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九章：变法
法无禁止则既可为，这一个信条让汉家在前期的黄老政治家们发挥到了极致，但是这一条法家思想在众多方面都和儒家对立，但是十分符合现今汉室的情况，所以跟约法三章一样，这是汉室的立国之本。
而整个儒家的主张历史退化论，即由古至今是一个从大同到小康的发展进程，通俗来讲就是社会发展越来越烂，所以儒家崇尚上古三代的大同社会，认为要“法先王”，这是一种有限的历史退化论；法家则主张历史进化论。
儒家是性善论者，法家则是性恶论者。儒家申说仁爱，反对战争，传承诗书礼乐；法家则认为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和非兵，羞战是六种损害国家的害虫，称之为“六虱”，商君就曾“燔诗书而明法令”。
儒家主张君子治国和贤人政治；法家则认为要以文法吏治国，将学者、言古者、带剑者、患御者以及商工之民是五类社会蛀虫，称之为“五蠹”。
对于君主的权力，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而李斯则说：“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是典型的君主专制主义。
儒家富有宗法精神，特别重视家族伦理，讲求“以孝治天下”。
曾经有一个人对孔子说，他们那里的人特别正直，父亲偷了羊，儿子能够大义灭亲出来指证父亲的盗窃行为。孔子听后就很不以为然地说，我们这里的人对正直有不同的理解，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孔子显然认为对于父母的错误，子女应该讳而不言，但法家就不一样了，法家认为应当“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既不考虑宗法，也不考虑身份，一切均以法律为准绳。
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
商君将历史分为上世、中世和下世三个阶段。在上世即远古氏族时代，氏族成员之间骨肉同胞、友好亲近的关系是当时维系社会生存发展最基本的力量，报团取暖是其显著特征，但友好亲近的背后又都各怀私心。随着社会发展进化到中世的时候，竞争开始出现，贤明的人会在竞争中胜出，这时也就有人出来申说仁爱以缓和社会矛盾，维系社会和谐。到了商鞅生活的下世时，社会已经从小型简单发展到大型复杂了，要管理和统治这样的社会，必须依靠高级的政治组织即官僚政治制度，依靠行政手段和官僚制度才能有效统治这个复杂多变的国家或社会。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
韩非子也将历史分为上古、中世和当今三个阶段，与商鞅异曲同工、不谋而合。韩非子认为在较为原始的社会中，依靠民俗和道德就足以维系社会的稳定发展。中世的时候，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开始依 靠智谋互相争斗。到了韩非子生活的年代，政 *治 *暴 *力即国家机器成了维持社会生活有序发展的支柱。
法家主张法治，其理论基础便是历史进化论。法家认为当今处于一个大型的复杂社会，运用古老的道德或者礼乐都不足以统治这个社会，必须因时制变，而不能以先王之道治当今之天下。
法家学说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主张性恶论，正因为人性是恶的，所以才需要依靠法来统治和规范，亦如郭沫若所说，韩非是把一切人都看成坏蛋的，所谓“民性善乱”、“吏欲为奸”是也。他们认为不管是官员还是老百姓，一有机会便会作奸犯科，违反法律。
法家的性恶论在一定程度与荀子的观点是相通的，但荀子从性恶推出要用礼乐教化百姓，用制度来规范行为，而法家则由性恶直接推出法治，甚至于用严刑峻法来使人感到畏惧，靠人们内心对刑法的恐惧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
