，刚刚参加完第一战区司令部军事会议的蔡继刚心情抑郁，他呆呆地望着青翠的绿篱，本能地觉得李家钰的建议是正确的，那个黄河铁桥一旦被日军修通，战役的结局显而易见。到那时，广阔的豫中平原将无险可守，潮水般涌过黄河铁桥的日军坦克集群将在豫中平原上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
至于蒋鼎文坚持将司令部设在洛阳的理由，更令蔡继刚哭笑不得。这位陆军上将完全混淆了指挥官与指挥机关的界限，高级指挥官亲临前线，与将高级指挥部设置于前线完全是两回事！
蔡继刚的目光仿佛越过洛阳城，越过黄河，伸向雾气迷蒙的黄河北岸，他心中渐渐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敌人在调兵遣将，蓄积力量，庞大的战争机器已经发动，随时有可能向中国军队发出致命的一击，而我们什么也不做，几十万大军就这样无所事事地坐等日军的进攻。悲乎！我的中国！
在古今中外的一切战争中，交战双方对战略主动权的争夺是首要问题，哪一方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就能够控制战争的进程，继而取得最后的胜利。
那么在1944年春季的中原战场上，中日交战双方究竟谁掌握着战略主动权呢？答案很清楚：日本。这个经过长年战争消耗、业已气息奄奄的帝国，仍然掌握战略主动权。
其实日本帝国的日子过得相当糟糕，自1944年始，美军攻占马绍尔群岛，进而轰炸日本联合舰队基地特鲁克和马里亚纳、加罗林群岛。日本军务局长佐藤面见东条英机，提出从马里亚纳和加罗林群岛撤退。这样，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于1942年宣布的太平洋绝对国防圈就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2月26日，美英军队在新几内亚北面的阿德默勒尔蒂群岛登陆，日本南洋派遣军司令部拉包尔完全陷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3月5日，英国温盖特少将的空降兵团在北缅伊洛瓦底江两岸空降。更致命的是，由于美国潜艇群的出色表现，日本帝国向南洋战区输送兵源补给的海上运输线被严重封锁。以战争的总趋势来看，日本帝国就像是拳击台上一个连遭重击、即将被打倒的拳击手，只需对手盟军方面最后一击就可结束比赛了。
可奇怪的是，这个已经鼻青脸肿的拳击手在倒下之前，却一反常态地向胜利者发出致命一击，然后他惊讶地发现，即将获胜的对手居然被打得轰然倒地，几乎丧失了比赛资格。
现代化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总体战，在1944年中日两国的战力比较上，并不是日本军队太强，而是中国军队太弱。弱在哪里？不仅仅是综合国力和武器装备上的悬殊，而且也是双方高级将领在智力层面上的悬殊。
1944年春，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在南京的派遣军司令部召开由各方面军、野战军及师团长以上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制订出一套完整的作战计划，即《一号作战计划》。
其内容是，此次作战将要达到三个战略目的：
第一，在美英海军封锁太平洋航线的情况下，打通一条北起东北，横穿中国大陆，南至越南河内的铁路交通线，从东北到朝鲜半岛与帝国相连，保持帝国与大陆的进出自由。
第二，消灭中国西南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消除其轰炸日本本土的威胁。
第三，消灭重庆军队的主力，特别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
畑俊六大将的战役布势及兵力运用是这样的：第一阶段作战，将打通郑州至信阳之间的铁路线，围歼中国第一战区防区内的重兵集团，尤其是消灭该战区的核心主力，汤恩伯的王牌第13军。
华北方面军冈村宁次大将为此次作战的总指挥。由华北方面军第12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率领第37、第62、第110师团，独立混成第7、第9旅团，骑兵第4旅团、坦克第3师团从郑州以**破黄河防线，向平汉铁路南段沿线发动攻势，一举击溃中国军队，占领并确保平汉铁路南段的畅通。
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以独立步兵第11旅团主力七个大队的兵力，从信阳出发北进，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第13军以一部分兵力从安徽蚌埠地区沿黄泛区南侧前进，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第5航空军司令官山下琢磨中将，以一部航空兵力量，配合地面部队进攻。此次战役，日军投入总兵力初步定为20万人。
为实施《一号作战计划》，日军大本营倾其明治维新以来所有累积的陆军战力和物资，孤注一掷投入此行动。日军大本营决定，中国派遣军在执行一号作战计划中，所有的兵力与支援要求都给予最优先的配合。在兵力动员上，日军大本营决定再动员51万部队，优先补足中国派遣军所有的缺额；尽量将原先在中国战区的乙种师团与丙种师团，调升为甲种师团，这样就使得日军甲种师团加上所有补充、特种作战单位之后，其作战兵力已达到32000人。此外，日军大本营还抽调日本本土与关东军的部队，进一步支援中国派遣军的一号作战。
日军对于一号作战计划的先期后勤准备，周全到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先是改组中国战场的航空兵团，仅是空军作战的油料，就有半年的储量，而弹药的储量多达两年。
陆军方面则破天荒地派出从未在中国战场上使用过的坦克师团。参战各军的粮弹后勤支援，都有半年以上使用量的准备，并且调集了马匹67000匹，运输汽车13000辆，运输补给船艇10000艘，还调动了日本全国所有的道路、桥梁工程支援人力与器材，投入战线后方道路的维修。
日军大本营为一号作战计划所有的作战需求，上至野战医疗设备，下到士兵军靴的修理，都准备得一应俱全。
箭已在弦上！日军的一号作战，很快将成为中国军队的噩梦。
现在，日军在黄河大铁桥的修复工程显然加快了速度，汉王城国军炮兵的炮火干扰索性成了应付差事的象征性行动，而对面日军的炮火却丝毫没有懈怠，只要国军敢发一炮，立刻就回敬20炮，到后来国军炮兵干脆一言不发，保持沉默了。于是黄河大铁桥在中国守军的注视下，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一点一点向南岸延伸，与此同时，浮桥的铺设也在日军火力的掩护下进展迅速。
4月初，黄河大铁桥终于修通了。
忧心如焚的蔡继刚连连向重庆发报，汇报第一战区的作战计划存在严重偏差，同时申请动用空军不惜一切代价，炸毁新修复的黄河铁桥。
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在电话里训斥着蔡继刚：“我说小蔡呀，第一战区的作战计划是军令部依情报编制下达的，你的任务就是督促各部执行落实，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能越权干涉，你这么干是两头不落好，以后不该说的话少说！再说，美国驻重庆武官认为，日军在河南的攻势准备不过是春季演习，日军很快便可退回原防地。怎么？你小蔡比美国盟军的参谋官还高明？”
蔡继刚忍着气说：“厅长，卑职并不认为官阶低就该闭嘴，这是关系到几十万大军生死存亡的大事，卑职明明看到其中潜藏的危机却不说话，其良心何在？现在黄河铁桥的修复是明摆着的事实，日军重型装备云集新乡的情报也确定无误。一旦敌人大量坦克过桥，豫中平原河流稀少，全是旱田，几乎无险可守。我军缺少反坦克武器，后果将不堪设想！我认为，动用轰炸机炸桥是最后的办法。厅长，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总得想想办法呀！”
厅长的口气缓和一些：“这个嘛……我倒可以向上面反映一下，不过批不批准我可不敢保证，当然，责任不在你啦。”
挂上电话，蔡继刚颓然瘫倒在沙发上，他悲哀地发现，那些手握重权的将领们，脑子好像根本没用在打仗上。
蒋介石、徐永昌、蒋鼎文等人的脑子出了问题，而盟军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中将的脑子也没好到哪儿去。
近一个月来，沉寂的中原战场上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危机态势，美国第14航空队的侦察机发现，日军在黄河故道曲折处有大批运兵卡车向新乡以南开去，湖北北部的日军车队越过省界，向豫南信阳集中。沿长江有数不清的日军船舶在集结向武汉推进。第14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将军向史迪威发出警告，认为日军在河南的部署是珍珠港事件以来最危险的态势，并建议4月份将驼峰航线的空运量提升至8000吨，立刻派轰炸机沿长江对日军船舶和九江、岳阳一带的交通线进行饱和轰炸。
由于美军机场大部在华南，b-17和b-24轰炸机载弹量和航程有限，难以对豫中战场提供密集支援，陈纳德准备调集飞机进驻汉中、安康一带的川陕机场，试图在日军过黄河之前将黄河铁桥炸毁。但史迪威认为，日军不具备在中国战场大举进攻的能力，陈纳德有些“大惊小怪”。第14航空队的第一任务是保卫成都的b-29轰炸机基地，其他的他让陈纳德“少管闲事”，对陈纳德的建议和行动予以制止。
