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1章 中日关于一战的较量（上）
复辟虽然历时仅仅十二天，但却是中华民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这场复辟直接导致段祺瑞的复出和直、奉系两大军阀的崛起，更将民国以来的两大法统（孙逸仙和袁世凯）统统彻底打翻。此次复辟之后，北洋集团的利益分化更加明显，复辟后段祺瑞与冯国璋之间的兵戎相见，使得自民国成立以来的“总统府”“国务院”之间的争执最终付诸武力。以张勋复辟为界限，民国成立以来“内阁制”与“总统制”、北洋集团与皿煮党派（革命党人）的制度之争、政见之争，演化为赤|裸裸的力量博弈和军事较量。
对张汉卿有利的是，在他的一连串动作下，东北政局比正史上更快地倒向张作霖。现在的张作霖，俨然作为整个东北的代表，一个独|立于其它政治群体之外的奉系，呼之欲出了。
因张勋复辟而号召护法，广东省长朱庆澜邀孙逸仙赴粤，程璧光海军独|立，载孙、唐绍仪、汪兆铭、伍廷芳等人南下广州。抵达广州之时，段祺瑞正“再造共和”，拒绝恢复被张勋废止的1913年选出的国会。这样一来，国民党员居多的国会就彻底歇了菜了。所以孙逸仙号召国会议员一起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展开护法运动（亦称三次革命），组织护法政|府并就职为大元帅，誓师北伐。
段祺瑞要武力统一，军事征南方都是要花大钱的，钱从何处来呢？只有借款一途。当时因为欧战激烈，英法无力借款，日本遂乘机而入。段祺瑞这时亦想借日本的支持达到他征南和统一的迷梦，因此他重用曹汝霖，请他兼摄财政总长。因为曹是著名的亲日派，段祺瑞后来为国人攻击卖国就是这一期间铸成的。
此时的中国民间，对于日本的恐惧和敌视是并列的，从对二十一条的反应可知。段总理深知自己的声望和当初的袁大总统还是有点差距----至少在袁总统手里北洋派还没分解成直、奉、皖等。连袁大总统都不敢做的事，要是自己堂而皇之的向日本借款，而答应了一些见不上台面的条件，直接就坐实了卖国的指控。
既然需要大义的幌子，重拾当初加入一战的大义就是个很好的幌子。
数年前的1914年7月，国际形势风云突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参战还是不参战？如参战，参加哪一方作战？这些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中国一开始选择了置身事外。
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看，中国保持中立是很自然的选择，符合中国的国情。一是战争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无论德奥还是英法，都无所谓人道、公理，他们都是侵略中国的强盗，中国没有必要为列强效力，况且参战对中国并无直接的好处。二是中国力量弱小，没力量加入任何一方作战，也没有力量制止任何一方在中国的胡作非为。三是畏惧与西方列强的战争。近代以来，中国在反对列强入侵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一次次挫折，一次次丧权辱国，使中国人对西方列强有一种潜在的恐惧感，避之唯恐不及。
但是，无论参战还是中立，都需要能力。中国既然没有力量参与作战，那么通过中立维护自身的利益怎么样呢？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中国想置身事外只是一厢情愿。
欧战双方虽然在中国都有少量兵力，但由于中国远离欧洲战场，对战争胜负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中国限制战区得到了交战双方的赞同。按理说，欧战双方既有此意愿，远东战事似乎可以消弭。然而，中国限制战区的希望却遭到了日本的反对。此时，列强卷入欧洲战事，无暇东顾，日本巴不得战火早日烧到亚洲，趁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借口对德宣战，日本内阁通过了参战决定。在中国宣布中立之后的第二天，日本舰队便声势浩大地出现在德国租借地胶州湾海岸之外，准备趁火打劫。当年9月2日，日军在远离胶州湾的山东半岛北岸龙口登陆。这是日本国继日俄战争后，第二次与别国的战争选择在中国的地盘上进行。
