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6章 故人来
大局初定，张汉卿心情舒畅，在侍卫们的簇拥下，他难得的再度看一看北京城。
故地重游了。四年前，他还只是个身为质子的毛头小子，四年后，他已经是一方诸侯，代表奉系行使权力的国之干将，名符其实的少帅了。
四年之间，物是人非。他所认识的一批人物，逝去的逝去，收山的收山，流亡的流亡，归隐的归隐，沉默的依旧在沉默。奉系名正言顺地获得了大片势力范围，亟需要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人才来替它掌管江山。
蔡锷身故，连同他自己在京城买的房子都已经遍布尘土，可是对斯人的怀念之情却历历在目。所以，张汉卿安排人把蔡锷留下的一些墨宝、事迹、电文等收集起来，就在其旧宅内建造了“蔡大将军纪念馆”，以供人凭吊他的历史功勋。
段祺瑞为皖系最大的军阀，但他能够审时夺势、毅然放下军权，使国家减少了损失，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是有功有过的。皖系战败，他不像其他人或流亡国外，或出走租界，他就呆在家中。但他也不是甘心等死的人，所以，他派出儿子、张汉卿的盟兄段宏业来“探望”他。
张汉卿很客气地接见了段宏业，并给他吃了一剂定心丸：“段世伯功大于过，我将确保新政|府不会追究他的罪名。”
曾几何时，段宏业以天之骄子的身份，根本没把作为质子的张汉卿放在眼里，却再也想不到，短短几年时间，段家却需要取得对方的庇护，真是造化弄人。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有些佩服父亲的看人之准了，也因此自惭形秽：“兄弟不是久居人下者，我与他已经不是一路人了。”
本来想亲去朱启钤家拜访的，那里有他情愫初开时朱三小姐的倩影在。几年下来，朱淞筠的影子已经在脑海深处渐渐淡了，不过作为故人，他还是期望她能过得好。听人回报说桂老在担任南北和议北方总代表后因为谈判破裂而决定退出政界，现在在北戴河专心做他的“海滨公益会”会长。能在屡次大变中全身而退，并且被各方所赞扬，张汉卿可不会轻易就这样任其宝贵的从政经验浪费掉，他已经决定在返回沈阳时再见他一面。
还有一个人物，是他朝思暮想好久了，也是他此行北京的另一重目的，他就是蒋百里。
在张汉卿记忆里，民国初期能在军事上有战略眼光的莫过于所谓的“北洋三杰”了。现在蔡锷已逝，张孝准回湘，能在北京找得着的只有蒋方震（字百里）了。这位民国时公认的第一号军事理论家，才华横溢或又坚韧不挠：他的《浙江潮》、他的智斗墨索里尼、他在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任上的自杀、他的日本太太佐梅女士、他的女婿钱学森、他的副官蒋纬国，无不带有传奇色彩。
他一生写下不少犹如“预言”的论文，屡于事后应验。就如蒋百里的《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和《抗战的基本观念》对抗日战争进行的预测，与事实基本一致，可见其战略水平之高。
在日本老一辈人中提起这位蒋方震（蒋百里字方震）将军，他的名气比在中国还大。日本人记得他的《国防论》，他的抗日战略理论----八年血战之后，看蒋百里将军的抗战理论，日军恰似按照将军的指挥，老老实实的自东向西，前进到湖南，而后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战败。
他也是一个日本陆军历史上极为尴尬的人物。他毕业获奖的场面颇为传奇，因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布毕业生的名次是从前向后的，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蒋方震”。
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就这样，第一名，被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就是蒋百里拿了，天皇的赐刀当然也归中国了。日本士官学校感到面子上难以忍受，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这位第二名就是后来从云南起兵反袁的风流将军蔡锷。这样引起的骚动更厉害了。于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人先检查了一下，----不幸的是，第三名还是中国人，名叫张孝准！
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是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感觉无法向天皇交待，临时换了一个日本学生做第三名，又想想前四人日本学生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做第四名，张孝准得了第五。