对于轰炸黄河铁桥的建议，史迪威提出，必须由第一战区提供邙山日军桥头堡的防空火力情报，否则他“不便”派飞机轰炸。令人不解的是，美军b-29飞机轰炸日本本土时却并没有提出过这个条件。汉王城的国军驻军也根本拿不出对方的防空情报，事到临头就是想收集也来不及了，于是轰炸黄河铁桥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邙山桥头堡的日军似乎增加了好几百人，在拼命修筑工事。他们的阵地沿鸿沟在向东延伸，扩大了近两倍，虽然大桥已经修通，双方的炮击也停止了，但形势却一天天紧迫起来。
十万火急的军情报告打到洛阳，第一战区长官部的回复仍是千篇一律的措辞：
“注意警戒监视，不可轻举妄动！”
4月8日是个艳阳高照的日子，一大早，汉王城守军阵地上传来一阵阵铃铛声，几个老百姓牵着牲口向阵地走来。为首的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壮实的五短身材，一脸络腮胡子，一双小眼睛不住地左顾右盼。他左耳上夹着一支铅笔，头戴一顶脏兮兮的破毡帽，身穿蓝布长衫，腰围布腰带，还把长衫的前后摆撩起塞在腰带间，显得很精干。另外两个牵驴的都是短衣打扮的精瘦年轻人，黑布裤腿高高挽起至膝盖，一看就是庄稼汉。
一个国军少尉拦住庄稼汉：“嗨！往哪儿走呢？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去去去，离这儿远点儿。”
壮汉摘下帽子朝少尉鞠躬道：“老总，俺是西面王村镇铁匠铺掌柜，听说队伍上卖炮弹皮，俺来上门收购，也省得老总们费时费力往集上送。”
少尉上下打量了壮汉一眼，疑惑地说：“每次都是我们把炮弹皮送到广武镇李掌柜那儿卖，从来没人上门收购。再说了，也没听说王村镇有铁匠铺呀？”
这时连长急匆匆赶来，查看了两头毛驴的跨篓，没发现什么，他面露喜色地说：“这下好了，每次送货还得借后勤处的骡子，闹不好还要为分钱吵架，你是……”
壮汉赶紧又鞠了一躬：“老总，俺是王村镇的，铁匠铺刚开张五天，这年头生意难做，唉……俗话说同行是冤家，往后你这儿的炮弹皮俺包下了，俺比广武镇李掌柜每斤多出两毛钱，你看咋样？”
连长心中窃喜，表面却不动声色：“河防重地禁止闲杂人员入内，我让你们进来，还担着干系，不能让上面知道。每斤加两毛我犯不上，这样吧，每斤加五毛咱就成交了。怎么样？”
壮汉显得很为难，他咬咬牙，朝地上猛啐一口唾沫：“中！加五毛就五毛，这买卖俺做啦！”
连长立刻吩咐一个上等兵带两个年轻伙计去后面战壕搬炮弹皮，同时令少尉在此监秤记数，自己就回连部了。
壮汉笑眯眯地从藤筐里抽出一杆秤，耐心地等待两个伙计将炮弹皮搬来倒在地上，另外两个士兵用扁担将秤和藤筐抬起过数儿，由少尉在小本上记下数目。那壮汉从耳朵上取下铅笔，靠着大青骡也在小本上记着什么。
少尉心中很不高兴，心说有我记数就行了，你还记什么？莫非是不放心，还要跟我对账不成？国军军官都是有些脾气的，他们横行惯了，对老百姓从来不大讲礼貌。少尉冷不防一把抓过壮汉手中的小本，漫不经心地瞟了一眼正要扔掉，谁知这一瞟不打紧，少尉惊出一身冷汗，小本上记的哪是什么数字，居然是国军阵地上的工事炮位标记。
少尉大喝一声：“你是奸细！”他一把揪住壮汉的衣领。
那壮汉早有准备，他反手攥住少尉的手腕，熟练使用柔道投技，将少尉隔着大青骡摔了出去，砸在两个毫无防备的过秤士兵身上，壮汉闪电般从怀里抽出手枪连开三枪，随后掀掉青骡背上的藤筐飞身骑上，用枪柄狠命砸在青骡屁股上，大青骡一头冲了出去……
这一切都是在短短十几秒内发生的，阵地上乱作一团，连长从连部里冲出来，大梦初醒地狂呼：“日本探子！给我开枪，别让他跑了！”
哪里有人开枪，枪都在掩体边架着，士兵们乱哄哄地跑去抓枪，在狭窄的交通壕里挤作一团。
阵地工事里的机枪哒哒哒地响了，而壮汉已经骑着骡子冲进阵地旁的深沟里。连长气喘吁吁地带着士兵们赶到沟边，朝着跑远的日军探子开枪射击。谁知对面的日军大炮轰然响起，一个密集齐射就把阵地变成一片火海，连长和士兵们连个愣儿都没打，立刻抱头鼠窜，逃回掩体。
这次事件导致一名军官和两名士兵丧生，那两个搬运炮弹皮的年轻伙计被当场抓住，经审问后确系日军雇用的中国农民。连长一肚子怒火无处发泄，连请示都免了，掏出手枪当场就给毙了。
无独有偶，当天下午中牟县西堤守军防地上也出了事，是阵地最东端的几个哨位。
原来三个哨位的哨兵寂寞难耐，他们盘算离吃晚饭时间还早，便离开哨位挤到一个碉堡里，和两个机枪手推起了牌九赌钱。没一会儿，这五个士兵为出牌顺序发生争执，两位弟兄还动起手来，一个机枪手一拳把一个哨兵的鼻子打出了血，其余三个士兵连忙上前拉架。弟兄们正折腾得热闹，碉堡里不知什么时候进来八个全副武装的“国军”士兵。在刺刀的威逼下，五个打牌的士兵被破布塞住嘴巴五花大绑捆了起来。士兵们瞪着惊恐的眼睛，战战兢兢地靠墙根儿站成一排，他们本以为对方会给个战俘待遇，谁知对方毫不留情，瞬间用刺刀将五个士兵钉在了墙上……
这是一支日军的侦察分队，他们的任务就是渗透、侦察、突袭。日军士兵们迅速擦干刺刀上的血迹，走出碉堡。三个人进入哨位扮作哨兵继续放哨，其余人则扮作巡逻队，沿交通壕的边缘大摇大摆向阵地纵深走去，沿途不停记录着守军的炮位、工事、碉堡的位置。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一个炊事兵提着饭篮走进碉堡，见到碉堡里的惨状，他不由发出瘆人的一声怪叫，回身冲出碉堡朝天鸣枪报警。
“叭！”一声震耳的枪声打破了阵地上的宁静……
炊事兵鸣枪后还没来得及逃走，脑门上就中了一颗子弹，潜伏在哨位上的日军士兵迅速冲进碉堡里埋伏起来，一个中尉带着一个排的士兵朝枪响的地方奔来，和日军假扮的巡逻队撞个正着。
中尉刚喝了声：“口令？”日军特工队就开了火，国军士兵立刻还击，阵地上顿时枪声大作……国军伤亡了几个弟兄。日军特工队交替掩护着撤退，国军中尉一把夺过机枪狂扫，撂倒了跑在后面的两个日军士兵，其余人跑得飞快，越过碉堡朝河滩上跑去。国军士兵们蜂拥而上，突然碉堡里的机枪响了，国军士兵们在猝不及防中被打倒一片，其余人被猛烈的火力压制在地上抬不起头来。
那个中尉还算镇定，他知道碉堡已被日军占领，便带着一个下士翻身跳进交通壕，慢慢接近碉堡的后门。中尉一脚踹开木门，将两颗手**扔了进去。爆炸过后机枪声停了。中尉发现碉堡里只有一个日本兵，此时已被炸得支离破碎，而其余的日本兵早已跑得无影无踪。
这两个事件同时上报到洛阳的一战区长官部，蒋鼎文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这个时候哪怕是个白痴也会明白，日军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他气急败坏地下令：“河防阵地全部戒严，守军进入一级戒备，加固工事，增加粮弹贮备，派出巡逻队日夜不停巡视，严密监视对岸一举一动。”
在一旁的蔡继刚跨前一步说：“长官，日军的进攻意向已十分明确，我建议向汉王城和中牟县西堤阵地增派兵力，并且向汉王城阵地两翼急调战防炮部队增援。还有……守中牟西堤的暂15军27师装备差，战斗力弱，我建议从85军抽调一个师加强中牟防务。”
长官部参谋长董英斌也表示赞同：“蔡督战官言之有理，现在部署还来得及！”
蒋鼎文不以为然：“你们怎么就能断定日军准在这两个地点过河？这极可能是敌人故弄玄虚，我们不可上当！再说了，85军抽一个师到中牟，他们守临汝的任务谁来代替？一个萝卜一个坑，丢了临汝你们俩谁负责？”
蔡继刚急了：“长官，这两个地点正好是郑州的左右两翼，如果同时被敌突破，郑州将三面临敌，实在太危险了！郑州一旦失守，马上会变为日军的前进基地，此地又是平汉、陇海两大铁路的交会点，敌军接济极为方便，而我军战况将会变得十分艰难！”
蒋鼎文干脆转过身子，慢条斯理地说：“小蔡啊，作战计划是军令部批准的，现已实施到位，怎么能临时变更？我负不起这责任，你小蔡更负不起！”
蔡继刚还要作最后努力，被参谋长董英斌连拉带拽拖到了室外。
董英斌小声劝道：“蔡老弟，再坚持就是犯上啦，何必呢？天塌下来有蒋长官撑着，管他呢……哎哟，老弟，你……你这是怎么啦？”
此时蔡继刚的眼泪抑制不住夺眶而出：“英斌兄，完啦，全完啦，我们的排兵布阵就好像十个指头按下十个跳蚤，哪个都不敢松开，没有任何防御重点和机动兵力，一旦被敌人突入分割包围，十个指头将挨个被斩断。到那个时候……我们几十万大军将死无葬身之地！”
董英斌叹息着：“可我们人微言轻，谁会听我们的呢？”
“上帝啊！求求你，救救我们中国！”蔡继刚泪流满面地祈祷着。
[1]
加伦将军原名为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191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组织赤卫队，翌年组建红军时任师长，1921年任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总司令，翌年任军长。1924年化名加伦来华到广州，任国民**首席军事顾问。1927年夏回苏，曾任乌克兰军区司令员助理、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指挥过1929年中东铁路之战。后任远东军区司令员。193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成为苏军最早的五元帅之一。1938年10月以“反苏阴谋”罪名被捕，随后被处决。1956年获平反昭雪。
[2]
黄色人种也称“蒙古人种”，具有下列特征：皮肤略带黄色或浅棕色，头发黑而平顺，颧骨突出，具有蒙古式的上眼皮皱纹。黄色人种有两个支系：亚洲支系和美洲支系。亚洲支系主要分布在亚洲的中部、东部和东北部地区。美洲支系主要指北美和南美大陆原有的居民如印第安人。他们是亚洲支系的人经过楚克奇海和阿拉斯加而迁至美洲定居的。故事中的土著人没有亚洲和中国的概念，他们只见过印第安人，因此把蔡继刚当成印第安人。
