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6章 人民战争论
相对于欧洲的动荡，万里之遥的中国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块使，全力建设新中国，这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上，除北方埋头苦干的苏联外，别无分店。
人民党政|府的一系列对外强硬措施，引起了各大国的注意，各国都将中国视为新生的对手，并着意加以防范之。
居安思危。如果有人试图干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中国现有军事力量，能否抵御这种企图？换言之，德国有两个多世纪来最令人生畏的“军官团”----即现当代绝大多数军队总参谋部的样板，英国有著名的皇家海军，中国有什么？中国的国防战略是什么？
中外林林总总的军事家中，张汉卿比较佩服的便有拿破仑、马汉、杜黑、彼得一世、俾斯麦和毛爷爷，如果反面人物也能罗列，那就还有希特勒。他们的特长不在于军事，而在于用天才的政治敏锐性把握军事的变革或理论，从而在军事上达成同代人所不能企及的高度。
在军事组织能力上，可堪纪念的便有堪称德国军神的鲁登道夫和他的《总体战》。
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理论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和20世纪初工业生产、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发展水平提出的，对现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希特勒及其将军们更是将此理论用于第二此世界大战，给人类历史以巨大影响。
首先，鲁登道夫完全放弃了“不惜一切代价保住阵地”的作战指导思想。
他认为，猛烈的炮火可以消灭前沿阵地的全部守军，人被消灭了阵地也守不住，因此应该把部队撤到远离前沿阵地的后方，即敌人的炮火射程之外，最大限度地保存有生力量。这和毛爷爷的“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是同一个道理。
其次，鲁登道夫还提出了充分利用炮兵优势，保持作战的突然性和机动性的新进攻战术。
在1918年3--5月的圣困廷----拉费尔、利斯河和维斯雷战役中，按照他这一战术思想，德军没有再重复过去那种先轰炸一星期后，进攻部队向前推进，进攻也不是排成长长的横队，而是排成短队和不规则的队形。
他们的任务是不论右翼或左翼出现什么情况，都因应尽可能向前推进，占领敌人的指挥所，切断敌人的联系。在发起进攻前才把部队拉上去，增加作战隐蔽性、突然性等等。
1925年立夏，在北戴河避暑的张汉卿在参考鲁登道夫在10年后才问世的《总体战》后，将其主要思想观点归纳为中国未来的国防战略，并在随后召开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上郑重提出，其主要内容是他后来逐渐形成的“人民战争理论”：
现代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不仅战争已扩展到参战国的全部领土，卷入战争的人员也由军队扩大到全体民众。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和政治都应服从于民族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因此政治应为作战服务。”
但并非因此而否定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的著名论断，不仅如此，应该在国家战略上考虑战争问题。
这里的现代战争，应该是政治上已经决定的基础上的全民动员的战争，而非由好战之辈左右政治----绝不能像后来的日本那样，由屁股决定脑袋。
总体战的基础是民族的精神团结。为此应当采取特别措施，控制新闻舆论工具，镇压泄露军情和不满分子。利用一切手段进行精神动员，使军事教育具有种族特色，从而唤发民族精神。
当战争来临时，和平时期的一些皿煮守则可能会影响或者制约军事的发挥。为此，张汉卿早在宪法中就规定，一旦战争爆发或者人民党认为国内外局势有恶化到影响国家安全的时候，经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得以行使军管，此之条款，就是临时宪法中有名的《特别状态法案》。
在此种时刻，所有国家权力，将集中在特设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手里；地方的权力，则集中在由各地常委会组成的军管会手里。
