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郑国策（上）
各个诸侯看似势力强大，实际上弱点也很明显。
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也没有一个为这个共同理想而不惜牺牲的精神，所谓礼法制度，都不过是器，用于统治的手段。
他们不会为了这个理想而献身，能够为这个理想而先生的反倒是一些小贵族和士阶层。
这就是泗上可以借用贵族矛盾分化瓦解的基础。
三晋同盟的解体，在地缘政治上源于郑和中山这两国。
只要中山复国，魏国对赵就不是三面包围的局面，赵国就可以摆脱魏国的控制。
只要郑国被韩所吞，魏韩之间的缓冲消失，魏韩之间的矛盾也就指日可待。
五年前第一次中原大战，魏赵翻脸看似是因为魏国干涉赵国继承权内战，实际上今日翻脸明日未必不能和好。
但因为中山君复国，使得赵国完全摆脱了魏国的三面包围的局面，魏国对赵国而言只是一个南下的阻碍和竞争对手，甚至于必要的话可以联合楚国攻打魏国。
这一次对于魏韩联盟的瓦解，适也想要利用郑国。
历史上韩国灭郑，用的是闪击战，五日亡郑，借助的就是魏楚开战魏国会盟一众附庸的时机，韩国大军连夜过河，直插没有防御的郑国国都，内部细作协助，很快灭亡了郑国。
原本历史上那一年，魏赵已经翻脸，甚至赵楚联盟了一次一同攻打过魏国，赵韩之后不久干涉魏国继承权内战想要将魏国一分为二的情况。
那时候魏国急需韩国的支持，韩国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以“我不打你就是对你最大的支持”为理由，闪击郑国灭郑，使得魏国捏着鼻子承认韩国对郑国的占领。
既然韩国能做十五，适自然觉得自己可以做初一。
郑国对墨家暂时没有任何利益，反倒可以挑唆魏韩、韩楚矛盾。
中山国已经在五年前复国，郑国如果再被韩国吞并，世上将永远不会有三晋同盟的存在。
因为墨家的道义，所以不能赤裸裸地和韩国进行彭城密谋或者阳翟密谋，以默许韩国吞并郑国为代价使得韩国不参与魏楚韩可能对宋的干涉战争。
因而这就需要用倒逼的方式。
如何倒逼，这自然是要让韩国感觉到墨家可能会大力援助郑国，使得越晚吞并压力越大，迫使他早点动手。
因为郑国对泗上此时毫无意义，所以要作势大力援助郑国。
因为泗上作势要大力援助郑国，所以韩国必须提早动手吞并郑国。
看上去泗上援助的郑国被吞并大为吃亏，实际上却赚大了，等同于用一张空头支票，瓦解了魏韩同盟，毁掉了宋国干涉战争的三国结盟可能。
可就算是空头支票，那也得耗费一张纸，这张纸就是这一次派往郑国的使节团以及他们带去的一些武器和关于继续援助的后续谈判。
只要韩国趁乱吞郑，魏楚韩的会盟就少了韩国一方，只剩下担忧被秦背刺的魏、和被国内集权变法搞的焦头烂额的楚，局面也好看多了。
魏楚韩三方不能会盟合力，齐国就必然继续保持中立，不敢说话。魏韩齐楚都只能喊喊口号表示谴责，那么越国也就会安分守己。
能够用外交斡旋的纵横家方式将宋国干涉战争避免，便可以再为泗上赢取几年的时间，做好全面的战争准备。
而且，如果有可能，还可能提前引爆魏韩之间的矛盾，如果能挑动一场三晋内战，那么将来便更加有利。
…………
月后。
郑都。
将近二十年前的驷子阳之乱，已经彻底毁掉了郑国，曾经小霸过还射过周天子一箭的郑国如今只剩下二十年前大约三分之一的领土。
驷子阳死后，各地分裂，七穆自立，驷子阳的余党最终也杀死了郑公，扶持了被韩侯杀死的幽公的子嗣乙为君。
魏楚围绕着大梁、榆关、陈蔡的几次大战，总算是为郑国赢得了喘息的机会。
驷子阳上台的原因，就是因为郑韩血仇，所以秉持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对韩强硬，对魏逢迎。
魏国乐于如此，魏国也不希望韩国做大，巴不得郑国整天和韩国打仗。
驷子阳的党羽们统治的法理权，也正是依靠郑韩公族的血仇，谁反对对韩开战谁就是叛逆，以此保持着郑国高压之下的团结。
而驷子阳当年为了结好魏国借魏之力削楚韩、收容楚王子定逃亡的事，使得郑楚之间的关系十分不好。
驷子阳是有雄心的，可错就错在高估了郑国的国力：的确，郑国算是变法比较早的国家，依靠着变法初期的民众归心，很是以小博大，暴打了几次韩国。