此时的中原战场，中国军队分为两大重兵集团。一是以汤恩伯为首的机动作战部队，下辖4个集团军，总兵力为30万人。汤恩伯集团名义上是军委会直辖兵团，但因配合作战的需要，仍然归一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因此汤恩伯还兼任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二是蒋鼎文指挥的一战区主力——河防军，这是由8个集团军、1个兵团共17个军组成的大军，总兵力为40万人，其任务是依托黄河南岸既设河防阵地抗击日军。
1944年4月，中原地区70万中国军队的命运就落在蒋鼎文和汤恩伯这两位位高权重的陆军上将身上。
蒋鼎文是个老资格军人，早年毕业于浙江陆军讲武堂。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时，他已经是孙中山大元帅府的上校参谋，那时蒋介石还不过是个少将参谋长，军衔只比蒋鼎文高一级，合称孙中山身边的“两蒋”。这“两蒋”恰巧又都来自浙江，操一口宁波官话，所以人们总是错把他俩当成亲戚。那时颇有心计的蒋鼎文，作出了一生中最为正确的决定，他以上校之尊，甘愿屈就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队的中尉区队长，军衔被降了四级也在所不惜。当年秋天，军校举行野外演习，蒋鼎文任连指挥官，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1]
亲临现场。加伦将军见蒋鼎文小身板儿挺得笔直，一举一动都透着军人范儿，怎么看怎么顺眼，于是便即席发问了几句，蒋鼎文皆对答如流。事后加伦将军对蒋介石说：“此人可重用。”这一字千金的评语非同小可，以加伦是国民**首席军事顾问的身份，说话自然是一言九鼎，从此蒋鼎文官运亨通，成了“黄埔八大金刚”之一。
平心而论，此公即便在内战战场上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战绩，他官场上的政治手腕倒是远远超过其军事才能。此外，这位蒋鼎文上将还有个不太好改的恶习——嗜赌如命，曾经干出过一夜间输光全师官兵三个月薪饷的事，是个一粘赌台就舍生忘死的赌徒。
此时的蒋鼎文双眼布满血丝，不住地打着哈欠——看来他昨天又是豪赌一宿，到现在还没缓过劲来。
蒋鼎文慢吞吞地说：“诸位同仁，本战区近日形势颇紧，河对岸日本人调动频繁。据情报称，日军似有较大的战略动作。本人已上报军委会及蒋委员长，军委会已派人来我战区商议军事部署问题。”
说到这里，蒋鼎文看了看身边一位中等个子、身材均匀的陆军少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派来的督战官蔡继刚少将。”
年仅40岁的蔡继刚“咔嚓”一声立正，潇洒地向大家敬了个礼。
蒋鼎文继续说：“我们讨论的作战问题，诸位均可同蔡将军磋商，我们第一战区的重大决策，都可由蔡将军直接向军委会上报，获得批准。”
会议室内所有将官的目光一下都落在了这位少将身上。
蔡继刚不卑不亢地微微欠身：“晚生年轻无知，虽粗通军事，也多是纸上谈兵，各位长官长年带兵，身经百战，蔡某岂敢班门弄斧？还望各位长官多多指教！”
众将官面面相觑，都不知这位来自军令部的少将身后有何背景，自然没有人敢多嘴。
蒋鼎文继续说：“我们现在的兵力部署大致是：郑州至陕县沿黄河南岸一线，约200公里的河岸上，集中4个集团军。孙蔚如第4集团军驻守郑州；刘茂恩第14集团军驻守洛阳；李家珏第36集团军驻守新安；高树勋第39集团军驻守渑池、陕县地区。”
蒋鼎文说到这里，转向一战区副司令官汤恩伯：“恩伯，给大家谈谈你那个方向的兵力部署。”
汤恩伯扫了一眼众将官，面无表情地报出一连串布防数据：“王仲谦第31集团军驻郑州以南；何柱国第15集团军及陈大庆第19集团军全部置于平汉路南段西侧；另有贺粹之第12军，刘昌义暂编第15军和豫皖边区的地方部队布防于平汉路南段东侧。我集团兵力的态势和战役决心是：在郑州东边黄泛区中牟，部署前哨守军暂编15军的27师，其他主力的任务是确保平汉铁路南段之安全。”
这时，一位中将举手要求发言，是第33集团军司令官李家钰。
蔡继刚因工作关系，早就认识这位中将，李家钰字其相，是川军老资格将领，抗战前就是第47军中将军长了。他1937年9月率47军出川，一直在太行山与日军作战。1939年李家钰积功升任36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才调到河南担负黄河防务。因为关系比较好，蔡继刚总是称他为“其相兄”，从来不称呼官职。蔡继刚的字为云鹤，所以李家钰称蔡继刚为“云鹤老弟”。
李家钰忧心忡忡地发言：“各位长官，目前日军正在修复黄河铁桥，此举表明日军近来要有大动作，铁桥一旦修复，后果不堪设想。愚以为，与其坐等日军来攻，不如先发制人，立刻派飞机轰炸桥南的邙山阵地，然后派小部队过河突袭日军，掩护我工兵将桥再次炸毁。”
应该说李家钰的这一建议非常可行，颇有现代战争中使用特种部队的出奇效果。
但蒋鼎文不以为然：“这类战术动作我看成功的把握不大，对岸日军重兵防守，我小股部队贸然过河，岂不是飞蛾扑火？我战区与日军隔河相峙已达三年，谅日军不敢轻举妄动，我军沿河防线坚固，可称之为三百里血肉长城。因此，目前我战区防线没有必要调整，我军只要固守沿河防线，以不变应万变即可。”
司令长官蒋鼎文这一表态，李家钰马上闭了嘴，几个正准备发言的将领也不再吭声了。
蔡继刚是三天以前到的洛阳，这几天他一分钟也没闲着，仔细研究了蒋鼎文的兵力部署，私下里对他的指挥能力颇感担忧。这位二级陆军上将的脑子似乎不太好使，他缺乏现代化战略思维，打防守永远是线性布防，缺乏战役纵深。他把自己的全部主力都放在黄河沿线的各个据点及平汉铁路南段，而广大后方却无任何机动兵力和战役预备队，这种玩法实在太悬了。当然，如此排兵布阵是根据军令部长徐永昌的判断而形成的，徐永昌认为日军意在打通粤汉线，而黄河以北日军的种种迹象完全是一种战略佯动。
问题是，徐永昌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谁能保证他的判断不会出现失误呢？如果黄河以北的日军不是佯动，而是真的打算突破黄河天险，首先从北面发起进攻，那又将如何应对？这种一厢情愿的判断，并以此判断进行兵力部署，一旦日军突破河防快速推进穿插，分割包围国军的主力师团与各城镇点，那么几十万中国军队将陷入灭顶之灾。
想到这里蔡继刚不由打了个冷战，他忍不住站了起来：“各位长官，我能否谈谈自己的看法？”
蒋鼎文客气地说：“当然可以，你老弟是军令部派来的督战官，是握着尚方宝剑的人嘛。”
蔡继刚谨慎地发言：“我有一个担心，据现有的情报判断，日军这次肯定是要大举进攻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关键是它的进攻方向，日军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它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计划我军究竟了解多少？如果并不了解，仅凭笼统模糊的主观猜测，必将铸成大错。请蒋长官明察！”
蒋鼎文胸有成竹地点点头说：“蔡老弟，这些我心里有数，谢谢你的提醒。老弟还有什么建议吗？”
他这话等于封了蔡继刚的嘴，而蔡继刚若是识相些，此刻就该闭嘴了，可偏偏他并不打算结束：“还有，我认为刚才李长官的提议很重要，邙山头霸王城是大桥南岸的桥头堡，楔入我军防线已经两年多了，就目前态势而言，它早已不是什么眼中钉肉中刺的问题，而是生长在我军身上的一颗毒瘤，它早晩要化脓溃烂，我军一天不除掉这颗毒瘤，我河防部队就一天寝食难安！”
讲到这里，蔡继刚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还有，司令长官将战区司令部设在洛阳，我以为十分不妥，此地离火线太近，一旦指挥部被敌人打掉，我数十万大军分布在数百公里地域内，将如何统一协调作战？”
会议室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有一半以上将官不住地点头，相互交换着眼色。
蒋鼎文笑了笑，以对待晚辈的口吻道：“老弟不必多虑，我半数以上的主力都集中在黄河沿岸，日军想突破我黄河防线怕是没那么容易，退一万步说，即使我防线被突破，但要一口吃掉我几十万人，日军怕是还没长出那么大的嘴。只要我河防部队能与日军绞杀几日，我南线平汉路重兵集团即可北上合围，围歼敌军于豫中平原！蔡老弟还有什么问题？噢，对了，至于指挥部为何设在洛阳，我在此要向诸位解释一下，指挥靠前是我一贯的作战风格，本司令官愿以行动表明，誓与一线将士安危同在，生死与共。”
司令长官这么一解释，在座的众将官自然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连蔡继刚也沉默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人微言轻，再多嘴就讨人嫌了，司令长官对自己已经够客气的了。
蒋鼎文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周，又补充一句：“现在，我要求各集团军，各军长官把军官眷属及笨重行李、重要文件尽快向后方转移。”
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发言过后，再也没有开口，他时不时将眼神移向窗外，显得心不在焉。
这时一个参谋将一封密信交给蒋鼎文，信是第40军军长马法五转来的庞炳勋的情报：
“敌人已计划4月中旬发动攻势，望早作准备！”