法家对性恶论的阐释非常彻底，甚至是带着阴暗冷酷的眼光来看待人世。
在儒家看来，父母和子女的亲情是人世间最美好、最稳固、最无私的关系，彼此之间荡漾着无限的温情与暖意。然而在法家眼中却不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即使关系如父子、夫妻和兄弟那样亲密，其中依然存在着利害和计算，都存在着利益权衡和勾心斗角。
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韩非子·六反》
韩非子说，父母对于生男孩就会高兴得拍手相贺，对于生女孩则恨不得将其杀死，遗弃女婴现象后世至今还时有发生，这是为什么呢？
这其中就充满了经济利益的计算和考量，用农村的话说，生女孩就是“赔钱货”，女孩一旦养大成人便要出嫁到别家去，还要搭上一笔嫁妆；生男孩则不同，男孩是家庭劳动力的充分保障。
事实上，在后世的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养儿防老的观念还深植在许多人的心中。所以韩非子就得出一个结论，父母和子女之间尚且存在着这样的利益计算，更何况是君主和臣民之间呢。
韩非子确实用异常冷酷的视角揭示了亲情沙漠中人性最丑恶的一角。我们不能否认生活存在这种现象，毕竟电视上也经常出现父母与子女打官司争财产的事件。
法家认为对于君主来说，应该充分认识到人性恶的一面，父子、夫妻都不可靠，都有可能成为敌人。先秦有句俗语说：“其母好者其子抱”。也就是说，如果母亲长得漂亮，那么她的儿子就会被父亲另眼相待，就有可能被立为太子，继承大位。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韩非子分析人性认为，男人到了五十岁好色之心仍然不减，而女人却红颜易老，过了三十岁就美貌不再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新的年轻女子赢得了君王的宠爱，那么原来太子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所以对于太子和他的母亲来说，从理性算计的角度出发，最有利于自己的生存策略便是把他们的父亲/丈夫杀死。
这就是韩非子对人性丑陋赤裸裸的描述，他甚至更进一步，将这个故事设想的更加完备。对于太子母亲来说，杀死丈夫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损失。儿子做了国君，她反而可以安富尊荣，甚至男女之乐不减于先，完全可以像秦始皇的母亲赵姬那样找几个情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韩非子对人性的阐释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令君主后背发凉，引人深思。
所以，法家认为人是不可靠的，法才是可靠的，性恶论是法治思想的又一理论基础。在西方，柏拉图早年写理想国的时候，还有着贤人治国的理念，期待出现一位哲人王，等到他晚年写法律篇的时候，人生的阅历让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
后世现代法治也是以性恶论为基础的，正如汉密尔顿所说的：“我们应该假定每个人都是会毫无道德的瘪三，他的每一个行为，除了私利，别无目的。”
法治乃至于任何一条法律的理论前提都是人性本恶，就是假定人在不受约束、不收监督的情况下可能会作恶。在法治的阐释者和建设者看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当代社会，为了防止统治者滥用权力，实行民主和法治，促进权力的制衡和分立，监督每一个行使公权力的人，防止权力滥用。
所以刘询明白，一个帝国旧貌换新颜，就是需要法家简单粗暴处理方法，两百年前的秦国就亲身体验过。
秦国能在战国后期一统天下，完全得益于商君变法。商君变法之后，秦国焕发出不一样的战斗力，奋七世君王努力，不停的东出西拓，到秦始皇嬴政时彻底一统天下，而当时其余六国也在疯狂变法，但是无一例外没有儒家什么事！