为了防止列强在中国争夺厮杀，北京政|府早就公布了《中华民国局外中立条规》24条：“各交战国，在中国领土领海内，不得有占据及交战行为；凡中国海陆各处，均不得倚之为根据地以攻敌人。各交战国之军队、军械及辎重品，均不得由中国领土、领海经过。其有违背前项规定者，应听中国官员卸去武装。”、“各交战国有破坏中国之中立条规者，中国如以各种方法阻止之时，不得视为启衅之举。”显然，中国政|府的规定完全符合国际法中有关中立国权力的原则，如果各方行事皆尊重国际法原则，中国的主权是应该得到保护的。
可是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这些话就像是小孩子过家家，没有成年人会把它当回事。为限制战火在华蔓延，羸弱的中国政|府再次让步，被迫在自己的领土上划定交战区域，以限制日军的活动范围。9月3日，北京政|府照会各国公使声明，划出龙口、莱州及连接胶州湾附近各地为“战区”。
然而，日本对此置若罔闻。登陆日军竟先沿铁路西进，占领济南，控制了胶济铁路，最后于11月7日攻占青岛。面对中国的抗议，日本竟然警告中国政|府：“中国方面的任何抵抗都将被认为是援助日本的敌人，中国必须为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承担责任。”至此，中国政|府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避开战火的愿望终成泡影，陷入了“中而不能立”的境地。
这个结果，其实大家都有预料。中国政|府判断，英法俄对德奥意之间的对决，对中国利益冲击最大、充满变数的就是山东主权。其时日本对山东的觊觎，已是昭然若揭。
据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说，袁世凯曾预计日本可能借大战之机夺取胶州湾和胶济铁路。为了避免这一结果，袁世凯曾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提出希望参战，愿意提供5万兵力与协约国一起围攻青岛，从而收回胶州湾和胶济铁路。但是，朱尔典认为与中国合作是多此一举，拒绝中国的参战要求。
当然，狡猾的日本对中国的用意洞若观火，更是坚决反对这一计划。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对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发出警告：区域有限，中国既守中立，自无预战之理。加藤高明还欺骗陆宗舆（时任驻日公使）说：“此为永保东亚和平起见，并无占领土地野心，且对中国诚表友谊，特先通告。深望中国政|府以诚意信任日政|府，遇事推诚相商为幸。”在英国的反对和日本的威逼蒙蔽下，加之云南爆发护国运动，袁世凯急于安内，也就不再考虑参战问题。
这样，日本不但打了仗，还占领了青岛，控制了胶东湾，垄断了在山东的利益。而中国首次参战的设想就这样胎死腹中。
随着欧洲的战争持续进行，英、法、俄等协约国主要成员在经过巨大消耗之后，意识到战争短期不可能结束，赢得战争面临重重困难。因此，为了集结更多的国家以对抗德国，也为了驱逐德国在华利益，协约国很想促使中国参加对德战争。
其实早在1915年11月7日，英国公使朱尔典就与俄国公使库朋斯齐向中方提出，希望中国向协约国提供军械出口，条件是贷款给中国，帮助中国扩充兵工厂。这对中国来说是千年难得的机遇----不用招商引资，人家出钱出技术，自己就能既锻炼了人，又增加了出口创汇！
而日本得到消息以后十分恐慌，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手段和力量来阻止中国参战。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马上奉命到中国外交部质询。北京政|府表现畏缩，不敢如实正面回答，竟然答复日本说“经过调查，此事不实，英俄并未有所提议”。后来虽承认俄方确曾希望中方能向其提供军火，但因为有碍中立而拒绝了。
英国面对日本的询问，为了避免在关键时刻失去日本的支持，也说未曾与中国协商参战的问题。随后，日本向英、俄、法三国政|府声明，日本在中国处于特殊地位，关于中国问题，西方三国必须取得日本的同意才能采取行动。最后，协约国不但拒绝中国直接参战，而且还让日本主导协约国的远东政策。
中国的第二次参战企图也以失败而告终。