蒋鼎文阅后皱起眉头，随手将密信交给在座的高级军官们传看，众人看完信后都默不作声。
蔡继刚心说，是不好表态啊，这个庞炳勋于一年前投降了日本人，被汪精卫伪**任命为暂编第24集团军总司令，成了大汉奸，而这关节他居然转来了重要情报，谁信呢？谁又敢信呢？
去年4月，日军五万余兵力扫荡太行山区，庞炳勋的第24集团军防地豫北林县被日军突破，庞炳勋带领集团军总部向深山转移避战，后在九连窑附近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总部人员大乱。混乱中庞炳勋和儿子庞庆振以及两名卫士躲进了半山腰上的一个山洞里。
数日后，经早已投降日军的孙殿英从中斡旋，庞炳勋正式投降了日军。庞炳勋的投敌在重庆官场上引起轩然大波，蒋介石极为震怒，一时舆论大哗。庞炳勋本是抗日名将，1938年台儿庄会战时，庞炳勋与张自忠率部在临沂和日军坂垣师团血战，解了临沂之围，成了名噪一时的抗日功臣。如今连庞炳勋这样的抗日功臣都投敌当了汉奸，这实在让国民**下不来台，蒋委员长颜面扫地。
军统负责人戴笠是个现实主义者，他认为，你庞炳勋愿意自毁名声当汉奸，那是你的事，可就算你当了汉奸也没关系，我照样可以把你变成“卧底”，让你这个集团军司令成为我的编外特工，老子连薪饷都省了。戴笠指示军统人员对庞炳勋进行策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承诺将来对庞投敌之事不予追究，战争结束后一样论功行赏。
对戴笠伸出的橄榄枝，庞炳勋也很高兴，他没想到这一投敌行为不但什么也没失去，集团军司令照当，还弄了个“高级特工”的身份，天下还有这么好的事么？因此庞炳勋一再表示，自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愿意为国立功。事实上，近一年来，他一直和军统河南站保持着秘密联系。
1944年年初，庞炳勋调任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在此期间，庞炳勋的绥靖公署成了重庆国民**、南京汪精卫伪**和日本军方三家共享的接待站，三方的官员谁来都接待，衣食住行全包了。庞炳勋认为，只要这三家的官员互不见面，互不相扰，他多花点招待费倒也是小意思。
戴笠经过多方面考察认为，庞炳勋与军统方面的合作还是很有诚意的，他不时发送的一些日伪方面的情报，经核实，这些情报是真实的，也是有价值的。
而蒋鼎文可不像戴笠这么现实，他是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与日本人的仇恨不共戴天，他的思维层次比较单一，认为凡是投降者必是汉奸，是汉奸就不可信任。
于是蒋鼎文说了句很有分量，也很有导向性的话：“诸位，有没有人相信这位大汉奸的情报？”
众将官都不吭声，是啊，长官的话说到这份上了，谁敢说自己相信大汉奸，这不是自讨没趣么？
只有汤恩伯有些迟疑地说：“这份情报和军令部的其他情报似乎能对得上号，应该仔细斟酌一下。不过……万一是个圈套呢？”
蒋鼎文接嘴道：“是啊，万一这里面有阴谋，责任恐怕还是要由战区长官来负责。汤副司令，你准备为这份情报负责吗？”
汤恩伯摇摇头：“不，我负不了这个责。”
这时蔡继刚又忍不住了：“二位长官，庞炳勋的情报不可全信，但也不可不信，我认为，我们作好敌人从北面进攻的准备总没有坏处。”
蒋鼎文有些不悦：“督战官，你的提醒我注意就是啦。我军部署方案基本不变，各位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了？那就先散会吧。”
散会后，蔡继刚走到司令部院中的花园边，在一排绿篱旁停下脚步。刚刚浇过水的小叶黄杨萌出嫩叶，青翠欲滴，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一丝春意，他忧心忡忡地陷入了沉思。
蔡继刚是安徽桐城人，这一年整40岁。他父亲蔡朝云是晚清举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广东督军府参谋、外交督办等职。蔡继刚自幼在家乡读书，1922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26年他清华毕业后决定投笔从戎，走富国强兵之路，于是赴美考入弗吉尼亚军校。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蔡继刚早已从军校毕业，正在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游历。那段时间他玩得很开心，因为他历经千辛万苦在丛林深处找到了传说中的食人族，还和一位食人族青年交上了朋友。
那个土著青年一开始把蔡继刚当成了猎物，准备先杀死他，然后把他的尸体风干后存起来慢慢享用。两人交手的过程很简单，土著人虽然动作敏捷灵活，但并不擅长格斗，当他举着一支吹管准备向蔡继刚吹出毒刺时，蔡继刚一掌打飞了他的吹管，紧接着土著人的睾丸遭到膝盖的重击，他疼得弯下了腰。蔡继刚一把揪住他的头发，拎着他的脑袋在一棵高大的马黛树上连连撞击。土著人对这种野蛮的打架方式感到很不适应，他还没来得及施展拳脚就被撞晕了。土著人醒来后摸着自己满头的紫包大为诧异，他本来以为自己已经很野蛮了，没想到这位长得貌似印第安人[2]
的家伙比自己还要野蛮。南美热带雨林中的土著民族大部分都讲究生殖崇拜，他们认为裤裆里那个东西比较神圣，自家人打架时也有约定俗成的规矩，决不照那个地方打，这是延续种族的必要工具，而不是某种攻击性武器。土著人实在想不明白，眼前这家伙怎么能如此不懂规矩，竟毫无顾忌地往生殖器上踢呢？
蔡继刚可管不了那么多，一旦出手就异常凶狠。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些生长在热带丛林中身材矮小的土著居民，打架虽然不怎么样，可玩起独门暗器来个顶个是高手。用吹管发射毒刺那都是小意思，你永远也弄不清他们都有些什么歪门邪道的暗器，他们可以无师自通地从热带植物中提取诸如生物碱之类的剧毒，然后涂抹在暗器上，让人挨上一下就完蛋。蔡继刚从军校毕业后，便在世界各个角落游荡，为的是增长见识，磨炼意志，锻炼自己处理危机的能力，以便将来回去报效国家，而绝不是为了被一个处于蒙昧状态的土著人当成点心吃掉。要是一不留神着了这小子的道，个人丢命是小事，传出去非让人笑掉大牙不可，做鬼都没脸面。
蔡继刚忽然惊喜地发现，这土著人居然略通英语，因为他嘟囔着几句简单的英语：“你是个魔鬼，我不和你打……没有人可以和魔鬼打架……”
蔡继刚用英语回答：“你才是魔鬼，只有魔鬼才无缘无故夺人性命。”
土著人毫无愧色：“我在狩猎，因为我饿了，杀了你我才能吃到饱饭。”
蔡继刚顿时大怒，这他妈的算什么理由？土著人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使他感到很不高兴，你凭什么吃老子？老子还想吃你呢。蔡继刚一生气，好久不用的国骂就脱口而出：“去你妈的……”可转念一想，这小子听不懂汉语，还是说英语吧。蔡继刚和颜悦色地用英语告诉他：“现在你成了我的猎物，我也饿了，准备把你吃掉，你同意吗？”
土著人摊开双手，表情夸张地说：“我除了同意，好像没有别的办法。”
蔡继刚被他奇怪的逻辑气乐了：“那你能给我个建议吗？你是喜欢被烧烤呢，还是喜欢被煮熟了吃？”
土著人回答：“你应该先杀了我，剩下的问题需要自己考虑。”
蔡继刚忍不住大笑起来：“如果我不杀你，我能得到什么？”
土著人考虑了一下说：“你可以得到一个奴仆，或者……一个朋友。”
蔡继刚说：“那好，我不杀你，我们做个朋友吧。”
土著人点点头，又提出一个令蔡继刚大为恼怒的建议：“我们可以再找到一个人，合伙杀死他，一起享用他的肉，你可以多吃一些。”
蔡继刚差点儿又用汉语骂起娘来。
他决定给土著人起个名字，于是想起英国小说家笛福的作品《鲁滨逊漂流记》，鲁滨孙流落荒岛28年，在岛上收留了野人星期五。眼前这个一心一意想吃人的土著青年干脆就叫星期五吧。
通过和星期五交谈，蔡继刚得知，几年前有个国籍不详的白人探险家，划着独木舟沿亚马逊河顺流直下，走到这里时船翻了，那个白人刚刚爬上岸就被食人族的弟兄们抓住，本想当晚就杀掉，用于改善生活，可部落首领认为此人太瘦，食用时可能口感不太好，便决定等养肥了再吃。于是，星期五被派去看守这个囚犯，和他一起度过了几个月时光。这个白人教会了星期五一些简单的英语，但星期五没有得到继续深造的机会，那白人最终还是被吃掉了。
那次部落宴会星期五没有参加，他拒绝吃自己老师的肉。
蔡继刚本来想去部落里看看，但星期五拒绝带路，他认为蔡继刚一旦走进部落，一定会被吃掉，他不希望自己的朋友变成美味的食品填饱别人的肚子。星期五帮助蔡继刚在一棵巨大的马黛树上搭了个窝棚，他时常溜出部落给蔡继刚送来一些令人难以下咽的食品。在蔡继刚逗留的十几天内，星期五还教会他不少丛林知识和生存技巧，两人相处得很愉快。若不是部落里其他土著发现了两人的秘密，蔡继刚也许还要在窝棚里多住些日子。
在一个雾气蒙蒙的早晨，星期五惊慌地跑来通知蔡继刚，部落里有人发现了他的窝棚，前来抓捕的人马上就到。蔡继刚匆匆告别星期五，以长途奔袭的速度逃离了这片危险的丛林。
几天以后，衣衫褴褛的蔡继刚出现在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市，他住进当地最好的一家旅馆，先洗了个热水澡，然后穿上睡袍坐在露台的躺椅上，一边品尝着哥伦比亚咖啡，一边浏览刚送来的《华盛顿邮报》，这一天是1931年9月20日。蔡继刚在报纸的第4版上发现一条新闻，他顿时扔掉咖啡杯蹦了起来。就在两天以前的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袭击了沈阳北大营的中国驻军，张学良的东北军不战自溃，日军兵不血刃占领沈阳和辽宁全境。
