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六话：一个人的圣地亚哥

第二天，我又去了南茜生前住过的那栋楼。

我躲在对面的墙角，看着那片花园。这个时节，连花都不懂得含蓄，那么南茜那怒放的爱恨，便也合情合理了。她本应该在这里提着喷壶，然后俯身去嗅沁人的香气，美得让人不忍心打扰，但是她死了，真的死了。

来了一辆出租车，一对像是中国人的夫妇从中钻了出来。他们站在花园的门口，接着，我看见了徐恩，他从楼里走出来，给他们开了门。那女人的**上了徐恩的脸，啪的一声，那么清脆，让我以为是哪根树枝被折断了。我继续躲在我的墙角，眼睁睁地看着那女人的手和脚接二连三地接触上我的徐恩。不，那已经不是我的徐恩了。

又是扑通一声，徐恩的膝盖接触上了地面。他是自愿的。我听不清他们的对话，也许是因为太远了，又也许是因为他们个个语无伦次。

不用听清，我也知道，那女人是南茜的妈妈，至于那男人，应该是南茜的继父。这不重要。

一个美国老太太从楼里走了出来。她瘦小的身体上罩着黑漆漆的衣裤，她小得就像个黑点，只不过，那团团簇簇的花还是不能淹没那抹黑。这应该是南茜的房东太太。这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再也不想看下去了。

我走了。先回了旅馆，后去了机场，再之后，我去了圣地亚哥。圣地亚哥，本是我和徐恩的下一个目的地，但现在，它属于我一个人。还有，我重重的行李也属于了我一个人。从今天起，我要自己拖着它走，就算是跋山就算是涉水我也要自己扛。徐恩的话还在我耳边：“青青，你是装了一箱子金砖吗？”我蹲在圣地亚哥的机场里，抱着我的赛金砖箱子，能有多大声儿就有多大声儿地哭了。

这一天，徐恩没有给我打电话。我在圣地亚哥的热空气中艰难地呼吸。

我给我爸打电话。我说：“加利福尼亚很好，我很好。”我笑得不男不女，像电视剧里的太监。

掉在谷底的我应该笑，因为我知道我不会比现在更不见天日了，除非还有人要在谷底挖坑，把我活埋。我对着镜子笑，我说：“青青，爬吧，向上爬吧。”把悲剧留在谷底。

第二天，我买了条花裙子，还有花草帽和蝴蝶形状的太阳镜，现买现穿戴后直接去了海洋世界。我知道我像个会动的调色板，可那又怎样？警察不抓调色板，汽车也照样不轧调色板。海洋世界有动物，有小朋友。我要去找它们和他们玩。

我抱着爆米花坐在看台上，看着水里的动物一个个折腾，看着水边的小朋友一个个折腾得比动物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圣地亚哥像个火炉，把我当成红薯一样地烤。我扯了扯领口，感叹道：黄青青啊黄青青，你也有过白如玉的肌肤，只不过现在红如铜了。

就当我这么扯着领口，端详玉铜分界线时，一双大脚停在了我面前。我抬眼，隔着我的蝴蝶太阳镜往上看，陌生的鞋，陌生的夏威夷裤和夏威夷衬衫，最后是一把大胡子和一副蝴蝶太阳镜，样式比我的还像蝴蝶。

我意识到我和我面前这个美国男人共同构成的画面非常不正经：我如同花街柳巷里的姑娘，从红红绿绿的绸子中露出一个白肩膀，而那男人，像猫看老鼠一样看着我。我忙不迭揪上领口，站起来就跑。爆米花洒了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