礼乐道德固然重要，但是又有多少人借道德之名行龌鹾之事，儒家思想的开始就是封建历史怪圈的延续。
崇古，儒家以谷梁为首的崇古派，现在还天真的认为，只要恢复井田制，那天下就此太平，海晏河清，河图显，麒麟出。
董仲舒献天人感应于孝武皇帝时，也是满嘴的理想，没有任何一条实施方案，所以儒家你让他嘴炮可以，让他做事儿只可能是这种情况，平时袖手谈风月，事出一死报君王。甚至在后世崇祯刚登基之时，东林党清理魏党余孽，在陕西大旱时收缴国库积压欠款，好吗！大明中央政府的援助粮没有来，反倒是东林党直接踹门抢粮抢钱，直接逼的陕西民变，到最后李自成进北京崇祯上吊自尽，到最后崇祯还推卸了一波责任，说自己是按照书中的方法治理国家。
儒家圣贤书中的道理，孔老二自己有时候都无法自圆其说，看可以，用也可以，信就是二缺，甚至如明末钱谦益这般儒学清流领袖，在敌来之时，都无法做到事出一死报君王，用自己一身的学问换来了一句怡笑千古的名言：水太凉！
在中国封建历史上，一个王朝的建立一定跟儒家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也是因为儒家将国家治理崩溃了。但是从宋朝开始，一个王朝的覆灭就跟儒家他们太有关系了。
儒家从来都是制造麻烦的人，不是解决麻烦的人，在中华民族危难之中时，总有英雄站出来，挽狂澜于既倒，辅大厦将倾。
这还要得益于中华民族庞大的人口基数！
所以，刘询想要创建一个高效的封建执政的大中央政府时，儒家这个选项在刘询心中已经划掉了，但是法家也不是没有毛病，这个地球在五千年以后才彻底的进化到法家在秦朝推行的现代法制，太过于先进，需要大量的政府官吏，需要大量的执法者，才能做到将政府的触角深入到乡村等基层单位，甚至如果无法做到技术层面上的突破，甚至在偏僻的南国乡村，先帝的死讯还未得知，刘询自己上位颁布的永不加赋的诏书也仅仅大城市的百姓才能得知，如果想天下人都知晓，需要用几年的时间才能天下皆知。
甚至可以说抛开个人厌恶的感观，谷梁派这个时候登上历史舞台，除了刘询祖父刘据的原因除外，就是因为谷梁派可以更加缓解社会矛盾，政府可以减少官员的数量，减少中央财政的支出，让天下百姓自生自灭，有了重大灾害的时候在出面救助，这样简单的乡贤自治，正是昭宣盛世的开始，但是也给之后的汉室留下了覆灭的伏笔。
大家族，大地主，门阀豪强这些问题甚至到了东汉也没有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东汉政府只能将外戚抬出来，跟地方豪强门阀势力做斗争，造成了极大的内耗，最后两汉到灭亡时也没彻底根除谷梁当权带来的后遗症。
一个古老帝国的改革一定是困难的，要有优良的官吏团队，决策层也需要巨大的决心。所以说服，霍光为首的三公九卿和两千石的朝中大臣，是问题的根本。
现在正是汉家为数不多的安稳年头，最大的外敌匈奴正在回血，而且没有了匈奴这个战略敌人，汉室就无法继续西进，无法占据更多的土地，如果说刘询想建立前世的昭宣盛世，那根本就不需要刘询自己瞎折腾，只要让霍光治理国家就能达到，自己只要等待几年之后霍光去世就好。
穿越一回，如果不能彻底的改变世界，那刘询自己还不如找块豆腐撞死。
但是变法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需要大量有目标的政策改革，中华五千年以来，唯一变法成功就是商君，而商君是彻底团结了秦国上下的所有政治团体，而且五年之内就看见成效。
变法的根本，是让你的臣民知道变法的好处，后世王安石的变法的失败，就是书生想法过于浓重，也太过想当然了，所以得罪了所有人，宋朝新法彻底失败，几十年后北宋灭亡。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这句话用在哪里也不过时，团结大多数人，让大家知道一个目标共同前进，王莽代汉前期就是给了所有人希望，在河东水患时，河东当地士大夫为了王莽描述的目标，自行完成了河东的赈灾，但是当天下人知道王莽达不到这个期许结果的时候，同样也要承受希望破灭后的反噬。