但随着各国都开始变法，因为先变法而高出的国力很快被拉平反超，郑国算不得自取灭亡，只能算是乱世之下的拼死一搏，只是搏输了而已。
当年要是趁着魏楚之战，韩国出兵楚国攻打鲁阳的时机一举攻下韩国国都，未必就没有转机，而且驷子阳也可以借此“报仇”之功，彻底击败七穆的其余六家，彻底把持郑国国政。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当年郑国突袭韩国，围困韩都，韩侯死，魏击攻适守卫的鲁阳牛阑不下，不得不退兵，使得墨家扬名，郑国却无端地又多了一个逼死韩侯的仇恨。
现在负黍又叛逃归韩，韩国在颍水有了桥头堡，只要韩国愿意，两日急行军就能抵达郑国首都。
毕竟从登封去新郑，也就短短不到百里的距离。
宋国和郑国算得上是同病相怜，祖上都曾阔过，如今都被大国夹在其间，宋国政变的消息传来之后，郑国是最紧张的一个。
不是紧张于宋国政变的结果，也不紧张那些平等自由的思潮的传播，郑国的执政者紧张的是魏韩关系的再度缓和。
每一次魏国需要韩国帮助的时候，都会用郑国的国土当做奖励，这不是一年两年了，一直如此。
楚国一强大，魏国就需要韩国帮忙，就会允许韩国攻打郑国获取利益。当年驷子阳是琢磨着一劳永逸，接纳王子定，分裂楚国，拉魏国结盟一起抗楚，将楚国削弱后便可以让魏韩矛盾激化，从而在大国矛盾中摇摆壮大。
可不曾想楚国这几年无力北进，又多出来一个泗上，使得魏韩再一次需要面对一个强敌。
天下间多有传闻，这一次魏楚韩将会干涉宋国，一同出兵维护封建制度，扑灭国人暴动的火苗，这就是郑国紧张的原因：魏国只怕这一次又要拿郑国的肉诱惑韩国合作。
故而当泗上的使节来到郑国的时候，郑国就像是将要溺死之人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用前所未有的隆重仪式欢迎了泗上的使节。
驷子阳余党如今把持着郑国的国政，泗上对于驷子阳的变法是站在历史局限性的角度上有过足够的表扬的，而且邓析学派的不少人在泗上，也使得泗上和郑国的关系不是太差。
这一次来到郑国的使节中，便有一个邓析学派的再传弟子，虽然后来入了墨家。
邓析学派是名家，名家的集大成者惠施如今还是一个在商丘城中上学的小毛孩子，名家和墨家的分歧在政治上不大，主要分歧也就是在一些辩术上。
更多的时候，名家和墨家在辩术上的分歧更像是“杠精之争”，譬如体积和面积之争；相对高度和绝对高度之争种种。
只不过后期名家陷入了相对主义的谬误之中：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相对的对错，世间的一切都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没有绝对的真理——这种学说自身的定义就是矛盾的，假使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那么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这个观点本身是不是真理呢？
邓析当年在郑国翻天覆地，用一张律师之嘴，愣生生地扭转了郑国的官方法律，其诡辩术之强也算是天下无双了，这诡辩术流传下来后逐渐被墨家的“辩术体系”给同化，使得辩论逻辑成型，不再使辩论陷入鸡同鸭讲的情况，这也逐渐吸收消化了一部分邓析学派的再传弟子。
邓析学派的再传弟子带艺投泗上后，大部分在公检法部门工作，也有少部分在外交系统。
旧地重游，思维方式完全泗上化的原本的郑人并没有黍离之悲，感慨的最多也就是民众苦战久已民之三困这些事，已经脱离了懵懂的郑人、韩人之别。
郑人对于墨家使者的隆重欢迎，既有现实的目的，也有一些旧事的情义。
墨家和郑国，在四十年前就有一段旧事，尤其是随着泗上的强盛和对文化和话语权的垄断，使得这件旧事在郑国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只不过又因为四五年前开始，墨家的宣传舆论转向的缘故，这件旧事此时提的人已经很少，再提起来也不是最开始的味道。