增加的两个人是谁呢？一个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一个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二二六政变的幕后黑手。此外，这一期里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包括如下人物：小矶国昭（后来的首相），本庄繁（关东军司令），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的元凶），阿部信行等，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败于蒋百里之手。
从此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同样情形生演，可谓大长中国人志气。
当然这是否是以讹传讹，有待商榷。按传统，日本陆士毕业优等生（前几名）得到的是银怀表，陆大毕业前五名才是军刀组的，但是陆大必须得有联队长推荐才能读，留学生没资格（当然朝鲜除外，当时已经是殖民地了嘛）。
姑且不去管他，反正此人有能力就是了，这是毋庸置疑的。
1906年蒋氏回国，在赵尔巽幕任督练公所总参议，但为张作霖等旧军人物排挤，同年以德意志国防军第七军营长的身份赴欧洲考察军事。在德国，他的杰出的军事才华受到德国军界元老兴登堡元帅的高度赞誉。1910年再回国，得士官同学良弼提拔，就任禁军管带，后转赵尔巽幕再任前职。
在1912年下半年，时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的蒋百里因为对北洋军阀政|府拖欠挪用陆军大学教育经费表示强烈不满，在操场上全体学员面前，竟创腹自杀，幸被清醒过来的学员抢救过来，不过从此，他对北洋政|府心灰意冷，坚决离开军界。之后结识日籍看护佐藤屋子，与其结婚，婚后佐藤屋子改名为左梅。二人之女蒋英是著名音乐家，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妻。
讲起来，张汉卿和他还有点渊源呢，当初若不他的赞叹，张汉卿要想在京城闯下那么大的名声，还差了点火候呢。
听说他这几年过得并不如意，在老袁去逝后已经完全脱离军界，又陪蔡锷去日本就医，旋即为之料理丧事。1917年回国，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开始首次撰写军事论著《孙子新释》、《军事常识》等，出版后成为军校教辅。黎元洪倒台往后数年间，他公职清闲，闲来着书立说，担任一些杂志的编辑、组织诗社等。
此后蒋百里道路一转，竟有点儿偃武修文之意。1918年至1919年，他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归国后主持“读书俱乐部”、“共学社”等团体。1920年，他当选浙江省议会议员，参与浙江、湖南省宪起草工作，支持“联省自治”。又主编《改造》杂志，其影响力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他空有满腔热血、满腹经纶，却无伸展机会。直皖大战后尚在北京闲居。
如果任其在文学的道路上发展，难保不会出现一个文学大家，像他不久后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就因为和梁启超互为作序的佳话而名扬一时，至今还被用作中|央美院的西文艺术史教材。
可是中国现在多一个文学大家不多，但少一个蒋百里，则是现时代所不能承受之重。
倒不需张汉卿多担忧，“奉情局”早已奉他之命密切监视蒋百里在北京的居所，发现他正准备投奔吴佩孚，以等待机会讨伐张作霖，报昔年之怨。
如此优秀的人才，张汉卿怎能错过？至于推向对手怀抱，更是但凡有一点见识就知道万万不可。当年钱学森回国，美国人认为他足以抵挡五个师的兵力；在张汉卿眼里，单纯从军事意义上讲，蒋百里不亚于钱学森。
两天前，当皖系落败的当日，蒋百里就敏锐地发觉自己已被不明人物所窥测。他不愿意急忙收拾随身紧要物品想离开险地时，在胡同口被几个壮汉拦了回来。不过这些人虽然相貌凶恶，腰里又别着家伙，但是对自己却无半点不恭之色，为首之人只说奉命留住自己云云。
此刻蒋百里正坐卧不安，他敏感地判断为自己的旧仇家张作霖又派人索命了！
武昌起义时，因张作霖素与自己不睦，自己被迫从东北逃亡。张作霖派人追杀至火车上。蒋氏因内急，火车上的职员打开了洗手间供其使用，在外部替其上锁（原本火车在发车前不会供人使用洗手间），因而得免。想不到时隔多年，自己仍逃不脱张作霖的魔掌，而张作霖竟记仇如此！
一个晚上，坐卧不安的蒋百里已经设想了最坏的情况。不过令他倍感惊奇的是这次不是灾祸而是福音，第二天一早，随着门外一声清脆的“敬礼”声，一个熟悉的笑容映入脸帘。