想到这里刘询开口说道：“诸位爱卿，今日之会朕认为可以先开到这里，丞相和御史大夫，执金吾留下于朕商议立后与东南民变之事，身下九卿回衙，要尽快做出方案，在即将来临的朔望朝中供群臣，列侯商议！”
“喏！”群臣拜道
大殿中群臣陆陆续续的离去，只剩下刘询，霍光，韩增，魏相，赵充国，霍山等人。
刘询见大家已经发下手中的书简，这才继续说道：“朕之发妻夫人许平君许氏，贤良淑德，肃雍德茂，温懿恭淑，有徽柔之质，柔明毓德，有安正之美，静正垂仪。
皇后之尊，与朕同体，承宗庙，母天下，岂易哉！
唯许氏德冠口，乃可当之，不日朕亲授金册凤印，册后，为六宫之主！”
天子突然的立后昭命让霍光等人措不及防，但是此诏命在之前，霍光已经跟群臣明确表达了天子的意愿，也达成初步的共识。
东南民变在即，朝堂上是不能再有因为立后带来的纷争，所有的注意力都要集中在边关移民，关中官吏改制，东南民变身上。
想到这里霍光第一个起身拜道：“许夫人，肃雍德茂，温懿恭淑，有徽柔之质，柔明毓德，有安正之美，静正垂仪，可为六宫之主，万民之母！”
剩下的人看见丞相已经表态，立马跟进拜道：“许夫人，肃雍德茂，温懿恭淑，有徽柔之质，柔明毓德，有安正之美，静正垂仪，可立为后！”
刘询坐在上位看着霍光等人的表态，满意的点了点头接着说道：“丞相对东南流民有何看法？”
注：“流民”是我国封建统治时期的一个历史现象。按照《明史．食货志》解释，流民即：“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也就是由于天灾人祸，百姓为了生存，被迫背井离乡，逃往深山大泽，觅一栖生之地。因此，封建统治者把这一现象称之为流民”。从元代起，由于大量流民流落到鄂川陕豫交界的荆襄山区，于是这里便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流民集结地。
两汉时期，流民问题具有规模大、地域集中、持续时间长、呈放射状迁移和成分渐趋复杂等特点。除自然原因外，苛吏暴*政、豪强兼并和战乱等导致了流民问题的出现。两汉政府采取限制、镇压和遣返，控制与安抚，入籍新地和修城池设郡县等措施安置流民；而返回故乡、死亡、入边地与城市、沦为奴婢、被收为兵、入居山林或参加农民起义，则是流民的基本去向。
而整个儒家的主张历史退化论，即由古至今是一个从大同到小康的发展进程，通俗来讲就是社会发展越来越烂，所以儒家崇尚上古三代的大同社会，认为要“法先王”，这是一种有限的历史退化论；法家则主张历史进化论。
儒家是性善论者，法家则是性恶论者。儒家申说仁爱，反对战争，传承诗书礼乐；法家则认为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和非兵，羞战是六种损害国家的害虫，称之为“六虱”，商君就曾“燔诗书而明法令”。
儒家主张君子治国和贤人政治；法家则认为要以文法吏治国，将学者、言古者、带剑者、患御者以及商工之民是五类社会蛀虫，称之为“五蠹”。
对于君主的权力，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而李斯则说：“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是典型的君主专制主义。
儒家富有宗法精神，特别重视家族伦理，讲求“以孝治天下”。
曾经有一个人对孔子说，他们那里的人特别正直，父亲偷了羊，儿子能够大义灭亲出来指证父亲的盗窃行为。孔子听后就很不以为然地说，我们这里的人对正直有不同的理解，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孔子显然认为对于父母的错误，子女应该讳而不言，但法家就不一样了，法家认为应当“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既不考虑宗法，也不考虑身份，一切均以法律为准绳。
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