“国家安全|委员会”非常设，由人民党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负责警察、情报、外交、交通、财政、司法等部的部长组成，平时每年例行召开一次会议，或在紧急情况下由政治局|常委会提议召开，讨论现阶段国家局势及对未来国家安全形势评估。
只要被确定为战争或危机状态，“国家安全|委员会”将会自动接管国家一切权力，国会将自动转入休会状态。
届时将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平时经济战时化，粮食、服装、燃料等重要物资，平时就要大量储备，并应把发行银行置于中|央权利之下，力争战争物资自给，扩大军备工业，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
皿煮制度在战争时是不适用的，乾纲独断、临机处置才是王道。
国防军是抵御外侮的重要力量，要建立独裁式的战争指挥体制，以具备卓越的才能、坚强的品格、充沛的精力、敏锐的观察力等优良素质的人为统帅（张汉卿：我说的不是我！）。
由其来加强国民和军队“在种族基础上”的民族团结，考察与战争有关的各项方针政策，指导战争全局等，并领导由陆、海、空军、宣传、军事技术、经济、政治领域里的奇才所组成的国防参谋部来贯彻其思想意志。
中|央军委、国防部关于军队之集中、粮饷器械之运搬储藏等事宜，平昔须为一切必要之处置。俾一旦临事，常备兵能完全利用，以作第一线之军队。
人民战争的宗旨，乃在于发动全体国民，平时即拥有保家卫国的理念，并经受一定的军事教育。这样，在战事仓促时方能够尽快应征入伍并在短期内接受并完成军事训练的任务，成为合格的兵员。
就在这一时刻，由蒋百里起草、张汉卿批准的《义务兵役制草案》正式出台。
此草案亦是一种教育方案，它的主体宗旨是示强与警戒：实行此方案的责任者，义属于全体国民。其民治方面远较军人方面为重，可以称之为武人之文化、文人之武化。不但让全体国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还能从小树立起军事意识，摆脱束缚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儒家弱兵思想。
这个草案使得寓兵于民，全民皆兵不再是一句空话。有了完整的征兵体系，使召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成为可能。
《义务兵役制草案》规定了全体适龄健全的国民都有义务参加各种军事组织：20岁到25岁为常备役，即武装部队，正式称呼为中国人民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自25岁至35岁为后备役，称为“预备役部队”；自35岁至45岁为守备役，称为“民兵”。
各省、市、县级政|府机构设立人民武装部，由党的同级委员会管理，作为本地区招募新兵及国防动员之机构。各人武部之正、副官长，皆由退役军官充任，负责本地区预备役及民兵人员之组织。
武装部队由军委管理，列入国家军事财政项目；预备役部队和民兵交为地方管理，其中预备役部队的军官，都由转业、退役军官充任；民兵则由基层乡村组织，主要由退役官兵就近管理。
因为军人的待遇远超同期各业，中华民国更规定了退役军人的安置办法----可以免费接受高层级的中等职业再教育、或担任地方公职，使军人社会地位得到极大增强。可想而知草案实施后社会上踊跃参军之风将居高不下，兵员素质的极大改善立等可期。
中华民国的常备役、预备役、武装警察部队，均为防卫国家之独立、攻击敌人之侵略而设。战争非由于防卫，则是一大罪恶，政|府竭尽调处手段，而相对国家不受调处，或调处不谐，至不得已而宣战，则此种战争始可谓为防卫的战争。
这一草案，凝聚了张汉卿对国家战略的思考，也使时任国防部长的蒋百里感受到少帅对国家的前瞻性建设思想。这一“人民战争”的构想与其后提出的国防战略，一起构成了张汉卿军事思想的主体部分，影响着中国新一代军人。
对“人民战争”这一提法，无论是老奉系还是人民党系或是归顺系，都是非常赞同的。但是对于中国仍处于战争威胁之中这一点，人民军内部均有不同看法。绝大多数的高层都认为国家已经统一，外患已基本消除，政|府应该致力于发展民生。
只有张汉卿、蒋百里等人无比坚锐地指出：“中日关于关东州、台湾的问题迟早要发生一场大战，亚洲的政治、地理环境使得这一决定亚洲领导权的中日之战迫在眉睫”。
对此一说法，即使是张作霖也不以为然。毕竟，没有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奉系人物们是真的想不到，正史上日本人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放胆与中国一战！