故地重游了。四年前，他还只是个身为质子的毛头小子，四年后，他已经是一方诸侯，代表奉系行使权力的国之干将，名符其实的少帅了。
四年之间，物是人非。他所认识的一批人物，逝去的逝去，收山的收山，流亡的流亡，归隐的归隐，沉默的依旧在沉默。奉系名正言顺地获得了大片势力范围，亟需要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人才来替它掌管江山。
蔡锷身故，连同他自己在京城买的房子都已经遍布尘土，可是对斯人的怀念之情却历历在目。所以，张汉卿安排人把蔡锷留下的一些墨宝、事迹、电文等收集起来，就在其旧宅内建造了“蔡大将军纪念馆”，以供人凭吊他的历史功勋。
段祺瑞为皖系最大的军阀，但他能够审时夺势、毅然放下军权，使国家减少了损失，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是有功有过的。皖系战败，他不像其他人或流亡国外，或出走租界，他就呆在家中。但他也不是甘心等死的人，所以，他派出儿子、张汉卿的盟兄段宏业来“探望”他。
张汉卿很客气地接见了段宏业，并给他吃了一剂定心丸：“段世伯功大于过，我将确保新政|府不会追究他的罪名。”
曾几何时，段宏业以天之骄子的身份，根本没把作为质子的张汉卿放在眼里，却再也想不到，短短几年时间，段家却需要取得对方的庇护，真是造化弄人。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有些佩服父亲的看人之准了，也因此自惭形秽：“兄弟不是久居人下者，我与他已经不是一路人了。”
本来想亲去朱启钤家拜访的，那里有他情愫初开时朱三小姐的倩影在。几年下来，朱淞筠的影子已经在脑海深处渐渐淡了，不过作为故人，他还是期望她能过得好。听人回报说桂老在担任南北和议北方总代表后因为谈判破裂而决定退出政界，现在在北戴河专心做他的“海滨公益会”会长。能在屡次大变中全身而退，并且被各方所赞扬，张汉卿可不会轻易就这样任其宝贵的从政经验浪费掉，他已经决定在返回沈阳时再见他一面。
还有一个人物，是他朝思暮想好久了，也是他此行北京的另一重目的，他就是蒋百里。
在张汉卿记忆里，民国初期能在军事上有战略眼光的莫过于所谓的“北洋三杰”了。现在蔡锷已逝，张孝准回湘，能在北京找得着的只有蒋方震（字百里）了。这位民国时公认的第一号军事理论家，才华横溢或又坚韧不挠：他的《浙江潮》、他的智斗墨索里尼、他在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任上的自杀、他的日本太太佐梅女士、他的女婿钱学森、他的副官蒋纬国，无不带有传奇色彩。
他一生写下不少犹如“预言”的论文，屡于事后应验。就如蒋百里的《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和《抗战的基本观念》对抗日战争进行的预测，与事实基本一致，可见其战略水平之高。
在日本老一辈人中提起这位蒋方震（蒋百里字方震）将军，他的名气比在中国还大。日本人记得他的《国防论》，他的抗日战略理论----八年血战之后，看蒋百里将军的抗战理论，日军恰似按照将军的指挥，老老实实的自东向西，前进到湖南，而后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战败。
他也是一个日本陆军历史上极为尴尬的人物。他毕业获奖的场面颇为传奇，因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布毕业生的名次是从前向后的，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蒋方震”。
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就这样，第一名，被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就是蒋百里拿了，天皇的赐刀当然也归中国了。日本士官学校感到面子上难以忍受，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这位第二名就是后来从云南起兵反袁的风流将军蔡锷。这样引起的骚动更厉害了。于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人先检查了一下，----不幸的是，第三名还是中国人，名叫张孝准！
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是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感觉无法向天皇交待，临时换了一个日本学生做第三名，又想想前四人日本学生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做第四名，张孝准得了第五。