商君将历史分为上世、中世和下世三个阶段。在上世即远古氏族时代，氏族成员之间骨肉同胞、友好亲近的关系是当时维系社会生存发展最基本的力量，报团取暖是其显著特征，但友好亲近的背后又都各怀私心。随着社会发展进化到中世的时候，竞争开始出现，贤明的人会在竞争中胜出，这时也就有人出来申说仁爱以缓和社会矛盾，维系社会和谐。到了商鞅生活的下世时，社会已经从小型简单发展到大型复杂了，要管理和统治这样的社会，必须依靠高级的政治组织即官僚政治制度，依靠行政手段和官僚制度才能有效统治这个复杂多变的国家或社会。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
韩非子也将历史分为上古、中世和当今三个阶段，与商鞅异曲同工、不谋而合。韩非子认为在较为原始的社会中，依靠民俗和道德就足以维系社会的稳定发展。中世的时候，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开始依 靠智谋互相争斗。到了韩非子生活的年代，政 *治 *暴 *力即国家机器成了维持社会生活有序发展的支柱。
法家主张法治，其理论基础便是历史进化论。法家认为当今处于一个大型的复杂社会，运用古老的道德或者礼乐都不足以统治这个社会，必须因时制变，而不能以先王之道治当今之天下。
法家学说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主张性恶论，正因为人性是恶的，所以才需要依靠法来统治和规范，亦如郭沫若所说，韩非是把一切人都看成坏蛋的，所谓“民性善乱”、“吏欲为奸”是也。他们认为不管是官员还是老百姓，一有机会便会作奸犯科，违反法律。
法家的性恶论在一定程度与荀子的观点是相通的，但荀子从性恶推出要用礼乐教化百姓，用制度来规范行为，而法家则由性恶直接推出法治，甚至于用严刑峻法来使人感到畏惧，靠人们内心对刑法的恐惧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
法家对性恶论的阐释非常彻底，甚至是带着阴暗冷酷的眼光来看待人世。
在儒家看来，父母和子女的亲情是人世间最美好、最稳固、最无私的关系，彼此之间荡漾着无限的温情与暖意。然而在法家眼中却不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即使关系如父子、夫妻和兄弟那样亲密，其中依然存在着利害和计算，都存在着利益权衡和勾心斗角。
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韩非子·六反》
韩非子说，父母对于生男孩就会高兴得拍手相贺，对于生女孩则恨不得将其杀死，遗弃女婴现象后世至今还时有发生，这是为什么呢？
这其中就充满了经济利益的计算和考量，用农村的话说，生女孩就是“赔钱货”，女孩一旦养大成人便要出嫁到别家去，还要搭上一笔嫁妆；生男孩则不同，男孩是家庭劳动力的充分保障。
事实上，在后世的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养儿防老的观念还深植在许多人的心中。所以韩非子就得出一个结论，父母和子女之间尚且存在着这样的利益计算，更何况是君主和臣民之间呢。
韩非子确实用异常冷酷的视角揭示了亲情沙漠中人性最丑恶的一角。我们不能否认生活存在这种现象，毕竟电视上也经常出现父母与子女打官司争财产的事件。
法家认为对于君主来说，应该充分认识到人性恶的一面，父子、夫妻都不可靠，都有可能成为敌人。先秦有句俗语说：“其母好者其子抱”。也就是说，如果母亲长得漂亮，那么她的儿子就会被父亲另眼相待，就有可能被立为太子，继承大位。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韩非子分析人性认为，男人到了五十岁好色之心仍然不减，而女人却红颜易老，过了三十岁就美貌不再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新的年轻女子赢得了君王的宠爱，那么原来太子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所以对于太子和他的母亲来说，从理性算计的角度出发，最有利于自己的生存策略便是把他们的父亲/丈夫杀死。