可这一次郑国国君和大臣们见到墨家使者的时候，一上来那是提起了那件旧事，希望通过这件旧事引出关于郑国命运的谈话。
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也没有一个为这个共同理想而不惜牺牲的精神，所谓礼法制度，都不过是器，用于统治的手段。
他们不会为了这个理想而献身，能够为这个理想而先生的反倒是一些小贵族和士阶层。
这就是泗上可以借用贵族矛盾分化瓦解的基础。
三晋同盟的解体，在地缘政治上源于郑和中山这两国。
只要中山复国，魏国对赵就不是三面包围的局面，赵国就可以摆脱魏国的控制。
只要郑国被韩所吞，魏韩之间的缓冲消失，魏韩之间的矛盾也就指日可待。
五年前第一次中原大战，魏赵翻脸看似是因为魏国干涉赵国继承权内战，实际上今日翻脸明日未必不能和好。
但因为中山君复国，使得赵国完全摆脱了魏国的三面包围的局面，魏国对赵国而言只是一个南下的阻碍和竞争对手，甚至于必要的话可以联合楚国攻打魏国。
这一次对于魏韩联盟的瓦解，适也想要利用郑国。
历史上韩国灭郑，用的是闪击战，五日亡郑，借助的就是魏楚开战魏国会盟一众附庸的时机，韩国大军连夜过河，直插没有防御的郑国国都，内部细作协助，很快灭亡了郑国。
原本历史上那一年，魏赵已经翻脸，甚至赵楚联盟了一次一同攻打过魏国，赵韩之后不久干涉魏国继承权内战想要将魏国一分为二的情况。
那时候魏国急需韩国的支持，韩国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以“我不打你就是对你最大的支持”为理由，闪击郑国灭郑，使得魏国捏着鼻子承认韩国对郑国的占领。
既然韩国能做十五，适自然觉得自己可以做初一。
郑国对墨家暂时没有任何利益，反倒可以挑唆魏韩、韩楚矛盾。
中山国已经在五年前复国，郑国如果再被韩国吞并，世上将永远不会有三晋同盟的存在。
因为墨家的道义，所以不能赤裸裸地和韩国进行彭城密谋或者阳翟密谋，以默许韩国吞并郑国为代价使得韩国不参与魏楚韩可能对宋的干涉战争。
因而这就需要用倒逼的方式。
如何倒逼，这自然是要让韩国感觉到墨家可能会大力援助郑国，使得越晚吞并压力越大，迫使他早点动手。
因为郑国对泗上此时毫无意义，所以要作势大力援助郑国。
因为泗上作势要大力援助郑国，所以韩国必须提早动手吞并郑国。
看上去泗上援助的郑国被吞并大为吃亏，实际上却赚大了，等同于用一张空头支票，瓦解了魏韩同盟，毁掉了宋国干涉战争的三国结盟可能。
可就算是空头支票，那也得耗费一张纸，这张纸就是这一次派往郑国的使节团以及他们带去的一些武器和关于继续援助的后续谈判。
只要韩国趁乱吞郑，魏楚韩的会盟就少了韩国一方，只剩下担忧被秦背刺的魏、和被国内集权变法搞的焦头烂额的楚，局面也好看多了。
魏楚韩三方不能会盟合力，齐国就必然继续保持中立，不敢说话。魏韩齐楚都只能喊喊口号表示谴责，那么越国也就会安分守己。
能够用外交斡旋的纵横家方式将宋国干涉战争避免，便可以再为泗上赢取几年的时间，做好全面的战争准备。
而且，如果有可能，还可能提前引爆魏韩之间的矛盾，如果能挑动一场三晋内战，那么将来便更加有利。
…………
月后。
郑都。
将近二十年前的驷子阳之乱，已经彻底毁掉了郑国，曾经小霸过还射过周天子一箭的郑国如今只剩下二十年前大约三分之一的领土。
驷子阳死后，各地分裂，七穆自立，驷子阳的余党最终也杀死了郑公，扶持了被韩侯杀死的幽公的子嗣乙为君。
魏楚围绕着大梁、榆关、陈蔡的几次大战，总算是为郑国赢得了喘息的机会。
驷子阳上台的原因，就是因为郑韩血仇，所以秉持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对韩强硬，对魏逢迎。
魏国乐于如此，魏国也不希望韩国做大，巴不得郑国整天和韩国打仗。
驷子阳的党羽们统治的法理权，也正是依靠郑韩公族的血仇，谁反对对韩开战谁就是叛逆，以此保持着郑国高压之下的团结。
而驷子阳当年为了结好魏国借魏之力削楚韩、收容楚王子定逃亡的事，使得郑楚之间的关系十分不好。
驷子阳是有雄心的，可错就错在高估了郑国的国力：的确，郑国算是变法比较早的国家，依靠着变法初期的民众归心，很是以小博大，暴打了几次韩国。