增加的两个人是谁呢？一个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一个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二二六政变的幕后黑手。此外，这一期里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包括如下人物：小矶国昭（后来的首相），本庄繁（关东军司令），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的元凶），阿部信行等，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败于蒋百里之手。
从此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同样情形生演，可谓大长中国人志气。
当然这是否是以讹传讹，有待商榷。按传统，日本陆士毕业优等生（前几名）得到的是银怀表，陆大毕业前五名才是军刀组的，但是陆大必须得有联队长推荐才能读，留学生没资格（当然朝鲜除外，当时已经是殖民地了嘛）。
姑且不去管他，反正此人有能力就是了，这是毋庸置疑的。
1906年蒋氏回国，在赵尔巽幕任督练公所总参议，但为张作霖等旧军人物排挤，同年以德意志国防军第七军营长的身份赴欧洲考察军事。在德国，他的杰出的军事才华受到德国军界元老兴登堡元帅的高度赞誉。1910年再回国，得士官同学良弼提拔，就任禁军管带，后转赵尔巽幕再任前职。
在1912年下半年，时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的蒋百里因为对北洋军阀政|府拖欠挪用陆军大学教育经费表示强烈不满，在操场上全体学员面前，竟创腹自杀，幸被清醒过来的学员抢救过来，不过从此，他对北洋政|府心灰意冷，坚决离开军界。之后结识日籍看护佐藤屋子，与其结婚，婚后佐藤屋子改名为左梅。二人之女蒋英是著名音乐家，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妻。
讲起来，张汉卿和他还有点渊源呢，当初若不他的赞叹，张汉卿要想在京城闯下那么大的名声，还差了点火候呢。
听说他这几年过得并不如意，在老袁去逝后已经完全脱离军界，又陪蔡锷去日本就医，旋即为之料理丧事。1917年回国，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开始首次撰写军事论著《孙子新释》、《军事常识》等，出版后成为军校教辅。黎元洪倒台往后数年间，他公职清闲，闲来着书立说，担任一些杂志的编辑、组织诗社等。
此后蒋百里道路一转，竟有点儿偃武修文之意。1918年至1919年，他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归国后主持“读书俱乐部”、“共学社”等团体。1920年，他当选浙江省议会议员，参与浙江、湖南省宪起草工作，支持“联省自治”。又主编《改造》杂志，其影响力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他空有满腔热血、满腹经纶，却无伸展机会。直皖大战后尚在北京闲居。
如果任其在文学的道路上发展，难保不会出现一个文学大家，像他不久后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就因为和梁启超互为作序的佳话而名扬一时，至今还被用作中|央美院的西文艺术史教材。
可是中国现在多一个文学大家不多，但少一个蒋百里，则是现时代所不能承受之重。
倒不需张汉卿多担忧，“奉情局”早已奉他之命密切监视蒋百里在北京的居所，发现他正准备投奔吴佩孚，以等待机会讨伐张作霖，报昔年之怨。
如此优秀的人才，张汉卿怎能错过？至于推向对手怀抱，更是但凡有一点见识就知道万万不可。当年钱学森回国，美国人认为他足以抵挡五个师的兵力；在张汉卿眼里，单纯从军事意义上讲，蒋百里不亚于钱学森。
两天前，当皖系落败的当日，蒋百里就敏锐地发觉自己已被不明人物所窥测。他不愿意急忙收拾随身紧要物品想离开险地时，在胡同口被几个壮汉拦了回来。不过这些人虽然相貌凶恶，腰里又别着家伙，但是对自己却无半点不恭之色，为首之人只说奉命留住自己云云。
此刻蒋百里正坐卧不安，他敏感地判断为自己的旧仇家张作霖又派人索命了！
武昌起义时，因张作霖素与自己不睦，自己被迫从东北逃亡。张作霖派人追杀至火车上。蒋氏因内急，火车上的职员打开了洗手间供其使用，在外部替其上锁（原本火车在发车前不会供人使用洗手间），因而得免。想不到时隔多年，自己仍逃不脱张作霖的魔掌，而张作霖竟记仇如此！
一个晚上，坐卧不安的蒋百里已经设想了最坏的情况。不过令他倍感惊奇的是这次不是灾祸而是福音，第二天一早，随着门外一声清脆的“敬礼”声，一个熟悉的笑容映入脸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