蔡继刚顿时气血翻涌，经脉逆行。该发生的事一定会发生，几年来他一直关注着日本军队的动向，尤其是日本关东军。他早就断定，那些桀骜不驯的少壮派军人早晚会整出点事来，这是一群成天拎着脑袋要和别人换命的家伙，他们厌恶和平生活，无时无刻不梦想着在战争中建功立业，报效天皇。如果眼下没有发动战争的借口，他们也要不遗余力地制造出战争借口。这个不安分的大和民族，既然中国不幸与它做了邻居，那么战争是难以避免的。
蔡继刚当即决定回国，他的想法很简单，祖国有了危难，身为军人，他理应血洒疆场，报效国家。回国后，经清华校友介绍，他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财政部税警总团，任上尉连长。
这个税警总团在中国现代建军史的地位绝对非同小可，它原是1930年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期建立的私人武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一支用于缉私征税的准军事武装，但在宋子文的苦心经营下，居然建成了一支连甲级正规军都无法比拟的精锐部队。它的人才选拔全由宋子文亲自网罗，各任总团长全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排以上军官大部分由留美学生担任，另还有一个由八名德国军官组成的顾问团。税警团对士兵的招募要求也很高，文盲一个不要，最起码念过几年“私塾”。
税警总团的武器装备均由财政部自行采购，全部装备欧美武器，精良程度非一般部队可比。该团还把中国传统教育和美国军校教育方式结合起来，制订出一套与国军其他部队不同的训练操典。蔡继刚在这支部队中一直服役到1937年的淞沪会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深刻意识到，中日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既然战争迟早要爆发，那么国民**需要做的，就是尽量延缓战争的提前爆发，以赢得时间进行战争准备。在此期间，国民**建立了国防委员会，并连续颁布了1935～1936年的《防卫计划大纲》，军队建设最重要的就是从1933年开始利用中德军事合作契机，准备组建80个德械师的新式军队，收复东北失地。到了1936年，国防委员会又实行全国整顿，拟订三年内整编120个精锐师的扩军计划。
早在1933年，国民**鉴于“一·二八事变”的教训，针对日本的侵略意图和日军可能进攻的方向，决定在京沪杭地区构筑规模巨大的国防工事，于浙江境内修筑了两条国防工事，即“乍浦—平湖—嘉善—西塘”防线。此国防工事按照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由参谋本部城塞组设计，苏浙边区绥靖主任张发奎主持修建。该工事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工程可谓浩大，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尚未全部完工。
国民**还派出采购团赴德、法、意、美等国采购最新式的火炮、作战飞机和坦克。
在以后的岁月中，蔡继刚经常发出这样的感叹，若是战争再晚爆发几年，我们的抵抗会更加从容，也更有把握一些。
1937年的“七七事变”是个偶发的事件，当时中日两国都没有作好全面战争的准备，战后所有证据都指出，此事变绝非预谋，因为双方都没有准备军队部署以及事件发展的兵力计划。当时主政北平的中方军政最高长官宋哲元要求部属息事宁人，尽量不要给日军扩大事端的借口，为中国争取更多准备抗战的时间。
此时，南京国民**正与延安的中共红军进行改编国军的谈判、与西南诸侯进行军队整编安排以及进行准备抗战的理财、练兵计划，根本顾不上在北平郊区发生的军事冲突。
当时的日本**，则是受困于全球经济大萧条余波的影响，财政上正焦头烂额，无意对外生事。日军参谋本部，在参谋次官多田骏及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的领导下，正在推动对苏联作战的战略整备，并指示驻华日军减少对中国的军事挑衅。而日军在河北的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刚刚暴毙，尚未下葬，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还没有到任。日本**与军部并没有决定要对卢沟桥发生的冲突进行直接军事干预。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日本的强硬派将校，却决定联手利用这个意外事件，对中国平津地区进行一次扩大的控制拓展。他们的目的是，至少要拿下永定河以东的河北地界，将其并入殷汝耕的冀东自治区，若是能一步到位，并吞冀察两省，****华北，则更为上策。
蒋介石及麾下的战略家们认为，虽然日本帝国的长远目标是要征服整个中国，但在具体策略上，要采取的是逐步蚕食，而非一口吞下。它的国力、兵力有限，没有能力占领整个中国。而当时的日本军部断定，中国不敢全方位反击日本的侵略，中国军队最强烈的反弹，不过是在事发热点上进行局部有限的抵抗。根据过去的经验，中国军队面对日军的一次次进攻，竭尽全力也无法防守，在遭到巨大伤亡之后，中国**只好被迫签订停火协定，默认既定事实。
蒋介石认为，日本这种逐步蚕食的战略比发动全面战争更为可怕，它就像一头巨兽，每得到一块地方，就会强壮一分，占领区的全部资源都会纳入其总体战体系，最后由量变而产生质变。中国巨人就像被野兽撕咬下一块块肌肉，每失血一次就衰弱一分，终有一天，日本帝国将羽翼丰满，真正强壮起来，用最后一击将中国巨人击倒。
1937年8月初，蔡继刚去拜访父亲的好友、时任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的蒋百里将军。那天蒋百里家高朋满座，来访的都是一些军政要人，其中有第9集团军司令官张治中将军，有军政部政务次长陈诚将军，有刚刚被任命为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的白崇禧将军，还有自己在弗吉尼亚军校的老校友、时任税警总团第4团团长的孙立人上校。还有一些曾留学日本、德国、美国军校的青年校官，其中大部分人蔡继刚都很熟悉。
蔡继刚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多大人物，蒋先生家的大客厅里将星闪烁，到处是身穿黄呢军服、武装带上佩中正剑的将军。他感到来得很不是时候，本想和蒋先生寒暄几句就告辞，谁知蒋百里一见到这个晚辈很是高兴，亲热地拉着蔡继刚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还问他是否看过自己刚刚发表的军事论著集《国防论》。
蔡继刚谨慎地回答：“蒋伯伯，晚辈看了，非常推崇，尤其那句扉页题词很是鼓舞人心：‘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蒋百里笑道：“哦，看来你看得很仔细，说说看！”
蔡继刚说：“您对日军作战的主要论点有三：第一，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第二，对日本的策略是不畏鲸吞，只怕蚕食，须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
蒋百里拍拍他的肩膀表示赞许，并顺着他的思路说：“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所以我的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
蔡继刚试探着问：“蒋伯伯，晚辈听说蒋委员长准备在石家庄建立指挥行营，由徐永昌出任行营主任，并动员100个步兵师北上，与日军决战于华北。这个传闻属实吗？”
蒋百里微笑着反问道：“如果是这样，有什么不妥吗？”
蔡继刚猛地站起身来，脱口而出：“此举万万不可！我认为华北决战的方略隐藏着严重的地缘战略危机，假如日军在华北决战中获胜，那么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就会沿津浦路和平汉路迅速南下，渡过黄河，进入中原，进窥武汉，切断国民**撤向西南的战略通道，从北向南完成对中国的战略切割，那么我国就会失去进行抵抗的战略纵深，无法与日军进行持久抗战，也就是说，在战略上，中国非败不可！”
蔡继刚急促的嗓音惊动了在场的所有将校，他们都扭过头来注视着这个年轻的中校。老校友孙立人上校还向蔡继刚挤了挤眼睛，以示鼓励。
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那年44岁，年纪虽不老，却在多年的征战中练就一套老谋深算的处世方式，他沉静地看着蔡继刚说：“中校，请继续说下去，如果由你来主持制订战略方案，你准备怎么打？”
事关战略大局，此时的蔡继刚也顾不上谦虚了，他慷慨陈词：“我认为当前我军唯一的策略是迅速开辟第二战场，以争取战略主动，控制战略轴线的发展，即使付出最高昂的战略成本也在所不惜。如果我统帅部以京沪杭地区的重大地缘经济政治利益，来吸引日军改变战略决战地点，然后以长江作为我国战略纵深轴线，由东向西节节抵抗，步步后撤，逐渐拉高我国的地利优势，同时也将抗战的战略资源，同步移转到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我认为，如能做到这一步，中国就亡不了。”
白崇禧微笑着问：“你的意思是，改华北决战为华东决战，先发制人在上海打响，吸引日军主力师团增援淞沪，将战略轴线由南北方向改为东西方向？”