但随着各国都开始变法，因为先变法而高出的国力很快被拉平反超，郑国算不得自取灭亡，只能算是乱世之下的拼死一搏，只是搏输了而已。
当年要是趁着魏楚之战，韩国出兵楚国攻打鲁阳的时机一举攻下韩国国都，未必就没有转机，而且驷子阳也可以借此“报仇”之功，彻底击败七穆的其余六家，彻底把持郑国国政。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当年郑国突袭韩国，围困韩都，韩侯死，魏击攻适守卫的鲁阳牛阑不下，不得不退兵，使得墨家扬名，郑国却无端地又多了一个逼死韩侯的仇恨。
现在负黍又叛逃归韩，韩国在颍水有了桥头堡，只要韩国愿意，两日急行军就能抵达郑国首都。
毕竟从登封去新郑，也就短短不到百里的距离。
宋国和郑国算得上是同病相怜，祖上都曾阔过，如今都被大国夹在其间，宋国政变的消息传来之后，郑国是最紧张的一个。
不是紧张于宋国政变的结果，也不紧张那些平等自由的思潮的传播，郑国的执政者紧张的是魏韩关系的再度缓和。
每一次魏国需要韩国帮助的时候，都会用郑国的国土当做奖励，这不是一年两年了，一直如此。
楚国一强大，魏国就需要韩国帮忙，就会允许韩国攻打郑国获取利益。当年驷子阳是琢磨着一劳永逸，接纳王子定，分裂楚国，拉魏国结盟一起抗楚，将楚国削弱后便可以让魏韩矛盾激化，从而在大国矛盾中摇摆壮大。
可不曾想楚国这几年无力北进，又多出来一个泗上，使得魏韩再一次需要面对一个强敌。
天下间多有传闻，这一次魏楚韩将会干涉宋国，一同出兵维护封建制度，扑灭国人暴动的火苗，这就是郑国紧张的原因：魏国只怕这一次又要拿郑国的肉诱惑韩国合作。
故而当泗上的使节来到郑国的时候，郑国就像是将要溺死之人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用前所未有的隆重仪式欢迎了泗上的使节。
驷子阳余党如今把持着郑国的国政，泗上对于驷子阳的变法是站在历史局限性的角度上有过足够的表扬的，而且邓析学派的不少人在泗上，也使得泗上和郑国的关系不是太差。
这一次来到郑国的使节中，便有一个邓析学派的再传弟子，虽然后来入了墨家。
邓析学派是名家，名家的集大成者惠施如今还是一个在商丘城中上学的小毛孩子，名家和墨家的分歧在政治上不大，主要分歧也就是在一些辩术上。
更多的时候，名家和墨家在辩术上的分歧更像是“杠精之争”，譬如体积和面积之争；相对高度和绝对高度之争种种。
只不过后期名家陷入了相对主义的谬误之中：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相对的对错，世间的一切都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没有绝对的真理——这种学说自身的定义就是矛盾的，假使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那么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这个观点本身是不是真理呢？
邓析当年在郑国翻天覆地，用一张律师之嘴，愣生生地扭转了郑国的官方法律，其诡辩术之强也算是天下无双了，这诡辩术流传下来后逐渐被墨家的“辩术体系”给同化，使得辩论逻辑成型，不再使辩论陷入鸡同鸭讲的情况，这也逐渐吸收消化了一部分邓析学派的再传弟子。
邓析学派的再传弟子带艺投泗上后，大部分在公检法部门工作，也有少部分在外交系统。
旧地重游，思维方式完全泗上化的原本的郑人并没有黍离之悲，感慨的最多也就是民众苦战久已民之三困这些事，已经脱离了懵懂的郑人、韩人之别。
郑人对于墨家使者的隆重欢迎，既有现实的目的，也有一些旧事的情义。
墨家和郑国，在四十年前就有一段旧事，尤其是随着泗上的强盛和对文化和话语权的垄断，使得这件旧事在郑国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只不过又因为四五年前开始，墨家的宣传舆论转向的缘故，这件旧事此时提的人已经很少，再提起来也不是最开始的味道。
可这一次郑国国君和大臣们见到墨家使者的时候，一上来那是提起了那件旧事，希望通过这件旧事引出关于郑国命运的谈话。