望着党内高层不解的目光，张汉卿反问道：“处在东北心脏的关东州对我国的国防战略造成怎样的影响和被动局面？诸位认为日本人会将关东州乖乖地交给我们吗？在亚洲，在目前，还有比我国更好的还能够吸引日本人眼光的地方吗？”
人民党政|府的一系列对外强硬措施，引起了各大国的注意，各国都将中国视为新生的对手，并着意加以防范之。
居安思危。如果有人试图干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中国现有军事力量，能否抵御这种企图？换言之，德国有两个多世纪来最令人生畏的“军官团”----即现当代绝大多数军队总参谋部的样板，英国有著名的皇家海军，中国有什么？中国的国防战略是什么？
中外林林总总的军事家中，张汉卿比较佩服的便有拿破仑、马汉、杜黑、彼得一世、俾斯麦和毛爷爷，如果反面人物也能罗列，那就还有希特勒。他们的特长不在于军事，而在于用天才的政治敏锐性把握军事的变革或理论，从而在军事上达成同代人所不能企及的高度。
在军事组织能力上，可堪纪念的便有堪称德国军神的鲁登道夫和他的《总体战》。
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理论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和20世纪初工业生产、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发展水平提出的，对现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希特勒及其将军们更是将此理论用于第二此世界大战，给人类历史以巨大影响。
首先，鲁登道夫完全放弃了“不惜一切代价保住阵地”的作战指导思想。
他认为，猛烈的炮火可以消灭前沿阵地的全部守军，人被消灭了阵地也守不住，因此应该把部队撤到远离前沿阵地的后方，即敌人的炮火射程之外，最大限度地保存有生力量。这和毛爷爷的“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是同一个道理。
其次，鲁登道夫还提出了充分利用炮兵优势，保持作战的突然性和机动性的新进攻战术。
在1918年3--5月的圣困廷----拉费尔、利斯河和维斯雷战役中，按照他这一战术思想，德军没有再重复过去那种先轰炸一星期后，进攻部队向前推进，进攻也不是排成长长的横队，而是排成短队和不规则的队形。
他们的任务是不论右翼或左翼出现什么情况，都因应尽可能向前推进，占领敌人的指挥所，切断敌人的联系。在发起进攻前才把部队拉上去，增加作战隐蔽性、突然性等等。
1925年立夏，在北戴河避暑的张汉卿在参考鲁登道夫在10年后才问世的《总体战》后，将其主要思想观点归纳为中国未来的国防战略，并在随后召开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上郑重提出，其主要内容是他后来逐渐形成的“人民战争理论”：
现代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不仅战争已扩展到参战国的全部领土，卷入战争的人员也由军队扩大到全体民众。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和政治都应服从于民族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因此政治应为作战服务。”
但并非因此而否定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的著名论断，不仅如此，应该在国家战略上考虑战争问题。
这里的现代战争，应该是政治上已经决定的基础上的全民动员的战争，而非由好战之辈左右政治----绝不能像后来的日本那样，由屁股决定脑袋。
总体战的基础是民族的精神团结。为此应当采取特别措施，控制新闻舆论工具，镇压泄露军情和不满分子。利用一切手段进行精神动员，使军事教育具有种族特色，从而唤发民族精神。
当战争来临时，和平时期的一些皿煮守则可能会影响或者制约军事的发挥。为此，张汉卿早在宪法中就规定，一旦战争爆发或者人民党认为国内外局势有恶化到影响国家安全的时候，经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得以行使军管，此之条款，就是临时宪法中有名的《特别状态法案》。
在此种时刻，所有国家权力，将集中在特设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手里；地方的权力，则集中在由各地常委会组成的军管会手里。
“国家安全|委员会”非常设，由人民党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负责警察、情报、外交、交通、财政、司法等部的部长组成，平时每年例行召开一次会议，或在紧急情况下由政治局|常委会提议召开，讨论现阶段国家局势及对未来国家安全形势评估。