“是这样，我认为非如此不可，否则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绝非危言耸听。”蔡继刚回答。
孙立人把一杯咖啡递给蔡继刚：“云鹤兄，刚才大家正在讨论这个问题，而且是英雄所见略同。蒋先生、张总司令、陈长官和白长官都想到了改变战略轴线的方案，并准备上报蒋委员长批准。”
蒋百里赞许道：“贤侄啊，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倒是很有战略眼光，能一针见血地提出问题，并且马上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你这样的军官将来前途无量啊。”
“蒋伯伯，您过奖了，其实各位长官早已想到这一点了，我不过是马后炮罢了。”蔡继刚恭敬地回答。
1937年的蒋百里，是中国军界当之无愧的重量级人物。他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后来又留学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曾任保定军校校长、陆军大学代理校长等职，一生桃李满天下。他在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先后被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聘为参谋长或顾问，却从来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只是充当高级幕僚，颠沛于诸侯之间。准确地说，蒋百里先生是位军事学家，而非军事家，但他的军事学术成就却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最早关于空军构建的思想，是来自陆军出身的蒋百里。他也是提出对日持久战理论的第一人，被称为中国“现代兵学之父”。
蔡继刚年轻时一贯恃才傲物，他看得上眼的人不多，唯独对这位军界老前辈，蔡继刚始终奉其为终生导师。
1937年8月13日，中国军队先发制人，在上海八字桥打响了淞沪会战的第一枪，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血战骤然爆发，中日双方在这场会战中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上百万人。
蔡继刚以税警第4团副团长的职务参加了淞沪会战，在孙立人团长率领下，于蕰藻浜一线同日军血战两周。在阻击战中，孙立人身先士卒，负伤13处后撤下战场，蔡继刚接替了第4团的指挥，直到第五天他三处负伤后才被抬下战场。
从表面上看，蔡继刚的军旅生涯很完美，军校毕业后从连长干起，直至副团长，在战争中独立指挥团级建制打过恶仗，经历过最惨烈血腥的现代化战争，他的资历似乎无可挑剔。但蔡继刚坏事就坏在嘴上，弗吉尼亚军校的立校精神是诚实与荣誉，蔡继刚一直将此奉为金科玉律。他性格直率，口无遮拦，不愿说违心话，他看不惯军官之间的倾轧和钩心斗角，也难以容忍国军内部的腐败风气。他当营长时，曾经有个军需处长诱劝他经手全营伙食费时“捞一把”，蔡继刚当即翻了脸，毫不客气地向团长孙立人揭发了那位军需处长，使这位仁兄连降三级。
本来税警总团就标新立异，以众多的留学生来管理军事训练和日常生活，这已在传统排外的国情之下显得鹤立鸡群了，再加之留过洋的军官们无视环境如何，相互间开口便是洋文，这更让不懂外文的军官们感到自卑，他们将这些洋派军官们视为异类。而蔡继刚的为人更是异类中的异类，因此处处受到排挤。蔡继刚心灰意冷，渐生脱离税警总团的念头。
淞沪会战中，税警总团伤亡惨重。会战结束后，当时的总团长黄杰被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拉拢，将余部编为40师，而五千多个伤员就不管了。蔡继刚闻讯，伤未痊愈便赶往40师师部归建，他实在不愿再回到税警总团了。
孙立人以后就以这5000伤员为基础，于1938年重建税警总团，不久便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1941年年底，这支部队又被改编为新38师，加入远征军战斗序列，归国后编为新1军，成为国军五大王牌之一，此为后话。
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最后以惨败告终，还连带着首都南京失守。蔡继刚痛定思痛，得出诸多痛苦的结论，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军界虽名将如云，但真正具有大战略思维的将领却属凤毛麟角。将领们缺乏战略眼光倒也罢了，即使在战役预案的制订与战役指挥层面上，也同样缺乏操作性。以淞沪会战为例，国军统帅部的长官们表现得很弱智，淞沪地区水网密布，地势平坦，地域狭窄，属于战略防御的浅近纵深。在既无战场筑垒准备，又缺乏回旋机动余地的作战地幅内，仓促展开70万大军，摆开决战的态势，此举在战略指导上是极其愚蠢的。蔡继刚百思不解，统帅部的长官们在战役布势和兵力运用上，为什么眼光总盯着淞沪这个弹丸之地？假如国军在淞沪地区打响后，趁日军大举增兵登陆，采用交替掩护、节节抵抗后退的方式，把防御纵深拉长到长江三角洲地区，将日军主力引往预设战场，以现成的国防工事为依托进行正面阻击，进行大纵深防御，再灵活运用轻装部队在江南水网地带进行逆袭，这样既拉长了日军的补给线，又避免了日本海军舰炮火力的威胁，而且能使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日军飞机降低作战半径，削弱其作战效能。若真能如此，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伤亡就不会如此巨大。
淞沪会战的结局使蔡继刚感到很悲哀，没办法，自己虽早有预见，但由于人微言轻，这场大血战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蔡继刚对这场会战的结论是，在战略上，国军统帅部的将领们天才般地制订出改变战略方向的作战方案，使中国以弱势与守势竟然掌握了战略主动，创造出劣势一方引导战略主动的先例，在战略指导方面策划得近乎完美。
然而，在淞沪会战中，国军统帅部在战役布势及兵力运用方面却极为愚蠢，其作战指导思想无法适应机械化兵团大纵深突击的特点，既未形成纵深梯次配置，又缺乏强大的反突击战役预备队。国军一线兵团紧贴海岸线以单薄的点线防御迎敌，在日军优势的空中火力及舰炮火力的攻击下伤亡惨重。而二线兵团在战术上又无法对前线进行有力支援，只能无所事事地采用逐次增加兵力的“添油战术”，不断将大量后备兵力输送到血肉横飞的作战地幅内，将这些有生力量逐渐碾碎于血肉磨坊中。
万幸的是，日本陆军的将领们也同样愚蠢，他们的战术呆板，缺乏灵活性，只会一味地平推硬攻，自恃火力与兵力的优势，专门攻击国军坚固阵地，采取硬碰硬的打法。如果他们的智商再高一些，以优势的火力和机动能力进行迂回攻击，直接切断国军上海与南京之间的交通线，那么国军在上海的阵地早就被日军分割包围，丧失战斗力。若能如此，淞沪会战无论如何坚持不了三个月，中国的70万大军完全有被聚歼的危险。可惜，历史容不得假设。
战争初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蒋介石采取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战。综合武器装备、作战技术、将士之士气等诸因素，国民**军事委员会对日军战斗力的评估是：一个日本士兵可以对抗八个中国士兵。在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的兵力部署也基本按照这个比例。这是个极其无奈的选择，弱势的中国军队只能以巨大的牺牲，换取优势一方的日本军队有限的伤亡。这毫无疑问是不等价的交换，但蒋介石仍然希望以中国人多地广的优势，最终将日本消耗至战败。
纵观淞沪会战，中国方面的战略指导是成功的，而战役布势及战役指挥是失败的、愚蠢的。万幸的是，中国军队以正确的战略指导为此后的长期抗战赢得了时间，同时也将东部的工业及战略资源，有序地转移到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为此后的长期抗战打下了物质基础。凭此一点，中国就亡不了。
蔡继刚在中央军系统中因性格问题及非黄埔出身等原因，一直郁郁不得志，虽然由于不同凡响的学历背景升至上校军衔，但也只是在军一级指挥部当个作战参谋，始终没有带兵权。
1942年年底，军委会军令部需要一名往返各大战区的联络官兼督战官。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此督战官的首选条件，应该由与军内任何派系都不沾边的军官担任，于是蔡继刚理所当然被选中。考虑到经常要和将官们打交道，区区上校何以服众？军令部斟酌再三，上报何应钦特批，破格提升蔡继刚为少将军衔。其实这不过是个礼仪性的虚衔，并无实权。
光阴荏苒，转眼蔡继刚回国参战已近十三余年。此时，刚刚参加完第一战区司令部军事会议的蔡继刚心情抑郁，他呆呆地望着青翠的绿篱，本能地觉得李家钰的建议是正确的，那个黄河铁桥一旦被日军修通，战役的结局显而易见。到那时，广阔的豫中平原将无险可守，潮水般涌过黄河铁桥的日军坦克集群将在豫中平原上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
至于蒋鼎文坚持将司令部设在洛阳的理由，更令蔡继刚哭笑不得。这位陆军上将完全混淆了指挥官与指挥机关的界限，高级指挥官亲临前线，与将高级指挥部设置于前线完全是两回事！