时间转到1917年初，德国宣布“无论交战国或中立国船只，均将遭到德国潜水艇的攻击”，史称无限制潜艇战争。德国这一扩大战争的政策，损害了美国在海外的利益。1917年2月3日，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并将这一情况通知中国，希望采取一致行动。美国这一举动，又将中国参战的话题摆上桌面。
对张汉卿有利的是，在他的一连串动作下，东北政局比正史上更快地倒向张作霖。现在的张作霖，俨然作为整个东北的代表，一个独|立于其它政治群体之外的奉系，呼之欲出了。
因张勋复辟而号召护法，广东省长朱庆澜邀孙逸仙赴粤，程璧光海军独|立，载孙、唐绍仪、汪兆铭、伍廷芳等人南下广州。抵达广州之时，段祺瑞正“再造共和”，拒绝恢复被张勋废止的1913年选出的国会。这样一来，国民党员居多的国会就彻底歇了菜了。所以孙逸仙号召国会议员一起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展开护法运动（亦称三次革命），组织护法政|府并就职为大元帅，誓师北伐。
段祺瑞要武力统一，军事征南方都是要花大钱的，钱从何处来呢？只有借款一途。当时因为欧战激烈，英法无力借款，日本遂乘机而入。段祺瑞这时亦想借日本的支持达到他征南和统一的迷梦，因此他重用曹汝霖，请他兼摄财政总长。因为曹是著名的亲日派，段祺瑞后来为国人攻击卖国就是这一期间铸成的。
此时的中国民间，对于日本的恐惧和敌视是并列的，从对二十一条的反应可知。段总理深知自己的声望和当初的袁大总统还是有点差距----至少在袁总统手里北洋派还没分解成直、奉、皖等。连袁大总统都不敢做的事，要是自己堂而皇之的向日本借款，而答应了一些见不上台面的条件，直接就坐实了卖国的指控。
既然需要大义的幌子，重拾当初加入一战的大义就是个很好的幌子。
数年前的1914年7月，国际形势风云突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参战还是不参战？如参战，参加哪一方作战？这些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中国一开始选择了置身事外。
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看，中国保持中立是很自然的选择，符合中国的国情。一是战争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无论德奥还是英法，都无所谓人道、公理，他们都是侵略中国的强盗，中国没有必要为列强效力，况且参战对中国并无直接的好处。二是中国力量弱小，没力量加入任何一方作战，也没有力量制止任何一方在中国的胡作非为。三是畏惧与西方列强的战争。近代以来，中国在反对列强入侵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一次次挫折，一次次丧权辱国，使中国人对西方列强有一种潜在的恐惧感，避之唯恐不及。
但是，无论参战还是中立，都需要能力。中国既然没有力量参与作战，那么通过中立维护自身的利益怎么样呢？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中国想置身事外只是一厢情愿。
欧战双方虽然在中国都有少量兵力，但由于中国远离欧洲战场，对战争胜负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中国限制战区得到了交战双方的赞同。按理说，欧战双方既有此意愿，远东战事似乎可以消弭。然而，中国限制战区的希望却遭到了日本的反对。此时，列强卷入欧洲战事，无暇东顾，日本巴不得战火早日烧到亚洲，趁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借口对德宣战，日本内阁通过了参战决定。在中国宣布中立之后的第二天，日本舰队便声势浩大地出现在德国租借地胶州湾海岸之外，准备趁火打劫。当年9月2日，日军在远离胶州湾的山东半岛北岸龙口登陆。这是日本国继日俄战争后，第二次与别国的战争选择在中国的地盘上进行。
为了防止列强在中国争夺厮杀，北京政|府早就公布了《中华民国局外中立条规》24条：“各交战国，在中国领土领海内，不得有占据及交战行为；凡中国海陆各处，均不得倚之为根据地以攻敌人。各交战国之军队、军械及辎重品，均不得由中国领土、领海经过。其有违背前项规定者，应听中国官员卸去武装。”、“各交战国有破坏中国之中立条规者，中国如以各种方法阻止之时，不得视为启衅之举。”显然，中国政|府的规定完全符合国际法中有关中立国权力的原则，如果各方行事皆尊重国际法原则，中国的主权是应该得到保护的。