这就是韩非子对人性丑陋赤裸裸的描述，他甚至更进一步，将这个故事设想的更加完备。对于太子母亲来说，杀死丈夫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损失。儿子做了国君，她反而可以安富尊荣，甚至男女之乐不减于先，完全可以像秦始皇的母亲赵姬那样找几个情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韩非子对人性的阐释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令君主后背发凉，引人深思。
所以，法家认为人是不可靠的，法才是可靠的，性恶论是法治思想的又一理论基础。在西方，柏拉图早年写理想国的时候，还有着贤人治国的理念，期待出现一位哲人王，等到他晚年写法律篇的时候，人生的阅历让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
后世现代法治也是以性恶论为基础的，正如汉密尔顿所说的：“我们应该假定每个人都是会毫无道德的瘪三，他的每一个行为，除了私利，别无目的。”
法治乃至于任何一条法律的理论前提都是人性本恶，就是假定人在不受约束、不收监督的情况下可能会作恶。在法治的阐释者和建设者看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当代社会，为了防止统治者滥用权力，实行民主和法治，促进权力的制衡和分立，监督每一个行使公权力的人，防止权力滥用。
所以刘询明白，一个帝国旧貌换新颜，就是需要法家简单粗暴处理方法，两百年前的秦国就亲身体验过。
秦国能在战国后期一统天下，完全得益于商君变法。商君变法之后，秦国焕发出不一样的战斗力，奋七世君王努力，不停的东出西拓，到秦始皇嬴政时彻底一统天下，而当时其余六国也在疯狂变法，但是无一例外没有儒家什么事！
礼乐道德固然重要，但是又有多少人借道德之名行龌鹾之事，儒家思想的开始就是封建历史怪圈的延续。
崇古，儒家以谷梁为首的崇古派，现在还天真的认为，只要恢复井田制，那天下就此太平，海晏河清，河图显，麒麟出。
董仲舒献天人感应于孝武皇帝时，也是满嘴的理想，没有任何一条实施方案，所以儒家你让他嘴炮可以，让他做事儿只可能是这种情况，平时袖手谈风月，事出一死报君王。甚至在后世崇祯刚登基之时，东林党清理魏党余孽，在陕西大旱时收缴国库积压欠款，好吗！大明中央政府的援助粮没有来，反倒是东林党直接踹门抢粮抢钱，直接逼的陕西民变，到最后李自成进北京崇祯上吊自尽，到最后崇祯还推卸了一波责任，说自己是按照书中的方法治理国家。
儒家圣贤书中的道理，孔老二自己有时候都无法自圆其说，看可以，用也可以，信就是二缺，甚至如明末钱谦益这般儒学清流领袖，在敌来之时，都无法做到事出一死报君王，用自己一身的学问换来了一句怡笑千古的名言：水太凉！
在中国封建历史上，一个王朝的建立一定跟儒家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也是因为儒家将国家治理崩溃了。但是从宋朝开始，一个王朝的覆灭就跟儒家他们太有关系了。
儒家从来都是制造麻烦的人，不是解决麻烦的人，在中华民族危难之中时，总有英雄站出来，挽狂澜于既倒，辅大厦将倾。
这还要得益于中华民族庞大的人口基数！
所以，刘询想要创建一个高效的封建执政的大中央政府时，儒家这个选项在刘询心中已经划掉了，但是法家也不是没有毛病，这个地球在五千年以后才彻底的进化到法家在秦朝推行的现代法制，太过于先进，需要大量的政府官吏，需要大量的执法者，才能做到将政府的触角深入到乡村等基层单位，甚至如果无法做到技术层面上的突破，甚至在偏僻的南国乡村，先帝的死讯还未得知，刘询自己上位颁布的永不加赋的诏书也仅仅大城市的百姓才能得知，如果想天下人都知晓，需要用几年的时间才能天下皆知。
甚至可以说抛开个人厌恶的感观，谷梁派这个时候登上历史舞台，除了刘询祖父刘据的原因除外，就是因为谷梁派可以更加缓解社会矛盾，政府可以减少官员的数量，减少中央财政的支出，让天下百姓自生自灭，有了重大灾害的时候在出面救助，这样简单的乡贤自治，正是昭宣盛世的开始，但是也给之后的汉室留下了覆灭的伏笔。