蔡继刚的目光仿佛越过洛阳城，越过黄河，伸向雾气迷蒙的黄河北岸，他心中渐渐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敌人在调兵遣将，蓄积力量，庞大的战争机器已经发动，随时有可能向中国军队发出致命的一击，而我们什么也不做，几十万大军就这样无所事事地坐等日军的进攻。悲乎！我的中国！
在古今中外的一切战争中，交战双方对战略主动权的争夺是首要问题，哪一方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就能够控制战争的进程，继而取得最后的胜利。
那么在1944年春季的中原战场上，中日交战双方究竟谁掌握着战略主动权呢？答案很清楚：日本。这个经过长年战争消耗、业已气息奄奄的帝国，仍然掌握战略主动权。
其实日本帝国的日子过得相当糟糕，自1944年始，美军攻占马绍尔群岛，进而轰炸日本联合舰队基地特鲁克和马里亚纳、加罗林群岛。日本军务局长佐藤面见东条英机，提出从马里亚纳和加罗林群岛撤退。这样，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于1942年宣布的太平洋绝对国防圈就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2月26日，美英军队在新几内亚北面的阿德默勒尔蒂群岛登陆，日本南洋派遣军司令部拉包尔完全陷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3月5日，英国温盖特少将的空降兵团在北缅伊洛瓦底江两岸空降。更致命的是，由于美国潜艇群的出色表现，日本帝国向南洋战区输送兵源补给的海上运输线被严重封锁。以战争的总趋势来看，日本帝国就像是拳击台上一个连遭重击、即将被打倒的拳击手，只需对手盟军方面最后一击就可结束比赛了。
可奇怪的是，这个已经鼻青脸肿的拳击手在倒下之前，却一反常态地向胜利者发出致命一击，然后他惊讶地发现，即将获胜的对手居然被打得轰然倒地，几乎丧失了比赛资格。
现代化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总体战，在1944年中日两国的战力比较上，并不是日本军队太强，而是中国军队太弱。弱在哪里？不仅仅是综合国力和武器装备上的悬殊，而且也是双方高级将领在智力层面上的悬殊。
1944年春，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在南京的派遣军司令部召开由各方面军、野战军及师团长以上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制订出一套完整的作战计划，即《一号作战计划》。
其内容是，此次作战将要达到三个战略目的：
第一，在美英海军封锁太平洋航线的情况下，打通一条北起东北，横穿中国大陆，南至越南河内的铁路交通线，从东北到朝鲜半岛与帝国相连，保持帝国与大陆的进出自由。
第二，消灭中国西南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消除其轰炸日本本土的威胁。
第三，消灭重庆军队的主力，特别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
畑俊六大将的战役布势及兵力运用是这样的：第一阶段作战，将打通郑州至信阳之间的铁路线，围歼中国第一战区防区内的重兵集团，尤其是消灭该战区的核心主力，汤恩伯的王牌第13军。
华北方面军冈村宁次大将为此次作战的总指挥。由华北方面军第12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率领第37、第62、第110师团，独立混成第7、第9旅团，骑兵第4旅团、坦克第3师团从郑州以**破黄河防线，向平汉铁路南段沿线发动攻势，一举击溃中国军队，占领并确保平汉铁路南段的畅通。
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以独立步兵第11旅团主力七个大队的兵力，从信阳出发北进，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第13军以一部分兵力从安徽蚌埠地区沿黄泛区南侧前进，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第5航空军司令官山下琢磨中将，以一部航空兵力量，配合地面部队进攻。此次战役，日军投入总兵力初步定为20万人。
为实施《一号作战计划》，日军大本营倾其明治维新以来所有累积的陆军战力和物资，孤注一掷投入此行动。日军大本营决定，中国派遣军在执行一号作战计划中，所有的兵力与支援要求都给予最优先的配合。在兵力动员上，日军大本营决定再动员51万部队，优先补足中国派遣军所有的缺额；尽量将原先在中国战区的乙种师团与丙种师团，调升为甲种师团，这样就使得日军甲种师团加上所有补充、特种作战单位之后，其作战兵力已达到32000人。此外，日军大本营还抽调日本本土与关东军的部队，进一步支援中国派遣军的一号作战。
日军对于一号作战计划的先期后勤准备，周全到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先是改组中国战场的航空兵团，仅是空军作战的油料，就有半年的储量，而弹药的储量多达两年。
陆军方面则破天荒地派出从未在中国战场上使用过的坦克师团。参战各军的粮弹后勤支援，都有半年以上使用量的准备，并且调集了马匹67000匹，运输汽车13000辆，运输补给船艇10000艘，还调动了日本全国所有的道路、桥梁工程支援人力与器材，投入战线后方道路的维修。
日军大本营为一号作战计划所有的作战需求，上至野战医疗设备，下到士兵军靴的修理，都准备得一应俱全。
箭已在弦上！日军的一号作战，很快将成为中国军队的噩梦。
现在，日军在黄河大铁桥的修复工程显然加快了速度，汉王城国军炮兵的炮火干扰索性成了应付差事的象征性行动，而对面日军的炮火却丝毫没有懈怠，只要国军敢发一炮，立刻就回敬20炮，到后来国军炮兵干脆一言不发，保持沉默了。于是黄河大铁桥在中国守军的注视下，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一点一点向南岸延伸，与此同时，浮桥的铺设也在日军火力的掩护下进展迅速。
4月初，黄河大铁桥终于修通了。
忧心如焚的蔡继刚连连向重庆发报，汇报第一战区的作战计划存在严重偏差，同时申请动用空军不惜一切代价，炸毁新修复的黄河铁桥。
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在电话里训斥着蔡继刚：“我说小蔡呀，第一战区的作战计划是军令部依情报编制下达的，你的任务就是督促各部执行落实，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能越权干涉，你这么干是两头不落好，以后不该说的话少说！再说，美国驻重庆武官认为，日军在河南的攻势准备不过是春季演习，日军很快便可退回原防地。怎么？你小蔡比美国盟军的参谋官还高明？”
蔡继刚忍着气说：“厅长，卑职并不认为官阶低就该闭嘴，这是关系到几十万大军生死存亡的大事，卑职明明看到其中潜藏的危机却不说话，其良心何在？现在黄河铁桥的修复是明摆着的事实，日军重型装备云集新乡的情报也确定无误。一旦敌人大量坦克过桥，豫中平原河流稀少，全是旱田，几乎无险可守。我军缺少反坦克武器，后果将不堪设想！我认为，动用轰炸机炸桥是最后的办法。厅长，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总得想想办法呀！”
厅长的口气缓和一些：“这个嘛……我倒可以向上面反映一下，不过批不批准我可不敢保证，当然，责任不在你啦。”
挂上电话，蔡继刚颓然瘫倒在沙发上，他悲哀地发现，那些手握重权的将领们，脑子好像根本没用在打仗上。
蒋介石、徐永昌、蒋鼎文等人的脑子出了问题，而盟军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中将的脑子也没好到哪儿去。
近一个月来，沉寂的中原战场上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危机态势，美国第14航空队的侦察机发现，日军在黄河故道曲折处有大批运兵卡车向新乡以南开去，湖北北部的日军车队越过省界，向豫南信阳集中。沿长江有数不清的日军船舶在集结向武汉推进。第14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将军向史迪威发出警告，认为日军在河南的部署是珍珠港事件以来最危险的态势，并建议4月份将驼峰航线的空运量提升至8000吨，立刻派轰炸机沿长江对日军船舶和九江、岳阳一带的交通线进行饱和轰炸。
由于美军机场大部在华南，b-17和b-24轰炸机载弹量和航程有限，难以对豫中战场提供密集支援，陈纳德准备调集飞机进驻汉中、安康一带的川陕机场，试图在日军过黄河之前将黄河铁桥炸毁。但史迪威认为，日军不具备在中国战场大举进攻的能力，陈纳德有些“大惊小怪”。第14航空队的第一任务是保卫成都的b-29轰炸机基地，其他的他让陈纳德“少管闲事”，对陈纳德的建议和行动予以制止。
对于轰炸黄河铁桥的建议，史迪威提出，必须由第一战区提供邙山日军桥头堡的防空火力情报，否则他“不便”派飞机轰炸。令人不解的是，美军b-29飞机轰炸日本本土时却并没有提出过这个条件。汉王城的国军驻军也根本拿不出对方的防空情报，事到临头就是想收集也来不及了，于是轰炸黄河铁桥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邙山桥头堡的日军似乎增加了好几百人，在拼命修筑工事。他们的阵地沿鸿沟在向东延伸，扩大了近两倍，虽然大桥已经修通，双方的炮击也停止了，但形势却一天天紧迫起来。