只要被确定为战争或危机状态，“国家安全|委员会”将会自动接管国家一切权力，国会将自动转入休会状态。
届时将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平时经济战时化，粮食、服装、燃料等重要物资，平时就要大量储备，并应把发行银行置于中|央权利之下，力争战争物资自给，扩大军备工业，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
皿煮制度在战争时是不适用的，乾纲独断、临机处置才是王道。
国防军是抵御外侮的重要力量，要建立独裁式的战争指挥体制，以具备卓越的才能、坚强的品格、充沛的精力、敏锐的观察力等优良素质的人为统帅（张汉卿：我说的不是我！）。
由其来加强国民和军队“在种族基础上”的民族团结，考察与战争有关的各项方针政策，指导战争全局等，并领导由陆、海、空军、宣传、军事技术、经济、政治领域里的奇才所组成的国防参谋部来贯彻其思想意志。
中|央军委、国防部关于军队之集中、粮饷器械之运搬储藏等事宜，平昔须为一切必要之处置。俾一旦临事，常备兵能完全利用，以作第一线之军队。
人民战争的宗旨，乃在于发动全体国民，平时即拥有保家卫国的理念，并经受一定的军事教育。这样，在战事仓促时方能够尽快应征入伍并在短期内接受并完成军事训练的任务，成为合格的兵员。
就在这一时刻，由蒋百里起草、张汉卿批准的《义务兵役制草案》正式出台。
此草案亦是一种教育方案，它的主体宗旨是示强与警戒：实行此方案的责任者，义属于全体国民。其民治方面远较军人方面为重，可以称之为武人之文化、文人之武化。不但让全体国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还能从小树立起军事意识，摆脱束缚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儒家弱兵思想。
这个草案使得寓兵于民，全民皆兵不再是一句空话。有了完整的征兵体系，使召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成为可能。
《义务兵役制草案》规定了全体适龄健全的国民都有义务参加各种军事组织：20岁到25岁为常备役，即武装部队，正式称呼为中国人民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自25岁至35岁为后备役，称为“预备役部队”；自35岁至45岁为守备役，称为“民兵”。
各省、市、县级政|府机构设立人民武装部，由党的同级委员会管理，作为本地区招募新兵及国防动员之机构。各人武部之正、副官长，皆由退役军官充任，负责本地区预备役及民兵人员之组织。
武装部队由军委管理，列入国家军事财政项目；预备役部队和民兵交为地方管理，其中预备役部队的军官，都由转业、退役军官充任；民兵则由基层乡村组织，主要由退役官兵就近管理。
因为军人的待遇远超同期各业，中华民国更规定了退役军人的安置办法----可以免费接受高层级的中等职业再教育、或担任地方公职，使军人社会地位得到极大增强。可想而知草案实施后社会上踊跃参军之风将居高不下，兵员素质的极大改善立等可期。
中华民国的常备役、预备役、武装警察部队，均为防卫国家之独立、攻击敌人之侵略而设。战争非由于防卫，则是一大罪恶，政|府竭尽调处手段，而相对国家不受调处，或调处不谐，至不得已而宣战，则此种战争始可谓为防卫的战争。
这一草案，凝聚了张汉卿对国家战略的思考，也使时任国防部长的蒋百里感受到少帅对国家的前瞻性建设思想。这一“人民战争”的构想与其后提出的国防战略，一起构成了张汉卿军事思想的主体部分，影响着中国新一代军人。
对“人民战争”这一提法，无论是老奉系还是人民党系或是归顺系，都是非常赞同的。但是对于中国仍处于战争威胁之中这一点，人民军内部均有不同看法。绝大多数的高层都认为国家已经统一，外患已基本消除，政|府应该致力于发展民生。
只有张汉卿、蒋百里等人无比坚锐地指出：“中日关于关东州、台湾的问题迟早要发生一场大战，亚洲的政治、地理环境使得这一决定亚洲领导权的中日之战迫在眉睫”。
对此一说法，即使是张作霖也不以为然。毕竟，没有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奉系人物们是真的想不到，正史上日本人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放胆与中国一战！
望着党内高层不解的目光，张汉卿反问道：“处在东北心脏的关东州对我国的国防战略造成怎样的影响和被动局面？诸位认为日本人会将关东州乖乖地交给我们吗？在亚洲，在目前，还有比我国更好的还能够吸引日本人眼光的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