大家族，大地主，门阀豪强这些问题甚至到了东汉也没有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东汉政府只能将外戚抬出来，跟地方豪强门阀势力做斗争，造成了极大的内耗，最后两汉到灭亡时也没彻底根除谷梁当权带来的后遗症。
一个古老帝国的改革一定是困难的，要有优良的官吏团队，决策层也需要巨大的决心。所以说服，霍光为首的三公九卿和两千石的朝中大臣，是问题的根本。
现在正是汉家为数不多的安稳年头，最大的外敌匈奴正在回血，而且没有了匈奴这个战略敌人，汉室就无法继续西进，无法占据更多的土地，如果说刘询想建立前世的昭宣盛世，那根本就不需要刘询自己瞎折腾，只要让霍光治理国家就能达到，自己只要等待几年之后霍光去世就好。
穿越一回，如果不能彻底的改变世界，那刘询自己还不如找块豆腐撞死。
但是变法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需要大量有目标的政策改革，中华五千年以来，唯一变法成功就是商君，而商君是彻底团结了秦国上下的所有政治团体，而且五年之内就看见成效。
变法的根本，是让你的臣民知道变法的好处，后世王安石的变法的失败，就是书生想法过于浓重，也太过想当然了，所以得罪了所有人，宋朝新法彻底失败，几十年后北宋灭亡。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这句话用在哪里也不过时，团结大多数人，让大家知道一个目标共同前进，王莽代汉前期就是给了所有人希望，在河东水患时，河东当地士大夫为了王莽描述的目标，自行完成了河东的赈灾，但是当天下人知道王莽达不到这个期许结果的时候，同样也要承受希望破灭后的反噬。
想到这里刘询开口说道：“诸位爱卿，今日之会朕认为可以先开到这里，丞相和御史大夫，执金吾留下于朕商议立后与东南民变之事，身下九卿回衙，要尽快做出方案，在即将来临的朔望朝中供群臣，列侯商议！”
“喏！”群臣拜道
大殿中群臣陆陆续续的离去，只剩下刘询，霍光，韩增，魏相，赵充国，霍山等人。
刘询见大家已经发下手中的书简，这才继续说道：“朕之发妻夫人许平君许氏，贤良淑德，肃雍德茂，温懿恭淑，有徽柔之质，柔明毓德，有安正之美，静正垂仪。
皇后之尊，与朕同体，承宗庙，母天下，岂易哉！
唯许氏德冠口，乃可当之，不日朕亲授金册凤印，册后，为六宫之主！”
天子突然的立后昭命让霍光等人措不及防，但是此诏命在之前，霍光已经跟群臣明确表达了天子的意愿，也达成初步的共识。
东南民变在即，朝堂上是不能再有因为立后带来的纷争，所有的注意力都要集中在边关移民，关中官吏改制，东南民变身上。
想到这里霍光第一个起身拜道：“许夫人，肃雍德茂，温懿恭淑，有徽柔之质，柔明毓德，有安正之美，静正垂仪，可为六宫之主，万民之母！”
剩下的人看见丞相已经表态，立马跟进拜道：“许夫人，肃雍德茂，温懿恭淑，有徽柔之质，柔明毓德，有安正之美，静正垂仪，可立为后！”
刘询坐在上位看着霍光等人的表态，满意的点了点头接着说道：“丞相对东南流民有何看法？”
注：“流民”是我国封建统治时期的一个历史现象。按照《明史．食货志》解释，流民即：“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也就是由于天灾人祸，百姓为了生存，被迫背井离乡，逃往深山大泽，觅一栖生之地。因此，封建统治者把这一现象称之为流民”。从元代起，由于大量流民流落到鄂川陕豫交界的荆襄山区，于是这里便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流民集结地。
两汉时期，流民问题具有规模大、地域集中、持续时间长、呈放射状迁移和成分渐趋复杂等特点。除自然原因外，苛吏暴*政、豪强兼并和战乱等导致了流民问题的出现。两汉政府采取限制、镇压和遣返，控制与安抚，入籍新地和修城池设郡县等措施安置流民；而返回故乡、死亡、入边地与城市、沦为奴婢、被收为兵、入居山林或参加农民起义，则是流民的基本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