十万火急的军情报告打到洛阳，第一战区长官部的回复仍是千篇一律的措辞：
“注意警戒监视，不可轻举妄动！”
4月8日是个艳阳高照的日子，一大早，汉王城守军阵地上传来一阵阵铃铛声，几个老百姓牵着牲口向阵地走来。为首的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壮实的五短身材，一脸络腮胡子，一双小眼睛不住地左顾右盼。他左耳上夹着一支铅笔，头戴一顶脏兮兮的破毡帽，身穿蓝布长衫，腰围布腰带，还把长衫的前后摆撩起塞在腰带间，显得很精干。另外两个牵驴的都是短衣打扮的精瘦年轻人，黑布裤腿高高挽起至膝盖，一看就是庄稼汉。
一个国军少尉拦住庄稼汉：“嗨！往哪儿走呢？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去去去，离这儿远点儿。”
壮汉摘下帽子朝少尉鞠躬道：“老总，俺是西面王村镇铁匠铺掌柜，听说队伍上卖炮弹皮，俺来上门收购，也省得老总们费时费力往集上送。”
少尉上下打量了壮汉一眼，疑惑地说：“每次都是我们把炮弹皮送到广武镇李掌柜那儿卖，从来没人上门收购。再说了，也没听说王村镇有铁匠铺呀？”
这时连长急匆匆赶来，查看了两头毛驴的跨篓，没发现什么，他面露喜色地说：“这下好了，每次送货还得借后勤处的骡子，闹不好还要为分钱吵架，你是……”
壮汉赶紧又鞠了一躬：“老总，俺是王村镇的，铁匠铺刚开张五天，这年头生意难做，唉……俗话说同行是冤家，往后你这儿的炮弹皮俺包下了，俺比广武镇李掌柜每斤多出两毛钱，你看咋样？”
连长心中窃喜，表面却不动声色：“河防重地禁止闲杂人员入内，我让你们进来，还担着干系，不能让上面知道。每斤加两毛我犯不上，这样吧，每斤加五毛咱就成交了。怎么样？”
壮汉显得很为难，他咬咬牙，朝地上猛啐一口唾沫：“中！加五毛就五毛，这买卖俺做啦！”
连长立刻吩咐一个上等兵带两个年轻伙计去后面战壕搬炮弹皮，同时令少尉在此监秤记数，自己就回连部了。
壮汉笑眯眯地从藤筐里抽出一杆秤，耐心地等待两个伙计将炮弹皮搬来倒在地上，另外两个士兵用扁担将秤和藤筐抬起过数儿，由少尉在小本上记下数目。那壮汉从耳朵上取下铅笔，靠着大青骡也在小本上记着什么。
少尉心中很不高兴，心说有我记数就行了，你还记什么？莫非是不放心，还要跟我对账不成？国军军官都是有些脾气的，他们横行惯了，对老百姓从来不大讲礼貌。少尉冷不防一把抓过壮汉手中的小本，漫不经心地瞟了一眼正要扔掉，谁知这一瞟不打紧，少尉惊出一身冷汗，小本上记的哪是什么数字，居然是国军阵地上的工事炮位标记。
少尉大喝一声：“你是奸细！”他一把揪住壮汉的衣领。
那壮汉早有准备，他反手攥住少尉的手腕，熟练使用柔道投技，将少尉隔着大青骡摔了出去，砸在两个毫无防备的过秤士兵身上，壮汉闪电般从怀里抽出手枪连开三枪，随后掀掉青骡背上的藤筐飞身骑上，用枪柄狠命砸在青骡屁股上，大青骡一头冲了出去……
这一切都是在短短十几秒内发生的，阵地上乱作一团，连长从连部里冲出来，大梦初醒地狂呼：“日本探子！给我开枪，别让他跑了！”
哪里有人开枪，枪都在掩体边架着，士兵们乱哄哄地跑去抓枪，在狭窄的交通壕里挤作一团。
阵地工事里的机枪哒哒哒地响了，而壮汉已经骑着骡子冲进阵地旁的深沟里。连长气喘吁吁地带着士兵们赶到沟边，朝着跑远的日军探子开枪射击。谁知对面的日军大炮轰然响起，一个密集齐射就把阵地变成一片火海，连长和士兵们连个愣儿都没打，立刻抱头鼠窜，逃回掩体。
这次事件导致一名军官和两名士兵丧生，那两个搬运炮弹皮的年轻伙计被当场抓住，经审问后确系日军雇用的中国农民。连长一肚子怒火无处发泄，连请示都免了，掏出手枪当场就给毙了。
无独有偶，当天下午中牟县西堤守军防地上也出了事，是阵地最东端的几个哨位。
原来三个哨位的哨兵寂寞难耐，他们盘算离吃晚饭时间还早，便离开哨位挤到一个碉堡里，和两个机枪手推起了牌九赌钱。没一会儿，这五个士兵为出牌顺序发生争执，两位弟兄还动起手来，一个机枪手一拳把一个哨兵的鼻子打出了血，其余三个士兵连忙上前拉架。弟兄们正折腾得热闹，碉堡里不知什么时候进来八个全副武装的“国军”士兵。在刺刀的威逼下，五个打牌的士兵被破布塞住嘴巴五花大绑捆了起来。士兵们瞪着惊恐的眼睛，战战兢兢地靠墙根儿站成一排，他们本以为对方会给个战俘待遇，谁知对方毫不留情，瞬间用刺刀将五个士兵钉在了墙上……
这是一支日军的侦察分队，他们的任务就是渗透、侦察、突袭。日军士兵们迅速擦干刺刀上的血迹，走出碉堡。三个人进入哨位扮作哨兵继续放哨，其余人则扮作巡逻队，沿交通壕的边缘大摇大摆向阵地纵深走去，沿途不停记录着守军的炮位、工事、碉堡的位置。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一个炊事兵提着饭篮走进碉堡，见到碉堡里的惨状，他不由发出瘆人的一声怪叫，回身冲出碉堡朝天鸣枪报警。
“叭！”一声震耳的枪声打破了阵地上的宁静……
炊事兵鸣枪后还没来得及逃走，脑门上就中了一颗子弹，潜伏在哨位上的日军士兵迅速冲进碉堡里埋伏起来，一个中尉带着一个排的士兵朝枪响的地方奔来，和日军假扮的巡逻队撞个正着。
中尉刚喝了声：“口令？”日军特工队就开了火，国军士兵立刻还击，阵地上顿时枪声大作……国军伤亡了几个弟兄。日军特工队交替掩护着撤退，国军中尉一把夺过机枪狂扫，撂倒了跑在后面的两个日军士兵，其余人跑得飞快，越过碉堡朝河滩上跑去。国军士兵们蜂拥而上，突然碉堡里的机枪响了，国军士兵们在猝不及防中被打倒一片，其余人被猛烈的火力压制在地上抬不起头来。
那个中尉还算镇定，他知道碉堡已被日军占领，便带着一个下士翻身跳进交通壕，慢慢接近碉堡的后门。中尉一脚踹开木门，将两颗手**扔了进去。爆炸过后机枪声停了。中尉发现碉堡里只有一个日本兵，此时已被炸得支离破碎，而其余的日本兵早已跑得无影无踪。
这两个事件同时上报到洛阳的一战区长官部，蒋鼎文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这个时候哪怕是个白痴也会明白，日军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他气急败坏地下令：“河防阵地全部戒严，守军进入一级戒备，加固工事，增加粮弹贮备，派出巡逻队日夜不停巡视，严密监视对岸一举一动。”
在一旁的蔡继刚跨前一步说：“长官，日军的进攻意向已十分明确，我建议向汉王城和中牟县西堤阵地增派兵力，并且向汉王城阵地两翼急调战防炮部队增援。还有……守中牟西堤的暂15军27师装备差，战斗力弱，我建议从85军抽调一个师加强中牟防务。”
长官部参谋长董英斌也表示赞同：“蔡督战官言之有理，现在部署还来得及！”
蒋鼎文不以为然：“你们怎么就能断定日军准在这两个地点过河？这极可能是敌人故弄玄虚，我们不可上当！再说了，85军抽一个师到中牟，他们守临汝的任务谁来代替？一个萝卜一个坑，丢了临汝你们俩谁负责？”
蔡继刚急了：“长官，这两个地点正好是郑州的左右两翼，如果同时被敌突破，郑州将三面临敌，实在太危险了！郑州一旦失守，马上会变为日军的前进基地，此地又是平汉、陇海两大铁路的交会点，敌军接济极为方便，而我军战况将会变得十分艰难！”
蒋鼎文干脆转过身子，慢条斯理地说：“小蔡啊，作战计划是军令部批准的，现已实施到位，怎么能临时变更？我负不起这责任，你小蔡更负不起！”
蔡继刚还要作最后努力，被参谋长董英斌连拉带拽拖到了室外。
董英斌小声劝道：“蔡老弟，再坚持就是犯上啦，何必呢？天塌下来有蒋长官撑着，管他呢……哎哟，老弟，你……你这是怎么啦？”
此时蔡继刚的眼泪抑制不住夺眶而出：“英斌兄，完啦，全完啦，我们的排兵布阵就好像十个指头按下十个跳蚤，哪个都不敢松开，没有任何防御重点和机动兵力，一旦被敌人突入分割包围，十个指头将挨个被斩断。到那个时候……我们几十万大军将死无葬身之地！”
董英斌叹息着：“可我们人微言轻，谁会听我们的呢？”
“上帝啊！求求你，救救我们中国！”蔡继刚泪流满面地祈祷着。
[1]
加伦将军原名为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191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组织赤卫队，翌年组建红军时任师长，1921年任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总司令，翌年任军长。1924年化名加伦来华到广州，任国民**首席军事顾问。1927年夏回苏，曾任乌克兰军区司令员助理、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指挥过1929年中东铁路之战。后任远东军区司令员。193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成为苏军最早的五元帅之一。1938年10月以“反苏阴谋”罪名被捕，随后被处决。1956年获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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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人种也称“蒙古人种”，具有下列特征：皮肤略带黄色或浅棕色，头发黑而平顺，颧骨突出，具有蒙古式的上眼皮皱纹。黄色人种有两个支系：亚洲支系和美洲支系。亚洲支系主要分布在亚洲的中部、东部和东北部地区。美洲支系主要指北美和南美大陆原有的居民如印第安人。他们是亚洲支系的人经过楚克奇海和阿拉斯加而迁至美洲定居的。故事中的土著人没有亚洲和中国的概念，他们只见过印第安人，因此把蔡继刚当成印第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