可是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这些话就像是小孩子过家家，没有成年人会把它当回事。为限制战火在华蔓延，羸弱的中国政|府再次让步，被迫在自己的领土上划定交战区域，以限制日军的活动范围。9月3日，北京政|府照会各国公使声明，划出龙口、莱州及连接胶州湾附近各地为“战区”。
然而，日本对此置若罔闻。登陆日军竟先沿铁路西进，占领济南，控制了胶济铁路，最后于11月7日攻占青岛。面对中国的抗议，日本竟然警告中国政|府：“中国方面的任何抵抗都将被认为是援助日本的敌人，中国必须为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承担责任。”至此，中国政|府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避开战火的愿望终成泡影，陷入了“中而不能立”的境地。
这个结果，其实大家都有预料。中国政|府判断，英法俄对德奥意之间的对决，对中国利益冲击最大、充满变数的就是山东主权。其时日本对山东的觊觎，已是昭然若揭。
据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说，袁世凯曾预计日本可能借大战之机夺取胶州湾和胶济铁路。为了避免这一结果，袁世凯曾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提出希望参战，愿意提供5万兵力与协约国一起围攻青岛，从而收回胶州湾和胶济铁路。但是，朱尔典认为与中国合作是多此一举，拒绝中国的参战要求。
当然，狡猾的日本对中国的用意洞若观火，更是坚决反对这一计划。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对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发出警告：区域有限，中国既守中立，自无预战之理。加藤高明还欺骗陆宗舆（时任驻日公使）说：“此为永保东亚和平起见，并无占领土地野心，且对中国诚表友谊，特先通告。深望中国政|府以诚意信任日政|府，遇事推诚相商为幸。”在英国的反对和日本的威逼蒙蔽下，加之云南爆发护国运动，袁世凯急于安内，也就不再考虑参战问题。
这样，日本不但打了仗，还占领了青岛，控制了胶东湾，垄断了在山东的利益。而中国首次参战的设想就这样胎死腹中。
随着欧洲的战争持续进行，英、法、俄等协约国主要成员在经过巨大消耗之后，意识到战争短期不可能结束，赢得战争面临重重困难。因此，为了集结更多的国家以对抗德国，也为了驱逐德国在华利益，协约国很想促使中国参加对德战争。
其实早在1915年11月7日，英国公使朱尔典就与俄国公使库朋斯齐向中方提出，希望中国向协约国提供军械出口，条件是贷款给中国，帮助中国扩充兵工厂。这对中国来说是千年难得的机遇----不用招商引资，人家出钱出技术，自己就能既锻炼了人，又增加了出口创汇！
而日本得到消息以后十分恐慌，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手段和力量来阻止中国参战。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马上奉命到中国外交部质询。北京政|府表现畏缩，不敢如实正面回答，竟然答复日本说“经过调查，此事不实，英俄并未有所提议”。后来虽承认俄方确曾希望中方能向其提供军火，但因为有碍中立而拒绝了。
英国面对日本的询问，为了避免在关键时刻失去日本的支持，也说未曾与中国协商参战的问题。随后，日本向英、俄、法三国政|府声明，日本在中国处于特殊地位，关于中国问题，西方三国必须取得日本的同意才能采取行动。最后，协约国不但拒绝中国直接参战，而且还让日本主导协约国的远东政策。
中国的第二次参战企图也以失败而告终。
时间转到1917年初，德国宣布“无论交战国或中立国船只，均将遭到德国潜水艇的攻击”，史称无限制潜艇战争。德国这一扩大战争的政策，损害了美国在海外的利益。1917年2月3日，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并将这一情况通知中国，希望采取一致行动。美国这一举动，又将中国参战的话题摆上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